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20世纪初期俄国合作社的思想和实践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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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思想的缔造和传播者（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舒理采、拉法金等人）秉承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理念为建立合作社而奔走、呼吁：
从向失业者和贫困者提供援助到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从为小生产者迈入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到培养中间阶层、从缓解社会冲突到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4]。
1840年左右合作社思想传入俄国，最初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俄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米哈伊尔·
瓦西里耶维奇·
彼得拉舍夫斯基就是代表之一。
彼得拉舍夫斯基痴迷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俄语中的外来语袖珍辞典》的主编，他在辞典中深入浅出地介绍傅立叶学说，宣传社会主义[5]。
这在当时尼古拉一世严厉书刊检查制度之下确实是出乎意料。
从1842~1849年每逢星期五人们便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举行秘密集会，讨论傅立叶的“法郎吉”协作体制，并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在俄国建立这样的组织。
1849年“星期五”协会被政府取缔，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即便在流放期间他仍念念不忘说服统治集团建立模范社会主义移民村[6]。
尽管彼得拉舍夫斯基信仰、并为之奋斗的“法郎吉”社会没能建立，但他的思想令俄国人耳目一新。
1867年4月1日《钟声》杂志扉页上这样写道：
“纪念为实现俄罗斯自由而战的彼得拉舍夫斯基”。
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赞扬了彼得拉舍夫斯基：
“倾其一生为人类服务，为社会主义而奋斗”[7]。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继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后，早期合作社研究领域的又一位先行者。
作为当时俄国革命的一面旗帜，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社会的勾画同合作社紧密相连。
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通过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
首先，在农民革命胜利后，先将土地国有、交给村社占有和使用，但生产仍是个体的、分散的，然后通过使用先进设备、改良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农业、工商业，改善交通运输状况，进而过渡到以公社为单位的集体生产。
这种以公社为单位的集体生产，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合作社。
合作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每个合作社有人员1500~2000人，分为400~500家，入社和退社自由。
合作社有自己的住宅、学校、戏院、图书馆和医院等建筑，附近则是田地和工厂。
每个合作社都同时兼营农业和工业。
合作社实行自治，它选举自己的行政管理人员，修改或充实自己的组织章程。
一切生产资料归合作社所有，合作社的产物一部分用以维持公共机构，一部分列为合作社的储蓄资本，其余则按照每个社员所完成的劳动量分配报酬[8]。
车尔尼雪夫斯基设想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从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此列宁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没有认识到而且也不可能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认识到：
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
”[9]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倡导的合作社社会主义没能实现，但他提出的有关合作社蓝图，为后人所师承。
俄国著名合作社研究专家К.А.巴日特诺夫指出：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后人留下了对合作社道路信仰不竭的源泉，正是他打开了俄国合作社理论研究的大门。
”[10]
早期合作社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紧密相连。
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合作社理论均是其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部分。
