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最新作文素材包含40个话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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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手机索要报酬，到底丢了谁的脸
13.
苦是人生的补药
14.
景区莫成“野史集散地”
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的时候，一段高晓松点评球赛的视频流出，在视频中，高晓松表示，很多场足球比赛都存在假球嫌疑，比赛的结果是被博彩公司操纵的。
高晓松的假球言论，并不是本届世界杯的应景发言。
这段流传了多年的视频，是2012年欧洲杯开幕之前，其个人脱口秀《晓说》的“赌球”主题节目，节目的名称是《欧洲杯硝烟再起“阴谋论”说赌球黑幕》。
在今天被重新传播，一方面有世界杯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阴谋论本身的市场之大，6年过去了，很多人还是把它奉为真相。
其实对于博彩公司而言，根本没有通过操纵比赛结果获利的必要。
博彩公司通常是靠对比赛结果的海量计算，来设定一个赔率，这个赔率足以保证不管哪边赢，它都能够从输家的下注中抽水，并且用输家的钱赔给赢家。
不过，从高晓松假球论的再次流传来看，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种盈利模式，甚至以为世界杯都会上演阴谋论。
尤其是对那些参与了赌球的人来说，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很多像德国这样的传统强队纷纷折戟，这导致那些押错了胜负的人，为了寻求一种合理化的解释，用博彩公司操控赌球的阴谋论来安慰自己，来证明自己对实力强弱的判断没错。
当然很多不参与赌球的人，包括一些资深足球爱好者，也会相信并传播世界杯假球论，这说明它牵涉到传播层面的社会心理问题。
所以，长盛不衰的阴谋论，例子不胜枚举。
信息生产的角度讲，辟谣的信息，其实并不比谣言少，但依旧无法阻止阴谋论。
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立场原因，人们总是偏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哪怕这不是真相，或者全部事实，但它满足了心理预期。
这会导致反阴谋论的信息，被自动过滤。
另一层因素是，当下的信息传播，大部分是在社交媒体完成，比如微信朋友圈。
但事实上作为内容承载纽带的社交产品，本身是高度圈层化的。
比如一个媒体人，它的微信好友可能大多部分都是媒体人，朋友圈所能刷到的，多是各类新闻资讯信息和评论；
一个老年人，他的好友也可能是小区的同龄人，朋友圈的内容，多是养身保健信息。
在这种大众偏好、价值观相近的圈层化环境里，阴谋论很容易一传十、十传百，养身鸡汤、谣言泛滥也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困境，被专业的学者描述为“信息茧房”，人们像蚕一样被困在茧里，只能接触到极为有限的信息。
事实上，为了满足信息分发的效率，现在很多自媒体平台，采用机器算法进行兴趣匹配。
潜在的后果是，人的视野越来越窄，因为平台总是推送你感兴趣的那部分信息给你。
而一旦资讯不再流动，谣言和阴谋论就很难接触到辟谣的信息。
所以，这能解释为什么过了6年，高晓松的世界杯假球论，还是拥有广阔的市场。
并不是因为高晓松的号召力有多大，只是因为那些有理有据的科普信息,并没有抵达阴谋论的信奉者，被选择性地过滤在了信息茧房之外。
好妈妈不经意的善意与克制可能塑造着下一代的灵魂，而溺爱与放纵也在摧毁着下一代的身心。
如果妈妈护短，“熊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可能是，我不需要遵守规则，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教育得法、得当就会引导孩子树立规则意识，懂得不妨碍他人、尊重他人、遵守公共场所秩序，知道做了错事应当负责。
最近两则有关教育的新闻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是“熊孩子”在电梯里小便，妈妈让小孩写了一份检查，发到业主群里给大伙道歉，并且每天由孩子父亲监督孩子打扫电梯一个月。
一则是两个小孩抢玩具,一名妈妈加入战斗，连续掌掴对方小孩。
教育“熊孩子”的妈妈获得了从业主群到网友的集体点赞，被称为“教科书式的教育”，另一位妈妈则不仅被警察“约谈”，还被一致批评“以大欺小，教出来的小孩也不怎么样。
”
人们对现实中“熊大人”教育孩子不当的愤慨，代表着我们在教养上的一种迷思：
曾经的文明古国，家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对好妈妈教育方法的美誉代表着我们在道德水准提高上的一种期待：
