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三个字 盛世乐晚年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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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大字典》和《汉语成语大词典》时常放在桌上。
我的习惯，在看书看报看文件时，凡是遇到不认识的字和写东西时忘记怎样写的字以及字音读不准的字，就立马查找字典，遇到不易记的字，还写在笔记本上，注上同音字，遇到看不懂的成语，就翻看《汉语成语大词典》。
平常空闲时，有时也翻翻字典，看看注解。
可以说字典是我的贴身老师。
即使这样，也难免写错字念别字。
第三，不耻下问。
在学习中遇到看不懂或不好理解的文字和词句，除查找字典外，就问同事、问下级、问老伴、问后代、问保姆。
这就是说，学问既是学出来的，也是问出来的，要常学多问，才能逐渐增加知识。
第四，多写勤练。
我的文化程度低，写作能力差。
为适应工作需要，逐步提高写作水平，便采取了多写勤练及虚心请教。
过去和现在之所以能写点东西，主要是几十年来慢慢练习的。
尤其是从1950年到l960年，担任地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副秘书长期间，常与文字打交道，不是起草通知、批语、指示、意见、规划，就是为地委领导起草电话会议讲话提纲、重大会议报告以及报上级的工作报告等。
这对我逐步提高写作水平，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在写作中提高，在提高中写作。
在工作之余，还抽时间写点东西。
比如，上世纪50年代，曾受委托为《河南日报》起草过社论，也为《信阳日报》写过一些社论。
我写的一些短文也曾被《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刊登。
离休后，在老战友、老同志的帮助下，初学写一些诗词登在《枫叶诗选》及其精选本，有的还被河南省《当代诗人咏中州》登载。
我写的三条人生语录荣入《永恒的光芒一古今中外名家语录精编》一书，全球华人联合会和“永恒的光芒”编委会授予我“当代文艺先锋”荣誉称号，并颁发了奖章和证书。
前不久，在近90岁高龄时，又写了近万字的《七十春秋跟党走，峥嵘岁月志不移》一文，刊登在《枫叶诗选》上，获得了好评。
第五，摘抄资料。
多年来的习惯，我爱抄些认为有用的资料，以帮助记忆，增添知识库容。
摘抄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比如：
我抄写了《20世纪中国全纪录》一书中，l00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l40条。
还摘抄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的一些数字和段落。
还有《二野战史》和《解放战争全纪录》中的一些重大战役状况等。
中央、省、市领导人的讲话、名人名言、警句等等，认为重要的内容，常常随时抄在本子上。
第六，熟背朗诵。
俗话说“好书不厌千遍读，深思熟虑方自知”。
上世纪60年代，上级提倡背诵《实践论》、《矛盾论》。
“文革”中号召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也曾经会背《实践论》中的大部分段落和《老三篇》全文。
我更喜爱背诵诗词。
l964年上半年，我在潢川县亚港大队驻队搞“四清”时，学背毛主席诗词37首，每天学背l首，几个月内37首全会背诵，至今随时还能背诵10几首。
我写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和《南征记》，现在略加思考，还可以背下来。
诗友杨宝善所写的《咏流芳·
纪念邓小平》200多字的一首诗，我可以一口气背下来。
最近，李锡忠、陈春鸣、杨宝善、夏大中等同志为我作的诗词，也可以背下来。
这样做，既可以增加知识，而且也是一种乐趣，有利于身心健康。
第七，审稿增知。
离休后，我有机会审查了许多文稿。
比如信阳地区地方志和光山、商城、潢川、固始县地方志，长达数百万字，我分别用了较长时间参与了审稿。
曾经同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两位同志，在鲇鱼山水库管理处住了七天，帮助他们比较具体的修改了《鲇鱼山水库志》。
除此，《信阳地区组织史》和《信阳地区革命斗争史》，我都参与了审稿工作。
最近，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审查了《息县党史》30万字的样书，我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看了一遍，做了大小数十处修改，这对于了解历史大有好处，增加了各方面的知识。
第八，学习语言。
我认为语言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工作与生活所必须的，天天要用，人人少不了。
作为一个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常做会议报告、座谈发言、汇报工作、交谈经验、接待外宾、对外交涉、招商引资、求人支援、走亲访友等等，都需要良好的语言来表达，才能收到好效果。
所以说语言也是一门艺术，要常学渐进、逐步提高、熟能生巧。
对此，我用了两个方法学习，一是学别人语言之长，补个人语言之短。
二是加强练习。
几十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中，虽尽力学习语言技巧，但仍然水平很低。
