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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yofTechnics
《媒介生态理论：
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是目前有关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的第一部主要文献。
在这本博士论文中，克里斯汀·
尼斯纯将刘易斯.芒福德。
同样，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哈罗德.英尼斯这两位学者提到。
麦克卢汉在他的有关媒体的论述中介绍并普及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概念。
英尼斯（Innis,1950，1951）被麦克卢汉称为是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的人。
英尼斯也被认为是多伦多学派（TheTorontoSchool）这一个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生态学者们建立起来的学派的早起代表之一，包括麦克卢汉、艾里克·
A·
哈弗洛克（EricA.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
因此，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
不可否认,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尼斯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代表性奠基人物。
但是﹐芒福德却是比英尼斯更早的先驱者﹐他应该被看作是纽约学派（TheNewYorkSchool）最早的代表人（Strate,1996）。
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例如纽约大学）﹐而指的是纽约这整个城市。
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Forsdale、来自于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John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纽约大学的NeilPostman（波兹曼）和ChristineNystrom（尼斯纯）、曼哈顿的TonySchwartz。
我们这里提到这些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
如果芒福德作为先驱者这一点被忽略的话，那么媒介生态这一名称也将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
在他完成了他的主要着述之后，他也没有看到媒介生态这个名词的出现。
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艺术、文化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是将它与他自己最主要的两个研究领域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不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杰出的先驱者。
至于城市研究，人们今天很容易忘记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众传播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
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谈到技术，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限制了媒体的发展，但是后来，这些限制还延伸到所有的人造手段这一更宽泛的领域。
这样一来，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就与主要的媒介理论变成一致的了。
芒福德当初可能仅仅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媒介理论，但是他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
在他22岁的时候，芒福德为他的第一本城市发展生态学着作写了计划书：
芒福德的这本着作与其他的关于美国城市的书籍相比起来，有其独到之处。
自1893年芝加哥展览会以来，美国城市文化的复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美国社会的城市化、城市历史、城市指南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租金、税收、财政预算、宪章法案、教育和住房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但是芒福德找到了一个“战略布局上被忽视的点”。
还没有人“试图去创造性地描述市民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以及区域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
虽然这本着作在芒福德正式出版第一本关于城市研究的着作之前的20年就已经出版了，但是其中提到的关于生态历史的观点,也对后来的科技生态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将论述那些在芒福德的着述中出现的媒介生态理论的突出特点、他的科技组织理论、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以及他对社会生态学伦理问题的讨论。
首先，我们将介绍一下芒福德的生平以及他的媒介生态理论。
芒福德生平及作品
刘易斯.芒福德，189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的法拉圣。
他的母亲埃尔韦拉来自于一个德国新教的移民家庭，在刘易斯出生之前的12年，她与一个名为约翰.芒福德的英国人结了婚。
在这段婚姻结束以后，她仍然保留着他的姓。
刘易斯的父亲刘易斯.马克，来自于一个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家庭。
但是埃尔韦拉和刘易斯的婚姻也如同前一段婚姻一样还是走向了离婚。
埃尔韦拉在刘易斯的叔叔雅各布.马克家里做帮佣，所以，在刘易斯.芒福德的童年生活中，是雅各布.马克而不是刘易斯.马克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并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不管这其中的关系是怎样复杂，刘易斯.芒福德出生于纽约的曼哈顿是确定无疑的。
因此，他认为“纽约这个城市对我造成的影响要远比我的家庭深远和重大的多”。
他由一个小男孩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开始关注并记录下城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阵痛和变化。
他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
各种新的建筑样式、运输系统和传播体系不断涌现，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而且也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马可尼发明了电报，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照相机。
