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幻象空间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种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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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腐败或贪婪。
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这个体系。
要留心的不仅是敌人。
还有虚假的朋友，他们已经在试图瓦解我们的努力，以如下的方式：
让你获得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淇淋。
他们将努力使我们的行动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
”[3]
真所谓“生活在远方”。
近年来深受中国理论界推崇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齐泽克居然在反抗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羡慕中国人民的梦想能力。
齐泽克的街头宣言活生生地向我们演示了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揭示的“启蒙主义的绝境”：
今日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需要任何谎言和借口，“保证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truth-value），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extra-ideological）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4]。
这显然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启蒙主义假定人的理性和理想可以战胜一切卑污），因而表现出启蒙主义的绝境：
“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
”[5]为什么一切变得如此明目张胆？
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已经没有“另类选择”。
所以齐泽克必须在诅咒资本主义的同时申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附加的定义是“如果共产主义是指那个在1990年代覆灭的体制的话”）。
问题是，“共产主义虽然彻底失败了，但‘共同利益’（thecommons）的问题尚在”，这在齐泽克看来，至今仍然是人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理由。
然而，奋斗的目标又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
怎样的新领导者是我们需要的？
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这个体系”。
齐泽克的彷徨是启蒙主义陷入绝境后的彷徨，而他最深的恐惧还不是醒来之后无路可走，而是“这个体系”已经强大到让人们难以醒来，就如电影《骇客帝国》描绘的图景：
我们今日生活其中的所谓“世界”不过是机器智能（地球上的真正统治者）制作的“母体”（matrix），所有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都是在被设定的程序里进行的，而程序之所以被设计得如此丰富多彩，只因为唯有在复杂的思维活动中被作为机智能“电池”的人类才可以提供高频率的能量。
这是真正的醉生梦死，人类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梦想的能力。
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宁愿在梦想中被剥夺一切，也不愿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而怀抱梦想。
正是站在如此深深的恐惧之上，齐泽克遥想中国“穿越”。
其想象中的天真成分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师也是凡人，有不可在理性层面言说的精神幻象。
在齐泽克的自然联想里，中国的图景尚是奥威尔式的。
殊不知，作为全球化体系内为资本主义提供最强劲动力的“大中华区”主体，中国，至少是生产“穿越文学”的白领网民的世界，早已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是继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之后在学术界广为流行的理论著作，因其笔法通俗，影响范围更广。
