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旅游风俗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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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独木舟很笨重，船舱窄小，载货有限，随着后来金属工具的出现，木工技术的发展，独木舟才为木板船所代替。
夏商卷
第一节道路交通
人类有意识修筑道路，盖起自进人定居生活阶段以后。
最早出现的由人力铺设起的道路，一般见之于聚落和居室的周围，在广阔的野外未必有能力顾及。
夏代国家形成之始起，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成员在各自的聚落或城邑内合力筑路的传统之举，有可能上升为国家的具体实政之一，变为整个社会的带有强制性的政治劳役。
修筑道路已不再局限在住地周围，逐渐扩大到整个统治区域。
《左传》“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
追叙了夏禹将国图划为九大行政区，以及组织全社会巨大人力物力开辟它们之间交通道路的旧事。
《尚书》中，甚至还详载出所谓夏禹开通的九条陆道和九条水道。
交通的开启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
大禹治水
这些说法虽未必完全可信，但当本之一定史影。
应该指出，大禹治水发生在原始社会过渡到夏代国家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禹以决童通川、治理洪水为契机，运用业已掌握的公共权力，有可能组织起较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在夺取治水胜利的同时，似乎已将当时的国土划成几大行政区域，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山川地理形势规度了若干水陆通道。
夏朝正是凭藉其建起的道路交通网络，实施其对领土的统治。
夏代道路的铺筑颇为可观。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出一条属于夏史纪年范围内的道路，路面宽1.2一2米，厚5厘米，系用陶片和碎石子铺垫。
僵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除了有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及红烧土路外，还发现了一条铺设讲究的石雨道，路面宽0.35-0.60米，甬道西部由石板铺砌．东部用鹅卵石砌成，路面平整，两侧保存有较硬的路土。
由于夏代交通网络拓展到广阔领域，如何穿越河流水道也就显得甚为要紧，公共桥梁的架设当亦已出现。
最早的桥称为梁。
在桥梁发展中，早期多半是梁桥，首先是木梁，因为木梁的架设总比石梁轻便，从自然倒下的树木而形成的梁桥，到有意识地推倒，砍伐树木架作桥梁，不需要多少过程，也许在旧、新石器时代早就有了。
商代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代更为发达，其范围所达相当广大。
商代的道路设施有几大特色。
一是王邑内的道路建制堪称全国楷模。
新发现的河南偃师早商都城遗址，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已发现大路11条，东西向5条，南北向6条，路面一般宽约6米，最宽的达10米，道路与城门方位大体对应，构成棋盘式的交通网络。
城内道路主次相配，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
路面中间微鼓，两边稍低，便于雨水外淌。
主千大道一般直贯城门。
城门道的路土之下，还铺有木板盖顶的石壁排水沟，沟底用石板铺砌，内高外低，相互叠砌呈鱼鳞状，叠压顺序与水流方向一致。
出城之后，沿城墙还有宽4.5米的顺城路。
这样一座经过严格规划而兴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设施的完善确可称为当时国家之最。
二是地方土著方国也重视道路的修筑。
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现一段长近百米，宽3一币米的道路。
三是商代晚期已形成了以殷墟王邑为中心的东西横向、南北纵向朝四外辐射的国家道路交通大网络。
据商代遗址的分布和甲骨文提供的材料，殷商王邑通往四面八