1903年，当芒福德八岁的时候，怀特兄弟实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第一次成功飞行。
一年以后，纽约市的地铁系统投入使用，亚瑟.科恩将第一张图片从慕尼黑发到了纽伦堡。
从幼年时代开始，芒福德就经常跟他的祖父在纽约的街头留连忘返，这个时候他总是将视角投向那些身边的人们，仔细观察纽约这个大城市,正在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冲击和转变。
20世纪早期，人们由于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一些新开发项目的建设而经常搬家。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些新的邻居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比如那些曼哈顿下东城地区的居民就是移民潮产生的结果。
就像米勒的传记拥有充足的例证一样，芒福德在这段时期内的丰富的经历和观察,也证明了他对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建筑、科技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从Stuyvesant高中毕业以后，芒福德进入纽约城市学院的夜校就读。
起初他想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后来在他还没有完成学士学位以前，他就再也不想被正式的学校课程所束缚了，他最终放弃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
虽然后来他先后在社会研究学院（The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深造，但他依然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
芒福德在纽约这个“城市图书馆”里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将那儿看作是一个长期学习的教堂，并广泛阅读了各个领域的研究。
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芒福德的思想和着述如同百科全书一样，具有很强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同样地，这种特点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形成一套单独的理论体系。
如果芒福德出生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他的课堂，那么他还需要一个父亲角色人的指点，这种需要在1915到1916年间他得到了。
当时他第一次在帕特里克.戈德斯的着述里接触到了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思想。
戈德斯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
这位出生于1854年的戈德斯着述甚丰，包括《城市的发展》、《演化中的城市》等。
但是戈德斯对芒福德最大的影响却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实现和达到的:
如同苏格拉底一样，戈德斯主要应被看作是一位口语传教士，一位永不停息的宣讲者，他的语速极快，自言自语通常会被他的浓密的红色胡须遮掩住。
他的着述杂乱而没有系统性，留下了很多没有完成的项目和课题。
他的思想就如同火把溅出的火花。
他的很多原创的思想都被后来者重拾起来，加以了更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戈德斯既没有耐性，也没有掌握深入研究这些思想所需要的规律和原则。
戈德斯的思想在美国这片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很多20世纪早期的学者都对他表现出了敬仰和肯定：
在美国，他经常与约翰·
杜威、珍·
阿达姆斯和萨斯汀.维布伦（ThorsteinVeblen）等人一起讨论问题。
芒福德继承了他的衣钵，戈德斯的思想也在新形成的“美国区域计划协会”中得到了体现，这份宪章的起草者还包括GiffordPinchot,HenryWright和StuartChase。
在这些不同的学科派系中，戈德斯推动了公共电气系统和社区计划的出台。
对于芒福德而言，戈德斯的思想对他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生态学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上:
戈德斯对生物学法则如何对人类文化研究产生启发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芒福德的思想和着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托马斯.赫胥黎的实验室接受了一个生物学家式的训练以后，戈德斯对于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环境，比如植物、动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芒福德认为戈德斯在“建立人类文化系统生态学的基础”这一点上走在了其他哲学家的前面。
人类生态学是一个由戈德斯首先提出的概念。
这一概念常常被人们提及，包括那些芝加哥学派的着名人物。
这一概念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EarnessW.Burgess以及Roderick等人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戈德斯自己所做出的贡献却常常被忽视了。
与其他学者观点的类似性使得戈德斯作为人类生态学始祖的地位显得不是那么明确，同样，芒福德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奠基人也是如此。
由于直接对英尼斯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对芝加哥学派产生的间接作用，戈德斯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的联系的桥梁。
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包括科技发展的历史，同时他也是最早提出“电气技术”而具有革命性影响的学者之一，就是被凯里的东西。
这一论题包含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的主题。
芒福德从戈德斯的下列观点中获益匪浅：
“所谓的未来，可以说是社会思潮内的必然规律”。
换句话说，戈德斯是最早的未来学家。
英尼斯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戈德斯最早将口语文化、价值和哲学思索界定为感性的和动态的科技文化的对立面文化。
戈德斯的思想包括对电气技术的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Geddes）而不是芒福德（Mumford）或英尼斯（Innis）。
谈到戈德斯对芒福德的影响，Novak（1995）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戈德斯的生态学观点。
其次是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形成思想和学术的一般规律，这些体现在他的城市规划中。
第三是戈德斯对待知识的积极态度：
他认为学者应该将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并以此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芒福德为何要积极倡导区域生态学说，将其作为“美国区域计划协会”的基础。
