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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
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
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
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
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
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
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
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
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
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
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
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
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
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
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
《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
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
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
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
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
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
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
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
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
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
《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
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
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
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
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
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
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
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
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
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
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
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
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
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
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
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
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
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
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
《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
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
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
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
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
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
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
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
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
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
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
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
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
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
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
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
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
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
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
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
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
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
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
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
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
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
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
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
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
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
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
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
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
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
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
《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
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
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
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
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
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
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
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
--1931）的诗最多。
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
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
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
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
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
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
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
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
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
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
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
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
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
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
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
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
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
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
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
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
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
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
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
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
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
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
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
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
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
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
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
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
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
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
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
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
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
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
他们是：
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
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
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
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
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
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
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
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
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
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
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
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
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
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
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
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
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
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
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
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
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
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
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
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
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
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
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
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
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
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曲子词与长短句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
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
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
“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
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
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
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
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
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
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
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
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
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
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
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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