中国理论界已经过了单纯追赶西方理论时髦的时期，某种理论的流行背后都有其现实动因。
和发达资本主义一样，“启蒙的绝境”和“娱乐至死”也是今日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困境和文化恐惧，只是这个“美丽新世界”更具中国特色而已。
齐泽克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任何一种真正的变革背后都必须有一套可替代性制度的支持，否则就会演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或嘉年华会。
他这里忽略的是，真正有“另外可能”的梦想也需要“另外可能”制度的支撑，否则，禁令之下产生的很可能是更无害的白日梦。
作为资本主义后发地之一，中国也一直是世界理想的生产基地之一。
最后一次理想的幻灭正在齐泽克所说的“那个体系”覆灭的1990年代。
但这一理想的真正死亡（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第二次死亡”“符号性的死亡”“幻象的死亡”）却发生在华尔街危机之时。
理想幻灭（并且是双重幻灭），问题还在，梦早醒来，却无路可走，甚至不能呐喊，只能做梦，只能在遥看华尔街的繁华热闹和抗议热闹之余在纸上“穿越”，这就是包括“穿越小说”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现实语境。
一“穿”回到启蒙前
中国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兴起与主流文学的衰落同时发生，其间既有生产机制的分庭，也有审美原则的抗礼。
[6]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居于主流文学地位的一直是启蒙话语支撑的精英文学，虽然其读者数量一直不敌通俗文学，但始终如一个大“超我”般傲然挺立，牢牢把握着文化领导权。
通俗文学也习惯于伏低做小，并以登堂入室为荣。
因而每一次张恨水、金庸等通俗小说大家被写进文学史，都会是一场“文学革命”。
而网络文学啸聚山林后，却不再买主流文学的账。
在经过一小段“文青”时期后，中国的网络文学没有如欧美那样走上“超文本”的实验之路，而是被资本席卷着成为类型化通俗文学一统天下的“快乐大本营”。
“爽”[7]是这里的唯一王道。
对于主流文坛诸如提升“思想性”“艺术性”的询唤规训，网络文学的态度基本是表面应付骨子里不予理睬。
之所以如此桀骜不驯，本质原因还不在于网络文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媒介，而在于启蒙话语解体后，“精英文学”丧失了文化领导权。
“精英文学”的伦理基础是，揭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世界，让人们更好地生活、更合理地做人。
网络文学的回答是，既然世界不可改变又如此痛苦，为什么不能让“我”爽一点？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超我”崩盘，“本我”贲张。
网络文学正是一个承载白日梦的巨大容器，一个满足欲望同时又生产欲望的“幻象空间”。
特别是那些广为流行的作品，不但投射了当下中国人最核心的欲望和焦虑，更为大量尚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弥散欲望赋形，用齐泽克的话说，“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
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8]。
网络文学不是通过粉饰现实而是通过生产“幻象”来建构现实，通过锁定人们的欲望并引导人们“如何去欲望”，来替代已经失效的精英文学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的。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打量“穿越小说”。
虽说网络文学让一切被“新文学”压抑的旧文类都得以复活，但“穿越小说”可算是网络文学的一大发明[9]。
身处21世纪的中国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为什么如此钟情于“穿越”的故事？
“男穿”[10]的原因似乎还比较显见（大国崛起的梦想和有关现代性制度变革的讨论出于种种禁忌的原因需要放置在一个有距离的古代空间），那么“女穿”呢？
为什么杜拉拉（《杜拉拉升职记》）和乔莉（《浮沉》）们的言情故事要投放到古代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身上？
为什么她们的言情和“宫斗”“宅斗”（折射着现代职场斗争经验）结合得那么紧密，乃至后者压过了前者？
齐泽克在谈到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被现代小说取代时，提出了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洞见：
