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研究文档格式.docx
《区域发展研究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区域发展研究文档格式.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心地理论又称“中心地学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是研究城市空间组织和布局时，探索最优化城镇体系的一种城市区位理论。
它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ristaller）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大量调查研究后，于1933年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
中心地理论的核心思想是：
中心地的等级层次结构，即城市是其腹地的服务中心，根据所提供服务的不同档次，各城市之间形成一个有规则的等级均匀分布关系。
具有高级中心地职能布局的中心地为高级中心地，反之为低级中心地。
在中心地，中心商品有剩余，而在中心地的周围区域中心商品不足。
中心地中心商品的剩余部分便用于补充周围区域的中心商品的不足部分，当两者（供给和需求）均衡时的区域范围也就成为补充区域的范围。
中心地的等级性表现在每个高级中心地都附属有几个中级中心地和更多的低级中心地。
从实践上说，每一特定区域内都有其各具特点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城镇体系，只是存在着诸如单中心、双中心、多中心等的不同差异。
区域内城镇级次、规模、数量、职能间的综合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受市场产业、区位交通和行政政策三个基本原则的影响，必然存在着信息、商品、劳动力、资金的流动，推动着区域内城市体系的发展与演变。
1.2增长极理论
该理论在1955年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
增长极是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的重要概念。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资金、物资、能量、信息、人才会逐渐集聚到少数条件优越的区域，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区域的增长极。
该理论认为：
在高度工业化的背景下，社会生产聚集是在经济发展冲动的地点首先实现的，称社会生产聚集区域“极化”为“增长极”，作为“增长极”发展及作用基础的产业被称为关键产业，它的特征是生产规模大，有很强的增长推动力并且与其它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当关键产业开始增长时，具有创新力的企业（或部门）会带动相关产业同时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步渗透，最终波及整个地区。
“增长极”在两个方面作用于周围地区：
一是聚集化过程，即增长极以其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市场等优越条件将周围的自然社会经济潜力吸引过来；
二是扩散过程，即增长极对周围地区进行投资及其它经济技术支持，在周围地区形成大量的附属企业或子公司，为周围地区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等。
在“增长极”发展演化的早期，以极化为主，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在“增长极”发展演化的中后期，以渗漏为主，区域发展水平趋于均衡。
1.3点—轴系统理论
首次完整提出“点—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
他以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赫格尔斯德兰（T．Haegerstrand）的空间扩散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研究，在1984年首次提出“点—轴系统”理论模型，1995年出版专著《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系统阐述了“点—轴”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发展轴”的结构和类型、“点—轴渐进式扩散”、“点—轴—聚集区”等问题。
“点—轴系统”理论的基本思路是：
点就是增长极，轴就是区域内的交通干线。
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若干资源较好、具有开发潜力的并且有重要交通干线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发展；
在各发展轴上确定中心城镇（增长极），并确定其发展方向和功能；
确定增长极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
他认为应当首先集中力量重点开发较高级的增长极和发展轴，再逐步转移到级别较低的增长极和发展轴上。
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首先在“点”上集聚，不断扩大节点的规模，并逐步发展成为区域中心。
当集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中心城市将逐步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而首先是沿着交通线动力线等线状基础设施发展，形成空间结构中的轴线，并通过点及轴向四周扩散，从而产生向“面”上扩展的效果。
由于点—轴—面的相互作用，在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区域，其地域空间结构将逐渐从单一引力中心（城镇），转变到城镇节点高度聚集和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城市化区域。
1.4核心—边缘理论
最早对核心—边缘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是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弗里德曼。
1966年，弗里德曼发表代表性著作《区域发展政策》一书，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的基本思想，1972年又在其论文《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中进一步指出，发展是经由一个断断续续而又累积的创新过程而发生，并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而展现出一个社会的创造性潜力，发展来源于相对很少几个“变革中心”，这几个中心位于某个信息场内具有最高潜在相互作用的点上。
创新经由这几个中心扩散到具有低一些潜在相互作用的地区。
“核心区”是主要创新变革中心，其余所有地区都构成“外围区”，它们依赖核心区，其发展取决于核心区的制度。
核心区往往是通过支配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和生产效应等6种主要反馈效应而巩固其对外围区的支配地位。
空间系统是在核心能左右其它各地区所有人的重大决策时存在的，核心区位于一种从省级到世界的多层级空间系统内，外围区既由于行政管理组织，又由于供给和市场联系而依赖于核心区。
创新从核心区到外围区的扩散，会使得核心区的增长促进相关空间系统的发展。
然而，当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紧张关系加剧并最终阻滞核心区的发展时，只有加速核心区的扩展效应，并削减外围区对核心区的依赖才能得
以缓和。
1.5集聚—扩散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自1890年就开始关注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经过其长期的跟踪研究，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
他最先提出了产业区的概念，描述了专用机械和专业人才在产业集聚中具有的高使用效率，并首次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
马歇尔指出产生集聚的基本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效益。
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gaerstarnd）从空间角度对创新扩散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奠定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的基础。
他认为创新由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扩散等，并与城市体系形成阶段相对应。
集聚可以集中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并避免重复建设，可以把人口、物资、资金、观念、信息等各种要素汇集在一起，从而产生枢纽功能，从而降低各个企业的边际成本。
当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其要素、产品和技术必然向周边或其它地区扩散。
在此情况下，城市将通过扩散来进行空间优化，寻求可持续发展，当分散到一定程度后又需要走向新的集中。
在经历这种集聚、扩散、再集聚的多重反复之后，最终在集中与分散的对立统一中达到地域空间组织的优化。
每一次的集聚与扩散循环都是规模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只是同上一轮相比，新的集中或分散都是在更加广阔的区域范围内实现了空间优化。
在集聚与扩散的动态演变中，城市从集中走向“离心”，在周边地区逐步发生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现象，多核心、多组团的都市结构进而形成。
二、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2.1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现象，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经过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战略，以期用这个新战略来解决区域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
在1991年，国务院组织有关的专家和政府部门探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正式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研究成果。
1996年，我国政府正式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条指导方针，并提出：
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扩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这标志着国家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解决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新的战略。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个新的战略和概念提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讨论。
