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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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理论
12．消费与永久性收入
13．预期效用假说与效用的可测性
14．选择、机会与收入的个人分配
15．资本与利率理论
第四部分：
货币分析
16.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
17．货币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
18．美国货币史：
总论
19．通货膨胀与失业
20.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明
第五部分：
货币政策
21．货币政策的作用
22．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
23．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货币当局吗？
24．真假金本位
25．可变汇率论
26.政府在货币中有作用吗？
这一文集汇编业已编纂成册、出版发行，以此来纪念我们这个世纪中最杰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密尔顿·
弗里德曼的75岁生日。
密尔顿·
弗里德曼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他拥有独特的天赋，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他都对无数民众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专业著作，使他在同行经济学家中赢得了最高的荣誉；
而他在市场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又使他为普天大众所瞩目。
他那清晰地表达经济原则的能力，使人望尘莫及。
他对经济科学的伟大贡献，为他在1976年赢得了诺贝尔奖金。
作为他辉煌生涯的另一个方面，他为《新闻周刊》所撰写的专栏，是他成功地影响社会观念、影响社会舆论的许多论坛之一，而且这项活动持续了近20年之久。
1969年他的形象在《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出现，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他所具有的普遍的、巨大的吸引力——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象密尔顿·
弗里德曼那样名扬四海。
《弗里德曼文萃》一书，是密尔顿·
弗里德曼的学术著作及通俗读物之精选．我非常感激库尔特·
R·
利尤伯先生，感谢他为此书的出版新作的编纂工作．对于密尔顿的老朋友、合作者安娜·
J·
施瓦茨女士，我们的谢意是非同寻常的——她为这本文萃汇编所写的介绍是非常宝贵的。
最后——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我要向密尔顿的妻子、合作者罗斯·
D·
弗里德曼致意，感谢她在密尔顿·
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成就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密尔顿·
弗里德曼1977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之后，成了胡佛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从那以后，他一直与我们朝夕相处。
在经济学及公共政策的世界里，他的创造力与影响力一如既往，而且，他对本研究所的国内研究计划的发展与业务进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那深邃的思想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许多岁月中的经久协作。
这里，我谨代表我的同事们，向他致以热烈的生日祝贺，并祝愿他与他的妻子永远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胡佛研究所所长
W·
格伦·
坎贝尔
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1日生于纽约州的布鲁克林，他的家庭是来自喀尔巴对山脉罗马尼亚的移民。
家庭收入微薄，也不固定；
而且，在其上高中最后一年级时，那时他15岁，他的父亲去世了，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姐的身上。
弗里德曼在一位高中数学老师的鼓励下，对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8年，靠着打零工和一笔奖学金。
他进入了拉特格斯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数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拉特格斯，弗里德曼遇到了两位非常杰出的人物：
亚瑟.F·
彭斯及霍默·
琼斯．他们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琼斯的推荐下弗里德曼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免学费奖学金；
他同时还获得了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的一笔奖学金。
经过审慎考虑后，他接受了前者。
从那时起他就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芝加哥大学催人奋发的学术气氛——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弗.兰克·
奈特、雅各布.文纳、亨利·
舒尔茨、亨利·
西蒙等都在那里任教——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纳的理论课为弗里德曼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1933年，他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
弗里德曼于193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
在那里，哈罗德·
霍泰林、韦斯利·
C·
米切尔以及约翰·
M·
克拉克将他引入了数学经济学领域，使他领略了一种截然不同于非常注重理论的芝加哥大学传统的制度与实证方法。
弗里德曼的学术著作就综合反映了来自于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两种影响。
1935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
在那里，他对消费者预算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1937年秋天。
他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职业收入结构研究。
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他与西蒙.库兹涅茨联合出版的《独立职业活动收入》。
这本书中包括了弗里德曼对人力资本理论及收入分配理论的杰出贡献；
他第一次地提出了“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之间的重要区分。
这是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他在后来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一书中充分发展了这些理论。
1941年至1943年，弗里徳曼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主要研究战时税收政策。
1943年至1945年，他作为数学统计学家在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工作。
这个小组是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下设的一个附属机构。
弗里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两种不同的职业，对他的科学著作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在学术研究的本质与目的等问题上的杰出观点的形成。
他的一种职业给了他在高层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的直接经验；
他的另一种职业加深了他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1945年至1946年，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
1946年，他又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
从那以后，芝加哥大学成了他的学术阵地。
1962年，他被命名为保罗·
斯诺登·
罗素功勋经济学教授。
应亚瑟.F·
彭斯之邀，弗里德曼在国家经济研究所担任了对货币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工作。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63年，他与安娜·
施瓦茨合著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
这本书广泛地考察了美国在90多年中的货币实践，证明了货币供给的重要性以及货币供给与价格及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
它们与收入、价格及利率之间的关系，1867-1975》一书出版于1982年，它是对《货币史》一书中的叙述性说明所作的计量经济表述。
1953年，弗里德曼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论文集》。
1962年，弗里德曼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
自60年代以来，弗里德曼开始逐渐进入政府领域。
1968年，他担任理查德·
尼克松的总统竞选经济顾问。
1980年，他又担任罗纳德·
里根的总统竞选经济顾问。
后来，他又多次在总统委员会中任职。
现在他仍然是总统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自1966年以来，弗里德曼一直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直至1984年初为止。
1967年，弗里德曼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他的就职演说《货币政策的作用》，成为他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1976年10月14日，为了表彰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领域、货币历史及货币理论领域的贡献，以及他对稳定性政策的复杂性的证明”，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1977年正式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以来，弗里德曼一直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1980年，弗里德曼与他的妻子罗斯·
弗里德曼共同出版了《自由选择》。
弗里德曼笔翰如流，著作等身。
正是通过这些浩瀚的文字，他创造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特别是他的永久性收入理论、消费函数理论、货币理论（其中又特别是他对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及自然失业率假说，使他成为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成为颇具影响的当代经济学家。
对于弗里德曼的学术著作，已经有来自各式各样的文献的那么多品评论述，戎们无需赘述什么．《弗里德曼文萃》作为庆贺弗里德曼教授75周岁生日的礼物，概括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要旨，也再现了他治学生涯的轨迹。
因此，我们把它译成中文，意在为那些试图全面了解弗里德曼的读者提供一份新的研究资料。
作为译者，我们还想说，弗里德曼的理论尽管产生了并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经济现象有一定的共同点，因而其理论观点中亦有适用了某些一般经济活动的精诣之识，这对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工作有一定的作用。
本书充分体现了两位译者团结合作精神。
高榕较多地承担了初译工作，范恒山则侧重于校订事项。
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翻译此书，力求给读者以准确的原意。
除非特别必要，我们也不对原文进行删节。
但限于水平。
译文肯定有不少谬误，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值《弗里德曼文萃》中文本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著者本人弗里德曼教授，他亲赠本书英文本，并给予翻译工作某些具体指导；
我们还要感谢贾湛等同志，是他们的大力协助，才使本书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译者，1991年6月
第一部分:
第1篇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
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
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
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
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
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
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
（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
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
（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
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
