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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剑桥建校８００周年，我谨致以热烈祝贺！
首先，我向剑桥大学赠送“中华数书苑”，其中收录了中国出版的２０万种电子图书，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大家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中国。
这是我第四次访问英国。
中英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断增多。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经贸、文教、科技等领域的有效合作，为发展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我向长期致力于中英友好的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
我深深爱着的祖国——古老而又年轻。
说她古老，她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
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说她年轻，新中国成立才６０年，改革开放才３０年。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又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明古国焕发了青春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最根本、最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体制创新。
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实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
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３０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２亿多，人均寿命提高了５岁，８３００万残疾人得到政府和社会的特殊关爱，这是中国保障人权的光辉业绩。
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我愿借用两句唐诗形容中国的现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中国人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古而又新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的一场伟大实践。
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深深爱着的祖国——历经磨难而又自强不息。
我年轻时曾长期工作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在那浩瀚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稀有的树种，叫胡杨。
它扎根地下５０多米，抗干旱、斗风沙、耐盐碱，生命力极其顽强。
它“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世人称为英雄树。
我非常喜欢胡杨，它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了天灾人祸，渡过了急流险滩，昂首挺胸地走到今天。
深重的灾难，铸就了她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品格。
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从民族的进步中得到补偿。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在汶川地震灾区的亲身经历。
去年５月，四川汶川发生震惊世界的特大地震，北川中学被夷为平地，孩子伤亡惨重。
可是，时隔１０天，当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时，乡亲们已在废墟上搭起了板房教室，校园里又回荡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当时我在黑板上，给同学们写下了“多难兴邦”几个。
地震发生以来，我７次到汶川灾区，碰到这样感人的事迹不胜枚举。
我为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愈挫愈奋的精神深深感动。
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而愈益坚强、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中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这种基本国情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水平，排在世界１００位之后，仅为英国的十八分之一。
到过中国旅游的朋友，你们所看到的城市是现代的，而我们的农村还比较落后。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面临三大历史任务：
既要努力实现欧洲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又要追赶新科技革命的浪潮；
既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又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既要实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又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
但是，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我深深爱着的祖国——珍视传统而又开放兼容。
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
“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国古老的经典——《尚书》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
“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哺育了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
我们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宽厚包容；
又能像苍天刚健运行一样，彰显正义。
１５世纪，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过三十几个国家。
他带去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还帮助沿途有的国家剿灭海盗，真正做到了播仁爱于友邦。
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
