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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劳动,政府与民众,城市与乡村,不同的权利主体,不同的发展主体,经历不同利益的碰撞、互动和融合。

建设和谐社会,并非杜绝利益冲突,而是开拓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方式解决冲突的更大空间。

值得警醒的是利益冲突中日见抬头的权势暴力。

近年来,不少地方以行政权力违法违规强征强拆事件时有发生,触目惊心。

遇有民众抵制,动辄使用警力、城管,甚至借助社会黑恶势力,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恐吓殴打,致人伤亡,直至酿成群体性维权事件。

强征强拆,中央早有多道禁令,百姓早有满腹怨言,舆论早有深刻揭露。

为什么权势暴力事件还是接连不断、屡禁不止?

“跨越发展”,“公共利益”,“城乡统筹”,听起来还是理直气壮、冠冕堂皇。

究其实,还是为了地方形象,为了自身政绩,为了政府利益。

权势暴力的背后是公平正义的缺失。

坚守社会公正,就应加快建设公民参与机制,让征地拆迁的每一个决策环节都公开透明,加快建设利益表达机制,让广大民众的每一种合理需求都充分释放,加快建设权利保障机制,让利益相关的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切实的保护。

价值多元是价值建设的深厚基础,我们应当矫正的是多元中的价值扭曲。

在日益明晰的社会分化和日见增多的利益博弈中,不同的社会主体,自然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展示,也是社会创造活力的解放。

同时,社会还应有坚实的价值底线、普遍的价值认同和科学的价值引领。

价值多元,不是价值扭曲,更不是价值沦落。

前不久,药家鑫案在社会上引起阵阵热议,其中出现的价值错乱着实令人忧虑。

司法的独立是必须的,但不能因此漠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焦虑;

社会的反思是必须的,但不能以此替代责任主体违法犯罪应得的惩罚;

人性的关怀是必须的,但不能因之颠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义。

公正意味着法治,意味着良知,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和权利的平等。

如何去坚守公正的价值底线?

如何去引领社会的价值认同?

公正,是一种制度安排。

只有通过基于公正的制度安排,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才能实现良性的互动,才能形成有效的、持续的合作机制。

公正,是一种政策选择。

只有使公共政策坚守公正的底线,才能使全体公民公平享有公共资源,逐步缩小社会差距,切实构建和谐社会。

公正,是一种社会法治。

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让财富在道德的光照中积累,将不断增进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敬畏和信心。

公正,在社会价值的建设中,在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在公共精神的培育中。

“十二五”,我们期望

岁末年初,翻检近日报章,一条消息映入眼帘:

2010年12月15日,有“高原孤岛”之称的西藏墨脱公路修通,中国最后一个县城不通公路的历史宣告终结。

这是冬天里飘来的又一缕早春的信息。

随着“十二五”的来临,我们的思绪已经登上了世界最快速的高铁,可也不能忽略边疆那更古老的遥远;

我们的目光已经聚焦于沿海最壮观的都市,可也不能遗忘乡野那更荒僻的山村;

我们的脚步已经追赶着历史更辉煌的前景,可也不能错失当下那更真切的日常。

“十二五”.应该属于每一个百姓。

我们都有朴素的梦想,都有坚韧的追求,都有一颗颗星星在生活的天幕上熠熠生辉。

百姓最看重的,是温饱,是富裕。

我们已经步入小康,正在挺进全面小康。

贫穷的字眼似乎已定格在昨天。

在依然寒冷的后危机时代,世界舆论持续赞颂着也间或嫉妒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奢侈品制造商真心欣赏着也更多震惊着中国的暴富,这些从东方汹涌而来的豪客,出手那么宽绰,人人那么年轻。

可是,这并不应是中国形象的全部解读。

走进散落凋敝的古老村落,走进遥远荒凉的西部边地,走进城市街巷的蔬菜市场,走进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下,我们往往会发现另一个更为真切的社会。

有一则新闻读来令人唏嘘:

南京一名大学毕业生工作后,因工资偏低,为攒钱交足房租,他便白天上班,夜晚上街捡拾废品,不料冻晕街头,被城管救起。

拎着蛇皮口袋离开前,他嘱咐千万别让家人朋友知道,也不要公开校名,“我丢不起这个人啊!

