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公民云南开远生活着6500多黑人黑户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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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山迁徙深山
台风“威马逊”的影响虽已过去，思茅的雨季仍在持续。
2014年7月26日中午的暴雨刚刚结束，31岁的罗正书从茶地里走回家。
他走得很慢，一脚深，一脚浅。
崎岖山路上的泥淖漫过鞋面。
他要赶在天黑之前，将采好的茶叶运往7公里外的竜竜坝并回家。
阴雨已断断续续持续了10天，那条走了25年的小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有几处滑坡的山体，湿滑并且危险。
1989年，7岁的罗正书跟随父母，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巧家县崇溪乡出发，辗转昆明、墨江县，3天后到达思茅区倚象镇。
父亲罗文培彼时24岁，年轻力壮，但家里的2亩地无法养活一家6口人。
“在普洱当兵的亲戚写信回来，说那里的气候不错，不会下雪。
”
一家4口来到思茅后，罗文培和妻子在当地林业化工厂找到了工作。
他们从昭通的深山，来到思茅的深山。
厂里的人带着他们从竜竜村走进麻大寨山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条小路。
“都是大树，抬头见不到天。
刚来的那一个月，罗文培在一条用柴垛子围成四方形，再搭上油毛毡，就成了4个人的家。
25年后的今天，罗文培和妻子还住在这所房子里。
松香一月割四次，几乎每月都可以割。
按照当时的价格，一公斤松香能挣8毛钱。
活儿干得多，一天下来，一家人能挣到4块钱。
4块钱也比在家乡好。
“那边一天的收入算下来还不到1块钱。
”坐在儿子新房门口，罗文培抽着烟，眉毛拧在一起，费力回忆。
在原籍读过小学一年级的罗正书，此后再没有进过学校。
11岁那年，他也进了松香厂。
厂里不给童工罗正书开工资，只管吃喝。
他干到了2000年，随后外出打工。
2003年，罗正书娶了邻居黄家的女儿黄花花。
他们没有办理结婚证。
“这里30多岁往下的年轻人组成家庭，基本都没有领证。
”村民说。
罗家至今没有返乡。
罗正书对故乡尚存的全部记忆，是“一座很大的山，公路从山脚下通过”。
他说，故乡是白色的，到处是令人沮丧的大石块，裸露在贫瘠土地外。
“不像这里，树都活得比人好。
谁不想向往更好的生活呢？
罗正书沉默寡言，除了卖茶几乎不与外村的人过多交流。
实际上，这里，外村人也鲜有进入。
罗家是进入大竹林河村的第一户人家，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已在这里“非法居住”了25年。
“禅让制”村长
罗正书一家来到麻大寨山后，陆续有10多户从巧家迁徙此地。
到了2008年，麻大寨山区域内已发展到49户约200人。
这个数字至今维持不变。
他们大多属于松香厂的工人和后代。
散居在麻大寨山上大约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在迁徙初期的那几年，他们自称“化工厂工人”。
随着人数不断的增加，附近村寨的人开始称他们“大竹林河人”。
这本是他们所在地方一条河的名字。
时间久了，他们也开始这么叫自己。
这个由自发移民组成的“大竹林河村”，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文件中，也没有被标注在地图上，它隐藏在思茅区倚象镇竜竜村的辖区边界。
他们几乎享受不到当地的任何政策。
经过多次争取，新农村合作医疗总算是办了下来。
“以前连路都没有，2001年，要运输被砍伐的木材，林业公司才修了条路。
这条由“大竹林河”通往竜竜村村委会的路从罗正书家的门前开始修。
村民们把路口称作“村口”。
2010年，49户村民认为应当有一个带头者。
当家人第一次聚在村口，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了首任的两名“村长”。
随后的管理者以最朴素的方式——禅让制从村民中选出。
任期满一年后，两名“村长”商议，确定继任者。
“原则上，也要经过村民们的同意。
但到目前还没有发生村民反对的例子。
