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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一些城市房价疯涨，与地方政府的主导和直接参与密不可分。
有的地方大兴造城运动，制造大量被拆迁户，拉大被动需求；
一些地方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只热衷于批建高档住宅；
有的地方为谋利甚至请房地产公司当“托儿”，哄抬地价。
说一千道一万，盲目追求GDP的背后，其核心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
在一些同志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头脑里，衡量本地区、本部门或本行业发展快与慢的标尺，依然是单纯靠扩大生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以求发展的思维定势。
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控制投资规模，而有的地方、部门和行业就是不以为然，老在强调“我这里规模不大”、“我这里不热”、“我这里情况特殊”，不合理的投资项目照上不误。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条件，是有前提的，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
比如，前些年投资迅猛增长带来的恶果现在已开始显现，钢铁、电解铝等部分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
由此可见，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催生出来的“政绩”，其实是危害深重的“政疾”。
既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落实，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局，很容易诱发经济风险，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也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和可怕的隐患，并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沉痛的教训亟须汲取，而医治这些痼疾，当用良药和猛剂。
其一是要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实践证明，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
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
关键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切实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其二是要根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
关键是要把好土地、信贷两道闸门，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
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从严控制新上项目，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
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认真落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举措。
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抓紧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狠抓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节能。
其三是要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我们是效益和速度的统一论者。
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自觉行为。
上海合作组织：
五年大写“和平发展”
“我们应该全面加强合作，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
”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峰会上的讲话，充满了对上合组织更美好未来的期许。
建设新型国家关系
2006年6月15日上海峰会上，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成员国空前团结，显示了上海合作组织旺盛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指出，“上海精神”是“一个完整的基本理念和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它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
上海合作组织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一是不断深化睦邻合作关系，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逐步确立“世代友好”的长期目标；
二是在边境地区实现军事互信，然后一步步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各国间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纽带；
三是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合作，从商品贸易扩大到投资、服务等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彼此成为重要的经济伙伴；
四是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经常交流看法，达成最广泛的共识，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相互倚重。
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了这些合作理念，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合作机制逐步成型，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全面推进的同时，该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也迅速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5年来，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已经举行了3次联合反恐演习，有效维护了地区的安全稳定；
签署了由127个项目组成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措施计划，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的启动，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进程。
而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彼此成为“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的合作理念，在各成员国发展关系时得到了充分体现。
它们的交往与合作，创造了一种范例。
哈萨克斯坦总统在峰会上说：
我们很难想像当今的世界没有上海合作组织。
而如果没有“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很难想像上合组织能有今天“令人瞩目的成绩”。
倡导新型合作方式
这次峰会规模盛大。
与会者除了6个成员国的首脑外，还有伊朗、巴基斯坦、蒙古3个观察员国的总统和另一个观察员国印度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长，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等。
这次峰会吸引了27个国家、地区的128家媒体的近800名记者前来采访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的魅力在于，它既不是传统的军事、政治联盟，也不是松散的利益俱乐部，而是在崇高的目标和相当务实的行动原则下建立起来的新一代国际合作共同体。
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思维与合作方式。
强调平等。
各成员国有大小之别，无主次之分，拥有相同的发言权，所有行动必须协商一致，照顾各成员国的特殊要求。
正如本次峰会所强调的，要“保证本组织在所有层面上、在协商任何问题时，始终遵循协商一致原则”。
中、俄两大国为组织的建设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但不意味着它们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超乎其他国家的特殊地位。
强调共赢。
“谋求共同发展”这一宗旨明确了在开展合作时，每一个成员国都能充分受益。
安全是共同安全，发展是共同发展，繁荣是共同繁荣。
上海峰会作出决定，把能源、信息技术和交通作为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这能使6国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并且通过合作弥补自身的不足。
强调务实。
本次峰会签署的文件和各国领导人的发言都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重在取得实效。
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到支持区域经济合作的投资项目，包括领导人提出的各项建议，都直接针对合作中的具体问题。
强调全面。
与双边关系相适应，多边合作不断扩大，在实践中把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特色。
比如本次峰会之前举行了首次成员国议长会议，加强了政治合作；
峰会上签署了教育合作协定，使人文合作取得了具体成果；
成立了实业家委员会，为成员国企业间的直接交流搭建平台。
峰会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已经大大拓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倡导缔结6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公约的建议被其他成员国接受，把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强调开放。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强调，只有同“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和威胁”。
上海合作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愿意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寻找合作的机会。