有一组数据读来让人清醒:

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近4000万,农村低保对象有47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为2300多万。

还有6000多万失地农民,在紧叩就业的门路,在寻找明天的安宁,还有1.5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在呼唤城市公共服务,在期待社会保障权利。

贫穷,并未远去。

发展,未有穷期。

百姓最期盼的,是权利,是公平。

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今天的人们习惯了利益分层,看多了收入分化。

同时,社会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法治观念正在蓬勃生长。

面对不少地方土地的强制流转,住宅的强制拆迁,农民的强行上楼,乡村的强行入城,面对生存发展资源的垄断,社会流动通道的堵塞,还有制度性暴富机制的强化和掠夺性权贵经济的猖獗,人们越来越多地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去实现参政议政的批评权、监督权。

公民精神的发育,民间组织的建设,网络微博的勃兴,社会民意的凸显,正在给百姓打开崭新的世界,人们更清晰地辨识着自己的未来,更自由地迸发着自己的声音,更真切地把握着自己的力量,更坚定地争取着自己的权益。

人们已经意识到,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幸福生活,去改变人生命运,去增进公共利益。

当“十二五”走进视野,百姓真诚地期盼:

在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强拆强建之后,众多乡村在“撤衬并居”“占补平衡”和“两个置换”中“被上楼”“被城市化”的风潮理当就此平息:

在政府新拆迁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那些不惜流血自焚也要讨还财产权利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家园的悲剧有望不再上演:

在总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一再公告中,河南农民王帅举报政府非法用地、甘肃网民王鹏举报他人公考作弊遭警方跨省刑拘的“诽谤罪公诉化”现象应该就此终结……

这是社会进步的标识,这是现代文明的警示。

百姓最珍惜的,是体面,是尊严。

我们在报章中看多了那些对于普通百姓“仇富”“仇官”的指责,可否再侧耳听一听那些日渐流行的官场、市场种种“雷人雷语”呢?

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攫取中,在社会分化引发的社会排斥中,普通劳动者往往不仅承受着利益的剥夺、权利的侵蚀,还要承受精神的扭曲、人格的歧视。

这尊严,来自于体面的劳动。

我们耳闻目睹了智障包身工被困、富士康厂区跳楼、广东本田厂停工等一系列事件,警钟为谁而鸣?

这尊严,来自于权力的谦恭。

求解分配不公,整治司法腐败,深化吏治改革,当有更大的力度、更新的进步。

那些被暴力拆迁的平民,被城管追逐的小贩,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上访者,当有更多的表达渠道、更好的权利救济。

这尊严,来自于福利的保障。

这就是:

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痛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更小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幸福指数,为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自由和平等创造适宜环境,提供广阔空间。

这尊严,也来自于内在的坚强。

我们当从纠结化、弱势化的社会心态中解放出来,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去建设、创造,以现代的公民姿态,去参与、奋斗。

“十二五”属于每一个百姓,我们有同样火热的希望,也有同样沉重的责任。

在新的远行中我期望,未来的五年社会太平,人民幸福。

在新的期望中我祝福,打开了幸福之门,遥远的墨脱莲花盛开,墨脱人民的笑容比莲花更加灿烂。

换一个视角看物价

物价问题,从年初热到岁末,牵连着民生苦辣酸甜,也催生出政府强力调控。

怎样去认识新一轮涨价的深层原因?

怎样去把握市场消费的演变趋势?

怎样去抉择政府调控的科学思路?

我们需打开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的启示。

观察新一轮物价上涨,从应对金融危机看,这是刺激性政策带来流动性的泛滥;

从全球贸易体系看,这是国外大宗商品涨价的输入性传导;

从市场调节周期看,这是结构性过剩与短缺的波动;

从自然灾害发生看,这是供求关系的暂时性失衡……

我们何妨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背景去审视、去把握?