方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六条：
一、东南行。
是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即甲骨文中关于征人方的往返路径，有的地段可能与今陇海路郑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
二、东北行。
是通往今卢龙及其以远辽宁朝阳等地的交通干道。
三、东行。
与山东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
另有水翻占计可沿古黄河或济水而下。
四、南行。
与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当时的国族之间有干道相连。
五、西行。
通往陕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丰镐或别的方国部落。
此道能通车辆，决非小径。
武王伐商即走此道。
六、西北行。
为逾太行的要蔺。
商与西北否方、土方等交战，常有战报捷送王都。
第二节行旅方式和交通工具
一、步行
在史前悠久漫长的岁月，人们的远行外出，是靠徒步行走。
进人夏商时代，绝大多数人仍旧如此，谈不上会有什么交通工具。
现在也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信通，服务于贫困地区，山窝里教学，回家，与狼，拿铁棍。
二、乘车
1.王邑内权贵的马车。
陆行乘车，最早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
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
由于车的贵重，因此成了古代统治阶层用来表示显赫权势的象征品。
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
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夏末商初，车已用于战争行动。
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慑敌的效果。
因此与其把古代的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加强贵族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
目前考古发掘所公布的车的最早实证，是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城内东北隅发现的两道车辙．轨距约为1.2米，车辙之间及车辙两侧路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大约是驾这种双轮车的牲畜踩踏蹄印。
今所知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已达55辆。
这些车普遍以马为引较动力，大都是一车二马，均属之殷墟王邑高级权贵的殉祭品。
殷商王朝的马车，主要用于贵族统治者的出行游乐、狩猎或对外战争，为政权利益直接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仅限于少数人范围，但车行所抵地域，可相当遥远，与当时王邑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的开启，是相呼应的
2.各地的马车。
马车除见诸王邑内高级权贵的礼仪生活范围外，各地的族落方国贵显人物，一般也拥有马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
3.牛车和人推拉小车。
牛以任重马以致远。
当时人们用双轮小车或独轮车运送废骨料倒此坑中，可见是为平民阶层所用，毫无疑问，在外出场合，自然也可成为平民使用的交通工具。
三、骑乘
1.骑马外出和骑兵。
骑乘是古代出行交通手段之一，所利用畜力大体为家畜或驯化动物。
史传夏代商先公相土作乘马，就是指骑单马出行。
明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商人服象
第三节过河和用舟
一、过河方式与渡津之设
楫是船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木揖，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楫，残长63厘米，用一根整木刻出柄和桨叶，翼宽12.2厘米，做工细致，还刻有线型图案。