独联体、东盟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参加了这次峰会，体现出该组织的对外交往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峰会还决定，着手研究组织扩容的程序，在确保组织法律基础和凝聚力的前提下，向准备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敞开大门。
展望未来广阔前景
本次峰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有了更加清楚的定位，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各方面的合作都被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机制化建设方面，通过对秘书处构成和职能的改革，通过完善现有的各种会议和工作机制，将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安全合作仍旧是本次峰会的重点。
6国元首签署的10项文件中，有4项与安全合作直接相关，峰会上提出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为世界瞩目。
早在“9·
11”前，上合组织就提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是冷战后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并一直在联合采取行动予以打击。
这次6国签署了国际信息安全声明，表明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再局限于区域内和传统的安全威胁，而是在全球视野内审视人类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的各种挑战。
深化经济合作、加快取得实效是与会领导人关注的一个重点。
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说：
“我们应该完善地区经济合作的法律框架，加快商签海关、交通领域的合作协议，研究签署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可能性。
”胡锦涛认为，应该尽快实施一批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特别是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网络性项目。
各国领导人希望推动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以便为经济合作提供多渠道融资支持。
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当然，由于地区形势非常复杂多变，安全上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增多，经济、人文合作也受一些具体问题的干扰。
上海合作组织要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长时间的准备。
但是，正如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只要继续遵循“上海精神”，推动组织朝着合作更加务实、行动更加高效、作用更加突出的方向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一定会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和美好的前景。
让“软实力”硬起来
王秀真
今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她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
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如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还有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
作为五千年文明不堕的国家，我国拥有的文化遗产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令世界艳羡。
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
在当今文化影响力已成为一国“软实力”的形势下，保护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审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可以用力度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严峻加以形容。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我国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力增强和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工作更是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
一些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建筑不断遭到损毁，一些堪称各民族思想、感情美丽结晶的艺术品种、传统工艺在悄无声息地消逝——能不能将祖先留下的这些珍贵礼物完好保存并传予后人，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考验。
检视文化遗产面临的窘境，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以对文化遗产的冲击程度、波及范围而论，其中最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城乡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如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业，对城市中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甚至城区大肆拆除；
有的地方对古镇、古村落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使得这些地方人满为患，等等。
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无不对文化遗产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
值此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我们有必要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梳理，找出解决办法，筑牢文化遗产的防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尖锐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首先，要从摸清文化遗产家底入手，为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情况不明，难免被动。
近年来，由于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加以保护，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传统建筑、文化遗址损毁严重，一些靠口传身授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亡。
因此，通过调查来摸清文化遗产的家底已刻不容缓。
其次，要从加强法制建设入手，为文化遗产撑起保护伞。
法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武器，但鉴于目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有待增强。
第三，要从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入手，为保护工作提供保障。
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政府责无旁贷。
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本着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尤其要强调的是，必须切实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乡发展规划。
通过纳入城市规划，实现整体性控制，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防止出现“建设性破坏”；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内容纳入其总体规划，防止在村镇建设过程中出现“追风”现象，使存留在广大农村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第四，要从厘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入手，让文化遗产造福社会。
对于文化遗产当然要以保护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绝非仅有旅游一途。
实际上，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体现民族独特风格和优秀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打造出强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要从宣传教育入手，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文化遗产是大众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众来保护。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老百姓接触文化遗产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我们应该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和开端，通过加大博物馆等场所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力度，以及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同时也调动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走近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我们行动起来，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给中国一座起飞的平台
苏北
三峡大坝横空出世。
它将征服奔腾不羁的洪流，平息千古不息的水患，它将造福亿万百姓的生活，圆就中华民族的梦想。
更令世人振奋的是，三峡工程，给中国托起了又一座起飞的平台。
它创造了世界水利水电工程史上多项新的纪录。
官员们多是从数字谈发展，老百姓习惯于从生活看变化。
共和国的前进，现代化的崛起，往往更真切、更深刻地生发、展示于我们迎击全球经济竞争的战场、登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征程和推进现代产业革命的基地。
这就是带有标志性的一个个重点工程的建设、重大产品的开发和重要项目的实施，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基础的平台。
