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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菊残犹有傲霜枝”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祖籍福建同安。

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留学英、法、德诸国,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等9种语言。

曾任张之洞幕僚,清末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学贯中西,推崇儒家文化,反对新文化。

著有《读易堂文集》等,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将《论语》、《中庸》等经典翻译成英文。

以《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闻名于世。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

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

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

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

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

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

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

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

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

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

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上面的文字,出自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提到辜鸿铭的时候,很多人会嗤之以狂儒守旧,但却忘记了他所处时代的惊涛骇浪,使他不得不以狂放偏执的姿态来做悲情而绝望的守护。

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这使得辜鸿铭对于国家的软弱和不幸体会得更清楚,对人类的无知和愚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文明和人类命运所做的终极思考也更深远。

在整个世界战火不断,人类互相残杀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为人类文明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

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于此,积累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

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在语言上有着特别的天分。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将他收为义子。

1867年,清同治六年,布朗夫妇计划返回英国,经过辜紫云的同意,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

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布朗先生独具慧眼,早就看出辜鸿铭天资不凡,犹如璞玉,加以琢磨,他日必可成材,因此对他的教育可以说是倾尽心血。

他对辜鸿铭说:

“你可知道,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变成了野兽。

他们仗恃轮船、大炮、火车等现代设备,到处杀人放火,搜刮财物,疯狂掠夺别的国家。

最悲惨的要数非洲的黑人,成千上万被抓走,贩往美洲,过着牲口一样的生活,沦为奴隶。

美洲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杀得差不多了,而你的祖国——中国,正被放到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操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孩子,如果我有你的天赋,我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

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到了英国之后,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教导下,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弥尔顿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

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他的一生都在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奋斗,代表作《失乐园》是和《荷马史诗》、《神曲》并称为西方三大诗歌。

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等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的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同时,布朗先生还亲自教授辜鸿铭数学,又请人教授他物理和化学。

在完成这些学习之后,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ofEdinburgh)位于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市,是成立于1583年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同时是英国第六古老的大学。

录取,并得到学校校长,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卡莱尔对辜鸿铭说:

“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

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腹便便的富豪控制着这个地球。

看来,人们还是有药可救的,至少,世上的许多疾病已经被控制。

美国人在林肯统治下,解放了黑奴,那里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向好的方面发展。

人类进步的战役在不断胜利,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无知必将分崩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革命,一定会成功。

令人忧虑的倒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一旦出现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袖,再革命就难了!

义父的谆谆教诲、用心良苦、殷切期盼,卡莱尔敏锐的历史眼光和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这些对辜鸿铭后来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77年,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又遵从布朗先生的安排,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Leipzig)位于德国萨克森州的莱比锡,创立于1409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学习土木工程。

30年后,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的声名已如日中天,西方人但凡谈起中国无不称引辜氏的著作;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德国一些大学指定的必读书了。

结束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后,布朗先生又让辜鸿铭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语和法学,并刻意安排他和巴黎的一位名妓做邻居,以使他了解这个欧洲最繁华的大都市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和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在留学期间,有两件小事,足以看出辜鸿铭狂傲不羁的性格,机智敏捷的辩才。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重大节日,辜鸿铭都会面向东方摆上供桌和供品,恭敬地遥祭祖先,房东太太讥笑道:

“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

”辜鸿铭反唇相讥道:

“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

还有一次,在维也纳开往柏林的列车上,辜鸿铭为了打发时间,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一向爱搞怪的他竟然倒拿着报纸来读。

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德国人开始嘀咕起来,见辜鸿铭没有反应,其中一个德国人大声嘲笑说:

“看哪,这个愚蠢的支那人根本就不懂德文,偏偏还要装蒜,连报纸拿倒了都不知道。

”说完,两人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车厢里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这时,辜鸿铭放下手中的报纸,用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德语正色说道:

“你们这种毛头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

你们德国的文字简直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根本没意思。

”接着,他还真的当众表演了一回倒读报纸的本事,让那两个德国青年彻底败下阵来。

1878年,清光绪四年,辜鸿铭返回槟榔屿,11年的留学生活已使当日的懵懂少年成为一个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一年后,辜鸿铭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在此期间,他每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满口洋文,俨然一副绅士派头,然而,命运注定他不能作为一个生活优裕的官吏平淡了此一生,一次看似偶然的机遇,点燃了父亲、义父、恩师和许多推崇中华文化的西方学者深深埋藏在他心中的中国情节,促使他最终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

1881年,辜鸿铭与被派出访印度、返国途中路经新加坡的马建忠马建忠(1845—1900),著名语言学大师,曾留学法国,归国后任李鸿章幕僚,主办洋务。

既精通西学,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著有《马氏文通》。

会晤,两人一见如故,倾谈三日。

马建忠对辜鸿铭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数千年的文明,洋洋大观,铸就其精髓的,不外儒道两家。

首先抓住这两大经络,弄通了之后,就能触类旁通。

……然而儒道两家又不是不能相通融的,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儒家的刚强忠义,所谓君子自强不息,生活中又要有道家的和谐闲适。

”又说: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非常强调闲适和谐。

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在阐述一种思想——和谐,这是道家的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相顺应,绝不逆天而行……但现在,中国已在显出老相了……自鸦片战争后,西欧诸国对中国大肆侵略,仗着先进的兵器为所欲为。

我们留洋,就是要看看西洋人凭甚么可以到处横行,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看中国人到底甚么地方不行了。

然后再设法疗治,使我们的民族老而弥壮,使我们的国家自立于世。

马建忠的一席话对于辜鸿铭来说,犹如醍醐灌顶。

40多年后,辜鸿铭回忆说:

“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

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从此,辜鸿铭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中国,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责是“通译”。

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在此期间,辜鸿铭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帮助张之洞筹划开办枪炮厂,邀请德国兵工专家来华帮助制造枪炮;陪同张之洞迎接来华的俄皇储和希腊王子,以一口流利的法、俄、希腊语震惊四座,受到两位皇子的赞赏;1891年,俄皇储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途经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负责接待,辜鸿铭充当翻译。

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俄皇储因为当晚还有约会,用俄语私下告诉希腊王子要节制饮食,话音刚落,辜鸿铭即说:

“此餐颇合卫生,还望贵客尽兴尽量才好。

”之后希腊王子看到张之洞在吸鼻烟,非常好奇,用希腊语问俄皇储那是什么东西,辜鸿铭即翻译给张之洞,然后把鼻烟取来递给那位王子。

两位王子惊诧不已。

俄皇储临走之前特意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给辜鸿铭,并郑重表示,如果辜有朝一日到俄国游历,他定会以上宾对待。

到达上海,俄皇储逢人便说:

“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辅助张之洞组建新军;用英文翻译《论语》,致力于向西方阐释和输出中国文化。

1898年,领导日本获得甲午海战胜利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游历,10月到武昌,张之洞热情接待了这位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帝国的首相。

此时,恰值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问世不久,即赠送伊藤博文一部,与辜同样留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伊藤博文为此专门造访了辜鸿铭,并乘机调侃他道:

“听说你精通西洋学问,难道先生还不能了解,孔子之道,只能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适应当今20世纪的局势了吗?

”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

同年2月,辜鸿铭被派去上海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仑就“东南互保”进行谈判;8月,八国联军进占北京,辜鸿铭被派与在法国时就已相识的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进行谈判。

《清史稿》《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称道辜鸿铭:

“庚子拳乱,联军北犯。

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那时的北京有人说:

“庚子赔款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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