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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
（2002年出版）］
最近一年来，新的领导集体登陆带来了拨乱反正的希望。
但是积重难返。
十几年的方向错误，积累的问题之多远远超过一切预料和估计。
山雨欲来风满楼。
内外形势的复杂性超过了8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
在这10多年中，我看到了资本黑暗力量在国内的快速崛起，中下层大众社会的沉沦，教育体系和健康意识形态（包括国家主义）的解构与幻灭，看到新生一代年轻人们的失志、失向与失途，以及未来的种种不可测与可能面临的动荡。
（二）
在许多年的时间里，我的确曾经奋斗过。
这种奋斗在许多时候，是仅仅属于我一个人即自我的孤独言说与精神抗争。
在与多数人的认知谬误——群体谬误对抗时，特别是当面对腐败无脑又极其肮脏的中国人文知识界，以及伪精英界对国家社会和国民的误导时——我常常不得不挺身反抗多数人。
在这样的孤军奋战中，顶着许多威胁与压力，有时是冒着个人危险，我走过了我大部分的人生。
我已抱病经年。
身体不好，但还有许多事想做而没有做完——有的也许永远做不完了。
所以我现在有某种紧迫感，有必要赶紧对历史和未来做一个交代。
有必要从头反顾，重新回看人生，写出我曾经的、真实的心灵发展与搏斗的历程。
过去我曾经出版过几部回忆录。
那时我身体尚好，斗志昂扬；
而事实上当时的认知力和思考力还是有限，许多事情尚不知道。
譬如共济会以前就不知道。
希腊罗马的伪史以前也不知道。
几百年来西方主流史学竟然明目张胆而有系统地伪造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这以前也不知道。
活到老学到老。
以前的有些回忆录可能写早了。
（三）
这一年多的抱病中，参照国家与世界的现实，我逐渐理清过去的历史，包括西方的伪史，也重新审视了被西化派精英所污名化或者正试图活埋的的中国史，基本看清了通向未来的若干大趋势。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谬误之一是以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兴盛时代，而且正在由以国家或区域为单位的资本主义，演进到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
未来新形态的全球资本主义，未必会以古典的帝国行政占领和直接控制的形态实现，而更可能是以超国家主权的全球金融资本控制和市场控制的形态出现。
所以，古典的“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旧概念均已经过时，这是许多中国人至今还根本不能理解的。
现在无论左右派，好像没人再会认真听信一些海归鹦鹉的那种鼓吹——诸如什么中国今天世界第二、明天世界第一之类的屁话——这些屁话不过是为了防止中国人纠正改革中出现的严重偏误，使国家陷入迷途而继续不知返的迷魂毒药而已。
我们这一代人是新中国60多年历史的见证者，是大跃进和饥荒的见证人，是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
比诸昔日，今天中国的确已经富强许多，但是未来面对的发展阻力和困难正以几何级数成倍方地增加。
现实情势是，中华民族未来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包括被美国及西方阻断、包围的危机，社会分崩离析的危机。
同时人类和地球环境也日益面临严峻的发展危机。
而8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和泛市场主义的经济诡论——通过那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及看得见的阴谋之手，不仅祸害着整个世界,也从根部腐蚀和败坏着中国。
（四）
我在不断的反思中看清了自己的人生和位置。
对于往事我无所可悔。
我的生活活得光明正大，坦坦然然。
上帝厚爱我，近年身患沉疴也还是绝处逢生，尚可以苟延残喘。
所以此刻，我已超越生死与利害的计较，唯此，人才能有真言、真情与真笑——包括嘲笑、苦笑与冷笑。
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一个史无前例大变动时代的前夜，许多动荡与变革正在迫近。
