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任危机看红会战略调整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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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红十字会国际协会成立，正式确立下来。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中国红十字会参与了战争和自然灾害及疫病的救助工作。
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战场救护中受到孙中山、宋庆龄的称赞，孙中山曾为番禺等红十字救护队题“博爱”勉励。
抗日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救护和救助活动，据1942年到1945年统计，共募集7.8亿银元。
8年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为2,600万人次的军民进行了医疗、防疫服务。
1945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当选为国际联合会领导委员会（原协会执行理事会）副主席。
以下是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的重要活动：
1950年
协商改组，获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承认
“文革”期间
国内工作被迫停顿，国际工作及对外援助依然进行
1978年
国务院批准恢复国内工作
1993年
中国红十字事业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1999年
对台湾“9•21”地震进行了援助，捐款300多万美元
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2001年4月
重新启动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建设
2003年
贯彻落实防治非典的部署和接受社会捐赠的任务
2005年10月
动员和部署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试点工作
2008年
汶川地震赈灾救济，共接收汶川地震救灾款物价值人民币199亿元
2010年4月14日
玉树地震共接收震救灾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23.22亿元
2013年4月20日
雅安地震赈灾款项惨淡很多
（3）组织结构
红十字会的组织结构：
其中，执委会下面还有各地方红会：
（实线表示领导关系，虚线表示业务指导关系。
执委会对各地方红会就是业务指导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召集，如遇特殊情况可提前或延期召开。
代表由总会和地方红十字会推选的会员代表以及与有关部门协商产生的代表和特邀代表组成。
理事会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其决议。
理事会任期五年，下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换届。
理事构成及比例由常务理事会根据需要决定。
常务理事会对理事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的常务理事组成。
常务理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两次，由会长或常务副会长召集并主持。
执行委员会对常务理事会负责。
执行委员会由驻总会的专职常务理事组成。
常务副会长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法定代表人。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的权力机关是同级会员代表大会。
各级地方红十字会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同级红十字会理事会召集，如遇特殊情况可提前或延期召开，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全国性行业成立的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行业红十字会，由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批准。
其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行业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根据工作需要决定。
城市街道（社区）、农村乡镇（村、组）、企业和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和其他组织中建立的红十字会为基层组织。
截至2011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2848个县级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
有9.8万个基层组织，215.6万名志愿者，11万个团体会员，2658万名会员，其中1775万名青少年会员。
（4）组织运营方式
红会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大块：
第一大块，主要来自于政府，这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府的拨款，主要用于人员以及机构的运作以及项目经费。
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彩票公益金。
第二块是国际，又分两块，一块是国际组织，另一块是国际企业。
所以第二重赋权也是很要紧的。
第三块是社会公众，里面有定向和非定向的，所谓定向就是明确要捐给汶川，明确要捐给房山，明确要捐给某一个烈士。
非定向的部分，可能用于机构发展、人员、项目的推动。
资金的分配使用，主要是通过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由理事会特别是常务理事会确定捐助或者是资金使用的范围。
目前“三救”（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三献”（献血液、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是重点。
第二个程序是要通过执委会研究讨论确定。
第三部分是必须通过专家的评审程序，各类专家团队，救援、救护、干细胞器官捐献等各类专家团队，全部由专家团队无记名的方式对各省的资金进行评审和支持。
第四个环节就是监督。
监督不仅仅是对资金使用如何、到哪儿去了要监督，更重要的是效率的监督。
2、郭美美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
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在社会公信力方面遭受了不少“危机事件”。
从汶川地震的“万元帐篷”、“虚开发票”、“提取管理费”等事件，到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费”风波，再到“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使得中国红十字会陷入巨大的舆论风波，自身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巨大的打击。
如果说“万元帐篷”、“高额餐费”是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事件的导火索，那么“郭美美”事件无疑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1年6月，一位名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在网上公开炫富，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这位年仅20岁、打扮时髦。
