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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大字体
第七章索绪尔语言理论简介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saussure）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说，是语言学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现代语言学的流派各有不同，但是，不论哪一个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影响。
一、索绪尔的生平
索绪尔于1857年生于瑞士日内瓦。
早在中学时期，索绪尔就在日内瓦市立图书馆读到了葆朴等语言学家的著作，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
但是，1875年中学毕业后，他却根据父母的愿望，进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和化学。
然而，语言学仍然深深地吸引着他，他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在大学中，他与青年语法学派的勃鲁格曼、奥斯托霍夫、德尔布吕克和保罗交往甚密，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
1879年转学到柏林大学，同年发表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在理论上解决了印欧系语言元音原始系统中的一个疑难问题。
这时他才22岁，才华初露，引起了欧洲语言学界的注意。
1880年再回莱比锡大学考博士学位，完成了博土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
早期他在法国工作，1891年冬他回到瑞土担任日内瓦大学教授。
1906年开始讲普通语言学，1906—1907年，1908一1909年，1910—1911年连续讲了三个教程。
索绪尔在开设普通语言学这门课之前，已经把整个印欧系主要语音（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古日耳曼语、古高地德语、古英语）都教了一遍或几遍。
他深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所以，他才下决心毅然摆脱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走一条新的道路。
他在普通语言学课程中，提出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但是，索绪尔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下不了决心把他的教程写成书籍或讲义。
这需要长时间的潜心思考，以便概括出一个较好的语言学系统。
他不满意自己已经提出的理论而是力图不断修正他的理论，因此，直到他生命的终止，始终没有把他的教程写成一部书。
索绪尔1913年死于喉癌。
他死后，他的学生巴利、薛施蔼、里德林格合作，根据同学们的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delinguistiqueGenerale）—书，1916年在洛桑出第一版，后还连续出了了第五版，1972年出了由莫罗详细评注的新—版。
世界上各种重要的语言差不多都有它的译本。
二、《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主要论点
《教程》是索绪尔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一本著作。
我们要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必须以它作为根据。
《教程》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编：
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
可见，这本书的内容是很广泛的。
我们着重介绍书中的几个独特的观点。
1．言语活动、言语和语言
索绪尔把语言现象分为言语活动（Langage）、言语（parole[pə'rəul]）和语言（Langue）三样东西，它们之间是彼此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
早在1938年，陈望道将索绪尔的三个语言学概念langage、langue和parole译为：
言语活动、话语、言谈；1980年，高名凯译为：
言语活动、语言、言语。
高名凯继承了陈望道“言语活动”的译法，同时，又创造性地用有着对仗、逆序关系的“语言”和“言语”这两个词翻译了langue和parole，从此这两个十分形似又传神的译法为汉语学界的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沿用至今。
2001年，张绍杰又将langage译成“言语行为”。
2002年，裴文将langage译做“言语体系”。
“言语活动（言说世界）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
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
“因此，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
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功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
”“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
（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
（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
”
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
（a）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
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
”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
（1）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
（2）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
”
与言语相反，语言“是言语活动事实的混杂的总体中一个十分确定的对象。
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
”“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
”
“语言以许多储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
所以，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
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十1十1十1……＝1（集体模型）。
”
言语和语言“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
要使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
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
如果人们不是先在言语行为中碰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联结，他怎么会进行这种联结呢?