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
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
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和相互学习。
今天的中国，有３亿人在学英语，有１００多万青年人在国外留学。
我们的电视、广播、出版等新闻传媒，天天都在介绍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
正因为我们善于在交流中学习，在借鉴中收获，才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和进步。
进入２１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她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中国将永远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的方式、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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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世博会既是每个时代最新文明成果和人类智慧的大汇聚，也是东道主动员全国力量，全方位展示本国社会、经济、文化成就和发展前景的最好机会，是国力强盛的象征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因此一直为世界各国争相举办。
但世博会长期囿于少数发达国家，中国赢得XX年世博会主办权是15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
XX年世博会的主办权的成功，是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可，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也必将对中国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xx大”提出，在未来20年中，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这段征程中，XX年北京奥运会和XX年上海世博会将发挥“中途加油站”的重要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世博会在我国老百姓中的知名度不及奥运会。
但是，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亚于奥运会。
在国际上，素有“经济、文化、科技领域奥林匹克”之称的世博会，同奥运会一起，被誉为全球两大顶级盛会。
有数据预测，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将达到每年0.3％左右。
根据规划，上海用于世博会园区建设的直接投资额将达到30亿美元，而由此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交通、商业、旧区改造等延伸领域投资约是直接投资的5至10倍。
同时，世博会的需求将催生一大批中外合资的融资、商业、旅游、管理以及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公司，海内外客商参与的市场空间非常大。
有人曾测算，北京申奥成功后，预计在未来几年中，我国将因此新增200万个就业岗位，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将额外增加0.3％。
而上海世博会会期长达半年，人数更可能打破历史纪录。
据权威部门测算，如果XX年在上海举办世博会，参观者将超过7000万，有望创下世博会历史的最高纪录。
有关专家认为，如果上海世博会门票价格为170元人民币，购票游客为4300万人次，则门票收入将达73.1亿元人民币；
如果参加世博会人数中有60％在会场内用餐一次，以平均每人消费30元计，则餐饮收入为7.8亿元人民币；
估计参观者90％会在会场内饮用饮料，以平均每人消费10元计算，饮料费收入为3.9亿元人民币；
估计30％的参观者会在会场内购买旅游纪念品，以平均每人消费30元计，纪念品销售额达3.9亿元。
综合各项，世博会门票、餐饮、旅游纪念品等的直接销售收入将接近90亿元。
世博会将为“旅游消费链”的形成推波助澜，对旅游及相关行业起到巨大拉动作用。
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每增长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长4.3元。
而且，除了直接、间接收益外，世博会还将给上海带来持续的无法计算的后续效益。
这可以参照历史上的经验：
埃菲尔铁塔是1889年世博会给巴黎留下的“摇钱树”，让法国相关行业受益无穷。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世博会的举办必将产生显著的周边联动效应，辐射华东，甚至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价值将难以估算。
世界博览会为什么备受关注
中国国务院总理说，世界博览会是展示世界文明发展最新成果的盛会。
通过举办世界博览会，可展示人类在某一个或多个领域中，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举办世博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庆祝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某个国家、地区的重要纪念活动，以展示人类在某一领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因此，世博会一直是世界各大国争相承办的大型国际活动。
自英国首届世博会以来，国际大都市一直热衷于举办世博会。
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站在欧洲工业时代即将到来的最前沿；
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宣告美国登上世界舞台；
19XX年的巴黎博览会将目光聚集在新世纪；
1958年的布鲁塞尔博览会标志着战后重建进入佳境；
1970年的大阪博览会显示战后日本的日益强大。
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对世界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产品均是在世博会展出后迅速推广的：
1851年，首届博览会中，展出了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济成就和参展国家先进的工业品，如左轮手枪、自动链式精纺机、大功率蒸汽机、轨道蒸汽牵引机、高速汽轮船、起重机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和桥梁等模型；
1855年，巴黎世博会展出了混凝土、钢制品、铝制品和橡胶等；
1862年的伦敦博览会展出了新的工业产品——缝纫机、印刷机和火车；
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首次展示了电动马达；
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上，大量的美国技术展现在欧洲人面前，有收割机、打机、电话、冰库车，还有由同一条电线同步拍发两项消息的双重电报机；