几十年中，不知讲了多少次话，做了多少次报告，都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甚至讲了些错话、废话、大话。
但回想起来，有几次讲话，我自认为是得意之作，至今记忆犹新，简述如下。
1949年l0月间，我任新县泗店区委书记时，参加了潢川地委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参加）。
地委领导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我没有写稿，讲了大约20分钟。
l950年6月，潢川地委召开党代会，又让我在大会上发言，仍然不用稿子，讲了近半小时。
两次发言，受到地委领导的表扬和与会同志的好评。
会后我的同事给我讲，有人说“王秉林年龄不大（当时22和23岁），个子不高，面貌不佳，还怪会讲话呢。
”从此，我在潢川地区小有名气。
不久，地委将我调到地委办公室任秘书，1952年经省委组织部批准，我被提拔为县处级干部，至此达到了“二五八团”结婚条件（战争年代规定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方可结婚）。
1951年春，我和岳鸿亮同志去固始县蒋集区检查土改工作，区委书记张耀三让我们到他们划定的二类乡杨庙乡检查。
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发现不少问题，根本不够二类乡的标准。
回来后向地委书记刘毅、副书记马一鸣、组织部长王黎之、宣传部长李光、秘书长刘韵进行了汇报，引起刘毅书记的高度重视。
听完汇报，刘书记拍案而起说“要李晓明（固始县委书记）的电话”（当时还要挂号）。
电话接通后，他对李晓明同志说“你要亲自到杨庙乡去检查，三天内给我送来检查报告。
”此后，刘书记将固始县委的报告及他亲自写的“检查决定一切”的社论，联同我写的“如此二等乡”的短文，组编了一期《潢川导报》。
这一报导在潢川地区影响颇大，对进一步搞好土改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潢川地区的土改成绩很大，刘书记亲自写了土改总结报告，概括了“大、狠、多、深、稳”五个方面。
l956年，应解放军第五步校和信阳航校邀请，我给两校学员分别作了关于互助合作化的报告，获得了好评。
l964年1O月间，我在潢川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时，受县委第一书记张士遇的委托，接待了著名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籍路易·
艾黎。
事前，地委统战部打前站的人介绍说路易·
艾黎1928年就来中国办学，到过中国许多省市，是个中国通，还到过不少国家参观旅游，常和国共两党领导人接谈，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向他介绍情况时，只能口头讲，不能拿本念，你说他记录，他停笔时就不要多讲了。
于是我用了几天时间查找潢川的历史和革命斗争史的资料，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向他介绍情况时，我讲他记，他问我答，互谈了两个多小时。
他非常满意，直伸大拇指，连声说“讲得好”。
1981年，我已任地委常委l0年，年达50多岁时，又兼任固始县委书记，任职3年。
在我离任举行告别会时，新任地委书记赵凤羽和新老县委班子成员，以及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我拿提纲，讲了近半小时，受到与会人员真诚欢迎，长时间热烈鼓掌，我曾几次起立道谢。
这是几十年来我的讲话从未出现过的热烈场面。
第九，细观多问。
在任职期间，除到外地开会和去一次日本参观考察外，很少到外地参观。
离休后，市委、市政府和市委老干部局对我们非常关怀，多次组团到本市各县、本省各市和外省市参观。
屈指一算，除西藏、青海、内蒙、宁夏、台湾外，其他各省市都去过，参观了许多旅游景点和革命圣地，每到一处，我都尽量细观多问，索要资料，丰富文化知识。
第十，学习新事。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必须与时俱进，尽量适应所处新时代。
比如：
我学用了手机，除可以接打电话外，还会储存电话号码、重要资料、名人名言，还会接发短信、计算、照相摄像等。
在日常生活中，什么集成灶、壁挂炉、电视机、DVD、暖气炉、暖气片等，我都在学习，多数已经学会运用。
在体育方面，我学会了打门球，击、闪、带、撞、擦等技术样样都会运用。
而且还学习了《门球法则》、《裁判法》等。
除近几年外，20多年来，老年体协举办的所有门球比赛时，都推选我任仲裁委员会主任，还曾经数次带队参加省体协举办的大型门球赛。
写罢“文”字，再写“武”字。
关于对“武”字的理解，我认为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军队任职，从事武装工作，像打仗、军训、军演、科研等等。
二是在地方工作，从事各自担负的任务，也属于武的范畴。
现在，用我自己的经历说明这个理解。
在军队任职上，我任过副连指导员、连支书、区队指导员、区政委，两次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同实职政委一样，发了军装、红领章、皮带、皮鞋、大衣、被服等。
在军队期间，我参加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坚持大别山斗争、支援淮海战役、剿匪反霸等。