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听见别人说话才学会自己的母语的；它要经过无数次的经验，才能储存在我们的脑子里。
最后，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
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
由此可见，语言和言语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
索绪尔把语言比作乐章，把言语比作演奏，把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比喻为乐章和演奏的关系。
他说：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语言比之于交响乐，它的现实性是跟演奏方法无关的；演奏交响乐的乐师可能犯的错误绝不会损害这种现实性。
”这是—个非常贴切的比喻。
索绪尔从“异质的”言语活动中区分出语言和言语，断定“同质的”语言是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并且认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但是，他又把“社会的语言”和“个人的言语”对立起来，看成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造成“索绪尔式”的矛盾。
方光焘师在《评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一文中指出：
“为了认清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从言语活动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把个人的言语和社会的语言对立起来。
纯粹的个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方光焘一贯认为语言是一般的，言语是语言的个别体现，这就纠正了索绪尔的错误，为认识和区分语言和言语廓清了云雾。
言语=语言+语境。
语言的分析和言语的分析。
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说：
“言语是语言的投射和体现，是语言模式存在的唯一形式，它总是个别的具体的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因人、时、地而异。
语言，是语言世界中的相对稳定的一般的本质部分。
它对一切社会成员都是共同的，它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模式构成的一个体系。
”
2．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语言是—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等等。
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
”据此，索绪尔又把语言比喻为代数。
他说：
“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只有复杂项的代数。
例如，德语名词数的变化，Nacht（夜，单数）：
Nähte（夜，复数）（单数没有“变音”，也没有e尾，复数有“变音”即屈折和e尾，二者相对立。
ä=ae发音近似于“哎ai”；ü=ue发音和中国拼音“吕lü”中的ü一样。
常常，一个单词演变下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元音字母会下上两点。
或者名词复数时，元音有可能加上两点）。
这个语法事实可以用a\b这一符号来代表，但是，其中的a、b都不是简单项而是复杂项，它们分别从属于一定的系统之下。
Nacht有名词、阴性、单数、主格等特征，它的主要元音为a；Nähte有名词、阴性、复数、主格等特征，它的主要元音为ä，结尾加了e。
这样，就可以形成许多对立，所以叫做复杂项。
每个符号孤立地看可认为是简单项，但是从整体来看，则都是复杂项。
”语言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进行研究，都找不到简单的东西；随时随地都是这种相互制约的各项要素的复杂平衡。
”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的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
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
”
“我们试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
我们不动嘴唇，也不动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念一首诗。
”
由于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因此索绪尔把它表示为如下图：
语言符号是概念
一种两面的↑——————↓
心理实体音响形象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把概念叫做“所指”（Signifié），把音响形象叫做“能指”（signlfiant）。
他说：
“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被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
由索绪尔的定义可以看出，能指和所指都是心理的东西。
而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似乎也只是心理的东西。
这种观点，在他解释“语言”和“言语”的时候也说过：
“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
它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
”
“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结，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
”
这种本质上是心理的语言符号有什么特点呢?
索绪尔指出了两个特点：
第一，符号的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能枚举的；人们经过许多周折才发现它们，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
“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
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
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
”
当然，说语言的音义结合具有任意性是就语言的主要方面说的，语言中有少部分词语的音义联系是可以解释的，不具有任意性，比如布谷鸟，汉语叫做“布谷”，英语是cuckoo，法语是coucou，匈牙利语是kakuk，古希腊语是kokkuk，这里关于布谷鸟的语音形式，五种语言都十分相似，是根据自然界的布谷鸟鸣叫的声音仿拟的结果，这些词的音义结合就具有一种可以解释的逻辑联系。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言语缘起》一文中说，汉语的汉语的马、牛、鹊、雀、雁、鹅、鸠等，都是模拟自然事物的声音构成的。
不过，这种模拟词语的存在并不能说明语言的音义联系不具有任意性特点，因为纵观人类的语言，一方面，这种性质的模拟词语只占语言词汇系统中很少一部分，不具有系统性，客观世界中有声音可以模拟的事物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即使具有声音的事物，人类记录这些现象时，其词语并不都采用模拟的方式，有些语言采用模拟方式，有些语言不采用模拟方式。
例如“猫”，汉语念mao，与猫的叫声很接近，是模拟性的，但英语是cat，法语是chat，德语是kater，俄语是KOT，没有采用模拟方式记录。
“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
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
”
“人们对语言说：
‘您选择罢!
’但是随即加上一句：
‘您必须选择这个符号，不能选择别的。
’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
”
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既然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由这些符号所组成的语言的普遍的、突然的变化呢?