他们反对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社会主义，将合作社视为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
彼得拉舍夫斯基在自己的村庄建立了傅立叶所主张的“法郎吉”，农民按照新的生活方式共同生活。
他相信，就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可以在俄国实现傅立叶的社会主义[11]。
如果说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反映，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更具本土化气息。
他将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使俄国不经过生产力的累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这里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
人们共同劳动、同时兼营农业和工业。
作为主人，社员为自己工作，全部劳动产品都归劳动者所有。
他们劳动热情高涨、劳动生产率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劳动将由一种沉重的非有不可的东西，转变为生理需要的轻松而愉快的满足”[12]，对此恩格斯写到：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
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
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
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
但是，恩格斯不无惋惜地指出，马克思当年所“假如”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他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
”[13]在1893年10月17日致丹尼尔逊信中，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
“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
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
”[14]
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跃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合作社社会主义的想法没能实现，那么地主—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合作社理念则是俄国合作社运动得以产生的理论源泉。
他们将合作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改革的有效工具，认为合作社可以减轻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掠夺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减轻农奴公民化进程中的赤贫现象、防止农村无产阶级化[15]。
二 合作社的建立
俄国合作社的建立与60年代“大改革”息息相关，改革使2200万农奴获得解放，私营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地方自治机构开始建立，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16]。
社会发展的新迹象为合作社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自1865年第一个合作社建立之日起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合作社运动可分为四个阶段：
1.19世纪60~90年代中叶，合作社运动的萌芽。
俄国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彼得堡农村贷款储蓄和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支持。
为促进贷款储蓄合作社的发展，1871年委员会制定了贷款储蓄合作社模范章程。
章程规定贷款储蓄合作社的运作应遵循以下规则：
成员股额相同、贷款权平等；
贷款偿还实行连环责任制；
贷款方式为个人、短期、无抵押贷款；
合作社只向本社成员贷款；
合作社领导由选举产生。
章程指出，合作社建立的目的是向成员提供低利息的贷款，而非追逐利润。
股息不但是合作社的资金来源，更是它独立运作的保障[17]。
在合作社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至1895年政府批准建立的贷款储蓄合作社数量达到1586个[18]。
1876年彼得堡农村贷款储蓄和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国际合作社会议上获得促建大奖，四年间在委员会指导下共建立500多个贷款储蓄合作社[19]。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地主和僧侣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中占据核心位置，出席合作社代表会议的几乎都是地主，难怪这一时期的合作社被称为“贵族合作社”[20]。
从80年代下半叶起，合作社发展呈现衰退迹象。
大部分贷款变成长期贷款，成员欠款成为合作社发展难题，存款亦受到影响。
至90年代中叶只有44.3%的贷款储蓄合作社正常运转，且其成员多为富农[21]。
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建立于1865年，至90年代其总数不过200个[22]。