要探测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变迁，最为简易的方式就是密切注意，某种艺术形式（文学等）何时变得“不再可能”，并探讨其原因[11]。
以“清穿”[12]为代表的“穿越”言情小说的出现使哪一种传统言情叙述变得“不再可能”？
换句话说，相对于传统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穿越”言情产生了怎样的变体？
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精神变迁？
在“穿越”言情小说出现之前，占据大众文化言情模式主导位置的是琼瑶模式。
古装剧《还珠格格》（1997）可称是2011年初起开始接连热播的“清穿剧”“宫斗剧”（《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美人心计》《甄嬛传》）的前身。
如今想来，那个从天而降的小燕子实在像个“穿越人物”，而“穿越剧”的出现使“琼瑶剧”变得“不再可能”，质变发生在哪里？
如果我们把小燕子和若曦（《步步惊心》）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她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改变世界”还是“被世界改变”。
同是具有“假小子”性格的少女进入宫廷，小燕子一直保持着她的现代品格，独立、平等、打破常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
她身边的人，无论是皇帝、阿哥还是格格，都被她影响着往现代的路上走；
而若曦这个真正的现代人却越来越古代化了，现代人的观念和做派只是让她一出场时引人注目，但很快她就调整了自己的角色：
这里的一切千古不变，即使你知道历史的结局也没有用，需要改变的只是你自己。
不能脱胎换骨，便死无葬身之地。
她以现代人的智慧思考，却照古人的规矩行事，渐渐地比古人还古人。
时时刻刻地察言观色，一次一次地深得圣心，不知不觉间，皇权和男权的秩序已是如此天经地义。
小燕子之所以可以不变是因为她的世界是爱神特意为她打造的，她可以永远天真未凿，无法无天，谈不食人间烟火的恋爱。
若曦没有爱神的庇护，她的爱情只能在铁打的现实逻辑下存在，所以她只能在步步惊心中事事算计。
明知八爷将落败身亡的结局，还不禁坠入爱河，爱不是不让人沉醉，但若曦却不得不让自己醒来。
爱并不能改变八爷争夺皇位的“事业心”，不能改变他妻妾成群的现实，所谓的“真爱”到底能维持多久？
有多少爱才能让自己奋不顾身？
最终，若曦遵从趋利避害的现实逻辑，舍下八爷而投入未来胜利者四爷的怀抱，但电视剧并没有按照以往的叙事逻辑将她指斥为势利女人，而是引导观众认同了这一选择。
言情剧本该是白日梦，受众就是想来YY[13]的，但YY也是要靠一点“信”来撑着的。
热播言情剧广受认同的女主角居然不再相信爱情，这说明爱情这只股票已经跌到怎样的谷底？
从《还珠格格》到《步步惊心》，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婚恋观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穿越世界”之外的现实情感剧里，从写“70后”的《新结婚时代》（2006年11月首播），经《蜗居》（2009年11月首播）到写“80后”的《裸婚时代》（2011年6月首播），演示了根本没有所谓与“在宝马里哭”并列的“在自行车后面笑”的选项。
《裸婚时代》里没有爱情的胜利，只有少不更事的盲目和贫贱夫妻百事哀。
既然童佳倩（《裸婚时代》）并没有和海藻（《蜗居》）不同的价值观，那她们的不同也只是一个在宝马里哭一个在自行车后面苦笑。
在两剧中饰演“穷小子”的文章从卑微的男友变成卑微的丈夫，到了电影《失恋33天》（2011年11月8日首映）里更变成了“男闺蜜”[14]。
男友和女友都靠不住了，能靠的只有“男闺蜜”，“我们都爱男闺蜜”[15]的呼唤背后又蕴含了多少对亲密关系不信任的无奈。
心是越来越冷了，梦是越来越醒了，在“穿越小说”里，变化也在逐步发生。
在2004年开始连载的“清穿三大山”开篇之作《梦回大清》（作者金子，晋江原创网）里，“穿越”女主角与十三爷的爱情还是一对一、生死相许的琼瑶模式；
到了2005年的《步步惊心》（作者桐华，晋江原创网），“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已是痴人说梦；
到了2006年的“宫斗文”《后宫·
甄嬛传》（作者流潋紫，17K小说原创网）里，女主角甄嬛虽然也曾经在“宠”还是“爱”之间痛苦挣扎，最后终于以“无心的狠”登上后宫权力的巅峰。
受众快感从“白雪公主”的玫瑰梦，转向“狠心皇后”的成长历程。
其实，这几部被改编成影视剧的网络小说，由于有“老少咸宜”的潜质，转型还是比较温和的。
在相对小众的网络小说内部，言情叙述模式的转型更为彻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选2010年度起点中文网“年度作品”（女生频道）的《庶女攻略》（作者吱吱）。
这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只是完全没有了宝黛那一脉的多愁善感、儿女情长，只取宝钗—袭人一路的现实精明、成熟练达。
