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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具备解决社会公平的财政实力，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要求在社会事业方面把实现公平摆到第一位，象这几年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就是典型表现。

讨论

1、你觉得义务教育以效率为导向合适吗？

为什么？

2、你认为义务教育资源应如何分配更合理？

案例2．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是谁的责任

1、为了解决贫困大学生入学难问题，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和财政部出台了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办法。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面向在校的全日制高等学校（包括民办高校）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学生、第二学位学生、研究生发放的无需抵押的、在校期间政府给予全额贴息的个人信用贷款，目的是帮助普通高等学校的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以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

申请的贷款金额主要根据学生本人所在学校规定的学费收取标准和学校所在地区的基本生活费标准确定。

一般情况下，学生每年可得到6000-8000元左右的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利率执行，不准上浮。

其利息的一半按所在学校的归属关系，分别由中央财政或地方省级财政贴息，其余一半由个人负担。

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优惠政策，一是无需担保，二是由中央或省级财政贴息一半。

从长远看，国家助学贷款可能成为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手段。

2、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

英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有四项核心内容：

第一，学生在学期间不支付学费，毕业后找到工作，才开始支付教育贷款。

保证家庭困难的学子能上大学。

第二，毕业后工资挣到22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才开始偿还贷款。

而还教育贷款，算作支付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你工资达到一定水平后，即使不还贷款，这笔钱通过付税也是要缴的，还不还贷款对你的收入几乎没有影响。

第三，清偿贷款，没有利息。

而且每年清偿的份额，不超过年收入的9%。

你挣得越少，还得越少。

第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免高达1/3的学费。

在每年以收入9%以内的份额清偿贷款的条件下，一般学生毕业后13年才能够清偿全部贷款。

如果毕业后收入低，贷款就长时期内无法还清。

所以，法律规定，按这样的比率25年还无法清偿贷款，25年后应付的份额将全部免除。

美国政府和各大学为学生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财政支持。

在哈佛大学，每年接受各种财政支持的学生在70%以上，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财政支持的学生达到75%。

美国中央财政资助体系中，有三大主要奖学金计划。

一是“罗伯特·

伯德荣誉奖学金计划”，每年1500美元，可持续4年，每个州不少于10个名额；

二是“全国科学奖学金计划”，最高奖学金可达一年5000美元；

三是“保尔·

道格拉斯教师奖学金计划”，奖学金金额最高为5000美元。

[点评]

“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缀学”，这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那么，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是谁的责任呢？

联系财政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政府是主要责任者。

各级政府在这几年间采取了多种措施帮助贫困大学生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完成学业，从财政上来说，通过财政支出安排补助资金以奖学金、助学金、贴付利息、建立风险基金等方式履行政府职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不论是从财政的产生来看，还是从财政的发展和当今时代财政存在的原因看，财政都是国家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物质后盾，是国家解决大学生因贫困而面临缀学等问题的重要物质保证。

[讨论]

1、为什么政府要许诺“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辍学”？

请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角度来分析。

2、在美国这样市场化水平如此之高的国家中，大学教育的私有化程度相当之高，然而政府在教育方面依然毫不吝啬的给予投入，这是为什么？

案例3．乡村赤脚医生先进事迹引发的思考

[案例来源]根据2005年8月8日贵州日报《乡村赤脚医生艰难守护生命》一文及贵州信息港网站相关报道编写。

在贵州省从江县月亮山区东麓闭塞的苗族村寨，2005年出现了一位省劳模和《南风窗》杂志社“2004年度人物奖”，这两项荣誉都属于一位年轻的漂亮妈妈——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的“赤脚医生”李春燕。

李春燕出生在一个乡村医生家庭，1997年初中毕业于大洞中学的她，被县里推荐免费到黎平卫校医士班学习。

毕业后，李春燕想到外面世界去看一看，但是父亲却郑重地把“赤脚医生”的“衣钵”传给了她，并告诉她:

“村里人看病不容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丢下患病的乡亲。

”

