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台湾报禁解除前后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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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新闻记者不能乱报新闻，要老老实实，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掺沙子，不可以指东骂西，不可以跟异议人物有太多接触以免惹到麻烦。
我在《民族晚报》和《台湾新生报》跑政治新闻，那时，
如果不是官方发布的政治新闻，报出来就会有麻烦。
那个泛权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
新闻记者都喜欢跑独家新闻，因为我在国民党里面当官
的朋友还挺多的，所以他们有时会说：
老王啊，弄一点新闻给你。
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还不想发布的，甚至还是泄露了一点机密的消息。
我们小记者跑新闻，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单，报告我们今
天跑了什么新闻。
如果有政府机关没有发布的独家新闻，要
特别注明。
这种情况下，采访主任或主编一般会把我们找去，说这个新闻既然政府都没发，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发好了。
那个时候《台湾新生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中就有这样的麻烦。
安全室与黑资料那个时代的报馆，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安全
室，专门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贞的问题，匪谍的问题。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的。
在台湾，衙门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远之的部门。
他们也就是两三个人，到处串门，东打听西打听，然后记些资料，打小报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
我跟《台湾新生报》的社长
也算是朋友，我递了辞呈要去《中国时报》的时候，他把我我升成正式职员的（正式职员月入大概5000多块），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见。
安全室的权威是比社长大的，他不让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职在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
在进新闻界之
前我就有黑资料，我硕士读完，和一群学生搞团体，搞东搞西，被“调查局”抓到过。
可是我们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就说对我们宽大为怀，不办我们。
这种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务系统运作中都有，有个术语叫做“设局陷害”也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办你，让你紧张，以后要跟他们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设局陷害的。
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很长时间内，总是有“调查局”、“警备总部”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喝咖啡，“你跑新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
”
台湾新生报》在台湾政治发展早期的时候，是一个案
子蛮多的报纸。
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福建人占多数，财经界、农业界、媒体界有很多福建人。
那个时候国民党
子来到台湾，人很多，位子少，就斗来斗去，福建人在
1950年代被斗得很惨。
《台湾新生报》早年还出过一些福建籍名记者，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被判成匪谍罪了。
所以报纸就成了惊弓之鸟。
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没有一点关系是不可能办的。
《民族晚报》是政府里面一个管财务的官员退休下来办的。
族晚报》也没有什么立场，那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必须根据上面的规则出报纸，还没有特别敢跟政府唱反调的。
台湾在很长的一个时段里，特务系统比较厉害，而且特务系统是直接进到印刷厂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检字工人根据手写的稿子检字。
假设是特务系统派的工人，他就会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给特务机关。
特务机关根据笔迹就会知道是谁写的，躲都躲不起来的。
最先的时候，大家是用匿名写，发现不行，笔迹会被认出来，后来就在把稿子交给一个杂志时讲明，这个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检字。
每
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几乎天天都换笔名的。
我在《民族晚报》时开始给外报写评论，都用笔名发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几十个、几百个笔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这个笔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
潮》杂志上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
&
lt;
大学杂志
&
gt;
阶段的量底分析》。
那篇文章好几万字，很有学术味道。
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学杂志已经关闭了。
很多人还在猜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务机关都不知道。