一位在现代社会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穿越到古代一个大户人家十三岁的庶女十一娘身上，一出场便已是金刚不坏之身。
现代人自由平等的理念全都埋在心里，既然在一个嫡庶分明的时代“穿”到了庶女的身上，就认了这卑微的出身，再审时度势按照游戏规则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她先努力使自己成为嫡母手中一枚有利用价值的棋子，嫁入侯府后，又以古代贤妻的德行和现代律师的才干一步步赢得了丈夫、婆婆的信任赏识，最终过上了体面尊贵的幸福生活。
十一娘的“冷”冷在骨子里，虽正值花季，却不任性、不怀春、不吃醋，严格秉承“把老公当老板”的原则，即使这个老公年轻有为、德才兼备且有情有义，也坚持让自己不动情。
这“冷”的背后是戒，是伤，不动心才能不伤心不出错，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化解严峻的生存危机。
《庶女攻略》被称为“《杜拉拉升职记》的古代版”，十一娘一直是“白领”，情场如职场。
读者也一直在“职场压力”的笼罩下神经紧绷，直到十一娘在侯府站稳脚跟才松下一口气，才有机会以女人的心态打量一下那个坐在“夫主”位置上的男人。
“宫斗”和“宅斗”的封闭性和惨烈性把现代白领们的生存危机提高到生命危机，生存需要降至安全需要，活命尚且不易，谈何爱情？
至此，“穿越小说”真正形成了其“反言情的言情模式”，虽然不谈爱情，却釜底抽薪地缓解了爱情的焦虑。
爱情的神话正是启蒙的神话。
即使在西方，浪漫爱情的理念，作为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并作为理想婚姻的基础，也是19世纪的事。
文艺复兴运动使人的世俗生活价值受到重视，启蒙运动使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受到尊重。
爱情神话的建立，与“个人的发现”有关，与“女人的发现”有关，与“人权运动”、“女权运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紧密相连。
这个神话就是，两个精神共振的独立个体的灵肉合一。
[16]爱情价值的实现构成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人）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重要部分，没有得到过真爱的女人，基本等于白活了。
因此，爱情神话的幻灭从人类深层情感层面显示了启蒙神话的幻灭，从另一角度说，启蒙话语的解体也必将导致爱情神话的解体。
问题是，神话虽灭，欲望尚在。
几个世纪以来，罗曼司、浪漫主义文学以及各类言情小说创造的大量幻象，已经把人建构为“爱情的主体”。
所以，今日人们对言情小说的根本欲求不是满足匮乏，而是消除欲望幻象。
“反言情的言情小说”的功能正是通过消解爱情幻象、重构世俗幻象，从而解构“爱情的主体”，使人回到之前的“正常状态”。
于是，有了“穿越”，至少有了“穿越小说”至今的走势和走向。
一“穿”回到启蒙前——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纲五常、一夫多妻的时代，爱情的概念还没有发明，《牡丹亭》、《西厢记》和《金瓶梅》一样属于“诲淫诲盗”的“地下读物”。
婚姻只是契约，妻子只是职务，夫妻是合伙人，妻妾是上下级，连林黛玉都要唤袭人作嫂子，还有什么气难平的？
“穿”回去，一切现代人的麻烦都化解了，知其无可奈何而“坦然为之”[17]，这是“穿越小说”快感机制中最隐秘的内核。
二《间客》：
难得的“个人另类选择”
“回撤”并不是“穿越小说”的单独姿态，而是网络文学价值观的总体趋向。
与“穿越小说”共撑各大网站的另一大类型“玄幻小说”，尤其是那些打怪升级的“小白文”[18]，其核心价值观更是“回撤”到文明建构之前的丛林法则。
不过，正是在“回撤”的总体大势下，个别逆流而上的作品就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本文要重点分析的《间客》（2009年4月27日至2011年5月27日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共计348万字，与《庶女攻略》双峰并立，获2010年度“男生频道”的“年度作品”）。
《间客》被网站划为“玄幻类”小说，而作者猫腻[19]却在“后记”中称之为“一本个人英雄主义武侠小说”。
和金庸参照世俗逻辑打造了江湖世界一样，猫腻以科幻元素在星际背景下建构的“第二世界”也是现实世界的投射，并且因为更直接关注政治体制问题而具有寓言色彩。
这是地球毁灭多年之后人类逃往的宇宙星空，但是铁幕依旧，专制的“帝国”和民主制的“联邦”的对峙依旧，拷问人类的问题依旧——到底是专制-效率还是民主-自由更有利于发展？
到底是发展更重要，还是人类的幸福更重要？
不过，作者的思考早已超越了冷战式的非此即彼，而是直插当下复杂的现实。
代表先进制度的“联邦”是一个数万年前就由“五人小组”制定“第一宪章”并由此建立发展的成熟的民主制国家，但是在“宪章的光辉”背后，历史更加古远的“七大家族”的寡头统治始终在暗处岿然不动，是“联邦”的真正主宰。