（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
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
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
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
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
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
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
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
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
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
H·
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
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
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
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
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
“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
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
而且。
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
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
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
我深深地感到：
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
我已经多次发现：
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
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
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
近些年来。
保罗·
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
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
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
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
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政变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
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
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
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
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
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
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
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
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
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
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
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
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
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
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
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
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
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
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
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
即塞纳特·
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
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
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
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
我还要说明的是：
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
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
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
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
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
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
“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
”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
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
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
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
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
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
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
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
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
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
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
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性交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
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
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
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
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
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
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
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
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
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
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
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
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
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
希望在于：
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
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
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
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
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
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
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
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
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
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
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
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
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
博尔丁强调指出；
“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
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
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
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
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
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
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
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
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
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
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
原因在于：
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
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
这是最不可能的。
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
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
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
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第2篇自由言论经济学
没有对其经济含义的检验，则无法确定适合于保持一自由社会的法律结构。
它们是肌肤相关的。
我将力图就某一特殊的法律问题——即自由言论的保持——来证明这一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社会的所有自由中最为根本的一种。
在极端的情况下，在经济安排（作为一个方面）与自由言论（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直接的相互关系。
我们很少认识到：
要想使“信仰狂热者”有发表意见的可能，丰裕的金融支持与经济支持是多么的重要。
你可知道，今天的信仰怪人可能是明天的主义倡导者，自由言论的本质，在于保持使信仰怪人转变成主义倡导者所要求的那种机会。
经济安排与自由言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远在你们接触到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就早已是非常密切的了。
我将通过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情况来说明这一关系是多么的紧密。
这些国家都是我们所认为的、最突出的自由社会。
例如，考虑一下特别是过去40至50年间，美国对我们社会中的各种人所施以的限制。
在美国，一类被实际地（而不是原则上）剥夺了自由言论权利的人是商人。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家石油与气体组织执行副主席的信。
我不想提及这个人的姓名及这个组织的名称，我只是读一下他所讲的那些话：
正如你所知道的，真实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每千立方呎的价格问题（这是相对于能源立法而言的），而是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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