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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在营造自家的建筑时不会过于讲求，但是，公共建筑却一定要气象宏大才符合国民对于国家的想象。
虽然号称一章的关于建筑的讨论不过区区两个印刷页码，其中的思想还是很让人深思。
最近两本这个主题下的专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了，一是萨迪奇和琼斯的《建筑与民主》（DeyanSudjicandHelenJones,ArchitectureandDemocracy，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人民，2006年7月版），另一本是萨迪奇的《权力与建筑》（TheEdificeComplex，直译为《宏大建筑情结》，王晓刚、张秀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5月版）。
两本书的同一作者萨迪奇出身爱丁堡大学建筑系，现在是著名的建筑评论家。
前一本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议会建筑，从古希腊政治集会一直到最晚近的苏格兰新议会大厦。
后一本则侧重分析政治家的以建筑显示权力的情结以及建筑师如何周旋于那些权力与艺术之间，让读者了解建筑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初读《建筑与权力》一书，对于那么多的政治家热衷于建筑，热衷于通过建筑显示权力颇有些惊讶，凯末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巴列维、密特朗、萨达姆.侯赛因、布莱尔……不一而足。
关于希特勒，自己过去访问德国时，曾经在慕尼黑看到过一些线条质朴、与古典建筑风格迥异的白色建筑，陪同告诉我那正是纳粹时代留下的遗产。
《建筑与权力》一书里对于希特勒这位建筑学院的落榜生如何终生痴迷于建筑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
在希特勒看来：
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
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
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
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
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有权力拥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书中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到德国总理府觐见希特勒的那一段，写得真是惊心动魄，既有对于哈查心理的描写，又有对于总理府建筑细节的刻画——总理府前广场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道，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的大厅，透露出无比威严的强硬线条，闪闪发光的青铜门，四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所有这一切，把书中的一句话的意蕴活生生地表现出来：
“如果说建筑曾被用做战争的武器，那这里便是了。
”
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1992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于中国古今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
记得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人民大会堂，他的评价仿佛是“庞大而丑陋”，那是否因为他第一次来华访问也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羞辱？
假如有适合的作者写一下社会主义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或许也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前次访问柏林，柏林墙刚拆除不久，东柏林作为东德首都的格局还没有变化，那里的中心广场的格局也是一边是大会堂，另一边相对的是博物馆，上首是领导人的检阅台，跟我们这里的格局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前面我们提到托克维尔，他主要讨论的是民主制度下的建筑风格，但是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专制与专制两种对立体制下的的建筑风格却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国家政治建筑的宏大和一般民众住宅的渺小一样形成巨大反差。
如果说民主体制下这个结果来自民众对于国家伟大的想象的话，那么专制体制下则来自于统治者把建筑作为震慑子民及外人的权力修辞术。
此外，如果专制不仅建立在政治的集权上，而且也建立在财富的高度集中上，那么就会对小民百姓的居室风格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此话怎讲？