目前所见最早的舟，是胶东荣成县毛子沟出土的商周之际的独木舟，舟长39米，舟身平面近长方形，底纵剖面呈弧形，是用一段原木剖成，有三舱。
舟前翘后重，舱壁外鼓，设计结构合理，已脱离了独木舟的最原始形态。
在中原地区，夏代有舟当无问题。
夏代贵族统治阶级乘坐的舟，有可能已是较大较精细的木板船。
相反，在民间，直至商周时代，笨重而结构简单的独木舟犹是主要的水行交通工具。
商代水陆交通并举，陆道与水道相交处，或设梁桥得过，或水浅而人可持杖得涉，此已见前述。
另有在浅河道中置石块，人可履石渡。
在殷商时代．若干要道与河道交凑处，似已专设渡津，供贵族阶级成员过往之便。
渡津口岸是设舟摆渡口，在殷商时代当有皮素充气的渡河交通工具。
二、用舟制度
1.商王有专用之舟
2.当还造有其他等级的用舟，唯规格质量上似不会超过王舟
3.晚商王朝似已设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军事船队。
第四节行旅设施
一、路守据点
为了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武丁王朝之后，统治者设立据点以慎路守，一些常设性的路守据点，称为
。
每段距离，设置一个。
另有同性质的守所，次。
“次”是超出三天里程以上的驻守之所。
甲骨文“次”都与各地族落与国的具体地名相系，如霍次、寒次、韦次、永次、宁次、洛次、屯次、召次、齐次、淮次等等，深及远方，并非局促于王都附近，既非商王临时设立，也不大可能由王朝直接委兵常驻其地。
它们出现率频繁，当非宿后即废，地方色彩十分明显，平时当归属于各自的族落与国。
由此推测，殷商王朝除了在中心统治区内干道上规立“果莽留，的路守据点外，地方族落与国有义务设立驻守之所，以供商王及官方人员过往寄止的不时之需，或保障王朝远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二、旅舍
殷商时代，在中自统治区内的干道上，王朝直接建有食宿交通设施，专供贵族阶级人员过行寄舍，甲骨文称之为“羁”。
官方旅社。
三、骆传与驿站
殷商王朝与外地的消息往来传报，已逐渐建立起释传之制。
当时的驿传，不似后世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一送抵的。
两周卷
西周时期，以镐京、洛邑为中心，修筑了许多道路，文献称之为“周行”、“周道。
各诸侯国内部也有许多道路以沟通各地。
道路上有传舍供食宿。
交通主要方式是步行。
马车作为交通工具仅限于贵族。
东周时期几百年的分裂割据，使交通受到相当大的破坏。
从全国范围看，各诸侯国间的边界形成了人为的阻隔，妨碍了人员与物资的流通。
镐京、洛邑原来的交通中心地位下降，以其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亦随之衰败，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关卡林立的混乱局面。
但同时，以各大诸侯国的都城为中心，形成了新的交通网络，陆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驿传制度已相当健全，私营客舍发展起来，造车、造船及航海技术显著提高，近海航行已经出现。
贵族出游于山水之间。
从总体上看，此时的行旅交通业还是前进了。
第一节行旅方式
一、陆路旅行
（一）路线
两周时期，道路交通得到大规模开发。
其表现有以下四点。
1．整齐划一的城市交通。
据学者研究，西周“王城采用经纬涂制道路网，以九经九纬组成的三条大道为主干，配以与之平行的南北和东西的次干道，结合顺城的环途构成。
2．中原地区各国之间交通四通八达。
周代的道路，据文献记载，周先王在殷商中叶，迁居岐山后，一面开荒，一面筑路。
周人建国后，更将道路的修建作为一件大事。
在商代“王道”的基础上，以丰镐为中心向四方修建了七条国家干道，称“周道”或“周行”。
（l）向西、西南，自丰镐出发经宝鸡出发至巴蜀；
（2）向东有两条道路，一条从周都丰镐至成周；
一条自成周经桧、谭到齐。
（3）向南，自成周出发经鄂、申、曾至江汉之浒；
（4）向东南，自成周出发经坯、陈、蔡到胡；
（5）向北有两条道路，一通晋地，一通邢、燕。
洛邑早在西周时就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可见其在全国经济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联络各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周行’与“周道”多归结于此，成为全国交通网的又一中心。
周代的道路是以平坦正直著称的。
春秋战国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道路纵横交错，洛阳“为天下之大凑，是当时政治斗争、经济文化交往最重要的舞台。