这个虚构的“联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现实中的美国，而且是金融危机之后寡头政治浮出水面的美国。
小说把叙述的落脚点放在“联邦”而非“帝国”，就使讨论的基点超越了奥威尔的模式（这仍是目前绝大多数主流作家的沿用模式），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制度崇拜，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站在同一行列。
对于同处于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人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或许依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1980年代以来树立起来的“彼岸图景”已轰然倒塌。
并不是“初级阶段”才有“血和肮脏的东西”，“高级阶段”也有跗骨之蛆。
齐泽克说，民主和资本主义已经“离婚”了，离了婚的资本主义却正在中国生机勃勃。
对于齐泽克们来说，问题是有没有“可替代性制度”，抗议之后有没有路可走？
对于中国的“划桨奴隶”来说，问题是有没有“个人另类选择”的可能，不敢言是否还敢怒？
猫腻在“后记”里说，《间客》就是“一个愤怒青年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我真的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因为那些错误是如此的简单，根本不需要艰深的理论知识，而只需要看两眼。
你抢我的东西，偷我的钞票，我无罪时你伤害我，没有塞红包你就不肯把我的车还给我，你拿小爷我缴的税去喝好酒找女人还像大爷一样坐在窗子后面吼我，这些就是错的。
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而被我的家人亲人友人所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错的。
这是很原始朴素的道德，在很多人看来深具小市民天真幼稚无趣特点，然而拜托，你我不就是小市民吗？
不就是想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吗？
不就是想有不平临身时，有个猛人能站起来帮帮手吗？
”
《间客》的主人公许乐就是一个总是站起来帮人一把的“猛人”，一个“自掌正义”的侠义英雄。
他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原本的梦想只是成为一家大公司的白领工程师，过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
但是一连串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亲人、哥们儿、女友、战友、一些真诚帮助过他或真正无辜的老百姓在他眼前死去、失踪、被冤枉、被屠杀……就是为了保护这一个个具体的人，为他们讨回公道，他卷入了一次比一次更复杂的阴谋、一场比一场更宏大的战争。
当然，作者也不断赋予他超人的能力（如“八稻真气”、中央电脑“第一序列”保护对象，以及“联邦英雄”“帝国皇太子”的身份），使他能够完成那些不可能的任务。
许乐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对非法暴力的反抗，而是对各种各样“合法暴力”的反抗。
这种“合法暴力”里有“潜规则”，有“现实理性”，甚至有人之常情。
很多时候，联邦政府都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认了，七大家族都为了家族利益最大化忍了，偏偏许乐这个“小人物”却不认也不忍。
整部作品“爽”的动力就是，一个小人物的不忍如何坏了大人物的大谋。
最大快人心的是，无论对于阴谋还是“阳谋”，许乐的反抗形式经常是非常简单的直接暴力。
他是如此的强悍，以至于可以免受敌手的要挟。
因此，在实现正当目的的过程中，他的手段也一直是正当的。
最后不但人生大放异彩，而且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完整，实现了那句为人打气的豪言——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量（这句话出于2005年超女大赛，在《间客》中被题写在帝国“大师范府”墙壁上）。
许乐并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间客》也不是一部感情用事的作品。
继《庆余年》之后，《间客》进一步进行了制度的探讨。
如果说《间客》里的“联邦”正是《庆余年》中“自由主义穿越者”叶轻眉致力于建立的现代民主制度，《间客》讨论的则是民主制度的弊端和悖论。
在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总体解决问题的时候，许乐反对牺牲局部的利益，尤其反对权力集团以任何堂而皇之的名义牺牲草民的利益，这种事只要被他看见了，就一定要管。
很显然，许乐是一个道德绝对主义者。