好的家庭教育能拉高社会文明程度。
好奇心强、淘气顽皮、求知欲和探索欲强烈，对正值热切与世界联通的孩子来说，并不稀奇。
但如果好奇没有规则、顽皮不守规矩、探索意味着破坏公共秩序，就是“熊孩子”了。
每每孩子犯错，周围的目光都会聚焦于家长会怎么做。
是替他辩解“孩子小，别跟他计较”，还是对孩子进行管束教育，严肃纠正其错误，是一道妈妈必答题，妈妈的智慧与教养影响着孩子成长成人的质量。
梁晓声曾这样概括“文化”二字：
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现在这个标准被很多人用来解释教养。
通俗地说，教养是教人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去尊重别人，如何遵守社会道德。
家庭教育是教养的起点。
在孩子正式步入社会之前，简单的是非对错、规矩原则、礼貌谈吐，大多是从家庭中观察和模仿而来。
好妈妈要让孩子习得好教养，更多的要靠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可以是在公众场合不大声说话、礼让老人先行，也可以是自觉捡起地上的垃圾、跟被打扰的人说一声“对不起”……
黄昆岩教授在《谈教养》中开篇明义：
教养没有清晰的轮廓与外貌。
他引用一位19世纪英国诗人的诗，用“风”来比喻教养：
你和我都没有见过风，但是当树叶在树上哆嗦的时候，风正和我们擦身而过。
教养的“风”在我们生活的细节中，好妈妈不经意的善意与克制可能塑造着下一代的灵魂，而溺爱与放纵也在摧毁着下一代的身心。
如果妈妈护短，“熊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可能是，我不需要理性、不需要考虑后果，也不需要遵守规则，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毕淑敏说：
“教养是细水长流的，具有某种坚定的流向和既定的轨道性。
”教养是后天养成的品质，养成后深植于我们的骨髓。
展现教养等于展现灵魂的模样，展示社会的文明水准。
我相信，多一个有教养的好妈妈，就会少一个不懂规矩的“熊孩子”。
这几天，甘肃庆阳一名跳楼自杀女孩的遭遇引发诸多关注，其父亲介绍，女儿两年前曾被班主任吴某某猥亵，之后一段时间便多次试图自杀。
班主任猥亵女学生，令人愤怒，同样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现场一些围观者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起哄”言论、拍摄视频甚至进行直播。
事后已有多位发布“起哄”言论的围观者被拘留。
当别人选择结束生命时，正常人会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如果试图轻生者不是别人，而是你的亲人朋友，你又会怎么做？
面对陌生人和身边人，每个人的态度或许会有所区别，但做人的底线和基本原则本该是一致的。
现实中一些人从不缺少看热闹的好奇心，有了直播平台更是如虎添翼，走过路过绝不能错过。
然而，围观别人的死亡，真有这么激动和欢乐吗？
事后的报道中，对这些围观、起哄者用得最狠的形容词不过是冷漠之类，可见哪怕是对待一些丧失底线的报道对象，媒体也有起码的原则和底线。
在偌大的中国，这种“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只是个别，但他们造成的影响实在恶劣。
“围观改变中国”。
当下，我们究竟该作怎样的围观？
围观可以是一种监督，围观群众可以是“朝阳群众”，路见不平一声吼；
围观可以是一种关心，围观群众可以是“热心群众”，众人拾柴火焰高……但围观不应该成为看热闹、瞎起哄、唯恐天下不乱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人命关天的时刻。
不可否认，当下社会的确有一些“戏精”——扮酷耍帅、哭穷比惨、卖萌犯傻等都是小意思，策划上演诸如跳楼、捉奸、群殴等才够刺激。
但人们不能因此“脑补”过多，将所有类似事件都想当然地做娱乐化、戏谑化处理。
面对生命、面对死亡，每个个体都该有起码的敬畏，就算不能好言相劝、竭力帮忙，也绝不该推波助澜、恶语相向。
如果说对女孩“性骚扰”的老师是令其轻生的“元凶”，那么在女孩跳楼之前叫嚣着“怎么还不跳”“有本事赶紧跳”的那些人无疑都充当了“帮凶”，在最后的关头，或许就是这些言语刺激者用冷血和无情，让其失去了对这个世界、对生命的所有希望和眷恋。
现实中，不管是寻衅滋事、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还是在网上恶意攻击他人，都可能面临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裁。
这也是当地相关部门对现场“起哄者”予以拘留的法律依据。
而在有些国家，起哄、怂恿、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是要面临刑法处罚的。