列国征战往往以此为经由之地，洛阳商人更是“转毅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交通运输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3.桥梁。
春秋、战国时代，桥梁建设已经普遍，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桥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秦汉桥梁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交通工具
两周时期的交通比起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陆路和水路交通工具齐备，陆路交通工具以马和马车为主，而水路交通则以舟船为主。
1.马。
骑马出行，既方便又快捷。
夏商时期骑马出行已是较重要的交通方式。
周人的祖先也是以骑马代步。
周灭商后规定了车服制度，贵族乘马车外出成为礼制与时尚，因此骑马作为交通方式在周代除用于骤传之外，其他领域应用较少，相对而言居于次要地位。
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这一军政改革猛烈地冲击了华夏民族传统的生活习尚和礼乐制度，其他国家纷起效法，于是骑马作为交通方式和作战方式在中原地区盛行开来。
2．车，两周时期的车，按其用途分类，有乘车、战车、猎车等。
所谓乘车，主要指专门供人往来乘坐的车，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车。
（1）天子、诸侯王乘车。
天子乘车分为五路，即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其中玉路用于祭祀，金路用于宾飨、朝奴、封建同姓诸侯仪式，象路用于朝暮听事和游燕，革路用于作战，木路用于田猎。
五路之中的玉、金、象三路是分别用玉石、金银和象牙作为装饰的安车，革路是在车舆上蒙了一层革衣以避矢锋。
木路最简陋，仅在车舆上涂了一层漆。
（2）周王后与诸侯王后乘的车。
也分五路，但不以路为名，称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
（3）王者以下贵族乘的车。
王者以下贵族乘的车，因爵等不同，在形制、装饰上有别。
（4）庶民百姓乘的车。
庶民百姓乘的车是牛车。
牛车被认为是低贱的。
3．舆轿。
一词始出于汉代，至于人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实物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4.徒步。
安步当车。
（三）交通法规
1．修治道路。
西周春秋时期道路的兴建和维修已成为国家的基本政事之一，当时设有野庐氏一职。
秦武王二年（前309年）颁布、甘茂修定的《为田律》。
规定，每年秋季八月修整“封”、“埒”，并铲除阡陌道路上的荒草；
九月，大规模修治道路和山路、险路；
十月，造桥筑堤，修建池塘、渡口，清除杂草。
战国时期列国重视道路的管理．由此可见一斑。
2.符节
（l）西周的节。
守邦国的诸侯在境内可以用玉节；
守采邑的大夫在境内可以用角节。
凡诸侯国的使节出使用的节：
山区的诸侯国用虎节；
平原的诸侯国使臣用人节；
多沼泽的诸侯国使臣用龙节。
各种节都有规定的有效日期，到期则归还注销。
凡在天下各地通行的人，必须有节，并有“传”辅助，以为证明。
没有节的人，门关及各地官吏都要检查．查出来就要坐牢。
（2）春秋战国的符节
3．禁止夜行
春秋战国时期禁止夜行，即使高贵的重臣、使者也不例外。
如齐国的孟尝君在秦国罢相、获释后，急变造“封传”，从咸阳东逃。
秦昭王旋即后悔，派兵追捕。
函谷关是当时东西交通管制最严密的关隘。
每天日暮闭关，鸡鸣开启。
孟尝君一行奔到关前时正当夜半，眼见得追兵快到，幸亏门客中有善于模仿鸡叫的，假鸡一鸣而四处的真鸡啼声尽起。
关吏闻声启关，孟尝君等方得脱身。
二、水路旅行
（一）内河航运
1.充分利用天然河道
春秋时利用天然河道运输，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如前647年，晋遇饥荒，秦穆公让秦的运粮船从渭水向东，到河渭交汇处，再从黄河溯汾水到晋都绛。
由于运粮船自雍至绛，绵延几百里，络绎不绝，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史称泛舟之役。
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利用天然河道的地区扩大了，运输的种类也增加了。