无论怎样的房子，都要建在土地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的权利安排对于人们的建房心理和结果影响至大。
如果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人们就会存长远之心，倾尽全力修造坚实华丽、垂之久远的屋宇。
相反，如果土地权利设定短暂，朝不虑夕，甚至压根儿没有私人的土地所有权，那么私人就不可能用心费力建设美轮美奂的豪宅，反而只是追求眼前的享乐。
孟子那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
“无恒产者无恒心”，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相比，如果土地权利能够变成真正的恒产，建于其上的房子就会“恒产化”，它不止惠及一代，而且庇荫子孙后代。
但是，如果人们没有长远之想，住宅能够遮风避雨就得过且过了。
这是建筑的政治学的另一层意义。
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
纳粹德国海军部，一座典型的希特勒喜好类型的建筑
大阪城
大阪城，一座俊秀飘逸的建筑
在居住的宾馆里俯瞰大阪城
这是一张自拍的照片。
夜晚，窗外的大阪城居然与室内的场景在玻璃上聚为一体了。
洪堡大学四帧
这样的书摊最让人喜欢，2000年我在这里买到了一本关于柏林墙的英文书。
这是洪堡大学对面的一个小广场，纳粹时期曾在这里焚书。
联邦德国议会大楼。
从前是一座有些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二战时代顶部被炸毁。
现在的顶部是一座透明玻璃与钢结合的独特结构，设计者为诺曼福斯特爵士。
那个顶部也是个旅游景点，人们可以沿着内壁的长廊行走，向外是柏林市的景观，向下则是国会的议事堂。
如果正赶上国会会期，完全可以边看景，边旁听国会辩论。
日本国会众议院议事堂。
议长坐席之上有红色帷幕的是天皇宝座所在，不过，据说天皇基本上不来旁听。
日本宪政何以能成功
2007年8月28日下午，按照日程安排访问日本国会，众议院国际部涉外课的林山泰彦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2004年12月，我曾经来这里访问过，不过，前次和这一次都只有两个小时，走马观花而已。
上一次访问后，自己也有意识地搜集一些涉及到日本宪法以及国会制度的书来看，以弥补知识上的不足。
以往访问欧美国家的议会时，由于自己国家缺乏议会政治的实践，导致相互交流只能在一个浅层次进行，这样的感受一直是自己很无奈的事情。
当与外国的法官就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进行交流时，总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充满了交流的愉悦，与在国会里的交流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日本的国会成立于1890年，一开始就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
贵族院仿效英国贵族院建立，成员几乎完全由世袭或敕选产生，贵族是在1884年敕封爵位的前宫廷贵族、封建藩主以及政治精英。
众议员由缴纳15日元以上税款的男性国民（仅占全国人口1％多）选举产生。
按照1889年宪法，预算和任何永久性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的多数通过。
虽然这样的国会距离当年民主派的理想相距甚远，不过，“日本国会虽有局限，却是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国会制度。
尽管开始时摇摆不定，但这个制度生存了下来，并被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
”（赖肖尔：
《当代日本人》，页83-84）
现代议会离不开政党政治。
日本国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是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政党制度有关的。
在国会主建筑的大厅里，矗立着为国会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
这三位中的板垣和大隈是宪政初期两党的领导人，伊藤则是明治宪法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也是1900年从板垣那里分裂出来的新政党政友会的领导人。
部分地依赖日本没有全面接受那种彻底改造社会的激进的外来学说，政党政治也没有走上两党之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结局。
所以，直到今天，虽然有过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其实是内部多种派系竞争执政）的历史，但是，不久前的选举中，民主党已经成为参议院（从前的贵族院）中的多数党。
这样，一些法案，例如《反恐特别措施法》，在众参两院均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事实上，这也成为安倍晋三首相于9月12日宣布辞职的直接原因之一。
所谓现代的政党政治，祛除意识形态上的神圣色彩，把党见差异限制在国计民生的世俗事务上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就难免把党争演为战争。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政党也多少应当避免过于结党营私，要体现出某种政治美德、处事的真诚以及对于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忠诚。