在地方上工作，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都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尤其是在固始县兼任武装部第一政委时，固始被评为全省民兵工作先进县，我出席了省军区召开的民兵工作先进单位表彰会。
省军区从全省一百多个县武装部第一政委中选择推荐了我和兰考县委书记刁文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民兵工作先进单位表彰会。
会议期间，还组织参加会议的地方干部到葛洲坝、襄樊、沙市、三峡大坝库址、武钢等地参观。
几十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我在地方工作，主要是在党政机关任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没有任过什么助理、干事、股长、科长、部长等。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完成了自己应担负的任务，没有什么突出事迹可书写。
现在只写几件所办的实事好事，以显示我在“武”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第一，在水利建设上的贡献。
兴建鲇鱼山水库，这一水库是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规划的一座大型水库，经地革委、省水利厅上报水利部（钱正英部长曾到现场考察）批准，于1970年开工兴建。
规划设计总库容8．5亿立方米，具有防洪、灌溉、发电、养鱼、运输、旅游等综合作用。
大坝长l424米，坝高37．5米，副坝24座，总长2500米。
工程量较大，土、沙、石、砼400多万立方，还有公路改线、移民迁安、保留汤泉池等工程。
在开工之前，地革委组建了鲇鱼山水库工程指挥部，由军分区司令员蔡铎任指挥长，我和杨效援（军代表）、张清源、余德鸿任副指挥长，地革委指定由我主持全面工作（三年多蔡指挥长只去工地两次，一夜没住）。
指挥部下设生产组、政工组、后勤组、保卫组，下辖省地两个水利工程总队和固始、潢川、商城、息县、信阳、罗山6个县4万多民工，实行军事化编制，各县设团、营、连组织。
各级负责人，除军代表外，大多是抽调“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担任。
当时，在施工中存在许多困难，正处在“文革”中期，还有极左思潮和派性干扰；
钢材、木材、水泥等极端缺乏，所需设备难以购置；
经费不足，民工工资标准很低，完成一个工作日仅得三、四角钱；
粮食补助也低，还需从后方带粮拿钱；
国家干部和工人每人每天补助2角钱；
施工机械很少，修筑大坝时，全靠人工挑和架子车拉土沙；
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方，搭盖茅草棚房，居住4万多人，相当于4个商城城关镇，没有集贸市场，购物十分困难；
医疗设备不足，缺医少药；
两队水利职工多年在野外施工，所带家属不便安排工作岗位，其子女没有学校上；
水库淹没区移民3万多人，补助标准少的可怜，近迁每人l50元，远迁每人250元，思想动员工作十分艰难等等。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又正在“文革”动乱之中，该工程于l970年3月8日开工兴建。
参加水库建设的干部、工人、民工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种种困难，通力协作，后方配合，当地人民支持，进行了一场声势浩荡的建设鲇鱼山水库的大会战，于l972年大坝达到设计高程，次年全部建成。
水库建成后，我又任鲇鱼山水库灌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固始、潢川、商城三县动员十几万民工，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灌区建设工程。
经过几年奋战，完成了总干渠、中东西三个干渠及众多的支、斗、农、毛渠的建设。
灌溉了三县农田l43万亩，尤其是商城的北大岗、固始的西大岗、潢川的东大岗，彻底解决了多年的干旱。
除此，我还参与了南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任指挥长。
“75．8”（1975年8月，驻马店地区发大水，板桥水库倒坝）后，南湾水库提高了防洪标准，经地革委、省水利厅上报水利部批准，南湾水库进行了扩建，加高加长了大坝，扩大了溢洪道，新建了土门非常溢洪道。
再者，新县香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我也曾去现场指导。
石山口、泼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我都参与了指导。
第二，在林业建设上的贡献。
由于“大跃进”大办钢铁，全区（包括驻马店）十几万人上山砍树，作炼铁的燃料，山上的成材树木基本砍光，有的山头光秃秃，有的山头远看郁郁葱葱，实际是不成材的次生林。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任地委常委、地区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抓农林水，在全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在山区建设了多处大片杉木林基地，成绩显著，效果良好。
林业基地要求做到抽槽挖沟（一般是2尺宽3尺深）地整成梯田水平线，深栽树苗，保栽保活，造一片林，留一批人，建立林场，严加管理，精心培育，从而大大提高了植树造林的效果。
在杉木林基地建设中，我经常到工地检查指导，总结和推广经验，像信阳县的柳林，罗山县的铁铺，光山县的斛山寨、大尖山，新县的黄毛尖，商城的大界岭、黄柏山，固始的南山五社等杉木林基地，都留下我的足迹。