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消费合作社发展的条件还不成熟，改革后农村主导的经济形态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货币经济不发达，农民对商品的需求非常有限。
其次，罗虚戴尔原则遭到破坏。
主要表现为合作社入股金额高、赊欠之风盛行、不允许非社员参与利润分配[23]。
该时期建立的消费合作社分为四种：
农村消费合作社，官吏消费合作，都市消费合作社以及工厂、铁路消费合作社。
其中农村消费合作社和官吏消费合作社数量不大，后者以为官员服务为目的，缺乏消费合作社最根本的民主主义精神，算不上是真正的消费合作社。
因此这一时期的消费合作社以都市消费合作社和工厂、铁路消费合作社为主[24]。
消费合作社建立的目的本是排除中间商盘剥，但当时合作社指导者与中间商常有往来，加之合作社发展条件不成熟，普通百姓缺乏加入的愿望，因此当时建立的都市消费合作社不久就关闭了。
工厂消费合作社名为厂主为工人所设，但实际上合作社由厂主支配，社员为工厂高级职员，工人因为规定的出资数额过大而不能加入。
合作社不遵守罗虚戴尔原则，利润分配时非社员即便参与采购也不能获得利润，因此可见工厂消费合作社实际上是厂主变相剥夺工人的一种手段。
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倡导下，彼得堡、奥德萨、哈里科夫等地相继建立了手工业劳动组合。
组合成员共同采购生产原料、接受订货、销售产品。
但由于资金不足所以发展平平，不久就自行解散了[25]。
改革初期俄国合作社发展缓慢的因素有很多。
1861年2月19日宣言颁布后，农民的法律地位得到认可，农民从农奴制桎梏中解脱出来，成为村社自由民，他们可以经商、办厂。
法令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从属，赋予农民公民权，改变了他们原来的从属地位。
但事实上这些权利的实行受到诸多限制，改革只是在有限范围内扩大了农民的权利，农奴制残余仍保留在农民与地主的相互关系中，农民从依赖地主到依赖村社和官吏[26]。
1898年维特在提交给大臣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农民法律观念淡薄、发展经济热情匮乏，他们虽然从奴隶占有中解放出来，但却处于听从命令和无知状态。
”[27]在此情形下广大民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不足，加之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低，因此他们尚未做好加入合作社的准备。
其次，改革初期大部分民众由于不能适应商品货币关系和自由竞争而迅速贫困化。
生活标准的改变、农村消费工业品的稍许增长、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一增再增等情况迫使农民向市场抛出更多粮食，但以减少自身消费为代价[28]。
因世界农业危机，1881~1896年粮价下跌1/3，使情况更为复杂。
此外，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大幅度提升国内市场工业品价格，财政重负压在农民和市民身上。
“俄国消费者不得不购买本国工业的低劣产品，而付出的价格却比西欧高级品质的同类商品要高出1至2倍”[29]。
在上述种种情形下，知识分子和自治局对合作社的大力扶植具有很强的人为性。
合作社活动家古雷日认为“合作社根基尚浅，直到19世纪末俄国农村尚未从自然经济中苏醒过来，对流动资金的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10年第6期·
历 史·
需求不大，生产性贷款缺乏充足的土壤。
”[30]
最后，政府政策的矛盾性影响了合作社的发展。
从一开始它就对合作社的建立持谨慎态度，在章程审批程序上设置诸多限制。
合作社章程办理手续繁杂，需经由大臣委员会批准，这一过程需耗时两至三年[31]。
政府时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允许其免交税款；
时而取消对合作社的支持，向其征收手续费和利润追加税。
直到90年代中叶，政府对合作社的态度才发生转变。
在不懈的坚持与努力下，改革30年间俄国的合作社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一些地区的成功范例使人们对合作社充满希望，合作社的思想宣传和实践活动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
2.1895~1904年，合作社发展的摇篮期。
1891~1892年农业严重歉收使原本贫困不堪的农村雪上加霜，农民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
据官方统计资料，几乎一半的帝国农民入不敷出[32]。
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和铁路的大量修建，国家财政日益捉襟见肘。
上述种种情形迫使政府开始关注合作社，将其视为对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提供帮助的工具。
希望通过发展合作社提高民众生活水平、防止贫困阶层无产阶级化[33]。
由此制定合作社法令被提上日程。
经过长期激烈讨论后，1895年6月1日政府出台了《小额贷款法令》。
法令规定小额贷款机构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股份制贷款储蓄合作社；
农村等级银行和储蓄所；
无股份贷款合作社[34]。
贷款储蓄合作社与贷款合作社的区别在于，首先，后者无需股份存款，其固定资金来自于国家银行贷款、自治局和个人贷款。
其次，如果说贷款储蓄合作社在管理上实行自治，那么贷款合作社则由国家银行领导。
因此可以说贷款合作社是半政府性质的贷款机构，是具有俄国特色的贷款合作社。
贷款储蓄合作社也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得贷款，但需提交年终财务报表，且贷款只能用于补充资金周转[35]。
此外法令延长了贷款偿还期限，规定贷款合作社可以替成员采购商品、出售农产品和手工业品；
