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与人本主义自由观念比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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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命题到心理学命题
自由向来是一个哲学命题。
它首先在哲学中被讨论，这倒并不是因为自由概念具有某种必然诞生于哲学的性质，而是由于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期，哲学与智慧的等同，使得哲学领域实际上几乎包括了当今所有的学科门类，任何一种关于人或是自然的思考，都会被认为是哲学的思考。
但是，实际上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到并没有对自由给予多少关注。
在思索与争论着世界的本源是什么的时候，希腊人很少怀疑个体的自由意志。
这在古典时期是很好理解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除了意志之外的控制机制，相比人类对自然现象弱小的控制能力，人在自我意识上的自由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自然的运行，古典时期的人们也相信它们是在某种自由意志也就是诸神的支配下。
真正有意义的自由概念的产生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密不可分。
拉丁语“liberta”兼有“自由”与“解放”的意义，表示一种对他人控制的否定，但这多是指人格与权利上的独立。
在奴隶制的社会制度下，自由这个词的第一含义自然是指“并非奴隶”，解除了人身依托的非自由状态后，意志对行为的控制具有自然而然的合理自由，个体可以自由选择趋向“快乐”或者“德性”，正如回光返照的希腊哲学中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倡导。
但这也并不是说古典时期的思想者们不会体会到感受不到自由的焦虑，即便贵为诸神，也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审判。
人类的自由意志不论将人类的行为导向何处，猜得出这开始，却终究改变不了猜不中的结局，命运成为希腊悲剧的通用主题。
所以在希腊最聪明的苏格拉底那里，神谕“认识你自己”的结局就成为了对命运的坦然接受，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真理的追求，“德性就是知识”，而行动已经被排除在自由意志可以把握的范畴之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称苏格拉底为“第一个堕落的天才”。
命运掌控着人，却又对人缺乏悲悯，这种看法注定会为一种新的信仰所取代，这种新的信仰就是基督教。
在基督教这里，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重新获得了它的地位。
基督教哲学体系的奠基者圣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写道：
“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则（人的善行或恶行）将不会有公正的惩罚和奖赏。
但是，赏罚的公正来自上帝的善，它必然存在。
因此，上帝必然赋予人以自由意志。
”基于对世界必然有一个最高存在的信仰，如果没有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一切基于最高存在的世界也就不会有善恶之分。
直至今日，这种关于自由意志的信念构成了西方文明中最普遍的关于自由意志存在的理念。
但是，单纯的信仰并不能直接解释和改变任何事实，而且在某些被认为符合信仰的观念被世俗力量所固定之后，这更加成为解释和改变世界的阻碍，而这种阻碍只是在一段时间内看似强大。
在经历了中世纪末期以教会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势力的大规模失败之后，自由意志再次成为一个困扰的问题。
这倒并非是因为对传统宗教观念的普遍反对，在宗教改革的形式下，上帝只不过是在新兴的人类阶层那里获得了一种不同的被信仰的方式，自由本身就是促成这种新方式的观念之一。
但是，作为促进这种重大的变革的“启蒙思想”，它所具有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核心是人类的“理性”，在启蒙思想看来，理性固然是人类的心灵基于自由意志才能具有的一种功能（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理性的思考又何以发挥其价值？
）。
但是，理性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远比不上理性对外部自然世界的解释那样令人振奋。
启蒙以来，各方面科学的飞速发展似乎证明了机械论的科学精神的有效性，但是将这种科学精神应用于人本身却总还是伴随着巨大的争论。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一书固然是有着广泛的生理学基础与众多值得相信的推论，但是从生理基础到心灵的跳跃却也让人不难反驳，虽然是以科学的成果作为基础，但是这种仅仅是有一些科学基础的思辨依旧不能成为关于人类意志与行为的令人信服的认识。
在对之前哲学思辨产生的对这个世界的错误观念的广泛怀疑中，哲学思辨对人类心理结构与功能的观念同样值得怀疑。
人类需要一种对人的意志和行为进行科学而有效地研究的学科。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一种关于人类心理的科学不可避免的诞生在人的面前。
在心理学史上，将冯特在莱比锡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视作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当然，冯特所标志的心理学的创立并不代表着所有与心理学有关的问题都已经进入心理学框架下的讨论，紧随冯特之后的铁钦纳、詹姆斯等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的心理学者们，所面对的仍然是心理学的开创问题，关注着意识的构造与状态。
人类的自由与控制的问题依旧是在哲学领域内经常被讨论的命题。