l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带领山区几个县抓林业的副指挥长，出席了林业部在湖南省株洲市召开的南方14省区林业工作会议，我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第三，在电力建设上办了一件实事。
几十年来，我区电力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水电从无到有，火电从小到大，对经济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现有电力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发展经济的瓶颈。
在这一情况下，上世纪80年代，经地区上报，省计委和电业厅批准，新建一条22万伏输变电工程。
这一工程线路，从驻马店经信阳、罗山到潢川，长达200多公里，在信阳和潢川建设两个变电站，然后用ll万伏线路通往东8县。
地委、行署对这一工程十分重视，为尽快完成这一工程，决定成立了22万伏输变电工程指挥部，由常务副专员张树亭任指挥长，我任副指挥长，主持日常工作。
我曾带领指挥部的行政和工程技术人员到邯郸、北京、沈阳等地，找老领导和老同事求援预应力钢材，请求提前供应两台变压器设备。
经过全体施工人员的努力，在沿途县、乡的支持下，不到两年完成了这一大型工程建设，为信阳人民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几十年来，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平凡的工作，而组织上却给了我许多荣誉和奖励。
在抗击国民党新五军进攻冀鲁豫边区时，我被评为“战勤模范”；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被评为“战斗和工作模范”；
在计划生育工作上，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在老干部工作中，被评为全省“老干部先进工作者”，出席省委召开的表彰会；
在体育工作上，被评为全省“老年体协开拓者”，并发有奖杯；
在老区建设工作上，省老促会给我发了荣誉奖章；
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此外，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全球华人联合会发了“当代文艺先锋”纪念章。
几十年来所做的工作既有文又有武，两字相合，就是一个“斌”字。
“卡”，由上下两字组成，有上有下。
我这一生，就是从有上有下过来的。
简述一下任职，就可以看出有上有下的经历。
从工作队员，司务长，连指导员，乡协理员，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地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地委副秘书长；
然后下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任总支部书记，人民公社管委会副主任；
又上到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书记；
再免职任水库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
又上到地区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地区行署副专员；
后又下县兼任县委书记；
又退二线任行署督导员；
最后离职休养。
离休后，又任地区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顾问，地委党史委副主任，地方志顾问，地区老年体协顾问，地区老年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等。
从任职可以看出，我这一生，也是经历了几上几下，上到十三级副厅级干部，下到农村基层支部书记，最后当老百姓，书写了一个“卡”字。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几上几下，但没有受过任何处分，经得住了上下考验，上时没有跌倒，下时过了关。
“尖”，是由小大两字组成，意即物件上小下大。
我认为也可理解为有小有大、能大能小。
我这一生，正是从小大和大小走过来的，而且经过了许多事情。
这里，只述几件事作为对“尖”的诠释。
第一，1957年，我任地委办公室主任时，就是十四级干部。
按规定，在机关就餐享受中灶待遇；
出差乘火车时可享受软席卧铺；
坐轮船时可坐二等舱；
有航线的可坐飞机。
而此时我被下放到农村，任汝南县老君庙乡光明高级社总支书记，便以一个基层干部和社员的身份来出现。
除了日常工作外，我和老伴（下放当社员）承包了二亩棉花责任田（当时实行的是地段责任制）参加田间劳动，锄地拔草、脱裤去赘、整枝打权、打药治虫、采摘棉花等我都干过，同社员一样记工分。
我向群众学干农活，在工作和劳动之余，同群众拉家长，逐步成为群众的好朋友。
当时我写了一篇《放下架子》的短文，被《河南日报》刊登。
第二，l965一l966年，我任息县县委书记时，带领几百名干部和知青到光山县搞“四清”，任新县、光山、息县“四清”分团副书记，同其他干部一样驻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吃的是派饭，和牲畜同住一间房，常到田间劳动，劳动多少天还记在劳动手册上。
我当时驻文殊公社，去县城开会三十多里路来回都是步行，住的是招待所，自己买饭吃。