索绪尔指出了四种阻碍这种变化的因素：
（1）符号的任意性。
“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
由于符号的任意性，我们不能够论证哪一种能指更为合理的问题。
这样，也就缺少符号变化的基础。
（2）构成任何语言都必须有大量的符号这一事实使得符号难于改变；
（3）语言系统的性质太复杂。
“因为这个系统是一种更复杂的机构、人们要经过深入思考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
（4）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
“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它，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他制度作任何比较。
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在一定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
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新的。
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看来首先就是一种保守的因素。
”
索绪尔还说：
“语言之所以有稳固的性质，不仅是因为它被绑在集体的镇石（压物的石块）上，而且因为它是处在时间之中。
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
无论什么时候，跟过去有连带关系就会对选择的自由有所妨碍。
”
“时间”与“说话的大众”组成了表明语言实质的背景。
“同社会力量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的时间的作用”，使得“离开了时间，语言的现实性就不完备，任何结论都无法作出”。
“要是单从时间方面考虑语言，没有说话的大众——假设有一个人孤零零地活上几个世纪——那么我们也许看不到有什么变化；时间会对它不起作用。
反过来，要是考虑说话的大众，没有时间，我们就将看不见社会力量对语言发生作用的效果。
”
第二，能指的线条性。
能指属听觉性质。
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
（a）它体现一个长度，（b）这长度只能在—个向度上测定：
它是一条直线。
这是一个似乎为常人所忽略的基本原则。
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它的重要性与符号的任意性规律不相上下，语言的整个机构都取决于它。
3．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由于语言有它的内部要素，也有它的外部要素，所以语言学也可以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分。
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定义，就是用要把一切与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这些东西，可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来统称。
外部语言学要研究的内容有：
第一，语言学和民族学的一切接触点，语言史与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语言中的反映等。
第二，语言和政治史的关系。
第三，语言和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的关系。
例如沙龙、宫廷、科学院都对它发生影响。
而内部语言学则不容许随意的安排。
索指出：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
把它跟国际象棋相比，将更可以便人感觉到这一点。
在这里，要区别什么是外部的，什么是内部的，是比较容易的：
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
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地影响到棋法。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提出有关现象的性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规则：
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
”
4．语言的系统性与符号的价值
语言符号不纯粹是语言的事实，而是系统的组成要素，这个系统代表了语言。
进入系统中的符号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组成成员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
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形成一个整体。
正如象棋可以归结为各个棋子的位置的组合一样，语言是一个仅仅以它的各个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
“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同其他各项要家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系统永远只是暂时的，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
诚然，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约，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开始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还继续存在。
语言也有这种一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的原则。
”
索绪尔进一步用下棋来解释“价值”。
“比方一枚卒子，本身是不是下棋的要素呢?
当然不是。
因为只凭它的纯物质性，离开了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其他下棋的条件、它对下棋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只有当它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人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
假如在下棋的时候，这个棋子将弄坏了或者丢失了，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等价的来代替它呢。
不但可以换上另外一枚卒子，甚至可以换上一个外形上完全不同的卒子（如扑克牌中的备用牌）。
只要我们授以相同的价值，照样可以宣布它是同一个东西。
”
由此可见，在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各个要素是按照一定规则互相保持平衡的。
同一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
反过来也是一样。
索绪尔以词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价值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价值。
词既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
例如，法语的mouton（羊，羊肉）跟英语的sheep（羊）可以有相同的意义，但是没有相同的价值。
这里有几个原因。
特别是当我们谈到一块烧好并端在桌子上的羊肉的时候，英语说mutton（羊肉['mu:
tn]），而不说sheep。
英语的sheep和法语的mouton的价值不同，就在于英语除sheep之外，还有另一个要素mutton，而法语的词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mouton一词在法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与英语sheep一词在英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不一样。
可见，词的价值不是由标志它的客观对象的关系来确定的，而是由它对其他词的关系及其在该语言中的地位来决定的，价值就是系统的功能，价值就是语言事实在该语言系统中的意义。
因此；索绪尔得出结论：
“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
”价值的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基本概念，它是“系统”的概念所派生出来的概念之一，与索绪尔在分析语言系统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概念交织在一起。
