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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本文采用金融危机的视角,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作为分析样本,来重点考察转型国家的资本流入和外资依赖问题。

资本流入、外资依赖与经济安全的内在联系

  1·

外资进入中的金融风险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1]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一般来看,转轨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金融抑制,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市场化逐步发展,特别是资金交易市场化深入开展,使各种新体制的运行绩效以及旧体制的摩擦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最终反映在转轨国家的金融形势上。

转轨国家的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发展,必须进行金融深化的改革,这种改革在转轨国家就意味着实行金融自由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变迁使资本要素价格和供求关系市场化的过程。

至于金融开放,就是金融市场化向国际市场的延伸,要求国家逐步放宽甚至取消对资本国际流动的限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国际化。

  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转轨国家市场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并直接影响流入国的金融市场。

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利用资金方向不恰当的前提下,资本流入国的外债管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汇率政策及银行体系和股市都将面临重大风险。

国际资本流入稳步增长时期,往往也是风险隐性积累时期。

而每次国际资本流入到达巅峰并从波峰转向谷底,恰恰是资本流入国或周遍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刻。

此时,各种金融风险隐患通过长期积累终于爆发,而国际资本的突然逆向流动或许是这里的导火线,或许是加剧了金融动荡。

在一国出现经济困难和风险时,外国银行可以将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转嫁或传递到其他国家,在受到国际上具有投机色彩的短期资本的冲击下,容易引发全局性的经济风险,甚至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此外,转轨国家银行监管信息不足、监管人员短缺、监管技术和手段落后、监管法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从而难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的制约作用。

在图1中当国际金融发生时,在转轨国家运营的金融机构,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传导,引起一系列政策变化,从而作用于转轨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本国金融系统,最后传导至居民和个人,其中,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大大削弱(见图1)。

 

图1 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的互动

  2·

外资依赖与国家经济安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外资的流入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很强相关性,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资流入表现出了严重的依赖性。

“警惕拉美化”的争论把引进外资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众所周知,外国资本之所以流向东道国是因为能从东道国取得更大的利润回报。

东道国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市场化转型对外资的依赖是不容置疑的,由于本身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弱,无法保证国际贸易顺差,从而无法满足资本项目的偿付,只好采取高利率、低税收、软约束等经济措施吸引外资流入来满足这一偿付要求。

由于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受到资本输出国口味和偏好的影响并产生扭曲,进而在技术、产品进口等方面“依附”于资本输出国;

同时由于不利的贸易条件和利润汇回等问题的存在,这种“依附”可能造成国际收支赤字,且最终导致对外国资本的需求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外资的持续流入,那么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而如果外资不仅不流入反而出现了巨额的外资减撤就不仅仅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而是造成“外资依赖的坍塌”(黄克安和陈春锋,2003)而形成的金融危机。

图2说明外资依赖和金融危机的互动过程。

图2 外资依赖和金融危机的互动过程

波兰、捷克、匈牙利转型的实证分析

三国外资流入的基本情况

  波兰引进外资始于80年代末经济转轨开始,波兰经过改革,已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波兰是原苏联和东欧地区中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孔田平,2005)。

90年代开始引进外资的速度逐步加快,仅在1996—2000年的5年内增长了1倍多,到2002年底,波兰累计吸引外资额达到600多亿美元,占中东欧国家吸引外资总存量的1/3强,居于魁首。

最大的投资来源国是荷兰、德国、美国和法国,其中,欧盟占57.3%,美国占13.4%,亚洲国家占5.4%(其中韩国占4.1%),俄罗斯占2.8%。

波兰投资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特别是从1998年初开始加入欧盟谈判以来,修改和通过了3000多项法律,外资吸引力和信贷能力的世界排名在上升。

在1991—1993年波兰在中东欧地区排第3名,居匈牙利和捷克之后。

[2]

  波兰自从放弃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后,尝试银行的合并和资本结构的改变,实现了1997年银行的稳定化和私有化。

到2000年底,公共部门的银行只占银行系统总资产的21%。

而同时外国银行占有波兰银行总股权的54%,其中外资多数股控制的银行占总股权的70%。

波兰银行部门的集中接近于欧盟的水平。

2000年年底,波兰银行自有的资产比例超过了12%,超过了国际清算银行规定的8%的标准。

多年来从资产的平均收益衡量的波兰银行的盈利状况好,2001年已达到约15%(而德国为5%)。

  捷克自1993年独立以来,共吸引外资497.5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是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中吸引外资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其人均吸引外资额居于经济转型国家前列。

1998年4月,捷政府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政策,由工贸部和投资局共同拟定了吸引外资的六项优惠措施(参见《捷克内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调研材料)。

随后几年中,捷克政府在1998年出台的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基础上不断补充、发展,旨在进一步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目前,外资已进入捷克各个产业部门,涉及逾70000家的捷克企业。