就以首当其冲的农产品价格调控为例,我们来解析一下: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以“中国制造”的奇迹般崛起为荣光。

殊不知,我们所打造的“投资洼地”,我们所张扬的“比较优势”,都是以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以增长潜力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

如今,日益激化的征地冲突、资源抢夺、环保事件和劳资矛盾,正使中国经济经历难以承受的发展之痛,转型期的要素市场化已是势所必然。

于是,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释放,看到了城市农民工收入上涨的传导,看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幕后推手。

另外,经济增长的刺激,财政利益的膨胀,政府政绩的竞争,正在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进程。

特区扩容,二城现象,都市热潮,圈县运动,撤村并居,占补平衡,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扩张中,农地红线被轮番冲击,城郊菜地被楼群逼退,土地流转被一再加速,农业种植成本日益显现。

还有,农业资本化也在演进之中。

资本的力量,在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发现土地的价值,改变产业的运行,加快结构的调整,重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

在全球化、能源化、金融化的进程中,资本也在悄悄改变着农产品既有的价值形态和单纯的消费属性,创造更为多样的介入市场炒作逐利的机会和空间。

要素市场化,乡村城市化,农业资本化,将中国农业带入一个高成本时代,也为转型期物价温和上涨生成着深层的助力。

借助新的视角,使我们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增添了一些“非常规”、“不可逆”、“超预期”因素,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启示。

我们需要调控市场物价上涨,同时也亟应提高民众收入水平。

尽管这一轮物价上涨尚属温和,但为什么社会反应如此强烈?

就是因为百姓收入水平偏低。

政府应该从这里去强化调控的着力点。

从国富转向民富,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弱势群体生活救助和价格补贴机制,应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发展的转型基点。

这里,需要警惕借物价上涨抑制收入提高的倾向。

一味靠降低生活水平、抑制消费需求来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的思路,我们在改革前已经领受了太多的教训。

在经济转型亟须启动内需之时,在生产要素价格开始“补涨”之际,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需要关心城市居民消费,同时也亟应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

多少年来,有一个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社会总是很快形成热点;

而当市场“价贱伤农”时,舆论往往表现出令人困惑的沉默和低调。

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是长期的“城市倾斜”思维。

再看这一轮调控,一些城市紧急出台政府限价令,集中抛售国家储备粮,菜价应声而落,粮价顿现颓势。

城市居民高兴,地方政府轻松。

但是,那些菜农粮农呢?

民生并无城乡区域之别。

在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情况下,广大乡村的民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政府行政干预的应急之举终非长远之计。

我们实行了减负农业、免税农业,还应为发展补贴农业、市场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需要遏制流通环节暴利,同时也亟应推进流通体制创新。

大量市场游资在房地产“吸金”能力减缓的背景下,利用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盲区,瞄准一些易炒作的小品种趁机推波助澜,获取一时暴利,政府自应严加整肃。

但是,媒体跟踪当下涨价的大宗蔬菜,虽然依然是“种菜的不如卖菜的”,但无论批发零售,也多在为成本挤压利润叫苦不迭。

更重要的是,流通体制改革应有新的突破。

一些城市推出的“农超对接”,建立直通车制度,固然可喜,也应推广。

但我认为,更具深广意义的,应是放开、鼓励、扶持农民,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壮大起来,直接进入流通,进入市场。

农民参与产业链条的延伸,可以合理分享更多的利益,避免单纯依赖生产环节的价格涨落。

消费者也因为中间环节的减少,炒家机会的压缩,得到更为廉价的农产品供给。

看一看海峡对岸的台湾农民,正是由于农会发挥了强大的共同经营的功能,才摆脱了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宿命,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

这应成为各地政府的借鉴。

从新的转型期视角看过去,显然,对于这一轮物价上涨,我们不可一味地局限于以往的认识,不可轻松地满足于一时价格回落的形势,不可盲目地沉湎于行政干预、强势打压的思路,还得有更科学的应对,有更长远的考量。

“傻好人”不孤单

两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引发了一场有关“聪明人”和“傻子”的争论。

剧中人物许三多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从小被人欺负,反应迟钝,屡出洋相,没有特长,更没有远大抱负。

但是正因为从小被欺负,所以跑步(逃跑)的速度特别快;

正因为反应迟钝,他看书是一本不落地从书架上的A看到Z;

正因为害怕出洋相,他战战兢兢,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刻苦和卖命;

正因为没有特长,他拼命做好每一个细节;

正因为没有远大抱负,他只一丝不苟做最简单的事情。

当一些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时,他已长成“参天大树”,无人能超越,无人不感慨。

热剧虽已退温,但“傻子”留给我们的沉思仍在发酵。

如果说许三多只是一个剧中“傻子”,还很虚无缥缈的话,那么鞍钢矿业公司管理员郭明义则是现实中的“傻子”,“傻”得实实在在、确确凿凿。

郭明义的“傻”,“傻”在他总是抢着干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傻”在把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傻”在20年献出了10倍于一名成人身上的血量,“傻”在利益诱惑面前,他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准则。

郭明义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傻好人”。

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与利益的博弈中,道德似乎渐渐拜了下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却大行其道。

“做好人难”一次次拷问社会的道德良心。

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有勇气像郭明义那样,“傻”得如此洒脱、如此坦然、如此无畏?

