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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旗谱》中大量方言的使用这一问题，本文认为：
《红旗谱》中俗语土话的使用，记录和保存了第一手的丰富生动的语言材料，为研究北方语言特别是河北方言提供了鲜活而丰富的语言实例。
这是《红旗谱》在方言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而极其重要的价值。
至于读者群的受到限制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在方言旁加注普通话词语来解决，这只需再版时作处理即可。
据不完全统计（被CNKI数据库收录），目前国内对方言的研究论文（不包括书籍和专著，只指期刊论文）有296篇，其中关于《红旗谱》的研究有23篇。
《红旗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书中描写了河北农村广阔的生活情景和社会风貌。
因此，对于《红旗谱》中方言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此篇论文写作有下面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深挖掘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特殊表现力，鲜活的方言使得文学作品语言更为丰富多彩，塑造的人物、叙述的事件更加立体丰富。
其二，提炼书中一些富有展现力的方言词汇，具体来昭示出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功用。
本文拟从文学作品叙述语言的表现的角度，结合《红旗谱》为实例，探讨方言在我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
一、从现代语言的流变看方言与文学的关系
早在1868年，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就写了如下诗句: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等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黄遵宪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口语与应书面文字的应是一致的，把“流俗语”看作诗歌流传后代的典范。
俗语隶属于方言。
方言是地方语言，即它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
方言与全民族语言总是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俗语则是流传于民间，在群众口头中常用的一些定型了的通俗语句，包括有谚语、俚语、歇后语等。
其中俗语地方色彩很浓，所以有些俗语也就是方言词语，二者很难截然分开。
因此，不少方言汇释的著作也都兼收俗语。
与黄遵宪同时代的梁启超也力主采用与言文一致的“俗语文体”。
梁认为“自宋以来，实为祖国文学之人进化。
何以故?
俗语文学人发达故。
裘廷梁甚至还归纳出“白话”的“八益”，即“省口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和便贫民”，这“八益”很明显都是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的工具性的改革而言的。
对于“国语”与“方言”之间的关系，胡适之另有发人深省的见解：
“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
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
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
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
……国语的文学从方言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从胡适等人的观点来看，方言与国语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几乎是相等的，两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为文学的繁荣创造贡献。
使用方言能普遍活现一个地方的特殊色彩、特别情境，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就不该挂起禁牌来。
二、方言之于文学的特殊功用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
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
方言上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胡适先生的这一段话道出了方言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功能——刻画人物。
如作品中的：
“嗬!
活跳跳的闺女，心性儿有多么活泼，身子骨儿有多么结实!
”
“活跳跳”三个字变现了朱老忠对春兰盛情的称赞，这位姑娘健康热情、活力充沛的神态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他再如，文中的“细蜜蜜”来形容“甜”的滋味，用“黑粹粹（儿）”来描写肤色黑而亮丽，用“毛毅毅”来形容头发脏乱，都写得十分的形象生动。
这类富有地方色彩的词语在《红旗谱》中使用频率颇高，还有“漫搭搭”、“麻搭搭”、“火呛呛”、“静谧谧”、“哑咪咪”、“软洋洋”、“麻搭搭”等等。
另一方面，在《红旗谱》中，人物的绰号上也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绰号除了有命名作用外，还表示了对人物的评价，这自然要带上一定的感情成分，或褒或贬，或仇恨或戏谑。
如，春兰爹被锁井镇的人们称作“老驴头’。
在冀中地区，“驴”就是“倔”。
这个称呼显然就包含有戏谑的意思，是大家给这个倔老头起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绰号。
在小说的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上也充满了丰富的感情色彩。
如文中的朱全富劝说朱老巩不要阻止冯兰池砸钟，他说：
“天爷!