然而，伴随着人类进入二十世纪，自由与控制越来越成为一个与心理学紧密相关的命题。
在它们成为心理学命题的过程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两位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与华生。
胜利曙光中的失败
当人类迈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在很多方面都觉得人类沐浴在某种胜利的曙光中。
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被称为“世纪之总”，而在刚刚过去的十九世纪中，人类的确创造了比过去所有时间内人类创造总和还要多的财富。
而在二十世纪初，这种巨大的财富创造能力仍然以极高的速度增长着。
工业文明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自信。
通过科技手段，人类的工业和农业产量成倍的增长，再加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也开始急剧的膨胀。
人类自我感觉不再是匍匐在自然脚下的渺小物种，而是逐渐拥有了曾经只在神话中出现的力量，“征服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并不陌生的口号。
而在人类的文化领域，科学的进步也使得人们觉得世界的真相已经逐渐在人类眼前展开，经典物理学体系已经被完备地建立，而在哲学领域，看起来黑格尔已经完成了对之前的哲学的系统总结，两个领域内的出现了一种相同的言论，那就是人类知识大厦的框架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人们所要做的只是填补与修饰的工作。
人类的自信在这种过程中当然也遭受过打击，最显著地莫过于近现代社会来临的前奏中，“日心说”对人类处在宇宙中心的否定，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人类不过是由普通的生物当中进化而来之后，对人类自以为是上帝所最钟爱的物种的否定。
但是这种打击并不足以造成一种失败。
这使得人类的自信并非是一种不自量力的狂妄的自信。
在很多人哪里，人类依然保持着谦逊，作为带有谦逊的自信。
人们虽然并不认为已经取得对自然的胜利，已经建成人类历史上的理想制度，但是相信能够通过已经臻于完备的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来解决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人类已经走上一条自我解放的光明道路，而站在二十世纪初回顾已经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是科学与民主的胜利，是启蒙以来自由与平等观念的胜利，是启蒙以来人类理性的胜利。
总之，二十世纪初，在启蒙以来开创的知识探索与社会实践的基本模式下，人类社会基本上顺利地进行着现代化的进程，这种进程似乎带来了一种胜利的曙光，只要人类遵循着启蒙所树立的理性的原则，就能够不断的迈入更有希望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但是这种胜利的曙光并未解除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实际上根源于人在沉浸于某种外在的进程时可能产生的对自我的迷失。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用。
”人类运用理性取得了对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把握，但是这种理性却并不能同样有效的应用于人的自身。
在二十世纪初，当人类在胜利的曙光中感受到人类自由的边界在向外快速的扩大时，对人类自身的探索却使得人类的自由从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的起源是，当自由与控制成为一个心理学命题，自由的存在就陷入了明确的危机。
而这种理性与明确，正是在其他领域人类自由的保障。
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角首先是在心理学领域之外最负有盛名的西格蒙特·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他的惊世骇俗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持一种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
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方面个体要受到环境中各种刺激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斯金纳对行为主义理论操作条件作用的发展，个体行为的作出还要考虑到这种行为在环境中产生的后果。
在《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斯金纳将这种环境与个体行为的关系称为“相倚联系”，而个体的行为与所处的环境，无不是存在一定的相倚联系。
而通常所谓的“自由”，在斯金纳看来，不过是生物所普遍具有的要从不利条件中解脱出来的反应。
在传统的“自由文献”中，自由被看做是人在不受控制时可以为所欲为的状态。
而实际上通常是指“人们摆脱或攻击那些以令人反感的方式控制他人的人。
”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理论指出，人们趋向于摆脱这种“令人反感的控制”，并非是由于人具有要求自由的意志，而是由于这种控制伴随有令人反感的刺激，这种刺激成为一种“负强化物”，从而促使了人产生摆脱这种控制的行为。
而控制者如果使用惩罚的手段来企图减少这种反抗控制的行为，这种控制就看起来更是伴随着令人反感的手段，传统的自由观念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对控制进行否定。
但是，控制者同样可以使用正强化的方法来巩固控制，在很多情况下，控制者只要提供合适的正强化物，就能使得被控制者自愿进行某种控制者所期望的活动。
而传统的“自由文献”能够号召人们摆脱令人厌恶的控制，却并不能让人从这一种“控制”当中脱身出去。
所以斯金纳认为，人的绝对自由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不同类型的控制，而“自由即是内化的控制”。