从长远来看，针对我们身边的吃瓜群众和围观看客，“定制”些法律的条条框框，增加其胡作非为的成本，让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人摊上大事儿，实属必要。
有消息称，世界杯要“扩军”了，下届世界杯，亚洲将有8支队伍进入决赛阶段的比赛。
于是马上有人兴奋了：
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日子不远了！
真是这样吗？
目前的中国足球能否稳居亚洲8强？
对此，答案是不确定的。
从正在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看，亚洲球队的进步非常快。
号称“波斯铁骑”的伊朗队虽然已被淘汰，但他们击败北非劲旅摩洛哥队，1比1战平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0比1小负世界冠军西班牙队，1胜1平1负积4分，令他们在小组赛中几乎突围成功，且其强悍的作风、顽强的斗志和不输世界强队的技战术水平令人击节赞叹。
师从巴西20多年的日本队更是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高水准，他们2比1战胜哥伦比亚队，实现了世界杯上亚洲球队对南美球队的首胜。
在对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日本队两度落后，两次扳平。
1胜1负的战绩让他们早早确立了小组出线的优势。
在这支队伍中，10多名球员来自欧洲著名足球俱乐部，甚至有人曾在德国多特蒙德、意大利AC米兰俱乐部打主力。
其他如韩国队、沙特队、澳大利亚队，也都有不俗表现。
仔细审视那些没有来到俄罗斯的亚洲球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不少劲旅。
伊拉克队、朝鲜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泰国队等，在与他们的交锋中，国足取胜绝无把握。
就是在与越南、缅甸等球队的比赛中，国足也显得捉襟见肘，难言优势。
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队差一点没有进入亚洲12强。
今天，亚洲足球向西“取经”的步伐越来越快。
日本有意识地向欧洲派遣年轻球员，让他们在高水平俱乐部、高级别比赛中加速成长。
亚洲赛场上，高水平的欧洲教练员越来越多，更多的亚洲选手可以较早地接触先进的足球理念和技战术。
据统计，日本等亚洲足球强国的孩子接受足球训练的初始年龄是4到5岁，已经与巴西、德国持平。
西亚一些国家还吸收了很多欧洲、南美的足球运动员，直接提高了本国的足球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中国足球，问题不可谓不多，但主要问题在哪里众说纷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莫衷一是。
至于如何强化青少年足球基础、怎样发现和培养足球拔尖人才、是让高水平外籍教练适应中国足球还是让中国足球服从国际标准，众声喧哗，答案多多，但实践证明这些答案几乎全无实效。
1982年，带领中国队“一只脚已经迈出亚洲”的追风少年古广明如今已年近花甲，但中国足球却再没有找到那样出色的边锋，当然也没有超越渐行渐远的“古广明时代”。
即使亚洲的出线名额增加至8个又怎么样呢？
中国足球“躺进”世界杯显然只是幻想。
换句话说，就是进去了又能怎样？
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国足在世界杯“扩军”后，仍然只能留给广大球迷一声叹息。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
”体育比赛也是一样，不管赛制如何改变，优者胜、劣者汰的根本法则不会改变，艰苦付出才有微小收获的基本规律不会改变，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的游戏规则不会改变。
中国足球只能深化改革，知耻而后勇，而不能天真地等待命运女神的眷顾。
当“姥姥”遇上“外婆”
近日，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打碗碗花》一文中，“外婆”全部改成了“姥姥”，引发舆论热议。
上海市教委日前表示，将该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同时依法保障作者权益。
“刘外婆进大观园”“姥姥的澎湖湾”……知道是一个意思，但听起来别扭。
因为“刘姥姥”和“外婆的澎湖湾”等词汇或作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
更重要的是，“外婆”和“姥姥”，如今在交流与沟通中已无任何障碍，即便小学生当时弄不清楚，也会在日后的成长中逐渐明白其称谓的统一。
