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题材电影的社会性别解读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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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阶级角色与其性别角色紧密纠缠在一起,二者有着内在的矛盾――“置身于一个准主体――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询唤的个体位置上,意味着他（她）必须通过主动行动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来获取主体的命名;

而作为一个历史的客体,则意味着他（她）必须以被动消极的方式来负荷、承受一切,反之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僭越。

”[1]电影文本巧妙地消解了这一矛盾,消解的方式即让女性的阶级角色始终从属于性别角色、以性别角色来规范命名阶级角色。

　　一、“桃子”的阶级角色

　　从阶级出身来看,电影《山菊花》的女主人公――贫农的女儿“桃子”无疑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

按照马克思关于阶级形成的经典思想,阶级形成分两个阶段,即自在阶级（aclass’initself’）和自为阶级（aclassforitself）。

当一个阶级的成员只是处在同样的经济地位上,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时,表明他们还只是处于自在阶段;

而当他们通过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时,他们才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在电影《山菊花》中,我们看到,就阶级角色而言,“桃子”处于自在阶段,由其夫助她从自在阶级进入自为阶级。

　　自在的表现――对丈夫的革命行为不理解,只希望过安安稳稳的庄稼人小日子。

于震海等人在家里开党小组会议时,用于震海父亲的话说,“桃子”负责“好好伺候伺候”“咱们穷人的头领”。

开会的人在里屋,而“桃子”在外屋、在灶前抱着婴儿烧水,这一场景非常典型地喻示着“桃子”在阶级内部的边缘性角色。

虽然她的阶级身份与于震海等人并无区别,但她在本阶级内部仍然扮演着一个传统的性别角色――在灶台前忙着伺候男人的贤妻良母。

当她被里屋的声音吸引而感到新鲜好奇,她也只是悄悄地撩开门帘,把里屋的人――表哥高玉山唤出质询,而没有堂而皇之地进入里屋――尽管那是她自己的家。

高像给学生上课似的给“桃子”讲解革命道理,“桃子”作为一个被启蒙者此时还是似懂非懂,在此后经过阶级斗争的炼狱后,“桃子”才终于明白――只要有孔秀才,就别想过安稳日子。

此时,“桃子”才开始萌发自觉的阶级意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

　　二、“桃子”的性别角色

　　就性别角色而言,“桃子”是一个典型的循规蹈矩的贤妻良母――作为父系家庭的女儿,“桃子”未嫁从父,驯顺地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从未见面的于震海。

对“桃子”而言,从父之家到夫之家的这一轮易主,如同女人的命运一样自然。

与“桃子”不同的是,于震海对这次婚姻表现出无奈和反感,认为结了婚有了老婆只会给自己添累赘,女人只能拖革命的后腿:

“我就知道,有了媳妇没好事,不是哭就是闹!

”只有当确知“桃子”怀孕时,他才头一次对“桃子”表现出罕有的温存。

至此,“桃子”在夫之家的角色命名才得以最后确认。

“依照男性大师拉康的理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将永远蒙受着菲勒斯（phallus,男性生殖器之图像,它不是真正的生物性的阳具,而是一个符号,是父亲、父权的隐喻、象征）缺失的焦虑与耻辱,她只能通过从男人处获取一个孩子――一个想象中的菲勒斯,并借以进入象征式。

于是,是生育,而不是婚姻本身才是女人的成人礼与命名式。

”[2]

　　作为父系家庭的妻子,“桃子”既嫁从夫,虽然不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冒风险参加革命活动,但自己只是整日里担惊受怕地忍受。

　　作为父系家庭的母亲和儿媳,“桃子”在丈夫离家远走后恪守“妇道”,遵照丈夫临行前的嘱托“照顾好爹,看好孩子”,自觉地担负起抚养孩子、照顾公公的重担。

　　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桃子”在出嫁的花轿中甜蜜地憧憬自己的婚姻生活,丝毫没有反抗和于震海的包办婚姻的意识。

而对第二次婚姻,“桃子”则以死相抗。

这两次婚姻,都是别人安排的,都不是自身自主择配,为什么“桃子”的态度迥然不同?

这其中固然有孔秀才强迫她改嫁的因素,她出于对孔的仇恨,拒不服从。

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本身有着烈女不嫁二夫的从一而终的传统思想,要为丈夫守节（此时的“桃子”误以为丈夫已被打死,受尽敌人折磨的“桃子”对死去的丈夫立下誓愿“俺活着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3]“桃子”的这种想法可以从影片中另一女性角色――“小白鞋”与她的对话中暗示出来。

对“桃子”深以为耻的二次婚姻,“小白鞋”如此评说:

“桃子妹,大伙瞧不起你,这滋味俺知道。

可要想开点。

男的可以另娶,,女的为么就不能再嫁呀?

唉!

可惜他是个痴子……”在“小白鞋”看来,改嫁并不是什么耻辱,只是改嫁的对象是个痴子,缺乏构成个人幸福的条件罢了。

　　三、“小白鞋”的阶级角色与性别角色

　　作为与“桃子”相对比的女性角色,“小白鞋”显然是专为了映衬“桃子”作为良家妇女的“高、大、全”形象的。

“小白鞋”一出场就被定位为一个“戏子”。

于震海新婚之际,“小白鞋”委托震海的哥哥震兴把一条红缎子被面捎给震海以示祝贺,“于震海顿时生气地:

‘小白鞋!