未来究竟会变得更美好还是更糟糕？
只有上帝知道。
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善恶之匙在每个人手中。
但是，选择只能决定个人人生，历史则是一种宿命——愿意走的，跟着命运走；
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
呜呼！
终极还是万法空相。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一切神圣都意味着荒谬，意义只存在于过程，由空到空，这就是人生和历史。
历史是人民书写吗？
否。
历史从来由胜利者所书写。
所以历史总是被不断地改写着。
现代物理学认为，前宇宙是非光的能量世界。
瞬间的大爆炸创造了宇宙。
所谓宇宙的历史，无非是光能量的聚散离合，是四大皆空的一阵弦波而已。
宇宙中没有实体，只有稍纵即逝的事件与抽象的逻辑框架。
我存在，我必消亡。
可言者言说，不可言者只能沉默。
［Whereofonecannotspeak,thereofonemustbesilent.］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的人生？
——“veni,vidi,vici，“我来了，我见了，我赢了”——而且我去了。
如斯而已。
南無阿弥陀佛。
（2014年4月5日）
何新人生自述
（2）
1、从温州乡下开始的童年
1949年底,我出生在温州平阳（今苍南）钱库镇的三秀桥，那是一个为群山环抱而滨海的小山村。
［钱库镇位于浙江温州苍南县江南平原中心，也就是东经120度，北纬37度，距县城灵溪镇18公里，距宜山镇5公里，距龙港镇11.5公里，境内河网密集，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
温州那时还是个边远的东南蛮野之乡，一片丘陵和水乡为群山和海洋所环绕，经济文化相对于内地十分落后。
［温州历史悠久，古代称瓯越，是蛮越之乡。
勾践灭国后，子孙逃到温州海隅。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越王勾践七世孙雒摇与闽越王无诸率越人跟从鄱阳令吴芮反秦，“越军转战关中，复从诸侯入关。
”前202年，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前200年，雒摇受封为“海阳齐信侯”，时称“闽君”或“闽越君”。
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1年），汉廷以“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
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自此东瓯即温州，温、瓯古音及南音相通。
东海国即东瓯国。
闽、瓯两地保留了蛮越族部落的自治与文化，并不完全服从于汉廷。
汉景帝七国之乱”中，东瓯国参与。
后来汉武帝把“东瓯国”迁徙内地，安置在庐江郡（今安徽西部的舒城地区）。
但许多瓯越人仍居住于东海王国故地，保存着蛮越风俗。
有人为避战乱迁徙至周边各岛群，包括澎湖和台湾。
温州故城传说为东晋郭璞所建。
郭璞登上南岸的西郭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北斗之口”，以此设计温州城。
故而温州有“山如北斗城似锁”之称，别称“斗城”。
传说筑城时，有白鹿衔花而过，视为瑞兆，故温州又别称“鹿城”］
苍南钱库地区卫星图
五代后汉乾祐年间（公元948－950年），吴越王钱俶在浙东海角设立司库，征收当地茶、盐、棉、绢等税，故名“钱库”，民国初年于此设立钱库镇。
今属苍南县。
我出身在一个家人不太多的小家庭中。
温州长久保存着以望族为贵的风俗，分为土著的大姓和外来的侨姓（客家）。
何姓起源甚早。
今人所编姓氏起源以为何姓是韩姓的分支，纯属谬说。
西周分封国即有何姓，出土西周铜器中有“何尊”，铸器者为何伯，此即何姓之始祖。
据钱库三秀桥何氏祠堂的族谱，我家的祖上于明末避战乱自福建迁来苍南。
［旧说以为何姓，是“韩”的误读或者分支。
唐《元和姓纂》、宋《通志·
氏族略》均记载“何氏为韩氏”，何韩为一家。
是错误的说法。
我的祖父何成功，29岁时（1926年）入黄埔军校，编入5期第二团。
毕业后在旧军队中做军官，1946年抗战后因伤病复员回乡。
家中略有薄财，有些古旧书和文玩，有十几亩田地。
祖父略通医术，回乡后一度挂牌行医。