我国地域辽阔，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众多。
因此，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
关于“外婆”和“姥姥”之争，根据有关专家考据，两者最初可能都来自方言，但它们早就进入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变成了通用语言，并且不以地域为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
在语言发展演变中，普通话不断吸收方言的有用成分，反过来，方言对普通话也有影响。
而方言一旦进入普通话系统，就变成了普通话的一员，不宜再视其为方言。
知晓语言的规矩，明了语言的丰富多彩，情感上不产生隔阂，不但为课文本身的内涵加了分，也让大众从语言规范上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希望让“姥姥”与“外婆”握手拥抱，使普通话的推广运用更科学、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或许连杨超越本人都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迅速走红，又如此迅速地陷入舆论风波中。
就在舆论场的风口浪尖之处，向来言辞犀利的咪蒙在个人公号上发文《对于杨超越，骂她，才是尊重她》，引起了大量阅读和争议。
虽然此文直接回应的是GQ的特别报道《杨超越变形记：
这不是我的世界》，但依然延续了咪蒙的老套路——借助热点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由此激起粉丝和批评者的强烈关注。
咪蒙在文中指出，GQ的特别报道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这个世界上，实力没什么卵用。
爱哭和卖惨才是王道！
”但咪蒙的表达，其实是绕开了问题的关键点——杨超越到底是怎么火的，以及如何看待她的走红，而偷换成了“拥有实力/爱哭卖惨”这对矛盾概念。
由此一来，本来未必如此尖锐的矛盾就通过“奇妙的话术”转变为特别容易在舆论场上“引战”的话题，这自然也会带来大量流量。
如果从点击量和传播量上看，这些手法的确堪称高明。
只可惜，仅凭点击量“十万加”并不能判断一篇文章的公允与合理程度，更不能判断一个写作者真正的才华。
但在“流量为王”的环境里，关注度就意味着相应的资本的流入，很多自媒体写手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为了博取眼球，只要话题有引爆点，不管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素材。
就拿杨超越这事来说。
平心而论，作为中国首部女团青春成长节目，杨超越参加的《创造101》节目本来就是个“造星”的平台，这就需要她的形象气质和“成长路径”不能与既有的明星模式差别太大。
但是，平台又具备新的特点，比如粉丝的支持程度直接决定了偶像能达到的高度，而杨超越曾经的苦难经历，本身就吸引着一大批有着类似经历的年轻人的关注。
不难想象，在三四线城市或农村成长的粉丝们，很难对那些有着“中产”或“上流”标签的偶像们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感，但对杨超越就会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哪怕她的才艺水平并不算特别好。
这是中国娱乐圈出现的新现象，但其中的道理并不新鲜。
偶像和粉丝类型的多元化，本来就是娱乐界繁荣和开放的体现。
不管是最近走红的王菊还是杨超越，还是更早的李宇春和周笔畅，她们所引领的审美范式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却能拥有一批最坚定的粉丝团——这种现象可能在今后会更加常见。
所以，理解到这样的层次，就不会对咪蒙的批评声音一味赞同了，毕竟，拿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人且不加反思，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思维方式。
当然，正如上述所言，这种扭曲的思维方式，可能只是一些自媒体打开营销套路的“捷径”，换言之，就是明知这样说是偏激的，但还是要刺激舆论的敏感点。
对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的读者而言，这样的套路是没用的，只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意识，那么被一些自媒体大号诱导的观念带着走，就成了在所难免的事了。
因此，除了读者个体要提升判断力之外，有影响力的自媒体，更应该理性严谨地表达观点，毕竟，靠各种话术技巧形成的“关注”很难长久。
经历，金钱买不来
一个社会，不以成败论英雄，就会给失利者更多的理解、包容。
