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非教授讲座材料翻译研究焦点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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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

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

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

此定义点明了语言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功能。

语言是一种符号。

符号必有系统。

系统则有自己的一套严密的规则。

语言符号系统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交流情感、沟通信息（人与人关系），一是认识和描述世界（人与客观世界）。

这是许多语言学家都谈到的人类语言的基本功能。

但是，语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即记载和传承上述基本功能之结果。

这一记载、传承功能使人类的经验得以超越时代、跨越地域，使知识得以积累，社会得以进步；

同时，语言由于这一传承，沉淀了更丰厚的文化内涵。

这使一种语言不仅在结构上规则上与其他语言相区别，更在语义及其内涵和外延上形成自己的独特性，使语言之间的转换即翻译更加困难。

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则性和功能性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共性，但同时也是导致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个性或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点的原因。

人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翻译的根本理据。

但不同语言社团的人在认知与描述时，在交流与沟通时，他要依照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则，而且由于传承的关系，文化会使他的认知与描述、交流与沟通都带上其特有的色彩。

这些规则上的差异和表述上的色彩就成了翻译的障碍。

仅靠心同此理显然解决不了具体的翻译困难。

我们说翻译离不开语言时，并不意味着翻译是语言的附庸，或语言可以完全离开翻译。

语言的三个重要功能，若没有翻译，就难以充分展开。

从交流和沟通说，没有翻译，人们只能在本地域而不能跟各地的人交流和沟通；

没有翻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也受到局限，不能跟他地域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和争辩；

没有翻译，知识的传承范围有限，受益范围有限。

而经由翻译，不同语言在交流的同时也相互接触，语言的各个层面，特别是词汇，彼此影响，语言得以发展。

所以，翻译可以说是语言功能的有益补充和延展。

翻译跟语言的紧密关系还表现在，对语言的每一个新认识或每一个新解释、新理论，都会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来，使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加深，推动翻译研究向前发展。

从佛经翻译及其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语言的关注，包括形、音、义等方面。

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更是给翻译研究带来极大的突破，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进步离不开语言学的进步，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语言学范式。

Nida、Catford、Neubert等翻译研究者将语言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及其关于语言表层和深层的认识。

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正是在功能上，我们看到语言与翻译的紧密联系，看到对于翻译过程的描写和翻译现象的认识，需求助于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和语言分析，如借助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学说。

翻译是在原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寻求对应的转换；

如对应关系的焦点放在词汇语法层，转换就可能偏向直译，如对应关系的焦点放在语句以上的语篇层，转换就可能偏向意译。

但翻译的转换不能只考虑概念意义，还需寻求人际意义（如语言表述者的角色、态度、动机等）和语篇意义（如表达方式、修辞形式等）。

从语篇分析模式看，语言功能在语言表层结构中的实现是与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的。

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要用什么样的语篇体裁，而语篇体裁的体现则决定于语境中三个重要的因素，即“语域”（register）分析中的三个变量：

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

语场指的是正在发生什么事，所进行的社会活动的性质、特点、语言所谈及或描述的是什么；

语旨指的是谁是交际者，他们的基本情况、特点、地位、角色、关系等；

语式指的是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交际渠道和修饰方式。

语场、语旨、语式跟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相互联系：

语场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语旨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描述从社会文化环境到语篇体裁、语域、话语意义与语言结构各种层次的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

而这几方面意义又最终可能指向制约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

于是，社会文化因素也是人们在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发现的。

例如Casagrande在考察翻译目的时提出了“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的观点。

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

一是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二是翻译活动的动因及其影响都是背后有文化在起作用，三是翻译的难点有时并不在语言的差异而是在文化的距离。

当人们面对翻译问题单从语言方面难以解释和难以解决时，当人们从更深的层面探讨翻译现象时，结合文化进行研究的呼声就越来越高。

在文学翻译领域，一直就存在不同于语言学派的文艺学派也是这个道理。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在欧洲大陆以及后来在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种与语言学范式迥然相异的新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