外资企业成为捷克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捷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目前外资企业占捷克工业销售额的比例已经达到54%(6年以前这一比例仅为14%),国内每5家工业企业中就有一家外资控股企业,外资企业的出口占到捷克工业出口总额的约70%。

[3]

  捷克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非常高,外国金融机构及外国资本的进入非常容易。

以银行为例,95%的银行资产控制在外资银行手里,其中89%控制在欧盟投资者手中。

因此,捷克金融监管当局的主要监管对象就是这些外国金融机构。

由于这些机构绝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如果其在捷克的经营出现问题,将影响其母国的金融市场,因此其母国的监管当局往往会加强与捷克监管当局的合作,一定程度上造成捷克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力量的依赖。

  匈牙利在1998年之前,一直是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

尽管最近几年,波兰吸引的外资总额已经超过匈牙利,但匈牙利人均外资仍高达2129美元,在该地区名列首位。

据中财网[4]报道,在转轨之初,匈牙利先采取了一些鼓励外国投资的举措,尤其是在法律体系的修改和完善方面考虑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这使得匈牙利的投资环境一开始就处于吸引外资的有利地位。

截至2000年底,匈牙利引进的直接外国投资额为230亿美元,其中通过私有化方式吸引的外资为72.2亿美元。

德国、美国、法国、奥地利是对匈牙利投资最多的国家。

  匈牙利在1996—1997年主要是加速银行私有化的步伐,全匈牙利第六大银行布达佩斯银行60%的股份被欧洲复兴银行和通用电气公司购买,匈牙利外贸银行25%的股份归德国一家银行控制,另外18%的股份被欧洲银行买断,此外被拍卖的还有匈牙利信贷银行和商业信贷银行,到1997年底,全国最大的15个商业银行中有9个已被外国银行取得绝对控股权。

全国银行业的总资产构成中,外国资产已占61.4%。

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领域也出现类似进程,90%以上的保险公司已贴上了”外籍”标签。

仅1996年前7个月,银行拍卖的私有化总收入为734亿福林。

向国库上缴货币一年就收入2000亿福林,超过1990—1995年向国库上缴的总和。

[5]图3是2008年三国银行部门外资占比柱形图。

  按照EBRD对转型国家的转型程度评估,其评价体系包括大规模私有化、小规模私有化、政府和企业重构、价格自由化、贸易和汇率自由化、竞争政策、银行改革和利率自由化、证券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改革等9项指标。

取值范围从1—4,按照每1/3累进的方式,将其划分为3挡,即1—2为初级阶段(含2),2—3为中级阶段(含3),3—4为高级阶段。

[6]在金融开放程度方面,从图4中可以看出:

除俄罗斯2008年的评估值为2.835,仍处在有限对外开放的中级阶段外,其他三国全部进入了金融完全对外开放的高级阶段,其中匈牙利最高达到4.0的程度。

图3 三国银行部门2008年外资占比柱形图

  注:

根据欧洲中央银行数据整理制图。

三国加入欧盟——经济危机视角下的经济风险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在转轨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它们不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且还是北约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

此外,三国还于2004年成为欧盟的新成员。

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相比,它们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

从2002年至2007年,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经济进入繁荣期,经济年均增长率在9%左右,成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欧盟是欧洲的外部影响和示范效应发挥了作用(程伟,2005)。

更为重要的是,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在转轨的历史上就形成了对欧洲国家的依附,这种依附性是由于资本流动的不对称性决定的:

转轨经济自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广泛的私有化意味着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被外国人获得。

这些外国资本凭借其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大量收购与兼并转轨国家的国内企业,迅速占领并垄断其国内市场,最终,转轨国家的经济有可能遭受剧烈冲击,并逐渐处于外国资本的支配之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经济的同一性使三国不得不向欧洲国家靠拢。

图4 2008年三国金融开放度(加入俄罗斯作为参照物)

根据赵蓓文:

“转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数据整理制图。

  加入欧盟促使三国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较早实现了自由化。

表现在:

①对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

由于缺少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发展中国家应普遍实行控制资本自由流动的管制措施。

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三国为满足欧盟要求,较早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制度,以及管理式自由浮动汇率体制。

②银行管理的透明化。

金融制度尤其是银行业的管理制度被认为是一国最重要的经济主权之一,但欧盟要求这些国家加强银行管理的透明度,以增加价格转移避税和非法洗钱的难度。

三国过快的私有化以及过高的外资控股比例将导致金融控制权的转移,从而使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加容易受到外国投资者强势力量的影响。

  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欧盟之初,东欧国家一度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欧洲的新兴经济体,吸引着国外投资者纷至沓来,掀起了一股东欧“淘金潮”。

2007年东欧地区取代亚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新兴市场,投资于新兴市场的7800亿美元中有3650亿流向了东欧国家,其中大部分购买了银行债券。

