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晚清文学的贡献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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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代表着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

梁启超晚清文学　文学进化观言文合一诗界革命

从一八九四年（甲午）中国对日作战失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清廷垮台，这十几年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奇观。

在晚清最早提出文学革新的是梁启超。

他是维新派的卓越宣传家，深切了解文学对影响社会人心与转移社会风气的巨大作用。

他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在近代文坛上被誉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一、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四、五岁，就从祖母及母亲读《四子书》《诗经》。

随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

八岁学为文。

九岁能辍千言。

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

十五岁肄业于广州学海堂，从事训诂词章之学。

十七岁（1889）举于乡。

十九岁与陈千秋受学于康有为之万木草堂，康氏教以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

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后，曾代表广东公车190人上书陈时局。

接着康有为联合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梁启超随其师多方奔走。

1896年去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办《时务报》，专任撰述，有《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著述，宣传维新变法。

不久受陈宝箴、江标之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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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参与康有为等人的维新运动，曾被光绪皇帝召见，命办大学堂肄书局事务。

由于清廷顽固派对维新派进行镇压，六人死难，启超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赴日，从此开始流亡生活。

［1］

庚子事变后，从日本回上海，拟参加唐才常、林圭等人发起的勤王运动。

到沪后，就听到了汉口失败的消息，遂去南洋澳洲。

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并出版《饮冰室文集》。

1905年，著《开明专制论》，大倡君主立宪主义，反对排满革命，与当时同盟会所代表的革命派进行论战，终因违反时代潮流，遂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后，由日本返国。

1913年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

1915年，袁氏准备帝制，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之役，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氏帝制，赴云南参与倒袁运动。

1917年，梁启超就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

1918年，欧战告终，赴欧游历，著《欧游心影录》。

1926年，讲学清华研究院。

1929年1月9日，卒于北平。

遗著有《饮冰室合集》。

［2］

二、梁启超的文学观，源于其学术思想。

而他的学术思想，有又三个方面的渊源：

（一）源于陆（九渊）王（阳明）心学。

这是他早年受业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时，首先学到的。

这派思想是上承孔孟，特别把孟子的唯心主义作进一步地发展，成为极端的唯心主义学派。

从梁启超一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受这派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

（1）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

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而他本人则认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梁启超早年也是把开辟新时代，转移社会的风气作为己任，因而自号任公。

他在《自厉》诗中陈述抱负道：

“献身甘作百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梁启超在庚子前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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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时，发表的许多时论文章，的确曾影响了一代的知识分子。

（2）王学根据孟子“良知”之说，提出了“良知”。

梁启超处在晚清社会急剧变化之时，一方面是中国固有的学术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西方各种学术流派又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

在这时，他常常根据自己的良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为之抉择。

但时事多变，而一切事物的演进，非能全如个人之所预期，所以在政治主张上常常有所变化。

（二）源于常州派公羊学。

清代最早提倡这派学术的为刘逢禄与庄存与，继之者为龚自珍和魏源。

后二人论政之文极多，都是一面讲今文，一面谈经世。

到了后来，康有为之学，就是从这派衍生出的。

梁启超早年从学于康氏，因而熟读龚、魏之书。

他说：

“我们年轻时，读他二人的著作，往往发烧。

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生出。

我们一面赞成今文家的政治论，一面反对旧有的传统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响。

”［3］由于讲“公羊学”，就大讲三世之说，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之说。

康有为根据此义，并吸收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因而构成了他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理想。

［4］

（三）源于西方思想。

他曾说：

“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

”于是对西方的哲学与科学的各种流派，进行了大量的介绍。

哲学上有斯宾挪莎、霍布士、边沁、亚里士多德、卢梭。

科学上有培根、达尔文、笛卡尔……等。

同时，他又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与孔教相比附，说：

“孔教乃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

乃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

乃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

”［5］

三、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表现到文学观上，就产生了以下革新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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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进化观。

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具有极大的革新作用的。

因为中国文人，大半是在儒家复古主义的思想束缚下，严重地存在着“厚古薄今”的观点。

所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看法，不仅明代前后的是这样，清代文人也很少不受其影响，以至于“书不读秦汉以下”成为流行春联的上联。

梁启超因为受达尔文

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它运用到认识中国文学发展的观点上，又由于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论的影响，就形成了他的中国文学进化观。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

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谓左证。

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

寻常说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

不然。

先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如既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

昌黎谓：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其受病之源也。

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

俗语文学大发展故。

”［6］由此可以看出他反对“厚古薄今”的复古主义观点。

而这种观点，正是从进化论思想产生的。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提倡“诗界革命”，独创性，反对因袭模拟。

想要把那些宗古模古，对古人亦步亦趋的复古派的作品一脚踢开，创造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文坛。

（二）在具体实践上，主张文章要通俗化，言文合一。

他在讲述了中国文学的进化论之后，接着又说：

“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

其一，则儒家禅宗之语录；

其二，则小说也。

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

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第一派又中绝矣。

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一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为文章，莫不有然。

”［7］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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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要普及新思想，必须采用俗语文学，即五四时期所说的“白话文”。

并且不止小说要采用，所有文章都应采用。

另外，他在《新民说·

论进步》一文中，曾痛陈言文分离的弊病，而主张言文合一。

还在《沈氏音书序》中申明我国古代言文一致，所以“古者妇女歌咏，编为诗章，士大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学之美。