’将被面塞回震兴手中,‘戏子!

’说罢转身走了。

”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对跻身表演行业的人不无歧视:

一方面通过各种法令,限定演员的衣食住行,将他们作为贱民与其他社会阶层严格隔离开来;

另一方面,对女演员更是视同娼妓。

从事表演的女性,在大庭广众抛头露面,冲破了“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阁制度,而且在舞台上由女变男,由贫穷而富贵,扮宰相、装帝王,大大逾越了性别角色藩篱。

她们挑战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规范,社会对她们的惩罚便是将她们永远拒于良家妇女的角色之外。

所以,曾经是“戏子”的“小白鞋”一出场就遭到了革命者于震海的蔑视。

虽然“小白鞋”与“桃子”同样是苦出身,从经济地位来划分,应当隶属于一个阶级,但二者在本阶级阵营内的遭际简直是天壤之别:

同样是被孔秀才剥削压迫,“桃子”备受同情,“小白鞋”却遭人唾弃。

“小白鞋”的阶级角色暧昧不明,既截然不同于地主孔秀才之流,又不被本阶级接纳。

其根本原因在于她既是戏子又是孔秀才门里的寡妇的性别身份,是一个在男权目光的审视下不贞洁的女人――作为女人违反了父权社会的性别角色规范。

因其性别角色有缺失,而被放逐在阶级阵营之外。

善良如“桃子”也耻于与“小白鞋”为伍――在影片中,“小白鞋”几次试图主动接近“桃子”,都被“桃子”断然拒绝了。

但当“桃子”被迫改嫁之后,作为父权制度下的女人,“桃子”的性别角色由贤妻良母沦落为失贞的女人,与“小白鞋”一样发生了缺失,其在本阶级内部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尽管背负着血海深仇,却得不到阶级弟兄的同情与庇护,其阶级角色也与“小白鞋”一样暧昧不明了。

　　“小白鞋”央求“桃子”促成她和于震兴的好事:

“明着改嫁不准,暗地来往丢人,难道像俺和震兴这样的,就要守一辈子寡,就该打一辈子光棍?

……桃子妹,你相识上共产党,没听他们说,管不管这号事?

”在内心深处,“小白鞋”与“桃子”怀揣着同样的渴望,渴望被重新归并到男权秩序中去。

如王宝钏之苦守寒窑,“桃子”与“小白鞋”各自守望着自己的男人――作为革命者的于震海和作为革命同情者的于震兴,“桃子”誓愿“俺活着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小白鞋”誓愿“俺这一辈子,要么等他的花轿,要么等他的棺材!

”翘首期盼她们所属的男人给她们归属感,给她们重新赐予贤妻良母的角色命名。

　　四、以性别角色规范阶级角色

　　对正在从自在进入自为阶级的“桃子”来说,被本阶级放逐比被敌对阶级摧残更令她感到痛苦。

孔秀才对“桃子”的估算没有错:

“像她这样的人,改嫁比死还难受。

”而我们面对“桃子”和“小白鞋”的遭遇,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评断:

无论在阶级阵营之内,还是阶级对立之间,革命并没有彻底摧毁父权制的壁垒。

在父权制的文化语境中,女性在阶级角色上的纯正血统,不取决于她究竟为本阶级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和牺牲（在革命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中,女性大都作为妻子和母亲在为革命作贡献。

影片《山菊花》中“桃子”爹张老三在于震海面前为“桃子”鸣不平:

“俺闺女一个人,伺候你老的小的,给你生儿养女。

你当共产党出了事,逃出家门脱个清身。

可怜她,怀带孩子,抓进抓出……”）,而取决于她的性别角色的纯正性――即是否完全符合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规范。

在女性集于一身的角色丛中,社会看重她的性别角色永远高于她的阶级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作为人被认可为一个阶级同志。

在父权体制下,阶级的大家庭与女性所在的现实家庭有着内在的同构性,男性领导者与男性夫主,都要根据她的性别角色来给她在阶级大家庭和现实家庭中的角色定位。

薛仁贵征西归来,要上演一出“戏妻”来考验王宝钏的贞节,于震海革命归来,也同样要验证一下“桃子”对革命组织（丈夫是革命组织的实际领导者）的忠诚。

　　影片结尾,痴子赶来向于震海说明“桃子”改嫁只是为了瞒过敌人耳目的假结婚,“桃子”并未真正“失身”。

“桃子”将丈夫临行前交给她的、存有党的机密的红布包（也是当年婚礼时蒙在“桃子”头上的红盖头）完好地交还于震海,而完璧归赵的当然不仅仅是红布包――“桃子”在性别角色上的纯洁性获得了证明,遂又重新被本阶级收纳,并作为阶级分子进入自为阶段――“桃子”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

“哎,问你呐,共产党里,要不要女的?

”作为革命组织的代言人于震海回答:

“要,要啊!

桃子,我真想和你再办一次喜事!

”他激动地将红盖头蒙在“桃子”头上。

至此,借由她的男性领导者与男性夫主的认同,“桃子”作为性别角色与阶级角色的双重角色重新获得了确认。

　　美好的大团圆结局却让我们倍感沉重:

女性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之内,依然难以摆脱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定位,阶级解放并不能代替女性的性别解放。

　　注:

本文曾入选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现有删改。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85.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

224-225.

　　[3]班昭.女诫.

　　[作者简介]白蔚（1971―）,女,辽宁沈阳人,博士,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传媒社会学与社会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