要素在这里积聚，力量在这里整合，创新从这里起步，精神从这里飞扬。
看一看神舟飞船吧：
中国航天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确保了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强劲的后发优势；
看一看青藏铁路吧：
建设者们坚持自主创新，初步攻克铁路穿越多年冻土地带的难题，代表了当今世界高原铁路建设的领先水平；
看一看奇瑞汽车吧：
奇瑞人逆风而上，打破自主研发的高门槛不可跨越的“神话”，奋力高举起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
今日三峡工程，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又一座平台高耸，又一次科技起飞，几辈人的梦想终成现实，历史性的启示也分外深刻。
实现自主创新，我们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平台。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
崭新的市场机遇需要承接的平台，沉重的难题破解需要创新的平台。
这平台，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曾有刻骨铭心的教训。
早在1980年，中国已拥有“运十”这首个大型喷气飞机开发平台。
可惜它后来被搁置、被废弃了。
令人振奋的是，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宣布，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大型飞机研制项目。
我们仍在付出现实的代价。
国内一些装备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强势挤压中，纷纷拱手相送，被整体并购。
国际大鳄一方面吞灭了中国市场上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利用接收的中国企业成型的核心技术和营销网络，快速实现着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更让我们警醒的是，它同时也摧毁、拆除了中国企业在相关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平台。
三峡的建设者，奋力拼搏，打造着自己的发展平台，推进着这一巨大的自主创新工程。
如何解决泥沙问题？
如何预防诱发地震？
如何减少环境影响？
如何节省建设投资？
在数以万计的各方专家的艰苦努力下，难题一个一个被破解，在大坝混凝土施工中，在双线五级船闸建设中，在围堰防渗施工中，在工程全面建设中，已经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之一郑守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三峡右岸大坝至今没有发现一条裂缝，创造了水电建设史的奇迹，也打破了国际上“逢坝必裂”的神话。
赢取全球竞争，我们需要与世界先进技术链接的平台。
显然，我们今天打造的自主创新的平台，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三峡工程建设正确把握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创造出了以重点建设工程带动装备制造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三峡模式”。
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三峡电站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直径最大、重量最重的机组。
我国巧妙利用三峡工程的两个世界之最——“难度最大、订单最大”，引入跨国公司，突破性地促使其转让先进技术；
同时改变对国内制造企业分配计划任务的传统模式，引入竞争机制，迫使企业在承接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自主创新的主动性，把攻克三峡发电机组技术难题当作锻炼培养企业研发能力的难得机遇，在一系列关键部位、产品的设计中推进了一次次技术革命，从而依靠自主创新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加速跨越式发展，我们还需要能够充分激扬民族精神的平台。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人，是高素质的人才，还有大批为着民族的振兴、为着现代化事业的前行而倾心尽情涌流着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的普通民众。
“无私奉献，以人为本，追求和谐”，这是在高寒缺氧地带、被视为人类生存“禁区”的“天路”建设者的“青藏铁路精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航天人勇敢探索宇宙奥秘、背负开发太空重任的“载人航天精神”。
“宁可从更艰险的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也要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上峰顶”，这是奇瑞汽车人的自主创新精神。
“三峡就是我的家”，“不让大坝留一丝遗憾”，“我们当为三峡工程而骄傲、自豪”，这是三峡工程建设者朴素的心灵、崇高的境界。
登上高高的三峡大坝，极目远眺，令人油然而增满腔的豪气。
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岗位，我们事业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也应当成为像这大坝一样的平台。
关键在“放活”上下功夫
赵树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提供持久的动力。
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改革不行，新农村建设很多方面本身也是改革和创新。
今后要继续加强农村改革的鼓动力，花更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推进农村改革。
要做到“多予、少取、放活”：
“少取”是基础；
“多予”正在进行，今后还要加大；
“放活”是根本，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
“多予、少取、放活”是新的“三农”政策的基本点，集中体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导向。
具体来看，“多予”和“少取”主要是对农民在经济层面的支持，直接目标是解决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粮食直接补贴、农机和种子补贴等措施，中央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等等，都是“多予”的具体政策安排；
取消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税，则是“少取”的根本性措施。
这些“多予”、“少取”的政策措施，对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支持就可以期待的。
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
这些制度性问题表现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束缚。
因此，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放活”。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统得太死”、“管得太严”。
在严密的控制中，农民失去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造性的自由。
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的真正危机，实质上是这种体制造成的。
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将农民从这种统制中解放出来，将农民的巨大创造精神释放出来。
由此，才有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才有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一马当先的良好局面。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昭示，“放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并不能以为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基本确立了，“放活”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
最近几年来，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并向纵深发展，在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
但是，相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目前只能说刚刚开始破题。
在“放活”方面，目前对于农民的体制性束缚依然不少。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
因此，进一步“放活”，既要依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依靠完善农村政治制度。
这也正是下一步农村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放活”就是深化改革。
而且，这种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本身。
“放活”所需要的改革，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领域；
既在微观层面，也在宏观层面。
为了继续“放活”，需要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基层政府的经济工作中，对于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仍然存在着干扰和侵害的种种现象。
在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中，城乡分割问题严重，距离统一、开放的制度建设目标仍然有较大距离。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民在经济上巨大的创造力才能进一步迸发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具有坚固深厚的制度基础。
为了继续“放活”，同样需要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
农民只有具备了自主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充分权力，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农民能够有力地表达利益要求，基层政府的权力真正为农民所用，农民在市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能找到立足之本。
如果村民自治虚假运行，政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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