开名车、住别墅的女孩迅速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陆续有网友质疑其真实身份，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了网友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看起来真的很有钱”等对红十字会的非议。
之后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中国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并不存在，郭美美说自己与中国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商会有关系，完全是其本人自己捏造的，她还表示自己炫耀的财富是自己早期炒股票所得，和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公众捐款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次恶意炒作行为，却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入了漩涡。
据相关数据统计，“郭美美”事件后，2001年6-8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款总额为8.4亿元，比3-5月的62.6亿元下降了86.6%。
就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专属账号自”郭美美“事件之后，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除了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只有一笔定向捐给巫昌凯的100元捐款。
据深圳红十字会统计，2010年7月，深圳市红十字会共收到社会捐款72.19万元；
2011年7月收到的社会捐款只有22万元，其中7月才到账的20万元是当年3月份一家公司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救助款，剩余的2万则是救灾救助款和医疗救助款，捐款方式包括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直接捐赠，其中直接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账号的银行捐款仅仅只有100元，指定捐给巫昌凯。
除去早先协议约定的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20万元外，深圳红十字会2011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
佛山红十字会医院学校也接着公布了资金收支情况，其中显示从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该校共收到社会捐款88.6万元。
不过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该校从7月到9月再无任何捐款入账。
另外,河南红会称去年受“郭美美”事件等影响，和上一年度相比，2011年，全省红十字系统接受捐赠款物总数减少了5000余万元。
去年全年，全省红十字系统共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款物价值3866.46万元，其中，资金2039.33万元，物资1827.13万元。
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为9093.19万元，其中，资金7239.53万元，物资1853.66万元，较前年整体减少5226.73万元。
3、分析与探究
为什么“郭美美“事件能够将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造成这么巨大的冲击？
其实，针对“郭美美事件”，央视表示红十字会应该自证清白。
可公众等来的并不是红十字会自证出的清白，而是审计署“旁证”出的不清白。
420余万元的违规款项，仅仅是一年内的审计结果，与动辄上亿的贪腐案件涉案金额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公共财政和慈善款项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尤其是在“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再被爆出这样的丑闻，这样的新闻无疑是火上浇油。
在“人道、博爱、奉献”的口号下，红十字会的每一桩丑闻，无疑都是对爱心赤裸裸的出卖。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于红十字会的诸多丑闻格外愤怒的原因。
（1）原因探究与分析
主观上管理心态偏失是中国红十字会产生信任危机的根源，而客观上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不力。
1.社会环境。
对于红十字会出现的一些危机，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
除了红十字会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外，当前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仇富较为严重，加上腐败等问题，使相关事件容易“放大化”。
这种背景下，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非常脆弱，对于红十字会“领导口误”、“高额餐费并非社会捐赠的救灾助款”等官方解释，很多人表示“根本不信”因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在信息发布平台上公布了一系列数据。
但是，数据上的错误和准确性上的瑕疵，往往再次引发了公众的种种质疑。
如何在大的社会环境下重塑自身形象，红十字会还任重道远。
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的官方慈善机构，其发展实力远远超越了其他民间慈善组织，这就形成了该组织在中国无法找到能与之竞争的其他同类机构，使其形成了两种不同后果：
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组织不会形成恶性竞争，造成对捐助群体（个体）的抢夺，造成资源浪费。
缺少竞争者的成长环境影响了管理模式的推进。
2.组织环境。
每次危机事件发生后，在回应社会质疑时，红十字会往往开始争辩，但随着公众质疑的加剧以及不满意升温，红十字会开始虚心面对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红十字会对待舆论态度的不成熟。
以“郭美美事件”为例，事发伊始，红十字会只是就事论事，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的回应是：
“郭美美事件”引起公众强烈反感，实际上反映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仇富、贪污腐败……这是公众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的一次集中发泄，公众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很冤屈。
但随着事件的不断深化，红十字会才开始虚心接受公众的批评。
此外，对中国红十字会而言，在一些民间慈善组织上所体现出来的积极管理心态与处理问题的态度，似乎无法在其日常管理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究其根本，其原因在于公共组织的优越感和傲慢和权力垄断导致危机意识淡漠。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传统的慈善组织，也是中国唯一的官方慈善组织，其自身所产生的优越感自然不言而喻。
另外，由于中国传统的官僚思想依然存在与某些机构高层管理者的头脑中，由于这种管理心态的作用，因此，在日常管理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这种管理模式，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在面对公众质疑时所表现出敷衍，冷漠态度的根本原因。