我的父亲何炳然，抗战期间就读民国中央大学政法系，在学校参加左翼学运。
解放战争后期回到温州参加中共地下活动，迎接大军南下。
建国后在新华社新闻学校培训后，在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当记者。
我出生后没有见到父亲，他在北京。
我的母亲生下我后不久，也前往北京工作。
是祖父和我的祖母梁氏抚养我长大。
［何炳然（1924—1994），浙江平阳县钱库（现属苍南县）人，中共党员。
民国37年（1948）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政法系。
毕业后回乡。
1949年1月，参加中共浙江地下党平阳江南区委工作，协助南下军队解放平阳。
1949年9月，经中共江南区委介绍赴上海考取新华总社新闻训练班（后改名新华社北京新闻学校，隶属国务院新闻总署，校长胡乔木）。
1950年结业后，何炳然历任光明日报社编辑及记者，60年代任中华书局历史组编辑，文革中遭受打击。
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新闻研究资料》主编、新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4年因病去世。
童年记忆在脑中如今已经非常模糊，所残留的只有片断。
但是我依稀仍然记得幼时故乡那种清新的风，淅沥的雨和恐怖的台风，依稀记得故乡的天与云，夏天暴晒的烈日；
记得故里家门前的小石桥、过往的船只和弯弯曲曲的小河，小河中的蒲草；
记得浓密的水稻田，水田中跃动的虾子、小鱼儿与青蛙，以及夏夜那喧闹的蛙声……我也记得家中的青瓦房，草席床和夏天的蚊帐。
那时的人家没有厕所，家家户户都用坐式的木制马桶，黑色其外，红色其中。
1952年在老家钱库的小何新
我还记得童年常吃的猪油饭和虾皮紫菜汤，鸡蛋羹、乌黑的皮蛋和花生酱。
记得永远和气而每天不停洗洗涮涮的能干的婆婆（家乡称祖母为婆婆）。
幼时的我是那么地依恋她、爱她，她每天哄我睡觉。
要到我成年后才知道她的成分原来是应当划清阶级界限的所谓地主婆。
婆婆不认识字，一生素食，独自料理家务。
我的祖父是个清高人，解放后终日闭门不出，只在家中读书，写字，吟哦古文，什么《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本草纲目》一类。
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识字、背些诗文。
据后来父亲告诉我，我记忆力强，学得很快。
祖父送给我些连环画，包括民国版丰子恺的画册，还有什么《水浒》、《三国》一类的，这就是我童蒙的初启。
土改时候乡民没收了我家中的全部田产和部分房屋。
但是由于祖父的子女都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加之浙南新区的土改运动没有北方和内地那样地火爆，所以被划为小地主成份的祖父和祖母，并没有遭受特别直接、严重的暴力迫害。
祖母有两个儿女，我的父亲和姑母。
年轻的姑妈原在温州城里读高中。
解放军来后她响应招募参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军北上，加入志愿军文工团。
在朝鲜经过组织安排，她与我后来的姑父认识和结婚，姑父是一位1938年入伍的新四军军人，比姑母大十几岁，当时的级别是宋时轮部下的志愿军团长。
姑父姑母在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底回温州探亲。
接受我父母的委托，把我从钱库的乡下带回了北京。
我的性格自幼顽皮、固执，牛性很大。
据说，当时我非常不愿意跟这两个陌生人离开家乡和婆婆，一路上不吃不喝，不停地大哭大闹，搞得姑父姑妈丝毫没有办法。
以至在从上海乘船北行的路上，脾气火爆的军人姑父拔出手枪吓我——“小家伙，再哭就他妈毙了你！
”
2、北京50年代的干部子弟幼儿园
1955年的新年，是我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新年。
我还记得那时北京城里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音。
初到北京，童年的我完全无法接受新的一切。
首先我听不懂京话，周边人也听不懂我那一口钱库乡下的蛮话。
家里请有一个北方的阿姨，但是她的照料完全无法和故乡我的祖母相比，我感到不能适应。
幼儿园时代的小何新
父母把我送进全日制的幼儿园。