这也可以解释芒福德与罗伯特.摩西这个纽约市的建设部长之间发生的,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公开辩论，后者主持修建的高速公路、公共公园以及其他的很多建筑设施,极大地改变了纽约市的城市面貌。
但是，戈德斯并不是唯一对芒福德产生影响的人。
另一个对芒福德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维布伦。
根据米勒撰写的芒福德的传记，“芒福德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他的所有着作，发现他在这一点上与戈德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他拒绝‘辨别那些没有缺点的特征，在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些特征不利于激发产生灵感’。
维布伦是一个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种学者、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民俗学者和经济学家”。
芒福德最初在纽约城市学院读到的《有闲阶级理论》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维布伦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也对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维布伦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芒福德,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芒福德在社会研究学院（The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选修了维布伦开的一门课，后来当他于1919年在《TheDial》杂志社工作的时候，他与维布伦和杜威等人成为了同事。
在找到这个工作以前，芒福德在海军服役了一年，在那段时间里，他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位于剑桥的广播培训学校。
《TheDial》出版之后的一年，他在《SociologicalReview》从事编辑工作。
20世纪20年代，芒福德将研究的兴趣点集中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层面，出版了四本着作：
《乌托邦的故事》、他的第一本建筑方面的书《柱子和石头》、《黄金时代》和《赫尔曼.梅尔维尔》（Mumford,1929）。
在这个时期，他还建立了“美国区域计划协会”，并通过这一计划参加了纽约皇后区的阳光公园计划和新泽西州的绿色草坪计划。
20年代末，芒福德应邀到Dartmouth大学做访问学者，参与了他们《NewYorker》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于1931年出版了《褐色年代》一书。
1934年是值得一提的一年;
那一年，芒福德进入了纽约的教育部门工作，并出版了他对生命复兴持乐观态度的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
《科技与文明》。
1938年他又出版了《城市文化》一书。
在美国卷入二战以前的几年里，芒福德是积极提倡美国参战的人员之一，为此，他失去了很多珍贵的朋友，包括与孤立主义者,着名的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瑞特的友谊。
这场战争也夺去了他唯一的儿子Geddes;
他在1944年在意大利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在此后的几年里，芒福德对军权的批判态度变的强烈。
二战期间，他出版了《人类必须行动》（Mumford,1939）、《生活的信念》（Mumford,1940）和《从建筑来看南部》（Mumford,1941）等书。
他的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书《人类的状态》（Mumford,1944）也出版了，同时还出版了《城市的发展》（Mumford,1945）一书。
在这段时期，他还进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人类学学院的院长。
战后日子里对芒福德来说无疑是多事之秋，他参加了反对发展原子能武器的运动。
并和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展开了被称为“20世纪重要的城市政策辩论”。
1951年，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1957年他到马萨诸塞州的科技部门工作，并继续出版了下列书籍：
《生存的价值》（Mumford,1946）、他儿子的传记《绿色的记忆》（Mumford,1947）、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最后一本《生命的操守》（Mumford,1951）、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列丛书之一的《艺术与技术》（Mumford,1952）、《以心智健全的名义》（Mumford,1954）、《从头做起》（Mumford,1956a）、《人类的变化》（Mumford,1956b）、获得全国图书大奖的《历史上的城市》（Mumford,1961）、《高速公路与城市》（Mumford,1963）等等。
六十年代，他参加了反战运动，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
六十年代末，他完成了关于科技史和文化史的两部作品：
，《机器的神话：
技术与人类发展》和《机器的神话：
权力的五边形》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科技发明的历史;
更重要的，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机器或基于他的“复杂综合的”科技历史和一套“科技时代史学“。
同时，芒福德也接受了他的老师戈德斯的学术思想。
戈德斯将古生物学作为一种参考范本，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一些概念上，他提出了“前工业时代”这一名称；
与蒸汽时代相对应，戈德斯提出了“旧科技时代”的概念；
与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末期相对应，他又提出了“新科技时代”的概念。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芒福德又添加了第三个时期，但是他将关注的重点由工业化转到了机械化上。
他将机器和机器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连续的但是也互相交叉贯穿的时期”：
前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和新科技时代。
以下是芒福德对这三个时期的论述：
每个的阶段的名称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每个阶段都有他们特定的资源和稀有的原材料，有他们特定的利用和产生能量的方式，以及特定的生产方式。
最后，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种类的工人、不同的培训工人的方式，发展他们某些方面的技能而抑制其他方面的发展，每个阶段也在不同的方面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社会遗产。
从能量和物质属性两个方面着眼，芒福德将“前科技时代”称为水和木头的综合体，将“旧科技时代”称为煤和铁的综合体，将“新科技时代”称为电和合金的综合体（Mumford，1934，）。