过了好多年才被别人讲出来，所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
大学杂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有的，我是杂志
108个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条好汉。
校园读书人办个杂志，上面会容忍一段时间，等杂志开始有影响力了，他们就会注意你。
媒体管制也是看影响力的，报纸、周刊是最重要的，
当然有电视以后，电视影响变得最大了，政府就开始注意电
些。
大学杂志》在我去《民族晚报》不久就被查封了。
它
最先的时候是很有校园特性的一个杂志，谈些风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会变化，对新闻管制者来说无所谓。
后来杂志的成员变了，开始关心本地新闻，谈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它关心台湾农村贫穷问题、政治不民主问题，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选的问题。
这就碰到忌讳了，
踩到了政府的痛处。
真正有影响力就是在转变之后，早期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
所以我们谈论《大学杂志》一般都是谈它的后期，
那个时候我是记者，很忙，有参与一点点，不是那么核
心。
后来杂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个时候台湾软性威权刚刚开始要瓦解，风气还是蛮紧的。
坦白说，可以办个杂志作出气孔，已经可以偷着笑了。
杂志被禁了后，在时事圈算是个大新闻，大家骂成一团，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动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暴动，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台湾的大事情，但当时报纸
报》才敢登出来，大概是事情已经过了，加上他们跟上面有
都没有报道这个事件。
要的。
整个社会的演变，高层的沟通，这两个因素使《中国时报》言论尺度会比较宽松。
那个时候只要不替反对派宣传，有什么事件发生，是允许报道的。
我的角色比较独特一点，之前搞反对派的人长期是我的
好朋友，我常常跟他们来往，还写文章支持他们。
这些特务
系统都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没事被盯得很紧的个人。
在“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之前，台湾政治情况已经开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国民党里
面所谓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来了，和党外势力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一一那个时候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外还没有其他政党，反对者我们叫做“党夕
那个时候媒体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间，但是不能帮党外
势力宣传。
上面的人跟《中国时报》老板讲，王杏庆不好好
跑新闻，每天跟那些人搞东搞西。
老板也不好随便开除我，就把我冷冻，让我不要跑政治新闻，改个角度，在报馆做改
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记者写的没什么水准的东西，坐冷板凳。
当新闻记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气的一个事情，这明摆着叫我
地方的一个小报纸，管制比较松一点。
“美丽岛事件”是媒体的大事件。
事件发生以后，包括
打警察什么的，媒体都有登的。
这个事情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那个时候不公开审判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体要全面据实的报道。
庭审时每个人的讲话都是全笔录的，全场下来就是好多万字啊。
所以每个报馆都是派一组
人去，这个小时你来笔录，那个小时他来笔录。
我也参与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发生后，情况改善了，《中国时报》
的老板又叫我回去。
1970年代末，新闻环境开始有些变化了。
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报纸广告就多了，记者们的待遇也就好了。
战后出生的、学历比较不错的人，也开始进入新闻界了。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新闻的扩
中国
张期。
报纸发展比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时候，时报》、《联合报》两大报，每天都能卖到一百万份。
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语：
办报纸跟办印钞厂一模一样。
我去《中国时报》时，收入就是每月一万块了。
在“高雄事件”之后，台湾才开始有环保运动的报道。
很多话题，民权运动、环保运动都是外国人搞起来之后，台湾才跟着搞起来，跟着别人走。
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回《中国时报》以后，我就开始做专栏主任。
我在《中
国时报》是二进二出。
因为无论怎么讲，我都是有案底的。
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台湾的政治比较动荡，蒋经国的身体不好，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厉害。
有一阵子右派比较强，媒体又开始紧起来，压力就会转到《中国时报》老板这里。
我当时是副总编辑，感觉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离开《中国时报》，我去了党外杂志《前进月刊》，它的
前身是《前进周刊》。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
这中间，《前进周刊》是最好的。
很多新闻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写稿。
《前进周刊》后来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
我去时，那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我当总主笔。