翻译研究中由来已久的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之争演变为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争。

焦点长期集中于语言层面，于是开始迁移到文化的层面，探讨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

另一方面，在文化学派学者看来，语言学翻译理论不仅忽视了翻译过程涉及到社会文化因素，还忽视了翻译中的译者和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转换是需要精通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的译者来执行的。

译者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搭桥人，他本身就处于两种语言文化的交叉部分，他产生的译作因而也处于两种语言文化的交叉部分，形成交互部分。

交互的语言主要为译入语言，其中会有一部分成为翻译语言（translationese）,而文化则没有语言那么容易进入目标领域，因而交互文化（interculture）（在其成为交互文化之前也许还有跨文化（crossculture）、多元文化（multiculture）的阶段）可能形成不同文化的交叉或重叠。

一般认为，译者仅属于一种文化即译入语文化，包括知名的理论家们也会忽略居中的交互文化这一块。

如比较有代表性的译论家中，Lefevere认为“译者属于他们出生或生长的文化边界内”，边界意味着两边，没中间地带，没交叉重叠；

Venuti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但也同样认为译者属于译入语文化；

Toury也如同上述二位，未充分重视交互文化，但他至少还试图给这个术语明确概念。

他似乎承认交互文化的存在，说“实际上最好是有一系列不同的交互文化”，每一个都属于一特定的译入语文化，看来他未能超越译者属于某一译入语文化的观点，因而不能给翻译文学或翻译文化以明确的定位。

我们认为，译者所进行的翻译活动就是翻译文化，它实际存在于两种语言文化的交互部分，既非此（文化A）亦非彼（文化B），是交互文化。

关注译者的主体性、翻译活动的资助者或委托人和翻译活动所受制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而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考察翻译，实际上提升了翻译研究的层级，把翻译研究放到了“更广泛的语境、历史和常规背景中”，而不是只知道“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Bassnett&

Lefevere）。

二、翻译研究焦点的迁移

如前所述，语言问题长期占据翻译研究的焦点地位。

无论中外，一千多年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翻译的忠实与否，是直译还是意译，包括翻译单位分析等语言内部的对比和转换研究。

翻译的文艺学派则不满足于语言学派仅从语词转换进行的分析，而力主从整个作品本身即文学的高度来理解翻译。

事实上，翻译的文化转向可以说是从文艺学派发展而来，进而将翻译中涉及的社会、文化、历史等问题全部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

近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最明显的转变是逐渐从传统的语言学和文学（或比较文学）的视角转向文化的视角，即所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一转向萌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以色列学派的埃文·

佐哈尔（EvenZohar）（1978，1990）提出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

我们也曾在八十年代即探讨将翻译现象置于社会历史大环境下进行解释的可能，这就是将翻译史与思想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至九十年代，苏珊·

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和安德烈·

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1990）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观点是将翻译同社会、文化、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尤其是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

翻译研究的文化阐释或文化学派开始蓬勃发展。

文化学派的学者认为语言学派提倡的文本分析或对照分析往往局限于较低的语言层次之内（如词、句、句群、段落，最大也超不过语篇），不能处理“文学文本的多层复杂性”（Hermans,1985:

10）。

因此，文化学派试图取代语言学派对研究途径，提出对翻译研究应努力挖掘翻译后面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翻译活动赞助人和翻译活动所受制的历史文化环境。

Bassnett和Lefevere强调文化转向，实质上就是强调采用现代文化研究方法和角度来探讨和解释翻译现象。

文化研究在近年还越来越注意翻译在构成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和塑造民族文化本质特征中发挥的作用。

十多年来，这一文化转向潮流汹涌，将翻译与意识、权力、操控、霸权、女权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联系在一起，使翻译研究多少显得有了些政治意味，而距离翻译的语言本体渐行渐远，也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担忧。

但语料库的兴起，似乎有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朝文化研究转向又再次转移过来之势。