所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政府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主体之一，通过政府的有意识的干预，是消除市场失灵，促进区域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一过程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我国目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缩小地区间差距，通过政府的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来创造一个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加快这一进程的关键所在。
2.2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文献综述
2.2.1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内涵，也是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各种流派的区域经济增长理沦，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以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以索罗（Solow，R．）、斯旺（Swan，T．）、丹尼森（Denison，E．）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这些理论和模型，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它们都从某一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下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主要成果是索罗．斯旺增长模型。
索罗和斯旺证明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经济体系中存在一种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平衡增长路径。
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nmson，1965）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即经济增长最终会收敛于某一均衡水平，也即国内区域间收入长期变化趋势大致呈倒“U”型。
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
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
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
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
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一旦差距出现，发达区域会获得积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
赫希曼也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外围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到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
从而落入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导致的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与纳克斯（Nurkse，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ofPoverty）理论”引起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状态。
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
2.2.2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技术溢出，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
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
卢卡斯（Lue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罗默（Romer，1990）另外提出了一个在垄断竞争框架下用知识积累和入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知识驱动模型。
他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应的一般均衡的存在。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更多地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型外部性和金融型外部性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
巴罗（Barro，1992）用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来解释经济的内生增长，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纯公共品或混合公共品，内生地提高私人投资的报酬率，从而避免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率递减。
三、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3.1关于成渝经济带的相关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开展和不断深入，成渝经济带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步伐从理论探讨和研究到论证调研，再到最终纳入“十一五”规划，一步步由理论探讨成为现实，这其间，也伴随了相关部门和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心血，近年来，出现了大量且颇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对成渝经济带的发展和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005年，西南交通大学戴宾教授在《成渝经济区与成渝城市集群、成内渝经济带》一文中对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集群、成内渝经济带等几个成渝经济带研究中至为关键的概念作了系统的阐释，明确界定了成渝经济带内六个不同类型的城市群形态——重庆城市群、成都都市圈、成内渝经济带、成遂渝经济带、成德绵经济带、川南城市群，并对经济带形成的要素如城市间城际快速交通的兴建、城市群的发育成型等作了深刻论述，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实践价值；
2006年，王方在《成渝经济区的地域范围研究》中对成渝经济区、成渝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等相关概念作了探索研究和范围界定；
刘朝明、董晖等在《西部增长极与成渝经济带战略目标定位研究》中从成渝经济带的发展战略目标、打造西部增长极的高度，对促进成渝经济带加快发展的措施举措等方面进行了颇有价值的研究；
2007年，方贵金、彭越跃在《成渝经济带综合交通发展研究》一文中从建设和完善成渝经济带综合交通体系的角度，对成渝经济带交通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形势、发展目标、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措施建议，将综合交通体系打造成为成渝经济带加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借鉴性；
林凌、刘世庆等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招标课题“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最终成果—《成渝经济区发展战略思考》和钟敦慧、张明举等在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前期研究"
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共建成渝经济区政策措施保障研究》等研究报告中，集中对成渝经济区域的发展战略、发展基础、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共建共赢的政策措施和建议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对相关部门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性意见。
2008年，丁湘城、何波在《成渝经济区区域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中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对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定位、发展措施等若干问题作出了探讨；
刘朝明、韩斌在《成渝过渡带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能力研究》一文中，运用集聚—扩散理论，对成渝经济带城市群的集聚扩散机理以及促进集聚扩散作用的发挥作出了重要的探讨和研究。
3.2利用SFA模型分析西部经济发展
自从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为今后西部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增加，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路径依赖、锁定效应和自我强化机制的存在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
以上各种因素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
下面通过SFA模型对全国、各省和区域生产效率的分析研究，找到从根本上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可行路径，以缩小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Solow（1957）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提出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技术进步和效率等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思想。