你捅那个马蜂窝干吗？
你爹和你爷爷，几辈子都是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事惹非？
哪有按着脑袋望火坑里钻的？
”而朱老巩硬是不听，回答说：
“我知道他厉害，可是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超生，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
“左不过”、“早死早超生”充分表达了朱老巩无所畏惧、宁死不屈的无畏个性和斗争勇气。
《红旗谱》通过大量方言的运用，使得语言更加丰富传神，描写更加细致，每一故事自然发展。
方言文学的兴起，各地方言文学将继续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梁斌和他的《红旗谱》真谓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很好的典范了。
听声音可辨是何方人氏，解方言可释心灵密码。
以此看来，方言并不是普通话的对立面，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方言。
其次，方言的文学功用是铺垫文化底色。
方言是硬的，文化史则偏软。
方言能给文化补钙，按照这一理论写出的作品更好看，更耐看。
中国汉民族的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方言，这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因为北方话在汉族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语言（方言）演变的历史。
方言包含有太多的文化信息，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说：
人文地理、移民、栽培植物发展史、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民俗文化交流等等都可以从方言中得到丰富的信息。
人是文化的产物，所以人之所操的方言之中必然就会富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也正因为这样，文学作品在审美、教育功能之外还有了认知的功能。
再次，方言还具有文学研究的功能。
一方面，方言以它生动形象而深刻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读者。
另一方面，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方言有着极其重要的资料价值。
如果说当今的普通话是以典范的文学作品作为语言的规范，那么昔日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包括方言）也真实地蕴涵了从前的语言面貌。
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是当时口语的生动形象的记录。
梁斌意识到了冀中农民的方言特点，并且有意识地“记录过书上的或群众的口头语言”。
下面我将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进行整理归类：
1.表现当地方言中特有的表达方式的语句有：
A.口语化的虚词和词缀：
如：
教着个书；
喊了个通；
脱了个大光膀子；
净说些个胡话；
今日个；
浆个线；
落个线；
笑眯悠儿；
笑模悠悠（儿）；
庄稼百事；
B.使用方言口语中特殊句式：
忙……：
赶紧，急忙……；
忙念；
忙搬条板凳；
江涛忙去担水，淋灰水；
……的过：
……的原因。
夏天的过；
等。
……得不行：
非常，十分，很……。
阴凉得不行；
翻来覆去想着，难过得不行；
心酸得不行；
严志和看他兴奋得不行；
C.特殊时间词的使用：
今日个；
成日价；
整天价；
一年价；
成年价；
那咱（晚）；
多咱。
2.俗语、土语；
俏皮话的使用：
1）俗语、土语：
“秩儿秩女秩庄稼”，其本意是儿女早点长大了，父母才能早点受到赡养，庄稼熟得早，草能早点吃到，有“早能得到”的意思。
一些形象化俗语、比喻则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情态，例如：
河里没鱼市上看；
驴年马月；
庄稼闹儿；
像老母猪一样，孪生了一窝子小猪儿；
惊得两眼像只黎鸡儿；
像棵没根的蓬蒿；
等等。
2）俏皮话:
增加了作品的诙谐、风趣意蕴，体现了冀北农民的积极乐观的精神。
摁倒葫芦瓢起来；
打官司打得成了光屁股鸡；
逮住兔子才撒鹰；
方言常常既有地域性又有社会性。
所以方言既是分析研究语言化石的重要材料也是把握人物文化性格的有力依据。
“言为心声”，从作品中叙述语言的方言色彩可探寻出作者所处地域范围，由人物语言的方言特征可窥见一方水土的人文风情。
并有助于准确把握整部作品的文化底蕴。
三、方言在《红旗谱》艺术表达方面的功用
《红旗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不仅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而且整部作品更是富于民族韵味和地方色彩。
当然《红旗谱》的成就表现为更多的方面，论文以下部分将从方言利用的角度对《红旗谱》在艺术表达上所起的功用作一些具体地分析。
1．用方言来表现河北农民的生活环境、人文地理特点以及风俗习惯：
⑴写地理环境。
文中在描绘生活风俗习惯以及交代人物事件由来时，大都采用方言、俗语。
如在第十节鸟儿事件中，在交待捕鸟来由时，对秋季田野的丰收景象有以下描绘：
“……沉甸甸的大穗子密密层层的，象一领席儿似的，你在这头一推那头就动。
“一领席儿”指庄稼尤其是谷物类长的整齐喜人的景象。
作品中没有直接叙写农作物成熟，而是用形象的俗语来描绘出谷物成熟的景象，展现的是秋收时节一派喜人的农村画卷。
又如：
春兰绣鸟笼时的用语：
“蓝云头”、“洋册子”；
老奶奶在孙子出生时在窗户上拴红布的风俗；
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中逐渐消失的一些事物，比如：
布衬条儿，碌碡，烟锅，土坯房，脱坯，浇园；
与纺线、织布有关的捶布石，织布机，掏缯，纺车等，这一系列方言词语的使用使得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了一定的区域特征和时代性。
这就是方言的特殊作用。
⑵写行为动作。
最典型的是“硌蹴”（蹲着）。
老式农民遇到愁闷事时浑身常蜷缩在一起，甚至将双手抱头，这就是“硌蹴”。
作品中写严老祥势单力薄受到冯老兰的威胁，心中满是仇恨确又无可奈何时，就用到“硌蹴”来表现他当时的形态：
“严老祥走回来，硌蹴在门前小碌碡上。
独自一人，低下头又扬起头，抽了一袋烟又抽一袋烟。
严老祥的这个动作还含有可怜的意味。