此外，红十字会从一开始就缺少竞争意识与危机感，随着组织的发展，这种意识的缺失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直至转变为其一贯的心理与处事方式，进而成为其组织中的管理心理。
（二）国内外公益组织监督的问题与思考
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管理在国外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即使是在以公益组织为主的非盈利性组织行业极其发达的美国，财政方面的丑闻依然比比皆是。
要真正实现财务透明，多方面的监督是必须的。
以下几点都是公益组织运行中比较重要的财务问题：
1.财务透明。
财务透明包括两方面，对内透明和对外透明。
美国非盈利性组织的结构往往是由组织董事会作为决策层，由委员会聘请的CEO来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同时担任组织运行管理的职务。
所谓对内透明，即CEO就财务状况对董事会透明。
由于专业的局限性，董事会的组成人员往往缺乏专业财务知识，因此，董事会对于财务状况的通常仅来自于CEO的报告。
因此，CEO是否将真实的财务状况汇报给董事会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次，组织内部的工作人员也应当充分了解组织的财务状况，这样才能便于组织成员行使吹哨者（即对组织内部违反职业道德或其他不当行为进行汇报的人员）的职权。
在对外透明方面，美国要求每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提交免税表格，其中包含组织的财务信息。
同时，部分非盈利性组织也会对外公开详尽的财务报表体现组织的绩效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捐款。
学术调查证明，越是详尽的财务报表，该组织所获得的捐款数量越多。
所以，学界正在利用财务透明水平和组织收益的正相关关系鼓励非盈利性组织向社会提供详尽的财务报表，提高透明度。
简单的财务透明是没用的，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捐款收入及其他来源收入公开透明，管理人员及职工的名单简介等信息公开，管理人员或职工的挑选信息公开，详细列出管理费用及用处清及救助发放记录、被救助人的信息，不准通过政府部门发放救助资金或物资。
以上所有的信息必须公布到互联网上，让所有的人可以查询到，至少捐款人有权查询，要是使用到的技术相信很多人愿意免费提供。
2.董事会组成。
上文所述，董事会是非盈利性组织的决策层，但是由于财务知识有限，对于财务方面的控制非常薄弱。
美国非盈利性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往往是该组织的服务对象或者利益相关的群体，因此缺乏财务知识也是十分平常的。
为了更好的监控组织的财务运行，建议由董事会聘请独立的财务审查小组，从而对CEO的财务汇报进行监控。
3.吹哨者。
吹哨者会对组织内违反职业伦理或者违背组织宗旨的行为进行检举，如何使他们在组织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组织的监督有非常大的意义。
但是，组织员工面临的压力使他们失去了检举揭发的勇气。
这些压力包括职业前景等与组织相关的个人利益。
因此，组织应当为吹哨者提供通畅的检举途径以及利益保障。
中国的公益组织存在的问题在于组织化的不成熟以及与政府的紧密联系。
红十字会基本就属于政府下属的公益组织，其管理层人员有不少于政府工作人员存在裙带关系，试问，一个腐败的政府如何监督一个腐败的公益组织。
因此，要在中国非盈利性组织的内部实现上述改革措施，必须减少与政府的联系，完全实现自我控制。
国内的“私营”公益组织正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好。
4、组织战略调整
（1）财务管理
1.推动财务公开。
为推进捐赠款物及财务管理的公开透明，中国红十字会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选聘审计服务工作。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信息化系统”也已完成设计和招标，这一系统涵盖了捐款信息、工作项目和资金管理等六大功能。
2012年3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中央政府采购网发布审计服务招标公告，正式启动审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招标。
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审计服务，以推动“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
用实际行动维护红十字会的声誉和形象。
2.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财政投入。
各级政府要依法对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能，逐步增加对红十字事业的经费投入。
建立并完善政府向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推动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
加大中央集中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红十字会的支持力度，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考评，严格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二）组织结构
1.改善聘用人员待遇。
据了解，全国红十字会共有编制数11228名，兼职人员21592名。
赵白鸽说，红会的工作人员今后必须加强职业化、专业化红会的聘用人员和红会固定工作人员的比例是1比1，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相当一部分是专业化的，比如法律的、外语的、商业的。
今后，红会将加大干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和轮岗交流力度，并完善聘用制人员的有关待遇和激励机制政策。
2.加强红十字会组织建设。
继续推进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市、县级红十字会的组织机构建设，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在乡村、街道、社区、学校等积极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发挥其在新农村建设、和谐社区建设、文明校园建设中的作用。
支持红十字会加强会员服务，保障会员权利。
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纳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规划。
加强对冠名红十字（会）机构的规范化管理。
3.加强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建设。
将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纳入当地志愿服务工作整体规划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
支持红十字会建立和完善按专业、分领域的红十字志愿服务体系，拓展红十字志愿服务范围，为社会各界参与志愿服务提供平台和渠道。
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履行登记手续。
红十字会要加强对志愿者骨干的培训，发挥其在志愿服务工作中的组织引领作用。
积极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和评比制度，对优秀的红十字志愿者给予宣传和表彰。
（三）监督机制
1.全面建立综合性监督体系。
有效的监督是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综合性监督体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红十字会经费审查监督制度。