但金融危机袭来后,西欧国家特别是欧盟里的“大国”纷纷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地区的投资撤回,导致这三国外资抽逃现象特别严重,从而引发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

严重依赖外资的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成为了东欧经济的软肋,由于外资抽逃和经济前景堪忧,东欧国家主要货币纷纷大幅贬值。

为了剔除FDI和GDP变动的趋势因素,把握总体规律,本文选取了FDI/GDP来说明东欧三国在从1997—2008年变化的情况(见图5)。

图5 东欧三国1997—2008年FDI/GDP变化情况

根据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整理。

  2009年第二季度,波兰兹罗提对欧元汇率下跌33%,匈牙利福林对欧元汇率下跌23%,捷克克朗对欧元汇率下跌17%。

波兰、捷克、匈牙利外币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重分别是28%、14%和45%,西欧国家是东欧的最大债主。

  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国等欧元区国家的银行,相当于外国银行对这一地区拥有债权总额的90%左右。

三国货币的贬值将导致外币借款成本大幅上升,意味着贷款违约风险加大。

如果出现大规模的贷款违约将增加对已经遭到削弱的金融体系的压力,东欧银行将拖累西欧银行。

另外,也会加重本国实体经济的债务,促使实体经济进一步衰落,造成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从而引起消费信贷违约率上升,导致国内金融危机,更有可能重蹈美国国内银行倒闭的覆辙,由于本国外资银行处于支配地位,将引发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

这就是有的学者指出,东欧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欧洲的“次贷”发源地、金融危机第二波的风暴中心的理论来源(见图6)。

图6 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图

简要启示

  当东欧经济陷入困境,出现本币贬值、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国内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大幅增加时,欧盟、IMF和世界银行相继出资救助,三者联手向匈牙利提供200亿欧元(约合251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帮助匈牙利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波兰也在上半年从欧盟获得了3.3亿欧元资金。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计划2009年在中东欧投入88亿美元。

从出现危机到欧盟等出资救助为止,这段时间,东欧经济由于外资依赖而产生的弊端显现无疑。

虽然最终欧盟等出资相助,但是这是由东欧政治经济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并不是所有外资依赖产生问题后解决的统一方法,可是东欧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表现出的问题,却对那些还未达到外资依赖过重,或对于那些外资依赖问题还没有表现出来的国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1)银行业的开放。

当初波兰、捷克、匈牙利对银行业的开放也是持有谨慎的态度的,但是由于激进式地转轨方式造就的整个经济环境,及当时银行大量的呆坏账,经营效率的低下,使这些东欧国家不得不在银行业引入战略投资者,而且为了加入欧盟,不得不开放金融领域。

开放引入了竞争,确实改变整个金融效率低下的情况,带来了诸多好处,可是捷克外资在银行中的比重均超过了90%,匈牙利、波兰也超过了65%,这三个国家的对本国金融的控制力度已经大大丧失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也减弱了。

  

(2)对外资投入的引导。

东欧国家的非金融业外资的引入,主要集中在盈利性较强的部门,没有按照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来投资,比如外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和消费领域,而制造业的投资比较少。

如德国外资控制了匈牙利的电力和天然气系统,外资控制了波兰的食品销售业,美国控制了捷克的烟草业。

这样的结果是东道国没有形成有利的产业发展模式,这样就无法实现提高国内自身的投资来逐步替代外资的投入,进而加深了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3)跨国资本的流动。

本次东欧的经济危机不是由内部而起,而是由于外部传导所致,最直接的就是欧洲的外资企业从东欧国家抽离资金,来缓解国内现金流的紧张,结果造成东欧国家外资投入的不可为继,由于其内在的外资依赖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所以应该对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进行监管,尤其是对外资依赖较强的情况下,更应采取相应的防止外资大规模抽离的措施,比如制定一定的法规,一定程度地杜绝此类状况的发生。

  我国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转轨实践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存在从排斥到谨慎再到接纳的转变过程。

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有来自加入欧盟的压力,而中国有履行“入世”承诺的压力。

如何对待外资流动、外资依赖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责任编辑:

张晓薇)

  (本文于2009年10月应邀提交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主题为“世界变革中的转型经济”,论文曾在会上集中讨论并修改,获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注释:

  [1][美]罗纳德·

麦金农·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

  [2]以上波兰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http:

//;

波兰统计局·

//www.stat.gov.pl/gus/5621-ENG-HTML.htm

  [3]捷克数据来源·

//www.czso.cz/eng/redakce.nsf/i/gdp-national-accounts-ekon

  [4]http:

//

  [5]匈牙利数据来源·

//portal.ksh.hu/portal/page?

-pageid=38,119919&

-dad=portal&

-schema=PORTAL

  [6]赵蓓文·

转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

世界经济研究,2009(8):

52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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