区分这三个阶段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各自的能量、资源、原材料、生产方式等对自然环境的改造程度。
水、风和树木——这些前科技时代的标志物——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水和风怎样能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便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比如如何通过水路来运送货物以及在什么样的地形条件下修筑河道比较合适等等。
结果，人类通常就会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地区。
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的煤和铁是不可再生资源，他们的开采和利用带来了很多的生态问题。
这个时期的重工业与采矿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芒福德则将采矿称为是对自然环境的最野蛮的破坏行为，同时，紧邻河道、运河从而带来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的地区也在这个时期变得非常重要。
在《科技与文明》,芒福德（Mumford，1934）谨慎地对新科技时代的发展潜力给予了乐观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电力的广泛运用彻底地改变了旧科技时代。
他认为旧科技时代与新科技时代的区别就像“黑和白的区别”一样明显。
作为一种相对便宜和污染少的能源和一种非劳动密集型的劳动方式，芒福德相信电力如果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的垄断和控制的话，将会达到一种生态上的平衡效果。
但是，后来当他认识到新技术依然支持甚至进一步强化着中央集权的权利时，当他发现石油和原子能这些对环境具有明显破坏作用的物质被用来作为发电的能源时，这个观点被他自己否定了。
区分这三个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看它们各自对人类生活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木头作为一种相对原始的资源具有一定的灵活便利性，前科技时代的工匠们能够很熟练地使用那些以它们为原料做成的工具，因此他们的技艺变得相当的纯熟和具有专有性。
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与后来的那些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工作也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多功能性和自主性。
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以量化、机械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特征。
煤和蒸气这些新能源的使用使工业中心由艺人和手工业者的店铺转移到了重工业的工厂，因此产生了社会和经济上的新阶层和权利精英人物。
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发生了蜕变，成为了专业分工时代的机器上的人力部件而已。
在旧科技时代，人类的生活完全由机器来设计。
而到了新科技时代，芒福德认为旧科技时代的机械化、无组织性和非人性化的特征都将得到改变，他在书中写到，电力将作为一种新的能源，他的使用将使机器按照人类的生活来设计、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
但是，他这种早期的乐观态度随着二战的到来也消失了。
今天，芒福德对于科技历史阐述上的细节已经要比1934年的时候更为人熟悉和接受，但是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他在将技术看作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人类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如同Kuhns所提到的那样：
与他后来的其他媒介生态学家一样，芒福德不仅仅是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
因此，文明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不同的影响和效果，而技术本身只是导致这些影响和效果的原因。
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科技研究竖起了一个里程碑，例如：
Giedion的MechanizationTakesCommand、Ellul的《科技化的社会》、Bolter的《Turing人》、Beniger的《控制的革命》和波兹曼的《科技垄断》（Postman,1992）。
在《科技垄断》中，波兹曼提出了三个技术时期：
使用工具时期、技术统治时期和技术垄断时期，这种提法与芒福德的始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和新科技时代或多或少有着相似之处。
英尼斯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和芒福德的影响。
在《帝国和传播》和《传播的偏倚》这两本书中，英尼斯（Innis,1950,1951）将着重点放在传播媒介而不是能源和原材料上。
但是，不管是在英尼斯还是在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明确了。
在下面这些学者的着作中，这一概念也得到了体现：
Mcluhan（1951,1962,1964）、Mcluhan和Parker（1969）、Havelock、Ong、Goody、Postman、Eisenstein、Meyrowitz、Levinson等等。
芒福德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传播媒介单独挑选出来，或者说是没有从根本上分离出一种特定的技术，这是他在树立自己独特性方面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科技发展的系统理论。
同时，这一不足也使他的作品多多少少缺乏了点吸引力，至少没有其他一些强调特定变革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的媒介生态学家的作品吸引人。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夸张地强调一下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受人关注的媒介和技术革命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芒福德有时候会与技术决定论之间产生一些错误的联系，但他根本上还是一个非决定论者，他认为如果技术失去控制的话，那仅仅是由于它们自然的发展就应该是这样。
他强调生态的动态平衡和渐进的演化和变革，如同Kuhns说指出的：
“芒福德将技术看作一种在很大允许范围内的改进手段……他的三个科技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强调稳定之中的变化的重要性作用不大”。
什么叫做“稳定”呢？
Kuhns认为就是人性自身:
人文主义的视角既是芒福德的成功之处，也是他的失败之处。
通过强调稳定而不是变化，他揭示了技术变革的本质和规律，就如同大面积的地层的变化只是在地表上的改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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