在这个方面，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政治丑闻，不过，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官僚体系大致上保持了相当的忠诚、富于牺牲的精神和工作效率。
这种忠诚和对效率的讲求确保当政党利益发生冲突时具有相互妥协和继续合作的空间。
这也是日本国会能够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引进的议会制度之所以流于失败，还因为人们无法通过议会以及宪法来对于君主（如果还保留的话）或无君主之名但有君主之实的威权者的权力加以限制，议会主权终不免变成一种装饰。
国民只是付出了支撑议会运行的代价，却全然享受不到民主制的好处，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
这种虚假的民主制甚至比从前那种君主制更糟，因为君主制还假定了国王或皇帝对于社稷的责任，而在虚假民主制之下，真正的决策者却根本不会为决策所带来的任何后果负责。
在这一点上，日本又是东方国家中的一个特例。
既保留天皇，却又实行真正的议会主权，这样的君主立宪体制能够历经“激荡的百年史”而保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前近代社会结构和历史演进差异带来的影响。
遥想当年，将军藩主拥兵自重，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哪个赳赳武夫想到“天皇轮流做”，用暴力取而代之，黄袍加身（关于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观念及其对于日本政治生活的影响，参看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商务版，页87及以下；
赖肖尔，前引，238-43）。
超越孝道而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首位，这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一个重大差异，也解释了后来两国政治制度近代不同走势的根源。
回到跟林山泰彦先生的交流。
他告诉我，虽然众议员的任期是四年，但是由于首相可以在形势对于本党有利的时候解散议会，举行众议院选举，因此，大致上只能平均到三年。
政府解散众议院举行再选举目的是为了直接诉诸国民意志本身。
当然，重选的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那就是反对党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就意味着政府的更迭。
与众议院不同，参议院是不能解散的，这有助于确保议会决策的审慎，不至于总是受到一时的民意的约束。
所以，人们称众议院为“言论之府”，而称参议院为“良心之府”。
参议员任期六年，但每三年改选其中的一半。
在财政方面，权力更多的在众议院。
财政预算必须先交众议院审议，即便参议院不同意，也不影响在30天之后自动成为国会的最终决定。
涉及到其他事务的立法，如果参议院否决，则众议院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再通过才能定案。
惟一的例外是宪法修正案，必须取得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
当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修正案出现。
面对我这个外国人，作为立法机构官员的林山先生也直言不讳地谈到安倍首相正遭遇执政的困难时刻。
不解散议会，也可以进行自民党总裁的重新选举，但是，假如重选，安倍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安倍上台以来所提出的“美丽的日本”以及“修改宪法”之类的政策目标，日本的百姓没有多大兴趣。
相反，小泉内阁留下的一些后遗症，诸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医疗费、税收的加重，以及养老金制度方面的问题，却是国民最关注的，但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另外，民主党咄咄逼人，该党总裁小泽非常努力地到农村拉选票，获取更多人的支持。
一些传统上支持自民党的利益集团也出现了背离的趋向。
看起来，日本持续很长时期的自民党强势地位的政党格局正在面临历史性的转折。
正像民主党所追求的那样，出现一种美国式的力量相对平衡的两大政党也未可知呢。
交谈中我提起国会议员的背景情况，林山先生称由于均由选举产生，似乎在两院之间没有多大区别。
我说好像日本政坛上许多人都属于世代相传，彷佛世袭制似的。
得到的答案是，两年前选举后，众议院议员中这样的世家出身者约占四分之一。
回来后我查阅了2004年访问国会时木村仁参议员赠送的《国会议员要览》（平成16年即2004年10月版），发现当年的国会议员中，三等亲内有前任或现任国会议员的，众议员中有154人（该院议员总数480人）；
参议员中有38人（总数242人）。
众议员出身政治家族的比例要高于参议员，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外。
《要览》还详细列举了议员们出身不同大学的比例和人名，东京大学出身者比例之高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众议员中有104人，参议员中有43人。
与东大同样杰出的京都大学却少了许多，众议员里只有23人，参议员则是15人。