李春燕毕业当年就嫁到了大塘村，在丈夫和家人的支持下，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门诊开张了。

春燕本以为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为群众看病，既可维持生计，又能解决村民看病难的状况。

可实际的情况是门诊开了一年，乡亲们看病没钱付，只好欠账，春燕因此背上了2000元进药债务，到现在，这笔欠债越滚越多。

丈夫为了还债只身南下打工，李春燕也几次想与丈夫一起打工还清债务。

但是父亲曾说过的话和乡亲们的挽留最终让她决心留下来。

大塘村共有524户，2577人，是从江县最大的苗寨之一，也是从江县最为贫困的村寨之一。

由于村民欠账太多，进药费用成为折磨李春燕的难题，公公、婆婆被李春燕治病救人精神感动，陆续卖掉一些家禽，李春燕的小门诊就这样艰难地维持下来。

黄柳珍是大塘村的困难户，2003年6月在医院做完手术后由于没钱提前出院，回家后没两天突然大出血并导致休克，此时正值深夜11点。

李春燕得知后，背上药箱在漆黑的小路上一路狂奔，整个抢救过程从夜间11时持续到第二天上午9点。

之后连续8天春燕又把黄柳珍接到门诊为她输液直至康复。

这笔费用贴在春燕屋子里的柱子上，知道春燕故事的人来到春燕家里都要去看看那根贴满欠条的柱子，上面的欠条上虽然只有一些简单的人名、时间和欠款数目，但很多人在看这些欠条时都会视线模糊，因为那上面满满地记录着春燕4年多为全村近7000人次的病人看病的一个个动人故事。

五年来，为了筹钱进药，李春燕曾经借空了丈夫的所有积蓄，曾经变卖了家里的猪和牛，多次打算外出打工挣钱还账。

李春燕的事迹报道后，迅速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大家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对李春燕表示敬佩，同时为她寄来了一些药品及现金，2005年5月年已70岁的澳大利亚华侨陆先生夫妇不远万里到大塘看望李春燕，并赠送她5000元人民币。

北京的潘慧女士也寄来2200元让李春燕把贫困群众看病欠下的账消掉。

香港钟佩华女士为大塘村捐资8万元人民币修建村级卫生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许多城市的志愿者，都慕名前来拜访李春燕。

省卫生厅2005年7月份在贵阳举办的全省妇幼保健培训班，李春燕是全省惟一一个免费参加培训的村级农村卫生员。

从2005年元月起，李春燕对全村12名五保户（残疾人）实行免费治疗。

荣获省劳动模范称号时春燕拿到了5000元奖金，但还没回到村子，又在县医院替一个交不起住院费的陌生人交了3000元。

根据一份来自我国25个省市的农村调查数据显示，导致农民负债的主要原因是疾病，所占比例是29%；

导致贫困户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疾病，所占比例是40.9%。

在贵州省的许多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更为严重。

从江县卫生局长敖家辉说：

“我们国家目前卫生资源倒置。

80%的资源放在城市，20%的资源放在农村，80%的人口享有20%的资源，20%的人口享有80%的资源。

”温家宝总理10月1日到河北省滦平县农村考察时也指出：

“看病难看病贵是农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一方面是要建设好乡村医生队伍。

各级政府和社会应当关注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给予他们必要的技术和资金的扶持，以提高他们医疗技术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农民群众服务。

李春燕的先进事迹固然感人，但也引发一个思考，有着2500多名苗族村民的大塘村的医疗卫生经费应该由她一个人来承担，还是应该由国家、居民来共同承担，农村居民是否也应当象城市居民一样享受较好的医疗保障，乃至享受带来福利性质的医疗保险，农村卫生事业是否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属于准公共产品？