几个月中连续换了几个地方。
其中有一个托儿所垃圾透顶，打孩子。
我至今记得由于拒绝吃胡萝卜，被阿姨拧耳朵和关黑屋子的感觉。
后来因我在那里老是生病又不得不换园。
最后我被送进了位于西单附近的全国妇联幼儿园，那是一所主要招收干部和高知子弟的幼儿园。
幼儿园不大，但是环境和条件都相当不错，有活动室、睡房、儿童饭厅和公共浴室。
各种玩具不少，教师的素质也好，对孩子非常和气，从来不会发火。
园里有百十个孩子，分大中小班，我先在中班，后来是大班。
每天早8点起床，漱洗和早餐。
早餐通常会有牛奶和点心。
早上会听故事、看幻灯或者游戏。
午餐后睡午觉到3点，下午小朋友做户外游戏或者活动。
每个周末，家人来接孩子。
父亲工作不忙的时候，星期天都会来幼儿园接我。
但也有他出差或者工作忙的时候，就不来接。
母亲要照管新生幼小的弟妹，不太照管我，似乎她与父亲之间有一种当时我还无法理解的默契和分工。
实际上这与我家内的家庭矛盾有关。
因为我自小是祖母和祖父带起来的，而母亲与祖父和祖母不和，认为他们把我带坏了，于是恨屋及乌。
所以我从小心灵中就从没有被母爱的感觉，我刚强而独立的性格自此形成。
那时我家住在今日西城区西斜街附近胡同的一个四合院中，占据内院的小半院子和三间不算很大的房子。
院子的偏僻角落处有一个公共坑式厕所，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枣树。
夜晚暗淡的光照下枝叶摇曳，如果晚上单独去厕所，心里还会时不时有点恐惧感。
那个时候已经可以感觉到社会的阶层差别。
幼儿园的有些孩子，每逢周一周末他们的父母是用小汽车接送的。
这使我感到诧异和惊讶。
而他或她们回到幼儿园，口袋里总塞满那时认为非常高级的小礼物，例如来自苏联的糖果和画片之类，或者其他什么洋气的小玩意。
由于我的早熟和祖父的教诲，我入幼儿园时候已经初步能识字了，所以总是对各种画册和书籍特别感兴趣。
如果父亲周末来接我，我会要求他必须给我带一册新书。
如果不带，我就缠闹不跟他走。
一册新书几乎就是我每个周末的期待。
父亲经常被迫着带我去附近西单市场的书店让我自己选一本书。
在他送给我的那些童年礼物中，我记忆中最喜欢的是两本书，一本是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大晴天》（内容已经忘了），还有一套画册是德国漫画家奥·
布劳恩的著名幽默作品《父与子》。
布劳恩：
父与子
何新人生自述（3）
3、我的启蒙小学：
香山慈幼院
我上过北京的三所小学。
对于我来说，三个小学的经历等于是进入了三个世界。
因为这三个小学学生的家庭背景分别出自三个不同的社会等级：
权势及文化精英阶层、市民阶层以及城市贫民阶层。
我的第一所小学是一所名校，属于当时北京的少数精英学校之一——香山慈幼院小学。
建国前，香山慈幼院本来是一所招收各地灾荒弱幼孤儿的慈善学校，校舍在香山静宜园（包括著名的双清别墅）。
1954年后，香山慈幼院迁到北京阜成门外（今阜成路白堆子）。
香山慈幼院最早由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和民国前总理熊希龄于20世纪初在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创办。
学校宗旨本是扶贫育孤，收养来自各地的灾童及贫苦儿童，免费为他们提供教育。
熊希龄自任院长，著名中医施今墨为副院长，前后之董事会董事均为当时社会贤达名流，包括：
李大钊、胡适、顾兆麟、张伯苓、雷洁琼、康克清、谢冰心等一批知名人士。
在抗战前，香山慈幼院全盛时代曾拥有婴儿教保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职业学校以及下属工厂。
香山慈幼院一度还设有大学部。
香山慈幼院的传统校训是：
“勤，谦，俭，恕，仁，义，公，平”。
香山学校的慈善性质，吸引来当时社会上许多学问道德优秀的师资和人才。
由于学校教育素质好，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在华外国人的孩子都慕名而来，缴费入学。
在建国前的香山慈幼院，贫苦孤儿称之为正生，所有学杂费用均享受免费。
而那些在香山慈幼院学习的富贵人家的孩子，身份却是附生，吃住、书本、学杂费完全自费，而且费用不菲。
正、附生共同寄宿学习，学校对之一视同仁。
建国后的50年代，这所学校作为一所慈善学校，是北京唯一被允许存在的民办私立学校。
当时香山慈幼院的理事会成员也都是当时的女性大人物，包括康克清（朱德夫人）、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史良、谢冰心、林巧稚、雷洁琼等，由雷洁琼担任理事长。