一年多，很少回息县，日常生活完全靠自理。
第三，1970．1973年，我任鲇鱼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指挥数万水利大军。
而我住的同其他干部工人一样，是干打垒低矮的茅草房，四面透风；
吃饭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
因家属不在工地工作，几年来，日常生活完全靠自己。
当时我曾编过一首顺口溜“一间茅草房，办公兼住房，吃饭进食堂，自己洗衣裳。
”那时，我的胃病严重，因工地任务重，生活艰苦，常常犯病，疼痛起来实在难忍，当时缺医少药，犯了病只好请工地医生汪萍用针灸治疗，不论是多冷的天气，一扎就是几十针，尽管针灸不疼，但冻的要命。
因此身体逐渐消瘦，体重只有一百来斤，硬是挺过来了。
第四，能大能小还体现在在职和离休后的出行方面。
在职时，我坐汽车的里程难以计算，飞机、轮船也坐过多次，还曾坐船漂过太平洋，现在的动车、高铁我也坐过，相当风光。
离休后，有事用车虽有保障，但有时我还是以一个老百姓的姿态，坐公交、打的或坐三轮车、步行或开老年电动代步车去办事。
我这样做不是故意作秀，而是既为节约，也为锻炼身体，同时能体验老百姓的生活，也体现了能大能小。
几十年来，所在岗位及担负的一切工作，无不是文武、上下、大小，也就是说一生书写了“斌”、“卡”、“尖”三个字。
自己虽尽了极大努力，还是没有写好，聊以自慰的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付出了一些血汗，尽了一点微薄之力罢了。
离休后，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党中央更加重视老干部工作，“政治待遇不变，经济待遇从优”的基本规定，使老干部享受着改革开放建设的成果，过着安逸幸福的生活。
在政治上我享受着副厅级干部待遇，在经济上落实了从优的规定。
两者的具体体现如下：
（一）参观取乐。
离休以后，市委、市政府多次组织市厅级离退休干部到外地参观学习。
每次组团，都是由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带队，科长负责具体事宜，医生一路陪护，吃、行、住、观我们一点不用操心。
我们先后游览了全国大部分省、市，从革命圣地，到名胜古迹；
从繁华都市，到大山大河，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丰富了知识，陶冶了情操，增加了快乐，强健了体魄。
每次外出参观，都照有许多照片，并制成光盘。
闲暇时播放观看，也是一种乐趣。
（二）慰问添暖。
每逢春节和重大节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到各家各户走访慰问，问寒问暖，通报工作，送来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三）颇受尊重。
离休多年来，仍然受到尊重，没有“人一走，茶就凉”和“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之感。
多年的身边工作人员，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常来看望。
市县许多老同志，也经常联系，互致问候，交流情况。
每次下县，县里都是热情有加，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分别陪同和看望并合影留念。
尤其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我非常尊重，只要我有事打电话或发短信求见，都是立马应允。
有几次他们在百忙中亲临我家中接谈，不让我前去办公室，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是尽量给予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耐心给予解释。
所有这些情形，使我颇受感动。
（四）工资增长。
离休28年，每月工资按时照发，而且还逐渐增加，我还享受到抗日战争干部每年增发2个月工资的待遇。
刚离休时，每月工资200元，现在已增加到6700元（含护理费）。
这是生活中最根本的保证和基本条件，从而无忧无虑。
（五）护理周到。
在医疗上，生病住院和平常用药，全额报销。
每逢周一，保健医生到机关巡诊，量血压，开处方，老干部科派人取药送到家，十分方便和周到。
护理费由原来的每月300元增加到现在的每月l200元。
（六）用车方便。
交通上，在市内有事用车，随叫随到；
若需出市，办公室安排车随同。
（七）居住优美。
在居住上，分到了一套三层楼房，环境优美，舒适方便，住房条件大为改善。
（八）生活用品比较齐全。
家有电视机、电脑、冰箱、空调、电暖器、DVD、壁挂炉、集成灶、电话机、手机、随身听、计算器、测重器、计步器等，这些用品，用之方便，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梦想。
（九）衣着得体。
春夏秋冬四季衣服档次大有提高，式样美观大方，紧跟时尚，穿着舒适、得体。
（十）饮食自便。
在饮食上，比之过去，可以说是天天过年，常有会餐，四季水果常年不断，反季节疏菜如同吃鲜，毛尖红茶，品位高端，各种饮料，任意选择。
（十一）心情舒畅。
一生清正，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安居乐业，盛世乐晚年。
之所以有了这样的幸福生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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