2．运河
开凿运河是吴国和越国在交通事业上的突出成就之一。
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邗沟。
最早的运河。
前482年，吴国为了与晋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会盟，以争霸中原，又把邗沟向北延伸，连接淮河以北的水系，尤其是济水和泗水，从而凿通了名叫菏水的第二条运河。
魏国鸿沟。
（二）海路交通的开拓
春秋时期交通方面的又一大成就，是海路交通的开拓。
于记载的有吴、越两国。
道不行，乘桴桴于海。
（三）水上交通工具
我国不仅陆疆辽阔，海域宽广，而且南方河流众多，湖拍星布。
春秋战国时期亦不例外。
此时不仅车的使用更加普遍，而且舟的形制、种类颇多。
从使用对象来分，可分官用、民用、军用船等；
从用途来分，又可分为战船、槽船、游船、民船四种。
楚国的民船有木筏、渔船、船船、小船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船为王室、贵族所专用。
第三节旅食和旅宿
一、行旅饮食
行旅之人因身份不同而饮食有异。
两周时期迎止旅客的旅馆、客舍，称作“逆旅”。
舍是为行旅之人提供饮食的。
行旅者因种种原因有时不得温饱，甚至被迫“乞于途”。
如晋公子重耳在政治流亡期间于行旅途中“乞食于野人。
即向乡下人要饭。
《史记·
伍子骨列传》说伍子肯“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
”又据《列子·
汤问》记载，韩国的著名歌唱家韩娥旅行到东方的齐国，因为“匮粮”，遂在齐国都城临淄的雍门“鬻歌假食”，即卖唱以换取食品。
二、宿息
旅行者在长距离行旅中，因困顿劳累必须歇宿。
周代的馆有三种类型：
“一是路途上的馆，二是都城的馆，三是养土的馆。
”
路途上设的馆，距离标准不等，或30里，或50里。
这是供行人、使臣休息的处所。
由管理人员负责接待来往的使臣。
都城内的馆豪华而舒适，由司里负责。
春秋时期的霸主为了向会盟各国显示自己的强盛，都精心修建宾馆。
如晋文公重耳担任盟主期间，宫室低小，没有可供观望的台榭，也不扩建改建，而把接待诸侯的宾馆修得又高又大，好似当时君王的寝宫一样；
对宾馆内的库房马厩加以修缮，司空按时修整道路，泥瓦工按时粉刷墙壁；
诸侯的宾客到达，甸人点起火把，仆人巡视宫馆；
车马有一定的处所，宾客的随从有人替代，管理车子的官员为车辖加油，隶人、牧、围各人照看自己分内的事情；
百官各人陈列他的礼品；
文公不让宾客耽搁，而是随到随见，也没有因为这样而荒废公务，忧宾客之忧，乐宾客之乐，万一有事就加以安抚；
指点宾客所不知道的，周济宾客所缺乏的。
战国时期都城的馆称为“传舍”。
传舍最具规模，专接待来往的使臣和官吏。
例如《史记·
蔺相如列传》说秦王“舍相如广成传舍”。
凡人住传舍的官吏必须有政府所发的节，并有“传”辅助，以为证明。
还有民间经营的旅店，一般平民就在那里歇息。
秦汉卷
第一节道路和交通工具
对于秦汉朝廷来说，便利而迅捷的交通网络和交通工具是王朝运转的一项基本保障，经秦的草创和汉的完善，这一时期形成了以京畿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全国交通网络。
其中重要的交通干线有连接关中、中原和东方海滨的三川东海道，连接关中和江汉平原的南阳南郡道，连接关中和西北的陇西北地道，连接关中和九原的直道，以及连接河东和右北平的邯郸广阳道。
在道路建设上，朝廷也付诸了极大关注，皇帝御道―驰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道路宽大、稳固并建有防尘树木是驰道的特征。
根据《汉书》的描述，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现存秦汉驰道遗迹的路面宽度在50米以上。
由于修治驰道上程浩大，故未经朝廷批准，各地不得擅自征发百姓修缮驰道。
当时的道路类型除普通行路外，还有立体交叉的复道、两侧筑壁以保证通行安全的甬道、以阁梁方式跨越险阻的栈道。
驰道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禁止皇帝以外的其他人穿越驰道和在驰道卜行走。
违规者要受到“没人车马被具”。
即没收交通工具的处罚。
经特许行于驰道者，也只能“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行进驰道上的贵族随从者的车骑也要被没收，其间缘由显然是受到特许的只是贵族本人。
见载文献的有关个例表明这个制度的确得到严格执行。
如武帝时馆陶长公主奉太后诏行驰道中，绣衣使者江充将公主车骑“尽幼没人官；