语料库翻译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语义观转变为情境观，突破了传统的“对等”翻译，而将其视为一定社会文化情境中语言使用的对应；

其二，描写翻译研究范式打破了原作的主宰地位。

可见，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兴起是以突破“对等”为核心概念工具的源语文本取向模式（ST-orientedmodel），由规定转向描写，以大规模翻译文本整体作为数据来源，结合计算机分析技术的基础上产生的。

描写翻译研究率先抛开了传统做法，对语言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目标语文化内部制约翻译活动的种种文本外因素给予了更多关注，从而可能将翻译研究迁移至一个跨学科领域，以便从多个视角加以审视。

三、翻译研究的整合

由上述关于翻译研究的焦点及焦点迁移的讨论，可以进一步看到翻译与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单从任何一个方面研究翻译都能帮助人们认识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同时又可能会有失偏颇。

翻译对于文化有双重意义。

其一，翻译作品是思想、文化的结晶。

翻译是在语言平台上进行的，而语言是思想文化的载体。

不只是所载内容，载体本身也都赋有文化内涵，并在词汇、语义、语用、修辞等多个层面体现出来。

当翻译使两种语言发生转换时，原有内容多少发生变化，载体则完全改变，形成新的结合，也就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结晶。

说翻译是文化的结晶，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它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翻译大多是从异域吸取有价值的思想文化之精华传入本族文化，并长久地深层次地影响本族文化。

像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不仅给东方社会带来了新的宗教思想、人生哲理，也带来了新的语汇、概念和文学形象。

后来的传教士从事的宗教和天、地、数、理方面的翻译，也间接和直接地输入了欧洲的科学文明。

中国近代史上以翻译作为媒介的事例就更多了。

如严复的八大译作，《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名学浅说》、《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分别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著作。

他的翻译使西方有价值的进步思想比较系统地传输到中国。

所有这些译作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原作，它们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是新社会文化圈里的一分子，成为两个文化的结晶。

其二，翻译作品是他语言文化与本语言文化之间的媒介。

译作进入异域，必与新文化环境发生关系，或融合，或抗拒，或若即若离，或衍生蜕变，但无论何种际遇，都会不同程度地使两种文化联系起来，成为它们之间的一个永恒的媒介。

说翻译是文化的媒介，也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它的激活因素。

翻译是文化发展、文化交往的产物，也是促使文化繁荣和变异的要素。

翻译使文化具有了杂交的优势，所形成的翻译文化是本土文化同外域文化互动的结果。

例如美国诗人翻译家庞德曾“翻译”了不少唐诗，其译作虽历来多有争议，但在美国诗歌发展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说是引发了新诗运动。

唐诗也因此在异国他乡获得新生命，或生命的延续，尽管这生命已然不是原来的样子。

在中国和日本的近代文学中，也有此类翻译效应。

如早期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就基本上是编译、节译性质的，甚至语言、装扮、布景等都本土化了。

但它们也起到了激发本土文学文化的作用。

翻译小说也一样，不仅在数量上激活了创作小说，而且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给本土小说创作从思想内容、社会作用到形式体裁和表现手法以极大的影响。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诗歌、戏剧等的翻译借鉴，这些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由上述可知，译者正是翻译这一文化活动的中介人，文化结晶的制造者。

我们的翻译定义：

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

将翻译置于文化史的大背景下，翻译的意义才更能凸现出来，即翻译虽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却又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它代表和反映了社会的交往、文化的沟通与互惠互促。

翻译中语言、文化、译者三者之间实际上都是紧密相关联的。

因此，当以整合的观点看待翻译，研究翻译这一特殊语言文化现象。

整合包括几个层次。

首先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整合，即把翻译所涉及的两大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语言分析探究翻译作品的文化倾向，从文化考察解释翻译作品的语言问题。

其次注意研究译者的整合能力，包括他的语言能力和认识水平、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等。

再次是翻译研究应探讨翻译文本涉及的文化习俗、表达方式和文体特性等是如何进行语言层面的多种整合的。

这些大致就是今后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