东京大学作为政客的摇篮，的确并非浪得虚名。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政治的某些特色。
上文谈到日本国会主厅矗立着为国会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但是大厅有四个角，另一个没有塑像，却留下了一座塑像的基座。
陪同我的人告诉说，这是一种对后来政治家的激励，让他们努力奋斗，争取成为站在这个基座上的人。
我说，在政治已经进入非英雄主义时代的今天，要出现这样的政治家恐怕是很难了。
科隆大教堂的身姿
我没有机会走进观察这座闻名遐迩的大教堂，只是在从波恩到汉堡的火车上拍下这张照片。
波恩市一座教堂墙上的浮雕
海德堡的歌德像
海德堡老桥。
对岸是著名的哲学家小道。
日本。
上智大学附近的一座名为StIgnatius的教堂
还是上智大学旁的那座教堂
澳门科技大学，毗邻那座著名的赌城
中台禅寺（在台中的一座现代化寺庙）
中台禅寺里的塑像
吴哥窟印象
能够到柬埔寨开会，实在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会议的地点安排在著名古迹吴哥窟所在的暹粒市，地处金边西北方向。
飞机自香港起飞，两个多小时后到达金边，转机后大约半个小时即到达暹粒市（SiemReap）。
据说这个城市名的意思是泰国人遭到毁灭的地方，透露出历史上这个区域的战争信息。
会议之外，游览吴哥窟是重要的项目。
尽管久闻大名，但是吴哥窟的规模浩大和雄伟壮观还是远远超出了预先的想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十五世纪起，也许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个建筑群就完全败落。
直到十九世纪，西方人来到这里，将信息传到各地，这座宫殿才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异彩。
十五年前，这个国家结束了战争，暹粒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成为一座酒店林立的城市。
我们住在一个名为GrandHoteld’Ankor的酒店里，服务细致周到。
当然，走出酒店不远，就知道这还是一个百姓相当贫穷的国家。
吴哥窟是一个值得用一个星期慢慢看的古迹。
这里选了几张用傻瓜相机拍的照片，只不过沧海一粟而已。
黑与白（柬埔寨吴哥窟里的塑像）
吴哥窟。
一座建筑可以被植物如此欺凌，远不止是“草盛豆苗稀”可比了。
一组浮雕展现的是古代的中国军人南伐的场景，其中一位的面相有些似曾相识。
在那片辉煌的废墟中，
一个角落里悄然无声，
你端庄地站里着，
千年里无尽的斜雨秋风。
可是，你当真是刻在这坚硬的石头上？
你的嘴角为何那样生动？
丰富的情感洋溢在这下午的阳光里，
这是现实还是一场梦？
2007-1-21吴哥窟
汉堡建筑上的亨德尔
汉堡一景
梦幻般的哥本哈根之游
当地时间四月十一日下午，我来到汉堡机场，搭乘北欧航空公司晚上七点起飞的航班前往哥本哈根。
按照日程，在哥本哈根机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转乘同一公司飞北京的航班回国。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天气的原因，汉堡到哥本哈根的飞机延误了两个半小时，赶到哥本哈根时，到北京的航班已经飞行一个多小时了。
匆匆来到北欧航空转机服务柜台——
“天哪，你到北京！
这可怎么办？
”接待的人诚恳而面带微笑。
“是啊，我必须尽快赶回去呢。
”我的语气一片焦虑。
“这样吧，今晚你只能住在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宾馆了。
如果你要选择最快到北京的航班，可以乘明天上午八点半在这里起飞到法兰克福的航班，然后在那里转直飞北京的航班，这样你在北京时间13日上午八点半可以到达北京。
八点半起飞，太早了。
而且还要再转机，我担心如果到法兰克福的航班再衔接不上，那可就麻烦了。
我何不再乘坐明天晚上从这里直飞的同一航班回京呢，这样也就比到法兰克福转机的航班晚四个小时，但是，却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哥本哈根。
“我还是乘明晚你们直飞北京的航班吧，不要再到法兰克福了。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让我查一下明天还有没有空余的座位……哦，你很幸运，还有两个座位，贺先生（Mr.he，英文第三人称单数）。
我给你出登机牌了。
这里是你到宾馆的往返出租车票，你到外边车站搭一个出租车就可以了。
晚安，Mr.he！
出了机场，搭乘一辆出租车，离开了机场。
司机是一个看上去来自中东一带的中年人，收音机播放着听不懂的语言和歌曲。
一会儿，感觉车走的道路两侧越来越偏僻，路边没有建筑，也没有多少灯火，不免有点担心，是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还好，一会儿看到了远处的饰有SAS（北欧航空的标志）的大楼。
到了宾馆，总台热情接待。
单人房间。
“这是晚餐卷，这是明天早晨的早餐卷。
祝你在本店愉快！
吃过夜宵，回到房间，洗洗就睡了。
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景色：
可以想见我是多么喜出望外，庆幸自己没有选择一早就离开的航班，否则哪里会有一整天盘桓在这座世界名城的意外收获。
哥本哈根街景
胡适故里上庄村
胡适墓前的塑像
向胡适校长鞠躬
2007年3月12日，终于有机会到位于南港的胡适先生墓前，向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的伟人、北京大学的先校长表达自己的敬意。
为了这一刻，自己已经盼望了好多年了。