热心青年把路边被撞倒的老人送进医院,却被老人家属诬为肇事者;

见义勇为者只身与歹徒搏斗,而周围众人却袖手旁观。

好人难做,“傻好人”更难做。

在利益争夺白热化的浊流中,一些人为一己之利,可以夫妻异梦、兄弟相残、父子反目。

有些时候,行道德之举的成本往往高于做不道德之事的成本,为不德之事的收益往往高于成道德之义的收益。

面对此种境况,有凡人甘愿自动放弃自己利益的一亩二分地?

面对亲朋好友的嘲讽、曲解,多少行义者敢于直面孤独的人生?

面对公众的漠视和“集体失语”,见义勇为者哪能不心寒?

面对道德惩罚的缺失,褒奖制度的不健全,好人的合法权益又由谁来保障?

而郭明义的义举如一股道德的清风,让处于利益争斗的众人倍感震撼,让腰缠万贯却吝于慈善者相形见绌,让有志于做“傻好人”却无实际行动者坚定信心。

观有德者之所为,今天下无德者思矣;

观“傻好人”之所为,今天下“不傻”者愧矣。

“傻好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

若道德境界可分为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自私自利的话,“傻好人”大公无私、不求回报,斯为道德之最高境界。

“傻好人”是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

郭明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其精神承自雷锋,传至众人.

“傻好人”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

郭明义的“傻好”是润物无声的好,不张扬,不做作,不虚妄,不浮躁,真真切切,扎扎实实,让受助者倍感温暖。

“傻好人”是一种持久的道德习惯。

16年帮困助学、20年无偿献血、30年奉献不绝,持久的修为成就“傻好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

“傻好人”不孤单。

孤单,对于浮躁者是一种惩罚,对于有德者是一种修炼。

郭明义化孤单为动力,化不解为鞭策,把枯燥做成有趣,把平凡做成伟大。

郭明义不孤单,他的事迹触动、感动、带动着一群求真、求美、求善之人,他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爱心联队”薪火相传,已成燎原之势。

“傻好人”是一个群体。

郭明义不能孤单也不会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深山里的坚守者残疾医生黄世和,38年如一日,拖着病残的双腿奔走大山深处,不仅治病救人,还为闭塞的父老乡亲送去丰富的信息;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大别山“师魂”汪金权放弃名牌中学职位,扎根山沟沟从教22载,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并从微薄收入中拿出10多万元,资助2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他们都具有大爱情怀,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看起来都是“傻子”,但正是这些“傻好人”,铸就了民族的脊梁,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标杆。

时代需要“傻好人”,时代呼唤“傻好人”。

“傻好人”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

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

叩问土地

过去人们常讲:

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中国农村。

今天我们要说:

不了解土地,就不了解当下中国。

土地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

多少问题在生成,多少力量在博弈,多少歧途在伸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希望。

而时下许多地方的“统筹”恰恰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夺。

迅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土地的快速升值,也给农民带来了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难逢机遇。

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却在违背农民意愿,以种种堂皇的名义,公然动用行政强制力量,攫取农民的财产收益,剥夺农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牺牲农民的未来生计和发展空间。

“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强迫农民以放弃自己的土地权利为代价,来换取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服务;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进城后增值的土地收益本应全部返还当地农民,试点时却大多被弃置一边;

拆村并居,让农民上楼,常常是对农民一场可怕的掠夺。

转变发展方式,是突破资源瓶颈的路径。

我们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污染和日益加剧的全球气候恶化的倒逼、挤压中,开始重视起能耗问题。

但是,在许多城市工业项目已经难于落地和农村18亿亩耕地红线屡遭撞击的困扰中,为什么看不到与能耗同样紧迫的地耗问题呢?

