传统与转变读《中国城市消费革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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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消费革命。

不少中外学者对这次消费革命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对当今中国经济消费领域作了全新的、系统的、纪实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不足的，当数《中国城市消费革命》（TheConsumerRevolutioninUrbanChina）一书的出版1。

该书的主要内容来自1997年在耶鲁大学召开的「中国消费文化」理论研讨会。

会上除有像戴慧思（DeborahS.Davis）、赵文词（RichardMadsen）等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外，还有其他来自不同院校和系别的中国研究学者参加。

本书由十四篇学术论文组成，大部分论文建立在对中国各大城市如上海、西安、南京、北京、深圳等地的生活方式进行人类学、人种志考察及社会学调查的基础上，论证严谨，说理透彻。

尽管各位作者的研究视角、理论侧重点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方法论上大多采取了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述消费者个体的变革（主体性的重新界定，消费者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消费者互动方式的变化，来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揭示消费变革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

本书的重大意义是看到了消费的变革不仅是消费物品质和量的变化，而且是消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取向的变革，更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化。

　　一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人们翻身做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有效经验以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由于毛泽东意志主导全中国以及意识形态僵化，导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下的「重集体本位，疏个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

这种伦理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社会，也有学者称之为「总体性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几乎控制着全部社会资源，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如基本生活品、身份的合法性、就业、教育、社会地位和权利等，无不由国家掌握，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由国家赋予，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任何自觉或不自觉控制社会资源的意图、尝试，都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从而遭到批判和斗争2。

　　正如《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所讲到的，在这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各种生产进行控制并且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

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公共消费占主导地位，居民个人的消费则被忽视，甚至被压抑。

计划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费导致了消费和收入的平均主义，居民过着一种「大众消费」模式的生活，如穿着同一种衣服，吃着同一种食物，享有同样的休闲活动。

卢汉龙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模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明显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性的物质，对消费商品的拥有成为个人财富的主要形式。

」3这种坐享其成、不愿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观念，至今还是禁锢中国人头脑、束缚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

尽管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可以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与机会。

因此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这个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居民收入的变化十分迅速，除通货膨胀外，从1978年到1990年，人均收入成倍增长，从1990年到1994年增长了30%，城市居民的储蓄从1978年的1.85亿，到1990年增长到62.5亿，1994年增长到192亿。

而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以前为少数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所拥有，现在成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经销的普遍用品……4。

正如戴慧思在引言中所论述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通过新建的商业零售店获得了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场消费的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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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本书各章分别从住房、儿童消费、服装、食物市场、麦当劳、迪斯科舞厅、情感热线等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如维克（AnnVeeck）在〈市场的振兴〉（"TheRevitalizationoftheMarketplace:

FoodMarketsofNanjing"）中认为，食物一直以来是分析身份、角色关系和社会仪式的主要手段，他通过对南京食物市场的调查发现，南京居民在购物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是为了满足全家人的营养以及维系家庭亲密关系，而这种购物准则是不会改变的。

弗雷泽（DavidFraser）的〈对绿洲的投资〉（"InventingOasis:

LuxuryHousingAdvertisementsandReconfiguringDomesticSpaceinShanghai"）一文指出，关注家庭生活是上海社会发生转变的一个指标，而购买私人住房则是创造美好家庭生活方式的第一步。

通过对上海不动产广告的分析，作者认为购房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拥有更幽静、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具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排外」感。

同样，吉勒特（MarrisGilletle）在〈婚纱──西安回族的新娘〉（"What'sinaDress?