承认了贷款及贷款储蓄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它们拥有财产权、诉讼权。
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合作社法令，其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政府对合作社由漠视转向支持，这一转变使合作社工作者受到鼓舞，也吸引了社会各界对合作社的关注，他们开始再次对合作社事业给予支持，其中地方自治局功不可没[36]。
其次，合作社可以根据农民委托从事农用工具采购和农产品出售业务，从而使合作社的业务更全面。
在原有法令基础上，1896~1897年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些章程，进一步完善了小额贷款体制，但同时也强化了合作社对地方行政机构的依赖。
1897年3月13日政府出台了《消费合作社章程》，章程指出，以合理的价格替成员代购各种生活用品是消费合作社建立的宗旨。
章程规定所有缴纳存款者均可以加入合作社；
股员在会议上发言权平等；
允许非社员参与利润分配；
不按时缴纳存款和偿还债务者，股员大会上2/3以上投票可以将其开除。
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中叶都市消费合作社在数量上居首位，那么至1905年40%的消费合作社建立在农村，都市消费合作社退居第二位（27%）[37]。
同年农业部和国家财产部还制定了《农业合作社章程》。
章程规定农业合作社创办的宗旨是“低价向农民供应农业用具，替农户销售农产品及手工业品，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向社员提供贷款”[38]。
由此可见农业合作社是一个全能的业务机构，涵盖了生产合作社、贷款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功能。
合作社成员股额不一，在会议上的投票权不等。
1股、5股、10股和20股分别有1票、2票、3票和4票投票权[39]。
这破坏了合作社的民主、平等原则。
1902年6月1日政府颁布了《劳动组合法令》，法令指出，以生产为目的、参加者为完成某项工作集体负担费用、实行连环担保的合伙经营团体为劳动组合[40]。
同合作社一样，劳动组合享有财产权、诉讼权、有权签订条约和从事工商业活动。
1895~1904年间合作社开办数量明显超过前一时期，但就一些指标而言（人数、分布密度、财政实力）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合作社发展的人为性较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社上层的促动和国家的物质扶植[41]。
然而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以及法令的出台，在合作社建设中出现了重大质的变化。
首先，为调节合作社业务流通，合作社联盟开始建立。
1896年建立了第一个贷款合作社联盟，1898年建立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盟，联盟成员相互督查、帮助，共同采购物品[42]。
其次，地方组织和团体对合作社的态度发生改变。
同时不难看到，合作社工作者对制约合作社发展的社会—经济、权利问题还不够了解。
3.1905~1914年，合作社运动的普及。
这一时期是俄国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期，其组建数量、参加人数以及财政指标均有大幅度提升。
根据М.Л.赫伊辛统计，1905年年初合作社总数不足4000个，1914年末已达到30000个，比1905年增长7倍，此种增长速度在当时国际合作社运动中是绝无仅有的[43]。
这取决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
首先，得益于国家经济局势的好转。
随着形势的稳定，国家经济逐渐从深受战争和革命影响下的危机和萧条中摆脱出来，农业丰收、农产品价格上涨、世界农业危机的不良影响被克服。
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加，国家金库储蓄资金的增长是最好的证明。
1906~1913年居民存款从10.35亿卢布增长到16.85亿卢布，增长60%，中小存款者是存款主体[44]。
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对生活必需品、舒适住宅的需求必然会增长，上述因素自然会进一步促进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进而为合作社的普及创造良好的氛围。
其次，政府相继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取消身份证、废除连环保），减轻了村社对农民的束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村社的均衡机制，从而激发了农民的主动性和生产积极性[45]，这无疑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再次，尽管政府对待合作社的态度比较矛盾、复杂，但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完善它的发展，向其提供物质和财政扶植，监察、指导合作社运作。
第四，加入合作社的文化阶层代表增加，他们进入合作社管理局和委员会，领导合作社运动。
此外，合作社的大量普及还与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密切相关。
改革后小土地所有者数量增加，土地轮换制时期，因土地非自己所有，农民没有改良土地的要求。
改革后成为份地所有者的农民要求改良土地，农业改良的呼声高涨，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增长。
1905~1914年间贷款合作社组建数量明显超过贷款储蓄合作社，至1914年末相应数字分别为10700、3800[46]。