作者通过这些典型的方言词语描绘出了他所熟悉的冀中老式农民的生活习性，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原始乡土气息。
⑶写习俗。
在捕鸟的路上，大贵对春兰开玩笑说“我早就知道，你们俩快该坐轿了！
”春兰“腾”的一个大红儿脸。
她答话说：
“跟小子们一块玩儿，烂脚丫儿！
春兰的话既体现当是农村里“男女授受不亲”的变相礼教，又能看出春兰是找借口进行自我掩饰。
虽是粗俗话，却也正是春兰作为农村姑娘所特有的爽朗麻利性格。
2.利用方言来深化主题
《红旗谱》是作者参照现实斗争生活中英雄人物事迹加工创作而成的一部农村斗争故事。
其主题是通过叙述两户典型贫苦农民朱老忠、严志和两家由自发的阶级斗争走向配合、接受党的领导，最终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历程。
三代农民的自发斗争是通过与恶霸地主冯老兰的多次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展现的。
而世代积怨、多次矛盾冲突、关注的焦点都是土地。
无论是恶霸地主冯老兰，还是贫苦农民朱老巩、严志祥、朱老忠、严志和，包括新一代农民严运涛和严江涛，他们都意识到了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根本。
从而揭示出中国农村革命中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走向成功。
恶霸地主冯老兰一生都在耍尽手腕最大限度的去霸占土地、掠夺农民的劳动成果以使他的家业越滚越大。
因此，他费尽心机把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占为己有：
“提起来话长呀！
就是跟东锁井朱老巩家那件事情。
我费了多少年的筹谋，费了多少心血，才把大铜钟砸碎，把四十八亩官地抠在咱的手心里。
这样一来，咱家这片宅院愿怎么升发就怎么升发。
……”
在冯老兰看来，土地就是发家致富的命脉，土地能制约农民、使农民臣服。
同时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解决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生产资料。
是他们的命，所以农民特别依赖土地，视为命根子，老一代新一代农民都是如此。
严老祥在护钟失败后被逼无奈离开家乡闯关东，在离开家乡时，特别叮嘱儿孙要保护好自己呕心沥血积攒才买到的二亩地。
“咱穷人家，土地就是根本，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呀！
”严志和把这土地视为全家的“宝地”。
在出走关东失败在回家乡时，看到自己的土地就禁不住的流露出热爱的感情：
“…….单腿跪下，把手伸在垅沟里一刨一刨，用手指在潮黄土里轻轻描着，捏起一颗谷种，拿到眼前，眯细了眼睛看了看。
严志和对土地的热爱甚至超越了生命，在运涛被捕时，严志和不得已要变卖“宝地”时，吃土的疯狂举止体现的正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对自己无法护住自己土地的深深地无奈和自责：
“孩子！
吃点吧！
明天就不是咱们的土地了！
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香味了！
”“冷不丁地又趴在地上，啃了两口泥土。
”
地主和农民都想紧紧抓住这一资源，这样就使得双方的矛盾冲突尖锐而集中，同时也就触及到了农村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
新一代农民严运涛和严江涛在对待土地问题上比父辈和祖辈有了更为清醒的理解和认识。
“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
”同时他们对农村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也有了比父辈们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
后来严运涛、严江涛在贾湘农的引导下走向了革命、加入了党组织。
作品中对组织农村中的革命活动的叙写揭示了农村、农民只有接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寻找到出路的这一主题思想。
3.方言在文学作品中可以产生特殊语气效果、区别不同人物性格特征，展现语言的个性化特点。
人物性格有多种手段可以展现，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叙写人物性格是作者最有力、最生动的描绘，《红旗谱》中的语言体现了个性化的特征，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典型，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
《红旗谱》中塑造了众多农民形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作为《红旗谱》的主人公朱老忠，是个来源于现实又充分理想化了的农民英雄形象，“出水才看两腿泥”和“为朋友两肋插刀”两句口头禅极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他慷慨好义、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这正是我国农民民族精神的典型写照，因而这一形象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有很高的认可度。
《红旗谱》以护钟事件为开篇。
朱老巩很快看穿了冯老兰的伎俩，因此拼却性命也要保护住大家的利益。
文章中对这位侠肝义胆的人物的描述却是从重处着眼，轻处落笔：
“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
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筋条，怒恼起来，喊声象打雷。
从后文的交待中我们知道朱老巩曾经练过武，作品中的用几个方言词汇来描绘他的形象所体现的“轻描淡写”，在另一方面却映衬出了朱老巩具有直冲云霄的英雄气概。
作品中的另一个典型是老奶奶，她的言话体现农村老太太的性格特征：
说贵他娘“就是脚大点儿。
”“也没什么好菜，庄稼百事，来吧，吃啊！
”。
她的热情好客，不断劝客人进餐：
“走！
屋里吃饭去！
”，“吃呀！
”，“孩子，吃呀！
”对恶霸地主有着本能的仇恨，诅咒道：
“天雷劈他们脏王八羔子！
”，这也是这个善良老人最狠的咒骂了。
对于作品中春兰、运涛之间的爱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话语，显示了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
严志和开始认为只是“孩子家！
”言外之意还是孩子，甭多想。