克鲁格曼（Krugman，1994）指出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来自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而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在经验检验上，近期的研究文献证明，只能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差距才能解释跨国人均产出的差异。
Prescott（1998）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变量进行了修正，表明不论哪种形式的资本都不能解释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因此TFP必然能够解释这一问题。
Hall和Jones（1999）、Klenow和Rodriguez—Claret（1997）运用目前的增长核算框架分析了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别，结论和Prescott的相同。
Henderson和Russell（2005）进一步考虑了人力资本因素，研究1965--1990年间52个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与收敛情况，发现平均而言，劳动生产率上升了78．6个百分点。
其中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所贡献的百分点分别为29．8、26．5、7．1和0．7。
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解释上，也有研究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才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彭国华，2005；
李静，2006；
郭庆旺等，2005）。
王志刚、龚六常和陈玉宇（2006）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生产效率演进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1978--2003年分省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
（1）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和西部。
（2）各地区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地区间差异基本保持不变。
（3）国有化程度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生产效率有负面影响。
出口占GDP的比重、初始人力资本对生产效率有正面影响。
（4）国有企业比重、财政支出比重和出口比重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高。
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低。
相对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生产不确定性较高，西部较低。
（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率决定。
刘小玄和李双杰（2008）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发现企业效率在不同产业、地区和不同隶属企业之间，各年的效率差异明显表现出缩小的趋势。
在比较产业之间的相对效率时发现，竞争的市场结构导致较高的企业效率，而垄断的市场则产生了较低的效率。
在考察地区间效率差异时发现，高效率并非完全与高市场化地区具有相一致的趋势，而是趋向于具有资源分配优先权的地区。
通过SFA模型可见我国中部和东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劳动产出弹性，这说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经济，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和东部地区吸引比较多外资和资本积累丰富有关。
相对来说，西部地区由于地缘关系，吸引外资比较少，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因此，劳动的产出弹性大于资本的产出弹性。
在此基础上还对我国各地区的TFP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在1998--2008年间，东部的TFP增长率最高，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由TFP增长带来的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的追赶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但是TFP增长率的差异必然推动了区域差距的扩大。
要素投入差异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中西部应该以制造业为核心并重心逐渐向服务业转化为经济发展主导；
东部地区建立以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为主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科学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东部地区转化其生产战略；
中西部长期来看应该可以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以上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并以此作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泰勒.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原理[M].1933.
[2]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第一版.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8.
[3]弗里德曼.区域发展政策[M].1966;
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J],1972.
[4]李仁贵.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演进[J].经济评论.2005（06）.
【摘要】：
按照历史和逻辑的顺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西方区域发展理论可以划分为历史经验学派、现代化学派、乡村学派、主流经济学派等几大重要流派。
历史经验学派主要包括部门理论、输出基础理论、区域发展的倒“U”字型假说;
现代化学派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核心-外围理论;
乡村学派主要包括选择性空间封闭理论、地域式发展理论;
主流经济学派主要包括产业集群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
这些理论既有可资借鉴的方面,也有其不足之处,只有准确把握西方区域发展理论的精髓,才能为我国区域开发政策实践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
[5]Romer，P．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JournalofPolitical
Economy.1986，94（5）.
[6]Lucas，R．E．OntheMechanicsofEcomonicDevelopment[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8（22）.
[7]汪倩雯，张明举．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第四极—成渝经济区分析[J]．理论前沿.2008（12）.
【摘要】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也是全国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
本文对成渝经济区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成渝经济带要充分利用共同的市场、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加强与其它区域及国际间的协作，为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培育雄厚的基础。
[8]李迅．论成渝经济区形成及发展的基础[J]．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版，2008（4）.
【摘要】成渝经济区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和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
它的范围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确界定，但其形成和发展具有法律政策基础、历史文化基础、地理区住基础、资源基础和产业基础。
因此，成渝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
[9]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
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M]．第一版.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0]张唯实，李国璋，周彩云.中国区域生产效率与西部经济发展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6）.
【摘要】文章利用199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SFA模型估计了估算了中国各省和三大区域1998—2008年的TFP水平及其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指数，研究发现要素投入差异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西部在TFP方面要想和东部地区缩小差距在短期相当困难，西部能够缩小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优路径就是使自身经济更开放。
突破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建立以中期以制造业为核心并重心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的长期经济发展体制，动态提高区域TFP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TFP和经济差距，以达到共同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11]王志刚，龚六堂，陈玉宇．地区间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1978-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
（2）．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