就像四十五年前他去世那天一样，南港下着淅淅沥沥的雨。
承中研院法学所的一位朋友陪同，来到了那座旧庄山坡上。
拾级而上，哲人的墓地终于出现在眼前。
自己禁不住心中的激动，认真地三鞠躬。
伫立在墓前，胡颂平《年谱长编》里描述的安葬时的情景仿佛在眼前浮现。
墓志铭是毛子水先生的手笔，可谓逝者倡导的白话文的至高境界，文字平易而又含义深长，朴素而又庄严：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胡适先生的墓碑是跟盖石一体的。
上面是于右任先生题写的碑文：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
墓的左前方草地上前后有长子胡祖望的墓和次子胡思杜的纪念碑。
江冬秀故于1975年，胡祖望故于2005年，胡思杜只是纪念碑——留在大陆，自缢于1957年的胡思杜尸首被草草掩埋，早已无从找寻了。
毛子水的墓志铭特别表彰胡适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所作的努力。
实际上，胡适生前讲的最后的话正是关于言论自由的。
面对参加院士会议的学人，胡适特别说：
海外回国的各位：
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
立法院新建了一个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
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批评政府，非常自由。
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
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说到这里，忽然胡适停住了，“也许感到不适了，急忙接着说：
”（据胡颂平）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他还站在讲话的地方，正想转身跟谁说话，却仰身向后倒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显然，说到言论自由这个话题，胡适心情变得非常激动。
他在收住讲话之前，好像还有一些话要讲。
已经说出的是对于台湾言论自由进步的表彰，但是，后面是否有“但书”？
我们知道，刚刚一年多前，雷震因为批评政府而身陷囹圄，此刻正在监狱服刑。
1960年代初期的蒋氏政权对于言论自由的敌意和压制可谓劣迹斑斑，作为曾为雷震案而当面向蒋介石表达异议的胡适，对于这种情况当然是心知肚明。
但是，此刻他却在表扬政府，也许下面的听者们也会觉得他的话实在是言不由衷，胡适是否在说反话，或者欲擒故纵，先泛泛地肯定，接着要对于政府的劣迹大加鞭挞呢？
随着胡适的倒下，这已经成为永远无解的谜了。
胡适墓园后来名为“胡适公园”，墓地右侧，有语言学家董作宾的墓，左侧是胡适的塑像。
想起近年来不少议论，希望北京大学能够立一座胡适像，但是，校方却完全没有回应。
其实，比立塑像更大的事情是，我们怎样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延续胡适的事业，实现他的自由梦想。
在离开墓地时，自己心中默念起胡适为狱中雷震祝寿抄录的杨万里诗句：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台湾发行的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
胡适纪念馆（南港旧居正门）
在胡适纪念馆
来之前，我想象中央研究院可能只是一栋大楼而已，没想到这里却是更像是一所大学，很大的院子里，矗立着许多不同风格的楼房。
据说自从李远哲先生担任院长以后，经费大为增加，年度预算达到了百亿新台币之巨（新台币与人民币之比大约为4：
1），所以，新建筑不断增加。
例如，法律学研究所（筹）就在落成不久的人文社会科学大楼里。
大楼一楼和地下层里的图书馆设计极其宽阔舒适，落地窗外，山色青青，图书全部开架，查找相当便利。
与这些后起的高楼大厦相比，胡适纪念馆显得矮小，不起眼。
3月12日拜谒胡适墓时，知道胡适纪念馆开放时间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两天，之后14日又专程跑一趟。
进门后打听两次，才找到了目的地。
一位老太太刚从馆中出来，接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参观。
馆中工作人员庄小姐和义工余先生热情地接待我，当知道我来自北京大学后，更是问长问短。
也许他们对于一个大陆的法律学者对于胡适会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有点意外。
庄小姐还问我：
大陆的人们好像应该更喜欢鲁迅的吧？
我说，因为过去官方人为地神话鲁迅，现在读鲁迅书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反而是曾经被妖魔化的胡适，今天在人们心目中更高大起来。
纪念馆分展厅和故居两个部分。
展厅里分三个主题对主人公作图文和实物的介绍，三个主题是胡适的情感世界、胡适的学术文化成就以及胡适与近代中国。
陈列的遗物包括各种生活用品，获颁的各种奖章证书等，还有一些书信、手稿、在书页上的批注等，令人睹物思人，感念伟人风范。
除了常规展览外，还有不定期变换的特展，这一次的主题是胡适与言论自由，陈列了胡适在这个主题下的一些作品，尤其是跟《自由中国》事件相关的一些文献，例如胡适与雷震之间的往还书信等。
庄小姐问起我胡适文物在大陆的情况，我只是知道1948年胡适留下的百余箱图书、书信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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