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展出了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留声机、冷冻船等划时代的发明；
1889年，巴黎世博会主题塔著名的埃菲尔铁塔，至今成为法国和巴黎乃至世界的象征；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电的发明和应用，使其成为此届世博会中最耀眼的“明星”：
首次使用交流发电系统，并用玻璃管吹制出母和图形形状，霓虹照亮巴黎夜空；
1939年美国纽约世博会上，磁带录音机、电视机、尼龙、塑料制品等崭露头角；
1958年，二战后的第一次世博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
博览会的中心饰物是一个巨大的原子结构模型。
它象征着人类安全、和平地应用原子能；
1962年，美国西雅图世博会上，首次展出了航天器，表明人类已经能够借助高科技的威力进入宇宙；
1964年，美国纽约再次举办世博会，博览会展示了复合屏幕、座椅连动式影像式娱乐、伏兹镜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示了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主题公园；
1970年，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上，美国馆展出了“月亮上的石头”，此次博览会也让日本第一次以世界发达国家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XX年，汉诺威世博会时，汉诺威市进行了isdn（综合业务数网）网络建设，使其成为信息流和快速交通流的交汇点……
同样，XX年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举办不但说明了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所注目，也预示着我们正在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当年父辈被瓜分今日成了东道主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人对世博会既熟悉又陌生。
中国参与世博会始于晚清。
1866年，总理衙门首度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博览会，但置之未理。
清政府一向以“天朝”自居，对出洋参赛并不重视，目之为赛珍耀奇、无益之举。
把“世博会”译为“赛奇会”、“炫奇会”、“聚珍会”、“聚宝会”等，隐然含有“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
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代表中国人去观摩的却是一个叫包腊的英国人。
他是由当时清朝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委派的。
中国的参展方式本身成为“赛奇会”的一“奇”；
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中国政府第一次派中国工商业代表李圭一人参加；
1915年，中国参加了巴拿马世博会，有张小泉剪刀、西凤酒、茅台酒、魏氏风筝、茅台酒等传统手工艺品获奖，被人讥笑称：
中国除了这些东西外，没别的了；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2年美国诺克斯威廉世界博览会，中国才返回世界博览会。
1982年5月1日，“能源”专业世博会在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举行。
中国馆首次登上世博会的舞台，成为世博会新的亮点。
展览期间，中国馆内经常观众如潮。
—群来自台湾的学生在参观后即兴赋诗一首：
“当年父辈似瓜分，信断依稀两不闻，今日吾辈重集会，正如龙虎会风云”。
此后，历届世博会的组织者都邀请我国参加。
世博会成为我国展示综合国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窗口。
截至XX年底，我国共参加了10次世界博览会，并赢得较高声誉；
1992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上，中国馆展出的现代高科技成就、园林建筑艺术和手工艺品，以其新颖、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设计被评为“五星级展馆”；
1993年，在韩国大田世博会上，中国馆展示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航天科技、三峡水利工程等，并被评为5大最佳展馆之一；
1998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世博会上，中国馆展出海洋开发和利用、火箭模拟发射卫星表演和环幕电影馆等具有国际尖端技术的科技产品……
“当年父辈似瓜分”，今日成了东道主，世界博览会中的中国历史，见证出中国从封闭走向接受，从自固走向共同，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曲折。
关于时事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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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醉酒驾车撞死人的事件真的越来越多，还是“后胡斌飙车案”语境下媒体对此类案件报道增多，让人产生这类事故越来越多的感觉。
新近，杭州又发生了一起酒后驾车撞死人的悲剧。
8月4日晚，魏某酒后驾驶保时捷越野车，撞死横穿马路的女子马芳芳。
跟同城的胡斌案一样，驾车者身份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媒体报道强调，今年29岁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车主系其父，也是该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长——新闻这样交代并没有问题，但我不喜欢某些媒体刻意在大标题中强调“杭州保时捷撞死人案司机父亲为董事长”。
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强调胡斌的富二代身份一样，这是在迎合社会的某种情绪，渲染社会的断裂，并营造一种对抗的氛围，把一场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场贫富对抗、强弱对立、社会断裂的标志事件。
这样的渲染是很可怕的。
在胡斌案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回想一下当初某些媒体的标题：
富二代阔少飙车撞死大学生——这多么让人血脉贲张，多么让人愤怒，多么强烈地刺激着公众本就脆弱而敏感的贫富神经，在斑马线上营造了一种多么可怕的贫富对抗、强弱对立场景。
可实际上，伤亡者谭卓早已毕业工作多年，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学的在读大学生。
如果根据实际身份把这样的描述转换为“在读大学生开车撞死公司白领”，舆论肯定又是另外一种反应和情绪，可见这种身份标签的悖谬。
显然，一些媒体之所以那样描述，是迎合舆论中部分人对贫富差距的受害想象，在利用这种情绪进行炒作。