但是学生的生源逐渐发生了改变，贫困孤儿愈来愈少，自费生愈来愈多。
由于入学收费门槛很高，这所小学逐渐由慈善学校，变成一所主要接收高干、高知和民主人士等权贵阶层子弟的精英学校。
1957年8月31日下午，父亲第一次带我到这个学校上学。
在阜成门乘坐那种大鼻子的老式公共汽车，出阜成门后就出城进入北京的郊区了。
50年代的北京，城市规模比今日要小得多，那时的城区仅在明清时修建的四城之内。
西出阜城门，城外就是郊野，有潺潺流动的护城河，泛出湿草气和干粪香的田野、菜地。
有铁路、火车，还有呱呱叫的白鸭、麻鸭，咩咩叫的山羊、绵羊，以及牧人，有时在路上还能看到来自远方口外进京的行旅和骆驼。
走在路上，面对这些前所未见的景物和大自然，令我回想起南方的故乡。
一路看着这些平常看不到的田园风光，体验到一种十分清新的意趣，无不令我感到好奇而新鲜。
我记忆中的香山慈幼院学校由一组灰色建筑组成，建筑外围有很大的院落和果园。
学校的建筑多是二层楼，主楼是三层的，在周边的野地和农田衬托下显得很高大、壮观。
校门口有高年级学生组成的值周护校队，须验证出入。
学校有严格的出入制度，学生平时不能自由出入校园，家长也不能随便来校。
［据资料：
建国后的香山慈幼院占地约为6万平方米，由婴儿部、幼儿部、小学部组成。
经常保持1300名到1400名儿童在校，大部分是干部子弟，教师及工作人员约近200人。
由于这所私立学校的收费为当时北京最高，所以普通人家子弟很难到这里就读。
每逢寒、暑假时，学校外的马路两侧停满接送孩子的小汽车，有一、二里地长。
与普通学校相比，这所学校的设施和条件都非常优越，有正规的篮球场、足球场、操场，还有可以给孩子们供应应时鲜蔬果的果园。
有独立的校医院，是一座专门的二层小楼，里面有为学生专设的病房。
学生住的宿舍楼和教学区相距不远，低年级寝室中是双人的上下床，但床都是铁制的弹簧软床，每个床头上设有放置衣物的小柜子。
宿舍房间很大，宽敞明亮。
一个房间4张床位，住8个人。
男女生分班，宿舍也不在同一座楼中。
低年级学生的房间中，每屋都随住一个学生称为“阿姨”的女校工，负责整理宿舍和照料学生的生活。
学生吃饭的食堂空间也很大，有一千多平方米，全校的学生准时在大食堂里吃饭。
学校的校规很严，每天上8堂课，上午4节、下午3节，晚上还有一节晚自习课，几乎没有玩的时间。
晚上8点熄灯，6点30起床。
纪律非常严格。
学校每周放电影、安排浴池洗澡，周末举行联欢活动。
我编入的班级是一年级四班，这个学校中的每个年级好像都是只编四个班。
我的班主任姓翁（名字已经忘记了），是一位鬓发已经斑白的资深女教师。
她是我最初遇到的第一位启蒙教师，也是我一生中印象最好、毕生一直难忘的少数几位教师之一。
她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慈爱，同时极为严肃认真地关注学生的学业，经常对每个孩子都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要求非常严格。
这种严格的训练，在第一年中即给我建立了良好的读写模式，有些习惯影响至今。
我在幼儿园时就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顽皮不听话的坏孩子。
在后来所有的小学、中学中，更被教师和学校一致认为是一名顽劣少年，经常面临被记过以至除名的威胁。
只有在香山小学的这两个学期中，我居然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似乎很荒谬），带着奖品和奖状回家。
上学后语文课的最初学习内容之一是国语注音字母。
这种注音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字音标系统，学会以后感到非常简明好用。
1958年后，这种注音字母在大陆被废弃（目前在台湾还在使用）。
我入学后的语文课即先学习这个注音识字系统。
如今过了60年，尽管早就不用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忘记。
［“注音字母”，为汉字注音而设定的符号，起源于古汉语的反切原理，采用古汉字为表声符号。
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使用，共计39个字母，1920年增加一个字母“ㄜ”为40个。
后来缩减为37个（声母21个，韵母16个）。
1930年民国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