而且，由于人的善行并不是出于某种高尚的品德，而不过是在一种相倚联系的控制下所发生的行为反应，人并不因为这种行为而具有某种光辉，所以斯金纳认为，人的尊严也并不存在。
尽管斯金纳对人类自由的否定态度饱受争议，并且以此为最大的分歧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产生了争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斯金纳的确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描述了一种人类所面对的社会事实。
经历了二战及其前后的一系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大变动之后，现代社会逐渐寻求一种更为平稳的运作方式，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资本对这种平稳运作方式的寻求成为一种更高效和规范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引导。
这一方面通过政治秩序建立对财产所有权更为完善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在不自觉的运用在行为主义看来正符合行为主义理论原理的控制手段，来促进个体做出符合现代经济原则的行为。
在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要目标之后，个人的自由明显地淹没在了这种现代性的秩序之中。
在现实中，这种过程通常只不过是个体被控制方式的转变，而并非是表现为自由的沦陷。
所以斯金纳得出了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的结论。
传统的“自由文献”中的“自由”的确对这种状况无能为力，因为在这种秩序中自由的消失不再是阻碍个体去做想做的事情，而是创设一种环境，让个体去“想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可以说，斯金纳看到了人类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并非只是某种理论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后所得到的结论，而是广泛的新控制形式下的一个社会事实。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们是从“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开始逐渐迈进“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斯金纳认为，为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面对“自由不存在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控制因素“重新设计”，将其改造为对人类有益的控制，这正是斯金纳在《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随后所提出的核心观念。
面对人类不自由的社会事实，斯金纳认为，与其将人类托付于政治控制的集权统治或是财产控制的资本主义，不如将人类的控制定位于一种“文化利益”，只有基于文化利益的控制，才能给人类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
斯金纳提出，这种着眼于人类利益的文化控制，要通过人类自身采取的“文化设计”所进行。
然而这就造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悖论，作为同样是人类行为的“文化设计”，在斯金纳的理论中，自然也没有自由可言，而是一种基于某种控制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又怎么能保证如斯金纳所说，成为一种符合我们所要追求的价值的设计呢？
虽然在《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的最后，斯金纳写道，“人的确是由他的环境控制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种环境本身却主要是由他自己创造的。
”而且在文化演进与文化设计的章节中，斯金纳强调文化设计“本身是自然进程的一个部分”，但是斯金纳最终也没能够将这种改善人类行为的积极态度与之前对人类自由的否定态度有效地统一起来。
在罗杰斯对人类自由的辩护中，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矛盾。
而且，即便是不考虑控制者的自由问题，仅仅考虑对被控制者的环境设计，也会发现，斯金纳的理论存在缺乏价值指导的问题。
斯金纳在关于文化设计的理论中提到了三种不同层次的价值，即“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这三种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固然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三种价值不过是对文化设计中所要追求的价值的分层，缺失了一种价值的衡量标准。
虽然斯金纳明确表明，“好的东西是正强化物”，并明确反对那种根据人的感受来判断事物价值的标准。
但是，强化物的“强化”作用并非事物本身的属性，要判断一个事物的“强化性”仍然不得不以个体对它的感觉作为基础。
其实斯金纳的价值标准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即有利的就是好的，而个体的情感只不过是在长期的利益关系的重复中对对应事物所产生的有一定固定性的心理反应。
而功利主义的问题就是在于，由于实际上是将价值标准设定为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事物，缺乏自身的独立价值追求而不得不用某种外来的价值追求来填充。
斯金纳的行为理论在这两个方面的缺陷说明，斯金纳虽然是准确地把握到了一种社会事实，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未必是对这种社会事实的图景做出准确判断的理论。