经涛他娘一提醒，意识到正是“年纪儿”之时，他的态度变了。
“清早立起（一大早），找他干吗？
”话语里明显多了一种反对。
而运涛娘更多的是担心：
“……为了这点事，我老是提心吊胆的”。
贵他娘因来自关东，性格爽利，对春兰发自内心赞美道：
“好一条油亮的大辫子，搭拉到大腿上。
人尖子（出类拔萃，出众，这里是夸赞春兰长的漂亮的意思），怪喜溜（特别让人喜欢）的个人儿！
老驴头对闺女的婚事也一直持守旧、压制的态度：
“胡说！
你和运涛他们去赶鸟来。
一个闺女家，十七大八了，长天（整天）野地里去跑，不怕丢人？
年轻一代人由于天性使然，对自由婚恋充满向往之情，对他人充满理解、同情；
老一辈人都受到旧习俗的影响，但因性格不同，严志和、老驴头对儿女婚事持基本相同的态度：
思想守旧，坚持男女授受不亲，喜欢名正言顺，三媒六聘。
四、结语
总体上来说，用方言来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集中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时恰逢是解放初期，中下层民众刚刚翻身做了主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方言小说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文学体裁的语言，还打破了作家欧化的倾向，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方言写作的热潮，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作品就是那时候的一个反映，这些方言小说的内容取材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揭示出来的寓意却是极为深刻。
梁斌的《红旗谱》继承了方言小说的传统，以“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没文化的农民听得懂”、“运用群众语言、作品叫群众看得亲切”为目标，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入河北地区的方言土语，使得小说的内容更为活泼生动，让读者领略到了方言的特色，拉近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更能有效地在读者群中产生共鸣，达到作家所要表达的效果。
因此，方言在文学创作中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语言，从而让文学充满了活力与生机。
一方面表现为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上，由于采用方言进行小说的叙述，容易在手中当中产生共鸣，同时也拉近了文学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拉近了作家和读者的距离，使得文学不再是专属于文人的文学；
另一方面表现在方言在阅读中的效果，相对于正规语言（国语）而言，方言的许多词汇在汉语中并没有，这就构建起了作者与百姓的桥梁，同时，方言比国语更具幽默性和地方色彩，更能生动地表达群众的呼声，原汁原味地再现生活的场景，而不是精雕细琢地锻造语言。
方言的词汇更具有口语性，朗朗上口，在表达方面更容易被普通受众所接受，起到了深化主题思想的效果。
然而，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存着着一定的限制，文学中出现的方言词汇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域，读者未必能够真正掌握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无形当中就减弱了文学的传播价值，使得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方言的创作也较少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红旗谱》的出现只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但是他对研究方言具有功不可没的作用。
另外，一些已经不使用的方言，应尽快向现在的老年人请教读音，所以，对这些方言词语的注音是当务之急的。
不然，若干年之后，不知道读音意思的方言词语，就会失去了作为方言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梁斌《漫谈<
红旗谱>
的创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红旗谱》附录
[3]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风物志[Z].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4]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红旗谱》
[5]《漫谈<
的创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6]《小说丛话》，引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
[7]梁斌《我在深入生活》文艺报87年5月16日
[8]谢福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9]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梁斌《我在深入生活》，文艺报87年5月16日
[11]《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引自《清议报全编》（卷二十六）。
[12]《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的附言。
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13]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4]《答黄觉憎君折衷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
[15]白春仁著，《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版。
[16]高天如著，《中国现代语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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