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监察、审计。
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建立绩效考评和问责机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四）政策法规
1.推动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执法监督检查，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办会，依法履责，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加大对红十字标志的保护力度，依法查处擅自使用或滥用、篡改红十字标志的违法行为。
营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法制环境。
（五）社会环境
1.营造有利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委托红十字会承担与人道救助有关的工作，实施与其核心业务有关的项目。
支持红十字会依法独立开展募捐、接受和使用捐赠款物。
红十字会使用捐赠资金开展人道救助工作所产生的实际成本，可从捐赠资金中据实列支，并向社会公开，捐赠资金不得用于在编人员及机构的经费支出。
从捐赠资金中列支实际成本，应在接受捐赠时向捐赠者事前明示，严格限制列支额度和使用范围。
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按规定享受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
红十字会应将财政拨款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分开管理。
5、组织战略调整评价
首先，从收支决算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2年收入总计10,290.51万元，其中本年收入6,093.55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4,196.96万元；
支出总计10,290.51万元，本年支出6,546.96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3,743.55万元。
2012年收、支决算比上年决算减少1,709.46万元，减少14%，主要是其他收入和上年结转结余减少。
而经过一年的战略调整和公信力的重建，到了2013年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入总计11,095.84万元，其中本年收入7,352.29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3,743.55万元；
支出总计11,095.84万元，本年支出7,183.83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3912.01万元。
2013年收支决算比上年决算增加805.33万元，增长8%，主要是三家事业单位的其他收入增加。
但从收入获得的来源分析，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117.51万元，为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占本年收入的83%。
而其他收入为1,234.78万元，仅占本年收入的17%。
由此乐见，由于政府的资金支持，中国红十字总会在事后的战略调整过程中仍旧动力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因此其实质的社会性捐助没有得以恢复和完善。
其次，2012年12月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由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所组成的，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各界代表；
其主人委员为迟福林、副主任委员俞可平、秘书长黄伟民。
但在随后不久，2013年5月26日，其社会监督委员会就陷入了一场质疑风波之中：
先是社会监督委员会又被指为“红会公关部”，有3名委员被指与红会存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
随后又有媒体报道称，红会2008年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2000万元捐款，被挪作他用建设了“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
尽管对这一系列质疑，社会监督委员会表示否认，但是其最后结果并未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可以说是对红十字总会公信力的又一次重创。
不仅社会监督委员会没有确实实现其代表社会捐助者和受益者实施切实的监督，而且也给红十字总会和其自身的信用度带来了影响，社会监督的独立性受到了公众的质疑，所以说其实践并不成功。
最后，在财务公开的调整上，目前对于捐款信息的查询依旧是对捐款数额要求的基础上确定查询资格，而且其公布数据多有缺失；
公布途径和渠道不明确，网络筹资和工开机制不完善，所以说，虽然经过了两年的战略调整，但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仍旧问题重重。
6、结语
公信力，应该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主观上体现出的对公众利益的尊重，这个主要体现在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和文化上；
一方面是客观上对公众利益的维护，这个主要体现在规则和制度上。
红会公信力的丧失，也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规则和制度上。
红会在中国的运作非常不透明，公众对其财务状况及内部运营情况一无所知，捐款人和受助人的利益，在客观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证。
其次在文化和价值观上。
这些年来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实际上红会已经由一家慈善组织，变成一家赤裸裸的商业化运作的机构。
任何企业或者个人，只要交钱，就可以利用红会的招牌来进行商业化的市场和品牌宣传。
而红会内部由于缺乏监督，贪腐成风。
所以，从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来说，红会已经成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及其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机构，而不是把捐款人和受助人利益放在首位的机构。
除此之外，由于其行政化十分严重，无法融入健康的非营利组织竞争环境中，政府的不断换血也只是表面功夫，并没有从本质上激化内部问题，使得红会事件后更多的是采取以逸待劳的姿态，不利于其调整和发展。
其实在许多国家红会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也需要努力重建公信力。
其他国家如何摆脱信任危机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主动公开信息、让业务模式和公众捐款使用变得阳光、透明，才是红十字会拯救这场信任危机的关键。
重获公众信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
即时、透明的网络正在倒逼所有与民生、公益有关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改变原有的仅对上级负责、凡事只想内部解决的封闭、行政化管理思维与做法，公开透明已成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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