1、你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农村医疗保健支出是否属于财政支出范围？

你的理由是什么？

3、请思考农村公共医疗通过上述形式来供给是否合适，为什么？

案例4．为什么市场不能提供便宜的“救命药”？

因患白血病入院治疗一年多的上海患儿明明不会想到，历时半年、好不容易配对成功，骨髓移植手术却无法按期进行，因为医院里的关键药物断货了。

据了解，这种药物疗效好，毒性反应低，但就因为价格便宜，几乎没有厂家愿意生产。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公众的普遍性思维。

在很多公众眼中看来，越是能治病的好药，价格就应该越高。

然而，这则新闻却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

在药价越来越高、对一些疾病却无能为力的同时，越来越多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却面临停产、短缺的困境。

这则消息让人想起“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定律。

在医药市场中，可把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喻作“良币”，把价格高、疗效差的药品喻作“劣币”，后者时常能攫取好处又不受处罚，前者的价值却又得不到体现，于是产生了“逆淘汰”效应———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只能推离市场，甚至被“逼良为娼”、改头换面后以高价格重新进入市场。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如今的医药市场上的大行其道，原因其实很简单：

一方面是医院也不愿意为患者开便宜的救命药，另一方面，厂家本身是逐利的，一旦发觉某种药品的利润空间缩小，就会逐渐减产、停产，或者更改包装、品名或剂型，以新药的面目申报，以达到涨价的目的。

如此廉价经典药也就逐渐被淘汰，而高价药的花样也就不断翻新。

事实上，经过17次的降价，老百姓手中的处方依然是沉甸甸的，降价的结果不是把医药销售的利润让给了消费者，而是导致那些廉价经典药被逐利的市场之手拒之门外。

因此，有关部门应该考虑调整现行的药品定价政策，给廉价经典药更多的补贴，使厂家有更多的利润空间，让老百姓能够用到“救命药”。

讨论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是为了明确政府负责哪些事情、财政支出规模多大，然后才能确定需要筹集多少财政收入——这就是基本思路。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道理，纯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来提供，这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

从这个角度说，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不应掺杂经济利益和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

医疗服务可以分为公共医疗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

计划免疫、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

基本医疗服务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避免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

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

而非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主要靠市场化方式来提供，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盈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

1、结合切身经历谈一谈“看病难”问题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2、结合公共产品理论，分组讨论我国医疗事业改革的问题

案例5．公厕管理改革的尴尬

[案例来源]综合相关报道编写。

俗话说，人有三急，可偏偏有时不能如愿。

2002年11月的一天，上海市一公共厕所前，一位老大娘急匆匆赶来，拿出二角钱给管理员，还没进去就被管理员拦住了，管理员指指门口立着的一块告示牌说：

1块一次。

老大娘吃惊地说：

怎么要这么多钱？

这时，一位小伙子急急忙忙要闯进去，管理员伸手把他给拉住了，小伙子求饶说“我拉肚子”，可管理员还是不松手，对他说，你拉金子也不关我事，先交钱再进去。

两人在厕所门前吵了起来，看热闹的人都嘀咕着说：

上个洗手间干嘛要这么贵，一天要是上个十次八次那一个月得花多少钱。

旁边一个人接过话岔说，那一个月得三百块，我这一个月低保金差不多花完了。

这个场面不只发生在上海，近年来上海、武汉等城市进行了公厕民营化的尝试，引发了对于公用厕所收费及管理的议论。

2002年11月，上海市一名下岗女工经过公开招投标，成为一家星级公厕的经营者。

之后，武汉武昌火车站出口处一家公厕在2003年８月拍出了62．15万元的天价，引起社会的轰动。

石敬涛在2003年11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评论说：

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进行公共管理经营，政府既能大大降低公共管理的投入成本，又能给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应该说这是由有限政府向无限政府变革过程的必然要求。

从这一方面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城市公厕经营管理权，尽管当前还存在不少争议，但客观地说，这种尝试符合政府管理与社会公众两者的共同利益诉求。