这倒未必一定要由行为主义理论的缺陷才能发现，只要了解到在斯金纳发展其行为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兴起了一种与行为主义的立场完全不同的心理学流派，我们就能够明白，行为主义对人类自由的判断绝不是心理学的唯一判断。
这种在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之后兴起，称作“第三势力”的心理学流派，就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的时代背景正是被斯金纳所描述的人类失去了自由的时代，更准确的说，这是一个人类认识到“人的消失”的时代。
如前文所述，人类的不自由状态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在广泛的领域内得到表现。
人类对自己命运的难以把握在核战争以及国际军备竞赛的阴影下被突出的彰显出来；
而大国不断发动的局部战争，让人不得不思索为什么在看起来是保护人类的最初动机下，却产生了大规模将人的生命推向毁灭的结果。
在很多国家都爆发了争取公民权利、要求改变先行的政治与教育体制以及反对主流文化的运动。
而这些事件的背后都透露出一种感觉，那就是在现代社会的秩序中，伴随着对物质富足的追求，却让人感觉到失去了对“人”本身价值的重视，人的渺小个体淹没在了整个世界的告诉秩序中。
人本主义心理学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反思思潮在心理学领域的体现。
作为一种心理学理论，人本主义最重要的理念就在于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机制，从内部促使人的成长，马斯洛把这种人固有的能力称为“潜能”（potentiality）。
与精神分析的本能不同的是，潜能并不是一种猛烈的破坏性的能量，而是一种促进人不断追求建设性的更高需要的内部能量。
而且，这种潜能通过个体的自主方式实现，个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拥有充分的自由。
不难看出，人本主义心理学通过赋予个体绝对的自由与向善的倾向，从这种对人“无条件的积极尊重”中，确立了一种有价值的人的存在。
但是，从人本主义理论的表述形式也可以看出，人本主义理论并不像一种科学的理论那样具有充分的证明。
理论的内容基本上是来自一种主观的体验。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很难举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尽管他们也不打算以这种方式证明。
这诚如王国维在接触西学时的感受，这些关于人的理论，“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
尽管看起来在人类的自由问题上立场完全不同，实际上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针锋相对，就像1955年1956年间斯金纳与罗杰斯的辩论，尽管吸引了心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却并没有预想中的火药味。
作为有着良好科学素养的学者，罗杰斯完全同意“当我们以客观的研究方法进入到心理学领域中时，我们像任何其他科学家一样，变成了彻底的决定论者。
这似乎表明，当心理学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人类的自由就失去了它在心理科学中的存在空间。
即便是人格心理学的对自由的信仰，也似乎不过是对人所具有的一种基本权利的申明，在斯金纳看来，“它们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许在政治学或是社会学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行为主义看来，“它们仅具有微弱的意义。
对自由与控制的问题，罗杰斯描述道，“对于功能充分发挥的人，当他自发地、自由地、自动地选择和决定那些也被完全决定了的一切时，他不仅能体验到而且还能实现最绝对的自由。
”尽管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如果相信并且在临床工作中实践这种理念，并不会引起任何的非议。
但是，在纯粹的行为主义理论看来，这种“体验与实现”和行为予以理论中所否定的陈词滥调的自由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如果抛去斯金纳对人类未来乌托邦式的构想，而仅仅考察行为主义对人类自由存在与否的理论判别，也就不存在上文所述两个矛盾，行为主义理论似乎可以完全否定人本主义心理学所信仰而且看起来仅仅是信仰的人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自由”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第一句话就写道：
“人人生而自由。
”然后又在后面写道：
“人人有权享有自由。
那么，这真的是像斯金纳所写的那样，只是“自由文献”或是“尊严文献”中关于控制的不切实际的敌视，因此反而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障碍”吗？
斯金纳在《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的最后提醒我们，“没有任何理论能够改变它所研究的对象。
人依然固我。
自由的存在似乎也是一种固有的存在，当我们发现斯金纳仍然热心的规划着人类未来的乌托邦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某种人的自由的存在。
但是自由的存在并不是用“人有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口号就能证明的。
在科学心理学中人的自由的消失似乎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甚至得到了人本主义者罗杰斯的认可。
那么这种不自由究竟是何以发生的？
是因为行为主义理论在科学上的不完备吗？
并不是，尽管行为主义理论的确存在诸多缺陷，但是在行为主义的反对者们的批评下，行为主义一直在进行着有意义的修正。
而且，作为一个以建立“纯自然科学”为目标的心理学派，它能够接受一切基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所得的研究成果。