在摊饼式的城市扩张中,在运动式的空城制造中,粗放型、浪费型城市化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为什么不去从集约式土地开发中寻找新的空间和出路?

抑制贫富分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点。

中国的暴富神话和返贫故事,往往都围绕土地而发生,而展开,而进入高潮。

随着房价暴涨,少部分人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无房户们则会被轻易甩出财富积累的大门。

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权贵资本膨胀、政府官员腐败的重灾区。

有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维护社会稳定,是营造和谐生活的前提。

目前,农民维权的焦点是征地拆迁,城市民生的焦点是住有所居,背后都是土地问题。

看一看全国每年由此滋生了多少社会冲突?

甚至引发流血自焚。

以农民工、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正在城市大山般的房价压力下,艰难地拼搏着、坚持着,为了眼前那一线奋斗的希冀,头顶那一缕理想的阳光。

如果一个个竞相崛起、美轮美奂的城市,放不下这一最有希望人群的最卑微的期求、最单纯的梦想,那对社会、对明天,意味着什么?

政府调控地根,是平抑市场风险的杠杆。

但这一杠杆常常是调而不灵,控而不动。

如抑制房价泡沫,国务院接连推出新政,甚至是“史上最严”,也一再遭遇市场反弹尴尬,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抗。

因为,土地中生成着暴富机制,土地出让金业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土地是民生幸福的一个痛点。

中国当下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与土地发生的联系,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求解的秘道。

我们像流水一样奢侈地享用、贪婪地透支土地。

“但有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那是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

我们已经过早地遭遇到“成长的痛苦”。

“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最大的问题竟是“缺地”。

如此下去,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向何处落地生根?

在市场化的波诡云谲中,在城市化的呼啸前进中,多元利益主体借助土地的流转和整合,分享着一场财富的盛宴。

在2010年的土地市场上,政府获得的出让金总额高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

这巨额的卖地进账如何使用?

土地上的原住农民又收益几何?

土地,对于芸芸众生的意味,不仅是物质的,工具的,而且是精神的,价值的。

是土地,给了我们生命丰润的滋养,赋予我们人生幸福的意义。

今天,在不少地方轰轰烈烈的拆村运动中,在许多城市一浪一浪的肆意扩张中,土地被折腾,被流失,这是社会最纠结的矛盾,家园在凋敞,在沉沦,这是我们最痛切的悲伤。

土地是深化改革的一个起点。

回首沧桑历史,中国社会的每一场重大变革,中国人民的每一次重新出发,几乎都是从土地开始。

当下中国,还得把土地问题读懂,还得把人地关系理顺。

最重要的,是把土地所有权真正还给农民。

所谓的“集体所有”,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在资本利用信息不对称的诱惑之下,必然导致所有者缺位。

应当探索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依法保障农民权益。

改变单纯行政化倾向,向市场机制配置稀缺土地转型已是当务之急。

农地的流转和入股,农地的征用和补偿,应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市场规律。

一些地方通过“地票”交易市场,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纳入城市扩张之中。

应当警惕的是,防止变相剥夺农村。

化解土地矛盾中的利益冲突,理顺土地变革中的利益关系,政府应当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

这就需要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在改革中形成维护公平正义的表达通道和平衡机制,维护大众的民主权利,保障人们享有体面的生活和人格的尊严。

杞人忧天,我今忧地。

呵护亲情

春节团聚,人伦亲情的话题不断升温,“摩托妈妈”思子心切千里单骑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民。

道德进退,家庭伦理的建设渐成热点,“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评选,生动地诠释着人间至爱、草根亲情。

养老修法,传统孝道的规范引起社会轩然大波,人们热烈地争论起儿女常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文和限制“啃老”的明文规定。

每一个家庭.同一个社会,如何去呵护亲情?

这既是生活幸福的召唤,也是国家文明的标识。

家庭日常.是亲情凝聚的摇篮。

在社会的流动和人口的控制中,中国的家庭愈来愈小型化、原子化、空心化。

一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家园,在轰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中,在风驰电掣的城市化进程中,也难逃被历史终结的命运。

如何去坚守这历史变迁的基石.去凝聚这社会细胞的灵魂?

节日文化,是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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