但是，这种市场激励机制的介入，不能以损害和破坏政府公共管理与社会公众两者共同利益诉求的对称和平衡为代价。

在市场化的运做中，不能仅仅一“拍”了之，然后任由经营者漫天要价。

有人算了一笔账，一年上交管理费20万元，就算不考虑水、电、人工等费用，平均每天起码要得到548元才能保本。

这必然转嫁到如厕的居民或游客身上，假设一天有1000人次如厕，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纳0．55元，如果有500人次，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纳1元。

要是经营者头脑更灵活一些，想象力更丰富一些，兴许会在附加一些服务，如提供书刊欣赏、音乐欣赏等，当然那是要另外收费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服务的收入来弥补主要业务的亏空，这样，这一公共服务就会变味了。

石敬涛评论说：

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成了大多数人的奢望；

最基本的城市公共设施成了少数个人资本的赢利场所。

这显然不是政府管理与社会公众共同利益诉求的归宿和目标。

在栈桥附近的黄金地段，凭借地理优势和垄断经营搞天价收费，在这种前提下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将利润最大化放在了首位，这必将使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都有失公平。

时隔不久，2003年11月1日《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昌火车站以62.15万元高价获得经营权的公厕，因超标收费被收回经营权。

这已是第二次因超标收费被收回经营权。

同一天的《天府早报》报道，青岛市一座移动公厕4年经营权拍出80万元的天价。

竞拍人准备按每人5元甚至10元的价格收费，而绝大多数青岛市民对这个价码不能接受。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厕管理进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

以前，由于公厕不收费，卫生条件很差，现在有些公厕通过收费并承包给专人管理，卫生状况得到很大改善，这是有目共堵的。

这样的改革一方面降低了公共管理成本，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社会公众。

但对于这种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有关部门应该保证各个方面的市场激励机制与此相适应，而不能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正象有评论所说的：

“天价公厕苦了消费者”。

这种现象正好说明：

某些地方公共设施服务商业化倾向严重，其重要原因是管理者未能划清私人服务与公共服务的区别，以及分别供给这两类服务产品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市场产业与公共产业的不同，简单地倡导公共设施服务市场化、产业化，把为私人服务的市场产业与公共服务产业混为一谈，造成一些地区公共设施服务的变味。

公厕能否完全市场化运作？

监狱能不能由私人来办？

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但美国确实出现了非政府办的监狱。

这世界也太离谱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别人做不到的。

从理论上说，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一定完全靠政府，也可以由市场提供。

比如，在我国，外资、私人资本已经进入了金融、交通、民航、旅游、教育、医疗卫生等等以往只有国有资本才能经营的领域，对此，社会的反映也各不一样，有叫好的，有指责的，也有叹息的。

如何看待这些改革，究竟应该由政府提供还是市场提供，主要看谁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讨论]

1、公厕是否属于公共产品，应由谁提供？

如何管理？

2、请举出其他类似例子说说目前改革中由于过度市场化而影响公共产品有效提供的情况

案例6：

灯塔经济学

灯塔是船只的安全航行的一种必要设施。

一般航海发达的国家，其灯塔制度也发展得比较早。

作为早期的海上强国之一，英国的灯塔制度是发展最早、最完善的。

早期的英国，灯塔设施的建造和灯塔服务，与别的产品一样，也是由私人提供的。

为了满足航海者对灯塔服务的需要，一些临海人家出钱建设了灯塔，然后根据过往船只的大小和次数向船只收费，以此作为维护灯塔设施的日常开支（维护灯塔的费用和人员费用），并获取投资收益。

建造灯塔的人后来发现，有些船只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缴纳灯塔使用费。

他们或者绕过收费站逃避付费，或者干脆就宣称没有享用灯塔的服务，拒绝交费。

这种现象扩散开来，自觉交费的船只越来越少，以致于灯塔经营者人不敷出。

于是，灯塔经营者专门建立了一只队伍，配备了专门的装备来监督和核查过往船只的交费情况。

这样一来，虽然灯塔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也增加了，灯塔经营还是入不敷出。

经营者被迫再次提高收费，然而收费的提高促使更多船只试图逃避付费，而雇佣更多人员监督收费又会使成本进一步上升。

如此这般。

私人灯塔制度终于维持不下去了，没人愿意再出钱建立灯塔。

但是灯塔对于船只安全航行的必要性并未改变，航海者还是需要灯塔这种服务。

最后，只能由英国临海的各地方政府出资兴建和维护灯塔的运营

政府经营的灯塔起初一切如常，但时间一长，人们发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灯塔总是维护不善，管理不良，风吹日晒也没人去及时维护，设备损坏的频率比私人经营时高得多。