这使得行为主义具有其他学派所难以相比的包容性，不但早就不再将意识排除在行为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而且能够与近些年来基于先进技术兴起的认知科学结合起来，成为在科学性上更加完备的认知行为科学。
这种科学性上的进步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会为人的自由意志提供有效的证明，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些纯粹的生化关系对人类意识的控制作用。
实际上，这种不自由的结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观念应用于人的自身的必然结果。
在传统的理性观念中，科学通过严密的逻辑实证主义得以建立。
而在逻辑实证主义中，自由是无法得到证明的。
康德在他的哲学中指出，个体自由的本质是“自我决定”，自身即是自身形态的原因。
而要在逻辑实证主义中对一个命题进行证明，是指提供一个已知条件，使之成为所要证明的命题的原因，这显然是同自由的本质相抵触的。
也就是说，如果自由是被证明出来的，那么使它的被证明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使得它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
具体结合到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中，也就是说，如果一项心理内容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确切研究对象，即意味着他的存在具有某种实证主义的理由，既然他的存在由某种实证的理由所决定，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心理内容并不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心理学中，不会出现人的自由。
再进一步说，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心理学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就算人真的有自由，这种自由也不会呈现在科学心理学的视野内。
但是，这依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自由对于人而言，真的存在吗？
自由是一种态度
面对自由的问题，心理学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在哪些领域内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却确切的告诉了我们人在哪些领域内是不自由的。
面对某种条件刺激，我们也许无法自我控制的做出某种条件反应，在对这个世界进行知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对接收到的信息根据某些认知规则进行了或许存在偏差的加工处理，而即便是复杂的认知和行为，比如喜好和交流，心理学也能够给出种种可能控制了行为的因素。
然而，通常我们却并没有因此而觉得自己不自由，而是像进行文化设计的斯金纳一样，思考出种种改造环境以及自我的工程。
自由其实就在其中。
我们愿意选择以一种自由的态度生活，这就是自由。
自由不在于能到达多远，而在于能到达自己；
自由不在于能控制外在的什么，而在于能控制自己；
而这种对自己的控制也不在于对自己行为某种程度的控制，而在于对自己态度的控制；
而且并不是对某种外在事物的态度的控制，而在于对自身的态度的控制。
而这里所指的对自身的态度，也并非是一种评价性的态度，而是对自我控制的态度，也就是对自由的态度。
个体对自我控制的肯定态度，同时是一种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过程，是自我概念的呈现过程，也是自我存在的确立过程。
如果没有对自我控制的肯定，就不会有自我的意识，更不会有行为的产生。
所以，对自我控制的肯定也就是对自我存在的肯定。
这与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念有一定的一致，即“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存在”，基于这样的原因，自由实际上是绝对的，一切“存在”的人都是自由的。
我们可以否定表层上对自由的态度，却无法否定基于存在的对自由的态度。
而这两种态度的不一致，有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不协调，构建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体系（比如说斯金纳），还有可能造成整个认知行为系统的失调，甚至精神障碍的产生。
而人本主义的重要理念之一正是这种自由的存在，虽然并不是每个人本主义理论都对自由的深层存在做出明确的分析，但是由于这种自由存在的普遍性以及其与人的存在的紧密关系，由于对人本身存在状态的关注，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们都持有对这种自由的存在的信念。
罗杰斯所描述的“功能健全的人”对“绝对自由”的体验，正是外部自由态度与核心自由态度高度一致时的体验。
而且，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尤其是罗杰斯所接受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即现象学与现象学方法，也与这种自由作为一种态度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象学所要求的“通过悬置向前追溯，一直追溯到自我的明见性”，正是这种作为态度的自由的发现过程，而对自由的态度，实际上在现象学看来正是回到了“自由”本身。
既然确定了自由的存在，那么一个关于之前的内容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作为没有自由内容的科学心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否是真正的人类心理？
前文提到，传统理性中逻辑实证主义对人类自身的应用是科学心理学对自由之排除的方法论上的原因，而传统理性中的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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