一位在城市有房有车的年轻人，为实现自己的田园创业梦，辞职回到家乡的村子办养鸡场，没料到两年亏损了数十万元，只好计划重回城市找工作。
近日，这位创业者的经历在网上引发热议。
有人批评，他把创业看得过于理想化、浪漫化，甚至有些感情用事。
搭进去两年光阴、数十万元，不得不退回原点，这在不少人看来很不值。
的确，揣着一腔热情和打拼多年挣来的启动资金返乡创业，却遭遇人生的“滑铁卢”，难免失意。
但若把眼光放长些、眼界放宽点，人们会发现，尽管遭遇挫折，但在创业中，这位青年对乡村的理解比之前深切，对市场的认识比之前深刻，对人生的体味比之前深沉。
至少与那些高谈阔论的人相比，他为梦想流了汗、尽了力。
这是宝贵的人生阅历，书中学不到，金钱难买来。
什么是创业？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回答，但有一点应该相同，即创业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要实现零的突破，必然充满曲折，不会顺风顺水。
如果说头脑冷静、能力卓越是干事创业的“撒手锏”，那么心头火热、勇于追逐梦想、冒着风雨前行就是干事创业的“永动机”。
很多时候，有“两把刷子”可能不难，但有一腔热情并保持下去着实不易，特别在创业创新热潮涌动的当下尤为可贵。
这位青年毅然离开安乐窝、投身创业的勇气与魄力，或许正是用人单位看重的才能。
“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现实中还有不少人摆脱不了这样的窠臼：
对成功者不吝赞美，而在失利者身上则看不到闪光点。
事实上，创业成败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与个人、环境都有关系。
成功者固然有很多优点，失利者或许也有过人之处；
成功者当然应该推崇，失利者同样需要掌声。
多看到失利者身上的亮点，才能让他们受到鼓舞激励并引发更深层次的反思。
就拿这位青年来说，创业失败，到底是因为对个人能力与创业环境缺乏认识，一猛子扎进商海而交了“学费”，还是当地配套设施跟不上、营商环境不够好？
这无疑是比成败本身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经历，比成败更重要。
”前段时间，央视报道了一个几经起落的创业者的事迹，当记者问他30多年来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他道出了这句肺腑之言。
一个人，不纠结成败得失，才能成功时不骄不躁，挫折时不坠青云之志、不懈拼搏之劲。
一个社会，不以成败论英雄，就会给失利者更多的理解、包容，并努力改善环境、创造机会。
孩子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使用手机，将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年人有义务也有能力用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和经历来为其导航。
前两天，一个妈妈洗澡的情景被家里的孩子在玩某手机社交软件时直播了出去。
事后很多人都在批评这家社交软件平台把关不严、处理不当，这固然是此事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事也让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其实并不懂得应该如何使用手机。
实际上，对于今天的孩子们，尤其是10后们来说，打开手机、发个朋友圈、点个赞之类的操作并不是什么难题。
在他们眼里，手机其实就是一个好玩的玩具。
但在现实生活中，手机早已超越了娱乐层面的玩具意义，而成为一个可以互联互通的传播平台。
也正因此，手机的使用问题，不仅涉及到方法论，还包括着世界观。
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手机，什么样的内容可以通过手机上传，如何看待通过手机获取的信息……这些标准与边界，是孩子们头脑中的“好玩”无法解读与诠释的。
今天，家长们与其如临大敌般地防止孩子接触手机，不如大大方方同时也一本正经地教会孩子如何使用手机。
这一课，不能缺。
对当下的孩子们来说，自打出生开始——照相、支付、娱乐、学习，似乎生活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手机，他们头脑中难免形成“手机即一切”的逻辑判断。
我们必须承认，孩子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使用手机，将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是一门多方共育的课程，是需要小到家长、老师，大到社会、国家共同来完成的一项“教学”工作。
你的孩子没有手机不代表所有的孩子没有手机，一个孩子有了手机一帮孩子就可以通过共享的方式联通世界。