”“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一宗于古，其结果专门之士，或乃穷老尽气，不能通小学，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书者往往而绝也。

”

因此，他盛赞用字母拼音的方法，来使言文合一，这样读书识字的人就会一天

天多起来了。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先进的主张，是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及文字改革者的先驱。

（三）强调小说（包括戏曲）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对转移社会风气所起的巨大效能，因而推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并提出口号：

“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在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之前，一般具有封建思想的文人，没有不轻视小说戏曲的，都把它看作小道，听其自生自灭。

更有甚者，把小说戏曲一概看作诲淫诲盗而加以抵誉，并主张禁毁。

梁启超在当时由于从进化论观点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宋元以来俗语文学的发达，是中国文学的大进化，也就是认为应该把小说戏曲看作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

梁启超因受到西方文学观的影响，批判了中国文人一向卑视小说戏曲的错误观点，还在1898年，为配合维新派变法运动着手译印有关政治小说，用以教育群众。

［8］到1902年，他创刊《新小说》杂志，见解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在该刊的一卷一期上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强调小说的作用，抬高小说的价值。

指出小说具有四种力，足以支配人道。

这四种力，即“熏、浸、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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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熏”即“熏陶”，“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

”；

“浸”即浸润，“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令人“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

“刺”即刺激，“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如“禅宗之一棒一喝”之度人；

“提”即升华，让读者“自化其身，入于书中，截然去此界以入彼界”，达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四种力中，“熏”、“浸”是在不知不觉中缓慢发生作用的，是一种“渐力”；

“刺”是一种使人骤觉的“顿力”，三者都是“自外而灌之使入”的外力；

而“提”则是“自内而脱之使出”的内力，其作用最为根本。

梁启超的“四力”说，明确道出小说是通过自身艺术形象对读者产生教育和激励作用，涉及到小说、戏剧等作品最根本的形象性问题，比当时人斤斤于小说“乐而多趣”的观点自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四）主张文学为革新政治服务，提倡反映现实、揭露现实、讽刺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录东亚伤心人依白乐天《新乐府》诗题名“《哀星轺》，讥辱国也”，在前边加的按语道：

“顷得上海一匿名书，自题东亚伤心人者，内新乐府一章，属登报。

读之，香山、两堂不是过也，因急攫之，以实我《诗话》。

”《哀星轺》揭露了中国驻日公使的丑态，用贿赂与献媚的手段，谋得了公使的职位，到任后，与留学生发生冲突，竟至蓄意谋害学生，所以诗里骂他“市侩得志惯横行，紫绶金章衬绿巾，君名不愧替钱死。

”梁启超对此作品的评价，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

此外，《诗话》中还录了黄遵宪的《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三首，并竭力加以揄扬。

他在以上诗论中，不仅发展了白乐天的“诗歌合为事而作，合为时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且进一步主张用诗歌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把它作为鼓舞人民、捍卫祖国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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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诗文的革新主张。

在诗的方面，梁启超及其同道者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反对因袭模拟，抵誉一味步趋古人的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谓“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

”又提出：

“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

”［9］这里所谓的新意境，新语句，是指诗的内容与语言的革新，自然会把诗歌创作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在散文上，他主张文章须发于至诚，而反对用什么准绳来评价前人的作品。

“如冬烘托先生之批评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室之准绳，一若韩柳诸大家作文，皆有定规，若者为双关法，若者为单提法，若者为抑扬顿挫法，若者为浪谰擒纵法。

自识者视之，安有不喷饭者也。

”［10］梁启超的文章，就是解放了的散文的最好的典型。

他晚年自评道：

“启超夙不喜桐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乃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

”［11］

四、通观梁启超在诗、文和小说领域发动的“革命”，完全是在为宣传政治维新的历史背景下自觉地进行的，是有理论、有阵地、有步骤的一次崭新的文学革新运动，涉及到了文学的主要文体，影响极其深远。

首先，它自始至终都非常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接触到了文学为改造社会服务的问题，强调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使近代文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了催生的积极作用，成为梁启超倡导文学革新的一大贡献。

其次，文学革新运动自始至终都非常强调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加快文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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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

第三，无论诗、文或小说，梁启超都相继提出创作要通俗化的主张，并把通俗化问题提高到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来认识。

但是，梁启超倡导文学革新运动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而带有不可忽视的缺陷。

从理论上说，颠倒了文艺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特别是拔高小说的社会作用，以至于认为它可以决定社会，主宰社会，表现了梁启超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一面。

从创作上说，诗、文和小说虽已接触到改革问题，但由于被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所决定，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突破封建文学的束缚。

他的诗文作品，大多还是半新半旧、新中有旧、旧中求新、半文半白的混合体。

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的成功与不足，都体现了资产阶级要将中国文学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和尝试，加速了封建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的进程。

注释：

［1］《三十人自述》

［2］杨复礼《梁任公先生年谱》

［3］［11］《清代学术概论》

［4］《大同书》

［5］《论支那宗教改革》

［6］［7］《小说从话》

［8］《译印政治小说序》

［9］《汗漫录》见《饮冰室文集类编》

［10］《烟士披里纯》见《类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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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一辑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史研室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评林》第二辑

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复旦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研究室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近代文学研究》

张燕瑾吕薇芬主编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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