“杭州保时捷撞死人案司机父亲为董事长”也是如此，看似在陈述一个事实，实际是在刻意强化那种“富二代没几个好东西”、“富人为富不仁欺压良民”的舆论偏见，传播“醉酒驾车者都是富人”、“强者肆无忌惮欺凌弱者”的仇恨印象。
醉酒驾车的多是富家子弟，这其实是媒体对身份的选择性强调营造出的一种幻觉。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高达10万左右，其中相当部分是“酒精”所致。
中国每年由于酒后驾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多达数万起，数以万计的家庭因为交通事故而支离破碎。
另有数据统计，从1994年到XX年,全国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不知有些媒体有没有深思过，每年数万起的酒后驾车案中有多少富人作的孽，多少是富二代飙车引致，多少是宝马闯的祸？
不说远的，就说近来各地发生的几起酒后或醉酒驾车撞死人的事故吧。
成都那起醉酒驾车酿成4死1重伤的惊天血案，司机孙伟铭只是成都某技术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开的也不是名车。
广州中山一路“5·
15”造成3人死亡的特大车祸，醉酒驾车的司机梁某是一个普通人。
嘉兴中院近来审理了一起案件，从安徽老家到嘉兴打工的高某，酒后驾车撞死了自己的妻子……在这样的案件中，媒体从来不会强调肇事者的身份，因为那样的身份没有“新闻性”。
而一旦是个富人或富二代，身份就会在新闻标题中被强化，于是留下“富人名车草菅人命”的印象。
毋庸讳言，公众情感因为这样对贫富身份的刻意渲染而进一步被撕裂，正像在胡斌案中所显现的那样：
既干扰了司法独立，又撕裂了社会情感。
很明显，醉酒驾车并不是哪个阶层的原罪，不是专属哪个群体的罪恶标签，而是一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恶，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
醉酒驾车只是一种醉酒者对法律的侵犯，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驾车者与社会的矛盾，而不是富人与穷人的矛盾。
公众的敌人是肆意践踏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富人，只不过有时碰巧是一个富二代而已。
确实，改革转型期的中国，贫富差距拉大是一个现实，贫富对立导致的许多问题也客观存在。
但负责任的媒体应报道真相，以客观的舆论监督消弭这种断裂，理性地引导公众情绪，而不是利用这种情绪进行炒作，惟恐对富人的仇视情绪还不够，为这种情绪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评论者更要有一颗仁心，更要把尊重规则置于首位，独立、客观、理性地进行判断，而不是被怒气冲冲、情绪化的舆论所引导，迎合那种非理性的情绪。
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解决，而不是人为地渲染。
最后回到保时捷撞死人事件上来，需要舆论聚焦的是如何以严刑峻法遏制频发的酒后驾车，严惩那些践踏规则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哄。
这是公众与醉驾者的对立，而不是穷人与富人的对立。
渲染那种与事件无关的情绪，只会转移对真问题的关注。
假如火车丢钥匙事件发生在乌鲁木齐盛大林3日，载有526名乘客的d175次列车准备从天津站出发时，司乘人员发现钥匙丢失了。
这列动车是刚从沈阳开到天津的，需要调头再开回沈阳，但在交接班后司机发现钥匙不见了。
列车通过广播动员车上乘客帮忙寻找，司乘人员也拿着手电筒逐个车厢搜寻，但都一无所获。
在满车寻找钥匙无果的情况下，只好通过京津城际从北京调来了备用钥匙，列车在晚点了2个小时后才重新启动。
（据8月4日《今晚报》）刚刚交接完毕，钥匙不翼而飞，竟然让数百名乘客帮忙，最终不得不从北京送来备用钥匙。
想想当时那全员行动、地毯式搜寻钥匙的场面，真让人哭笑不得。
庆幸的是，天津与北京迟尺之遥，钥匙很快就送过来了——这不禁让人联想：
要是“火车丢钥匙”发生在距京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如何是好呢？
这是铁路上近一个多月时间发生的至少第四起事故了。
7月29日，一列火车在焦柳线上脱轨，造成5死50伤；
7月27日，一列火车在兰新线乌鞘岭隧道内起火，1700多名乘员徒步摸黑逃生；
6月29日，两列火车在湖南郴州站相撞，造成3死63伤。
如果把去年4月发生在胶济铁路上的列车相接事件，铁路上的安全事故更加触目惊心。
也许有人认为，不能把“火车丢钥匙”与上述几起事故相提并论，因为那几起都导致了人员死伤等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丢钥匙只是让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而已。
单从后果来看，情况确实如此；
但就起因而论，却是祸出一源。
胶济线的相撞主要是超速引起的，郴州站的相撞是“人为疏忽”引起的，焦柳线“山体滑坡掩埋铁路”导致脱轨的深层原因还是相关的应急机制不健全，而兰新线起火事件至今无调查结果本身就能反应出一些问题……说到底，这些事故的发生都与“管理混乱”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交接中丢钥匙不也是“管理混乱”的表现吗？
每一次事故发生后，铁道部门都表示，要查摆原因、总结教训、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人们看到的事实是，安全事故不断没有减少，甚至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与此同时，以前因重大事故而被免职的干部纷纷易地“复出”甚至得到提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因再次超速而被免职的原济南铁路局局长耿志修出任铁道部安全总监之后，铁路上的事故发生得更频繁了，真不知道他这个“安全总监”是怎么做的，更不知道铁道部为什么让他这个因安全事故而挂冠的人当“安全总监”。
“火车丢钥匙”虽然只是小事故，但也反应出了大问题。
铁道部门应该像对待那几起重大事故一样对待它，并以这些事故为教训，狠抓内部管理，增强安全意识，从而避免类似事故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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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晋江的万石山，因有摩尼光佛而香客、游人接踵而至。
你若来过晋江草庵，或许会知道摩尼光佛就趺坐在这古寺中。
它一眼望去，小小的庵门亮起一个小世界，那两株为陪伴它而等候数百年的圆柏，于沧桑中潜生奇崛、苍劲的虬枝，照焕岁月的光芒。
春冬之时，等风来，等小雨飘洒，一股梅花的香迎了过来，拂过行人的肩，贴着它，泛出温润的笑意和光，让人也心生端庄与慈祥。
还有那古井、亭子、石径、山石、果树等交叉环绕，似乎只有赞叹才能应景了。
设若携一身惶灼而来，在这幽僻之处清凉，沉潜时光，再轻松而去，应是畅然。
而对于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如我，大抵因可便宜观赏而更多感觉到了寡淡、不稀奇。
诚然，草庵仍是我时常光顾的所在。
清明节的那个周末，为了陪儿子完成一篇登山日记，我们又去了草庵。
依然先是在庵前的空地上停留、四处张望，继而复入寺中瞻仰摩尼光佛的尊座，读读石柱上的对联，做若有引动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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