“同—性的概念常与价值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反过来也是一样。
”
由于价值决定了符号的功能，因此。
价值的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体系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概念之一。
5．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linguistics）和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linguistics）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而任何研究价值的科学，在研究自己的对象时，必须区别共时的观点和历时的观点，也就是说，要把它们放在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上来研究。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依照下图分出：
（1）同时轴线（AB），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
（2）连续轴线（CD）．在这轴线上，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是第一轴线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这条轴线上。
”见图
C
|
A-----------|-------------B
|
↓
D
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
“对研究价值的科学来说，这种区分已成了实际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并且成了绝对的需要。
在这样的领域里，我们可以向学者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考虑这两条轴线，不把从本身考虑的价值系统和从时间考虑的这同一些价值区别开来，就无法严密组织他们的研究。
”
“价值系统越是复杂，组织得越是严密，正因为它的复杂性，我们越有必要两条轴线加以研究。
任何系统都不具备这种可与语言相比的特点，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准确地起作用的价值，这样众多、这样纷繁、这样严密地互相依存的要素。
”
所以，索绪尔主张区分两种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
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
”
索绪尔认为，“我们研究语言事实的时候，第一件引入注目的事是，对说话者来说，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状态。
所以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
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
历史的干预只能使他的判断发生错误。
要描绘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却同时从汝拉山的几个山路上去摄取，那是荒谬绝伦的；全景只能从某一点去摄取。
语言也是这样：
我们要集中在某一个状态才能把它加以描写或确定使用的规范。
要是语言学家老是跟着语言的演化转，那就好像一个游客从汝拉山的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去记录景致的移动。
”
因此，“语言学在给历史许下了过大的地位之后，将回过头来转向传统语法的静态观点。
但是这一次却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
历史方法将作出贡献，使它青春焕发。
正是历史方法的反戈一击将使人更好地了解语言的状态。
”
共时语言学把语言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而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形成系统。
换言之，共时语言学仅仅与语言有关，而历时语言学则与言语有关。
“于是，语言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第二条分叉路。
首先，我们必须对语言和言语有所选择；现在我们又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
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
“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
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
”
一旦掌握了这个二重的分类原则．我们就可以补充说：
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
一切变化都是在言语中萌芽的。
任何变化，在普遍使用之前，无不由若干个人最先发出。
可见，在索绪尔学说中，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在客观上来源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我们能够既在共时态中，又同时在历时态中来研究语言及其现象吗?
索作了否定的问答：
“这两种观点——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
”可见，在共时观察的语言系统中，那些从历时的观点看来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却可以得到相反的评价。
而实际上，历时事实同它们产生的共时的静态事实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
索绪尔指出：
“所以，要把这样一些不调和的事实结合在一门学科里将是一种空想。
在历时的展望里，人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些跟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制约着系统。
”
那么，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哪一种更为重要呢?
索绪尔认为，共时观点比历时观点更为重要，因为对说话者来说，“它是真正的、惟一的现实性”。
换句话说，如果语言学家只注意历时的背景，那么，他看到的绝不是语言，而只是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
他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
“自有近代语言学以来，我们可以说，它全神贯注在历时态方面。
印欧语比较语法利用掌握的资料去构拟前代语言的模型；比较对它来说只是重建过去的一种手段。
对各语族（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等等）所作的专门研究，也使用同样的方法；状态的穿插只是片断的、极不完备的。
这是葆朴所开创的路子，他对语言的理解是混杂的、犹豫不定的。
”
6．句段关系（syntagmaticrelation）和联想关系（associativerelation）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的机构中，一切要素都是按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运行的。
这两种关系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两个形式，并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价值。
什么是句段关系呢?
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连接在—起，彼此便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它们之间结成的关系，叫做句段关系。
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叫做句段（syntagmes）。
所以，句段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单位组成的。
“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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