武帝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将其逮捕，武帝闻知，赞叹道：
“人臣当如是矣。
秦汉时期城市道路的宽度多在10米以上。
都城街道更为宽阔。
如长安城内八条主要大街的宽度多为45米左右，东汉洛阳城内大街的宽度甚至超过50米。
都市人口稠密，出行流量很大，时人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连骑相过”的形容。
出于治安考虑，京畿地区夜间禁止出行。
李广曾因夜间出行被霸陵尉强制送进亭中。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施兼具政治军事经济意义的关禁制度，以征税稽旅，防备非常。
秦王朝建立，为控制关东旧贵族实力和强化统治，在全国范围中实行关禁。
西汉初年，关禁不甚严格。
由于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出于对关东地区的政治性防范，景帝时期恢复关禁制度，并在武帝时得到加强。
关禁制度限制了人们的出行．因此买卖或制作假传的事情在秦汉时期时有发生。
养护清理道路的习尚一部分通过国家法规加以确认，如汉制规定，皇帝出行，所到之处的地方官员均要事先修缮道路。
《汉书·
酷吏传·
义纵》载，武帝久病后临时出游甘泉，见“道不治”，对时任右内史的义纵极为恼火：
“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
”未过一年，武帝找了一个借口处死义纵。
一部分作为官场习惯流行于时，如新官赴任，地方要“发民除道。
基层单位亭也有权力征发辖地百姓修治道路。
乡村田间的叶陌小道，则可能由邻近田主分段养护。
各种类型的车辆组成秦汉时期陆路交通工具的主体。
这一时期的车辆大体有供人乘坐出行的安车、立车、轺车、
车、容车、辒车、辌车。
其中安车是设有座位的车辆，车上有低矮的车盖，驾以四马。
轺车体形不大，四面敞开，既可坐乘，也可立乘。
车和辎车是一种封闭式车辆，前者用于载乘妇女，后者既能载人，也能载物。
辎车可用于长途旅行。
容车设有帷帐，是妇女乘坐的小型车辆。
辒车和辌车均是可以卧于其中的车辆，此外还有用于狩猎的猎车、用于载物以及普通百姓所乘坐的役车、捕杀猛兽以及押运囚犯的槛车、皇帝行耕礼时所乘的耕车。
其时拉车的牲畜主要是马和牛。
还有辇、鹿车等人力车。
荤车为双轮车，多由人牵拉。
鹿车是独轮车。
骑马出行是内地常见的景观。
尽管当时尚无马橙，但马鞍的普遍使用为乘马外出提供了便利。
除陆路交通外，秦汉时期在江河水流缓和处通常设有渡口。
其中，黄河两岸渡口的分布较为稠密。
据统计，文献记载的黄河津渡有近30处，集中在河道稳定的中游地区。
长江沿线的津度也有数十处。
在津渡附近停泊有船只运送行人。
在这些地区，许多百姓以摆渡谋生。
民间较大的船只长度可达五丈，。
准之今制．合11米有余。
当时规模最大的船型是楼船。
食货志上》载，汉武帝时建造的楼船“高十余丈”。
楼船主要是军事用船，为汉代水军的重要装备。
不过在上层社会中，楼船也顺理成章地转为生活用具。
汉代皇帝乘楼船出行并非罕事。
较之前代，汉代船舶制造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已广泛使用能控制航向的舵，以及船锚、划桨和风帆，从而为在河流中和出海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除木制船只外，皮筏、竹筏等水上交通工具也进人日常生活。
航海能力的提高是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重要标志。
当时的海上航线大致包括日本的东洋航路和驶向东南亚、南亚的南洋航路。
各种交通事故与出行形影相随。
随着乘马的普及，乘者摔伤、摔死等事故和病菌感染也增多了。
仓公列传》载，西汉初年齐国中郎破石因“坠马僵石上”，可能因此造成肾脏或尿道损伤，在11天后死。
文帝幼子梁怀王刘揖则“堕马死”。
《金匾要略杂疗方第二十三》有“治马坠”方。
看来《淮南子·
原道》所说，善骑者堕的情形在当时并不少见。
车辆事故也屡见不鲜。
即使在平坦大道上行车，也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武帝时大臣韩安国因坠车成为踱子。
在河流中航行和出海更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情。
《三国志·
魏书·
杜战传》载在陶河试行楼船遭遇大风，船覆人亡。
船覆海上的事件史书也有记载。
秦汉时期，男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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