有些灯塔常年失修，有些只是勉强使用（无独有偶，公共的街灯也比私人灯具损坏快得多，不是被风刮断，就是被人损坏，坏了也没人及时修理）。

虽然过往船只不用再额外交费，不用再专门雇人来维持收费，似乎是节约了社会资源。

但是，由于经常损坏，实际上政府花在灯塔上的钱比私人经营时的成本（包括雇人的费用）还要多。

建立公共灯塔的资源来自税收，仍然是社会的财富。

这些资源的使用，从社会角度来说，是低效率的。

由此看来，由政府来提供灯塔这种公共产品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

正是因为看到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低效率，科斯特意从美国跑到英国，实地考察英国灯塔制度的历史演变，看看在政府经营之前英国的灯塔制度如何运转。

他了解到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都是私人经营的，只是由于收费的困难才被公共灯塔制度取代。

在分析了私人灯塔制度和公共灯塔制度的利弊得失之后，科斯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传统公共物品经济学修正。

科斯认为，公共灯塔制度对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表明，由政府代替私人生产公共产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英国早期的私人灯塔之所以演变为公共灯塔，原因在于制度的缺乏。

只要有关制度足够完善，私人灯塔的效率是最高的。

譬如，政府应该制定有关灯塔收费的强制制度，对逃避付费的行为予以严厉惩罚以保证制度的执行。

同时，在由哪家私人企业提供灯塔服务上进行竞争，对私人经营灯塔的收费水平予以监督和核查，使其不至于利用垄断地位牟取垄断超额利润，侵害船运公司的利益。

这样，通过完善制度，政府监管下的私人经营就可以既解决私人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又解决政府经营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要做的不是代替私人经营灯塔，而是提供制度，对制的实施予以监督。

思考题：

1．公共产品具有哪些特征,灯塔为什么私人不愿意提供？

2．分析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中的免费搭车。

3．简述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

政府提供是否就是有效率的？

4．简述制度安排在公共产品提供中的意义。

案例7：

野生动物保护、光污染的负外部效应

1、好心农民遭遇“恩将仇报”，济源豹子伤农咋补偿。

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地方偏僻、森林茂密，以金钱豹为首的野生动物得以繁衍生息。

据金庸《鹿鼎记》记载，韦小宝小老婆曾柔也曾带领王屋派在此落草为寇、反清复明。

近年来，因为地方政府加强了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增多且频繁扰民，袭击畜禽，糟蹋庄稼，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济源市王屋乡村民一致反映，野生动物得保护，人的利益也得保护。

呼吁有关部门通过建立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机制，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

2、首博新馆光污染严重，致使附近住户短暂失明。

“我一拉开窗帘，就被一道白光射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家住西城区洪女士说，从上周日以来，她家对面的建筑物楼顶每到早上就会反射强烈的白光，影响了她和家人的生活。

经过观察，发现强光来自于对面正在施工的建筑物楼顶，阳光是被楼顶的方形天窗反射到她家。

西城区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光污染是个比较复杂的事，现在还没有具体解决办法，为避免对眼睛的伤害，可以戴墨镜。

1、什么是外部性，有哪些类型？

2、结合本案例分析政府的职责，并谈谈其可以采取的解决措施。

案例8：

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正在逐步走向完善时，可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诚信——为何屡屡缺席？

1、一条是“阜阳奶粉事件”。

据说已经有13名婴儿死于这种劣质奶粉；

2、另一条是“西安宝马彩票案”。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曝光“三名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