大陆地区自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后即停止教学及使用。
但是“注音符号”一直为台湾汉字的主要拼读工具之一，为小学语文教育初期的必学内容。
1958年以后大陆转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是拉丁化的拼音方式，实际读、写、记忆都比注音字母要复杂繁琐得多。
注音字母的全部常用声母、韵母仅为37个，字母都是单字，好学、好记、好认。
汉语拼音各种声母韵母则多达64个，而且拼写规则重叠、复杂，难记、难认、难学。
例如“英雄”这个词，注音字母仅“丨ㄥ—ㄒㄩㄥ”五个字母，汉语拼音则为“ying—xiong”九个字母。
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的拼写规则复杂，分为什么声母（23个）、单韵母（5个）、复韵母（18个）、整体认读音节（16个）等等，大大增加了幼稚儿童开始认读和学习语文的困难和负担。
据我所知，新入小学的幼童对于学习拉丁化的汉语拼音始终如同过一个艰难的关口，真正熟悉全部规则到能用，往往要到2、3年级以后。
许多农村孩子由于没有经历过学前教育，往往会在学习汉语拼音这第一关就过不去，以至终身认读困难，所以许多人不会使用电脑键盘。
改革不一定都好，有些事物就是愈改愈坏。
1958年引入西化而不切实用的汉语拼音就是一个例子。
我至今不理解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有何必要非要废弃原来的国语注音而推行汉语拼音，可能主要是政治考量居第一——因为注音字母是中华民国的遗产，第二就是荒谬的汉字改革的拉丁化主张，要让汉语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而与语文的国际化、未来语言的全球一体化接轨吧？
！
其实两者根本接不上轨。
汉语汉字就是汉语汉字，自古以来自成独立的一套文化系统。
汉字改革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就是灭华汉文化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以后我还会讨论）。
像上幼儿园时一样，在香山小学入学后，父亲会在每个周六下午接我回家，周日下午再送我回校。
第一次送我入学那天，父亲一直把我送到宿舍，交给管理宿舍的阿姨。
为了防我睡觉时候被蚊子咬（那时郊区夜晚的蚊子很多），父亲亲手为我在我的睡床架设了他从南方带来的薄纱蚊帐（许多同学都没有）。
他走前一直对我谆谆教诲，走后一步三顾，慈父的拳拳爱子之心，至今思之感动。
但是很可惜，我在香山慈幼院这所贵族学校的经历十分短暂，仅仅读完第一学年后，家里就给我转学了。
那已经是1958年暑假，反右运动进入尾声，举国上下开始狂热的“大跃进”运动。
转学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年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
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父亲作为《光明日报》一名活跃的记者，采访学术文化界一批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向达、雷海宗、罗隆基等著名右派。
访谈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后，在知识界、政治界受到广泛的注意。
特别是其中一篇对历史学家顾颉刚的采访，顾先生就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这桩公案，慨然放言，认为那是不讲理的群众围攻，而不是学术争论。
此案，众所周知是出自最高领袖之手钦定的。
由于这一系列采访的发表，在反右运动后期，父亲被划入“中右”分子之列，与“右派分子仅差50步”，此后即长期被打入内定“控制使用”的名册。
反右运动后期，《光明日报》作为右派刮台风的风源地之一，被中央进行了彻底改组。
父亲作为原《光明日报》记者部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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