”现任“村长”之一的张发武说。
48岁的张发武身材矮小、消瘦，因大量吸烟而时常咳嗽。
在村民眼中，初中毕业的张发武“聪明，有知识”，有管理好村子的担当。
张发武比罗正书晚来大竹林河9年。
此前，他已生育6个孩子，双亲尚需赡养。
巧家高山上的9分地无法提供支撑一家10口的口粮。
他和另一名管理者的“村长”身份，从未得到官方认可。
两个“村长”的日常工作极其简单。
谁家的老人死了，他在村民登记簿上划去名字；
谁家有新生儿，他再给添上。
大竹林河的村户之间相距甚远，有的相邻两家需要步行10分钟。
张发武上一次调解邻里纠纷已是10个月前。
除了村子内部几条狭窄的山路，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公共设施。
张发武最重要的工作，是为那几条山路的养护筹资。
“这几条路也是当年森林公司修建的，修好以后就没人管了。
”张发武说。
每年雨季，他大约要从村民手中筹措数千元的资金，用于清理路上的山体滑坡和道路修整。
村民们从没有给他难堪。
村民最害怕一年数月的雨季。
路湿滑，山体滑坡，每年都有人因此受伤。
大竹林河的夜晚，是真正的山野。
他们白天在田里劳作，傍晚卖茶，天黑收工。
没有人会在夜晚冒险走路。
通电成了村子里的大难题。
2012年之后，村民们陆续用上了太阳能电板。
此前，他们不得不在夜里点着煤油灯。
遇上好天气，太阳能电板的储电量能为村民家里提供几个小时的照明时间，或供小屏幕电视机使用2小时。
阴雨天里，罗正书9岁的儿子刚刚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被父亲大声呵斥，不得不摁下开关键。
这台电视机是罗正书家唯一的电器。
他们一般会在晚间7点看半小时的《新闻联播》。
黄花花每晚8点准时睡觉。
有时心情好，她会给3个年幼的孩子讲老家世代相传的故事。
这个4口之家每天早上6点起床。
孩子们需要走上2个半小时的山路，去竜竜村小学。
罗正书和妻子则去茶地里开始一天的劳动。
他们有18亩茶地，少量的咖啡树。
但农作物几乎年年遭受霜冻、涝灾，而且，看不见来自外面的援助：
每次受灾，张发武都会去竜竜村寻求帮助，但一无所获。
2013年，竜竜村村委会又在“大竹林河”人自发选出的两名“村长”以外，任命了代管“大竹林河”的第三个“村长”。
这个“村长”的职责，是进行护林方面的法律宣传。
10年前，麻大寨山上的松树开始被森林公司砍伐。
5年前，松树被砍伐大半，移民们已无工可做。
他们开始承包竜竜村的田地，种上玉米和土豆。
他们的茶地、咖啡地通过开荒和私伐森林获取。
为此森林公安多次打击，但屡禁不止。
他们也是去大竹林河次数最多的官方人员。
大竹林河村民平均每家有15亩茶、咖啡地。
最近几年，无人再开荒。
张发武自嘲是流浪汉。
“200个流浪汉组成了一个村子。
”他苦笑。
48个“黑孩子”
让他们最闹心的，是一纸户籍：
有了户籍，电、路和其他基本保障也就都有了。
2011年3月，50岁的李桂英在竜竜村被摩托车撞断了腿。
车主逃逸后，家里花光了3万元积蓄才为她缴清手术费用。
本该一年就取出的钢板，现在还留在她的体内。
20年前，李桂英随着大批自发移民来到此地时，松香厂曾承诺他们，只要不中断地工作，户口便可以迁过来。
她的户籍和其他人一样至今悬而未决。
2010年和2013年，大竹林河村4位村代表，两次前往普洱市政府上访，请求批准落户，但无功而返。
落户之难带来的贫穷，不断困扰着村民们。
一些老人抱憾离世。
亲人在山上随便找一个地方将老人们下葬。
他们甚至没有钱立碑。
据张发武统计，大竹林河多数村民的户籍在巧家老家，没有户籍的则有大约48人。
他们大多年幼，出生于大竹林河，天然丧失了公民身份。
他们生存艰难，出行不便，既无义务，也享受不到诸多正常的权利。
1996年，张淑娴（化名）刚刚出生便随父亲张应开迁到大竹林河。
2014年6月，张淑娴决定外出打工。
没有身份证的她被一张实名车票挡在了出发地。
张应开不得不高价为张淑娴购买了一个黑车的座位。
“忘不了女儿在车站前哭的样子。
她一直埋怨我，为什么连简单的一张身份证都无法给她。
”张应开说。
张淑娴在昆明受身份所困半个月后，终于在一家餐馆打起了“黑工”。
“办不了暂住证，不敢外出，看见警察就想躲，害怕被送回来。
”张淑娴说。
她的妹妹张小路（化名）今年15岁，刚刚小学毕业，家里已决定不再让她上学。
她和张淑娴、以及14岁的妹妹一样，都是没有户籍的“黑孩子”。
“他们好歹还能读几年书。
现在新入学的孩子连书都读不了。
张应开最小的儿子张开先（化名）今年已经8岁，无法跟他的哥哥一样去竜竜小学读书。