根据小额贷款事务管理局统计资料，大部分贷款合作社建立在农村，农民是其援助主体，1915年在贷款合作社运作良好的地区居民合作化程度高达48%[47]。
随着存款数额的增加，如何利用闲散资金、对合作社进行合理化管理，成为困扰合作社的难题。
如果说初期合作社的发展是人为促动的结果，那么现今合作社的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
建立联盟、扩大联盟功能的要求日益迫切。
但政府对联盟一直持消极态度，小额贷款省委员会常常无故拒绝建立联盟的请求。
在各地请愿压力下，政府被迫做出让步。
1911年大臣委员会决议批准7个贷款合作社联盟章程，联盟的功能得以扩大，它有权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可以建立专门资金从事中介业务，上述修改同样适用于以前建立的联盟。
章程颁布后两年，比尔坚斯克和梅里塔波里斯克联盟的财政收支分别增长12和16倍。
战前十年贷款合作社联盟的建立刚刚开始，至1914年末全俄共有10个联盟、联合732个贷款合作社，拥有资金760万卢布[48]。
战前十年，在数量和参加者人数方面消费合作社是第二大类合作社，其次是农业合作社和劳动组合。
农村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战场，是这一时期合作社发展的特点。
随着国家供应资金的缩减，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的人为性因素弱化。
合作社已成为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农村小生产者而言，其意义不可忽视。
1910~1914年仅贷款和贷款储蓄合作社向成员借贷的贷款总额就达30亿卢布[49]。
随着合作社数量的增加，它的作用日益明显。
在一些地区，合作社活动迫使中间商、高利贷商降低了商品价格和贷款利息。
4.1914年至十月革命，合作社体制初步确立。
战争期间，迫于形势所需政府开始积极扶植合作社的发展。
至1917年全俄共有63000个合作社，成员人数高达2440万[50]，其中包括16500个贷款及贷款储蓄合作社，成员人数约为1050万[51]。
这一时期发展处于劣势的消费合作社逐渐从商品赊欠、红利比例高等缺陷中摆脱出来，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困难使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数增多。
根据统计，1915年年初全俄共有11000个消费合作社，1917年末增长到23500个，大大超过贷款及贷款储蓄合作社。
合作社商品周转额从1914年的2.9亿卢布增长到1917年的58.45亿卢布[52]。
各类消费合作社的比重也发生改变，城市消费合作社快速增长，其中工人消费合作社增长最快。
如果说农村消费合作社平均人数从133增长到443，工人消费合作社则从431增长到2611[53]。
合作社成员构成略有变动，以前不热衷合作社的中等收入者开始加入其中。
战争期间由于交通不便，国外工业品进口几乎停滞，对国内工业品的需求增长，农业合作社和劳动组合的发展市场得以扩大。
中小裁缝、制靴、纺织劳动组合数量明显增长。
根据统计1914年年初全俄共有5985个农业合作社，至1917年已增长到8500个，扩大联盟建设是这一时期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典型特征[54]。
同时各类合作社还大量生产农业用具和生活必需品，但规模不大。
该时期对合作社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是二月革命。
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腐朽统治，打破了束缚合作社发展的障碍，迎来了合作社发展的新时代。
1917年3月20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合作社联盟法令》，法令指出：
“合作社是持有可变资本和成份的合伙经营组织，它的宗旨是提高成员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55]法令规定合作社可以出版刊物，从事生产。
自合作社建立以来，至此俄国政府首次明确了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它的活动以独立和自治为基础，合作社及其联盟的建立只需在邻近法院进行注册即可，关闭合作社需根据全体会议决议和法院许可，政府无权干预[56]。
可见新的法令体现了合作社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为合作社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平台。
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从合作社基层组织到合作社联盟、再到全俄合作社委员会的合作社体制已初步建立[57]。
在临时政府支持下，合作社领导开始进入国家机关任职，合作社成为临时政府的商品供应—分配机构，合作社的活动也因此更加活跃并带有政治色彩[58]。
合作社运动的政治化对其发展带来双重影响。
一方面，合作社工作者积极保卫民主成果，在合作社努力下粮食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合作社威信得以提升。
另一方面，政治化导致合作社分裂趋势日益明显。
面对国内局势不断恶化，合作社领导者开始谋求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支持联合政府，幻想建立超党派组织[59]。
合作社试图登上政治舞台失败的原因很多。
首先，合作社领导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其次，合作社成员的社会属性多样化、隶属于不同的党派，因此很难制定出统一的政治纲领。
再次，合作社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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