所以，要想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朗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家长、学校要采用步调一致的措施，不能你疏我堵，标准不一；
国家和社会也要从道德与法规双方面发力，共同保证未成年人手机使用不会被当做违法犯罪的“天堂”、商业利益的“肥肉”。
同时，这也是一门亲子共学的课程。
在“手机使用”这门课面前，我们真的需要带着“诚恳”的态度跟孩子一起学习。
现实中，多少家长对手机爱不释手，朋友圈要刷了又刷，就怕没刷干净，小视频要看了又看，生怕又有错漏，各种游戏更是要通过一关再过一关，拿到高分更高分。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孩子懂得、学会、接受有节制地使用手机，又怎么可能呢？
所以，对家长来说，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也要诚实地做到，自己做得不好也要恳切地承认错误，接受惩罚。
只有躬身示范、亲力亲为，我们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打造一个好环境，完成好手机时代赋予这一届家长的新任务。
其实，我们普通人的善心与善举，就像是那一张张送给贫困学生的烤馕。
看上去平凡无奇、微不足道，但是积少成多，依然可以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发出耀眼的光芒。
烤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新疆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张香气四溢、酥脆结实的烤馕，做起来并不困难，原料也并不名贵，然而，它能让人填饱肚子，也能满足专门来新疆寻味的老饕，它能陪伴商旅队伍在茫茫荒野之上远行，也能让远在他乡的新疆游子一下子回想起家乡的滋味。
最近，一则直击人心的新疆“暖闻”，让我们知道了，原来小小的烤馕还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善意的载体，将爱心传递到这个社会上最需要关怀的贫困角落。
这个用烤馕传递善意和爱心的人，并不是什么英雄模范，而只是一个42岁的打馕店主，他的名字叫做艾尼瓦尔·
吐木尔。
有着胖胖身躯和友善脸孔的吐木尔，和其他个体商户小老板没太大差别。
白天，他和其他人一样，为养家赚钱前后奔忙，做着普通的卖馕生意。
然而，当月上梢头，其他店铺纷纷打烊之际，他的店铺却依然灯火通明，忙着为附近数所中学的100多名贫困学生制作不要钱的“爱心营养馕”。
100多张烤馕看起来不多，卖价只有数百元。
然而，当这个数目乘以365天、再乘以10年，就会变成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这笔开支当中，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饱含着他对一名贫困学生的关爱，温暖着一名贫困学生艰难的求学生活。
在这条道路上，艾尼瓦尔·
吐木尔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只是一直量力而行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多送些馕，有时少送些馕，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从未中断过这样的善举。
在艾尼瓦尔·
吐木尔看来，他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多么特殊，他也并非什么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圣人。
他也会在送馕时衡量自己小店的营收与支出，在不影响自家盈利的情况下控制送馕的数量。
他和家人依然住在简朴的小房子里，尽管他捐赠的馕，已经足以在城里买两套大房子。
在《感动中国》之类的电视节目里，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舍己为人的故事，也看到了许多伟大而崇高的灵魂。
其中，有人为了资助贫困学生上学，不惜放弃自己治癌，也有人为了救援在灾难中受困的同胞，连已经遇难的家人后事都顾不上料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最大限度地展示着人性的美好，他们的故事也确实配得上“感动中国”的称谓。
相比之下，像吐木尔这样的“小人物”显得很平常，不足以惊天动地，但他们却是我们这个社会爱与善的根基。
我们需要“感动中国”的大爱，也需要千千万万像艾尼瓦尔·
吐木尔这样心存善念的普通人。
他们也要赚钱养家、也要权衡利弊，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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