去年9月，他带着儿子去学校办入学手续，被校方告知“没有户口，办不了。
“村里有12个6到8岁适龄入学的孩子，全部无法就读。
”张发武统计。
校方拒收的现象始于去年9月开学期间。
他曾经为此去竜竜小学打听，校方称“政策变化”。
张发武家中4个稍小的孩子也全部没有户口。
他16岁的张英（化名）今年读完初二，明年面临中考。
“不知道该怎么去考试。
村民们若回巧家县为这些“黑孩子”办理落户，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因为没有结婚证，罗正书曾以每人2万元的价格，为大女儿和二儿子缴纳了罚款，孩子们的户籍才顺利落下来。
他为此筹借的债务至今没有偿清。
罗正书最小的儿子今年3岁，去年他曾托巧家的亲戚打听落户的消息，被告知“仅仅缴罚款还不行”。
他们夫妇还需要带着孩子回到巧家，做亲子鉴定。
张发武说，他们已经来此地多年，回去已一无所有。
“但孩子咋办？
一直都躲在家里吗？
11568个“烫手山芋”
大竹林河村外，上万自发移民生存堪忧。
一份当地政府出具的《思茅区移民生产生活情况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2年，思茅区的“黑户”共2882户，达11568人。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思茅区的人口为29万人。
除了当地气候温和和土地相对充裕的因素外，大量自发移民涌入思茅地区，始于1996年云南省政府将思茅区列为全省跨州市易地移民扶贫试点。
同时被列为试点的还有普洱市江城县。
文献显示，1996年至2001年，在云南省政府的规划下，怒江州泸水县、福贡县及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鲁甸县、大关县和巧家县与思茅区签订移民协议。
截止2004年末，实际移民人数为15689人。
这个数据比自发移民多4000人。
这只是当年云南省政府移民规划的2/5。
一名倚象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原计划接收的人数是3万多人。
当年这场声势浩大的政策移民工程，在2008年左右开始暴露弊端。
“土地不够，没办法安置，行政成本也跟着高涨。
超过了可控范围。
据当地政府一名退休官员介绍，政策移民与当地的融合度并不好，治安情况恶劣。
这是思茅地区首次接纳大量移民，也是最后一次。
2004年以后，按照云南省政府制定的政策，思茅区只接纳了少量当地跨县区移民。
《报告》显示，自发移民大部分是投亲靠友，跟着这些合法移民来到思茅区。
此前，他们曾被当地官方称为“盲流”，也被称作“黑人黑户”。
包括大竹林河村村民在内的上万自发移民，被动承载了近20年来思茅区绿色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
但在当地官方看来，这11568个“烫手山芋”，正在不断冲击着思茅区的承受力。
思茅区扶贫办一名官员估算，自发移民毁坏林木的面积达上万亩。
“此前，森林公安多次打击，但收效甚微。
”倚象镇党委副书记陈睿说。
政府也曾想过为这上万自发移民落户。
《报告》甚至提出，对于形成一定规模的自发移民，单纯使用驱赶、遣送或打击的手段难以奏效。
思茅区政协的意见是：
可争取（将自发移民）纳入省上易地扶贫政策进行管理，就地安置。
“三年后若生活、生产稳定，给予办理落户手续。
他们甚至提出，“向林业部门积极争取，调整我区林业政策，房款国有林使用权限，为移民提供生产资料的配置。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来自政策、财政方面的重重阻力。
落户并非是简单的办理户籍手续。
“生产、生活资料的配备，公共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一名区扶贫办的官员介绍，光是区里补贴的医保，每人每年需要50元。
他们更为担心的是，自发移民落户的先河一开，再大量涌入自发移民怎么办？
2013年，思茅区的财政收入共4亿多元。
“我们也不富裕，开了这个先河，如何承受？
”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忧叹。
（一号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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