《间客》连载的同时，流行于各大网站的“哈佛公开课”中的“公正课”正成为最热门的课程之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之争也成为“间客吧”里常见的话题。
猫腻显然是站在康德一边的，《间客》的篇首语便是康德那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
“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然而对道德律令的理解，猫腻其实与康德不同。
在康德那里，道德律令是绝对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感性而像星空那样的超然存在，是可以代替宗教的信仰。
历史发展、自然世界都有一个善的终极目的，人的向善是来自人“内心的道德律令”。
康德哲学产生的背景是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其思想本身就是启蒙主义的理论基石。
康德哲学对于1980年代中国启蒙思潮兴起的影响是巨大的，生于1977年的猫腻显然也曾浸淫其中。
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还能有康德那般的笃信和笃定？
猫腻虽然称自己有“道德洁癖”，但也不得不承认，道德是相对的，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格外看重道德正义这种东西？
他的回答是，因为人类生活实在是太需要道德了，尤其是那些存在了几千年的“原始道德”（如不伤害无辜，不牺牲不愿意牺牲的无关者，不说假话欺骗他人的利益……），“可以融洽社会关系，减少资源分配赤裸争端，可以让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至于又变成非洲草原那么干燥”（见“后记”）。
对于许乐而言，选择“道德地生活”只为心安理得，甚至可以是“自私”的选择：
“人类社会的教育规条太过强大，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意识之中，敬老爱幼，忠诚正直，这些道德观点就像是一个鞭子，如果碰触它，心便会被抽一记，有些人能忍，以换取金钱权势之类的东西，我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忍，我就按照这些人类道德要求的法子去做事儿，一辈子不挨鞭子，活的心安理得，那不就是愉悦？
……我怕死，也不是什么正义使者、四有青年，我只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喜恶，道德的鞭子生存，以寻求人生快乐的家伙。
……这不是无私而是最大的自私。
”（《间客》第四卷第四十六章）所以猫腻在“后记”中将《间客》定义为“个人英雄主义武侠小说”，“所谓武侠就是以武道达成自己所认为的侠义之行，所谓英雄就是坚定认为自己所做是正确的，然后不顾面前有怎样的艰难险阻，怎样的鲜血淋漓，都会无比坚定地走下去”。
不难看出，猫腻在对许乐行为的“解说”里有很大的辩解和自辩的成分，这其实反映了身处“启蒙的绝境”的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理论贫困和心灵不安。
当平等、自由、公正、公平这些基本理念不能获得更好的制度保障和更有力的理论论证时，只能借助最朴素古老的天理良心建立“个人另类选择”。
或许这就是启蒙主义的“剩余能量”[20]。
不过，也正是这“剩余能量”使猫腻在“后启蒙”时代保持了启蒙主义的情感立场，在大家都“穿回去”的时候反向而行，“虽千万人，我不同意！
”（《间客》第四卷第三百八十章标题）他让心爱的主人公以个人英雄主义申明了普通人的权利：
不为虎作伥的权利，不逆来顺受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愤怒的权利，心安理得的权利……从而为读者打开了另一向度的“幻象空间”。
三从《平凡的世界》到《间客》：
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猫腻在《间客》的后记里写道：
“我最爱《平凡的世界》，我始终认为那是我看过的最好一本YY小说，是我学习的两大榜样之一。
”（另一榜样据笔者推测应该是金庸）
虽然深知《平凡的世界》在文学青年中的深远影响（甚至可称唯一一部对网络文学有重要影响的新时期经典），但猫腻亲口这么说还是令人惊喜。
许乐身上确实有孙少平的影子，那个从底层走出来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21]的大好青年。
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对《平凡的世界》评价偏低，即使在这部书近年来以其默默传流的巨大影响力和20余年一直活跃在盗版摊的生命力不断引起学界关注之后，很多人也认为真正代表路遥文学水准的作品是《人生》。
原因是，高加林是一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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