BridesintheHuiQuarterofXi'an"）一文中对婚纱消费进行了研究，考察不同的人赋予婚纱的不同意义，发现花在服装上的消费，愈来愈成为人们重新定义自身、表达对现代性认同以及创造个人想象的一环。

除此以外，欧文（KathleenErwin）在〈电话的沟通与心灵的交流：

家庭价值、性和上海谘询热线的政治〉（"Heart-to-Heart,Phone-to-Phone:

FamilyValues,Sexuality,andthePoliticsofShanghai'sAdviceHotlines"）一文中，分析了听众致电广播节目和谘询热线中所使用的社会话语，发现社会话语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

人们能就从前被视为「忌讳」的话题如爱、性、家庭进行讨论，从而「说明人们获得了在过去通过控制或惩罚的旧式作法不能得到的最大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空间」6。

　　赵文词在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场消费革命，认为这是继1949年政治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并且具体分析了消费革命给个人带来的四种自由：

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再次，人们享有了表达的自由；最后，这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上。

赵文词既看到了消费革命最终是「人的革命」，又看到了这场消费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消费已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附庸」，而是日益独立开来，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它已不再停留于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上，而是日渐发挥着张扬个性、完善自我的作用，成为「人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消费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人们寻求富足生活的新自由。

它真正把现代化的「要义」放在人的需求和发展上，从而宣告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起航，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纪」。

　二　　《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对中国城市消费变革的论述是在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中进行的。

依循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层结构论，本书在质疑中国消费革命能否滋生和培育「公共领域」的同时，也论述中国消费革命在变化了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特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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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尽管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解存在分歧，但大多数撰稿人认为不能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

虽然自1978年以来，国家从很多[1][2][3]下一页领域撤退，让社会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出现。

国家只是表面上撤退或从一些不危及其利益的领域中撤退，实际上，国家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如建立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监控」。

　　旺克（DavidL.Wank）在〈香烟以及在中国商业网络中实行的控制〉（"CigarettesandDominationinChineseBusinessNetworks:

InstitutionalChangeduringtheMarketTransition"）一文中谈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对以维克托·尼（VictorNee）为主要代表的三种观点进行了反驳。

他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假定在经济的自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存在积极的一致性。

维克托·尼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国家行政权力的下降，从而削弱具有毛泽东时代特征的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实现社会整合。

旺克认为建立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商品流通是镶嵌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即包括企业家之间的水平联系，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商业化的「顾客主义」联系以及企业主和「新」劳动阶级之间的「劳力规训」的关系等。

因此，经济分配的自治和社会的整合并没有导致行政权力的下降；相反，在企业主和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

旺克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认为7：

在中国再分配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为基础的消费变革的结果应该被归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

这种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相关的制度的改变可以发生在一个民主或专制主义的背景中，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迅速实行市场化的。

　　同样，克劳思（RichardKraus）在〈南京公园中的公共纪念物和私人乐趣〉（"PublicMonumentsandPrivatePleasuresintheParksofNanjing:

ATangointheRuinsoftheMingEmperor'sPalace"）一文中认为，在反映个人兴趣和观点的公共领域和有助于保护和提升个人政治权利的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一致性。

他不同意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8，反而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公共领域，中国也不例外，但他得出了同旺克相反的结论：

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其合法性建立在提高消费商品的成功上，通过放弃更多的社会空间给个人占用，并且通过允许中国居民无穷占有社会资源的欲望合法化，而无意识地减少了政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这对范畴是来自于西方的文化概念，它植根于西方的历史实践和心智结构。

当把这对范畴移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时，便会出现许多理解上的偏差。

在西方人士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作为两股讨价还价的力量，似乎两者存在着对立的关系。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只能是在国家领导下进行，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

一方面国家必须从社会领域中退出，让社会力量得以滋生和壮大，使社会成为一个强社会，而不是弱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力，以更好地动员人们进行市民社会的培育，使国家成为一个强国家，而不是弱国家。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在处理这个悖论上，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分歧。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从社会大部分领域撤退，使得国家的能力在减弱，如克劳思。

有的则认为由于国家采取了新的形式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国家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如旺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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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迈可·曼（MichaelMann）的国家权力观为解决这一悖论提供了分析的思路9：

（迈可·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

根据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