我在《前进月刊》呆了一年多。
我在《前进周刊》经常
被约请喝咖啡。
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反正写文章的人，文章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
而且没有什么大秘密嘛。
只是要应付他们，打哈哈。
在《前进月刊》的时候，1986年夏天，《前进月刊》领
导风潮，率先在台湾搞街头群众运动。
所以他们说南方朔是我们就根据坐牢这个题目诱发一场群众运动。
这基本上是台湾第一次和平的群众运动。
之前的美丽岛事件和中坜事件不是群众运动，那叫暴动。
街头都闹翻天了，但之后也没事啊，那些人胆子才大起来，赶着在1986年9月28号宣布组
党，这次群众运动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开放报禁后然后媒体就开始要解严了。
民进党组党后，国民党才开始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戒严。
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们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开始办《新新闻》周刊。
我只能说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
子，还是媒体人。
那个时候台湾需要客观公正、有一点批判
性的公共媒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的本业。
党外杂志等于是造反的杂志，《新新闻》和党外杂志不同，是专业性的新闻杂志，都是资深媒体人在做。
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笔，管自己
读书。
《新新闻》创刊以后，我就专任总主笔。
接触西方的
记者会上，看到很多欧美的白头发记者，台湾没有，都是些
岁的记者。
记者应该是越老越值钱，怎么变成越老越
新闻啊？
有鉴于台湾这种现象很难改变，改善不了，所以我改变角色，开始走学问的路线。
我自己觉得新闻这个行业不是我的终极行业，那个时候不再抛头露面，开始读书，写
些评论，理论性的东西，写写文化。
开始转型。
新新闻》的创刊是在1987年2月，民进党组党之后，
解除报禁之前。
即使在解除报禁以前，在台湾要申请杂志也是很容易的，都会准的，只是事后如果违规了，很容易被查禁。
它是事后审查制，很严格的，出了一点纰漏，马上就禁掉。
曾经有人出了一大本资料档，搜集台湾到底禁了多少杂志，很多。
新新闻》一直办了很多年都没有被禁过一期。
《新新
闻》的人都很有点知名度，不是马马虎虎、乱七八糟的人，在整个台湾社会的评价都是不错的，你凭什么禁人家？
从《新新闻》创刊到解除报禁，还有一段时间，它基本
是解除报禁之前这段时间台湾最重要的媒体。
解除报禁之后，台湾杂志开始无所禁忌，后来《新新闻》的功能就慢慢地被取代了。
媒体解严是大势所趋，管制慢慢放松是时代变化的风
向。
1984年“江南案”的发生，让右派——所谓的强力镇压派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发言权就变弱了。
在国民党内右派和自由派，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王升派与李焕派的斗争中，王升派就开始靠边站了，台湾社会就走向开放。
那个时候也是蒋经国身体很差很差的时候。
事实上，根据他们后来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蒋经国那个时候已经考虑开放党禁、报禁及
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选举了。
1988年1月，台湾解除报禁，当然影响很大了，非常非常大。
台湾以前的报纸，是限张的，只有三张。
因为张数很少，而排27栏，正常大概是21栏，这样可以多装些新闻内容及广告。
因为报纸影响力很大，还不是随便申请的。
解除报禁，限张也就解除，牌照限制也解除了
因为报纸是资本密集性产业，没有很多钱办不成的，所
以也不会一下子出来很多很多报纸。
但报纸版面可以无限的扩张了，所以新闻量就增大很多，记者因此也需要很多。
所以台湾开放报禁之后，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台湾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报纸的竞争就激烈化了，广告和记者薪水也增加
了，新闻界开始进入了一个需求导向的扩张阶段。
那个时常的。
在台湾算是高收入了。
所以台湾的大学考试，新闻系排名快速飙升，因为就业机会好嘛。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概1990年代末经济开始不景气时。
媒体越来越娱乐化了
解除报禁后，媒体几乎没受什么审查，松了很多。
有些
时候，新闻自由简直是到了离谱的地步。
国民党内斗的时候，台湾选举的时候，是媒体最离谱的时候，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人管。
目前台湾的新闻界，当政治一有竞争行为，立刻大幅宽
松，一稳定下来，就开始紧缩。
比如说，民进党当政的初期，新闻界是比较宽松的，陈水扁权威一建立起来之后，他的那套意识形态很强的时候，新闻界就不自由，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唱衰台湾、不爱台湾了，搞久了你就不敢写了。
后来他弄了一堆贪污案，被人家骂得缩头了，新闻就又自由了。
台湾从党外杂志开始到现在，都有一批胡说八道的人。
包括现在政治脱口秀栏目中的一些政治名嘴，一天到晚都胡说八道。
在西方，媒体有很强的纪律性。
你只要造谣，人
家马上说我们法庭上见。
台湾人比较马虎，不是很喜欢用法
律来解决问题，大家都稀里糊涂，所以就产生了一堆恶搞的
台湾媒体的很多事情是无法无天的。
这跟政府长期以来的无能有关系，政府管不了这些，随
便你们搞，只要不搞出人命来。
最典型的，台湾现在有好几
国家都没有。
电台的频道都是公共频道，需要申请，缴税，不可能买一个发报机就弄出一个电台来。
不合法，也不合基
本公平原则，不合专业规矩。
但是以前在国民党时代，就不敢取缔，试过几次，闹出群众纠纷，就不管了。
国民党时代留下一大堆地下电台的尾巴。
民进党上台后，因为地下电台基本是帮助他们说话，所以民进党也不管。
需要强调一点，我觉得应该比较辨证的看待戒严时期和
解严时期的媒体。
不要老是绕着戒严、白色恐怖跑。
这种单
史观解释，把媒体更大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都忘掉了。
戒严时期，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媒体有一批人很努力，在台湾的行政合理化、公共政策的完善和民怨的解除等方面，做
了很多贡献，现在大家都疏忽掉了。
那时，只要你言之合理，谈政府都市计划、环保和财税政策的不对，政府也愿意改。
这对社会的进步贡献是更重要的，是最基本的。
假设个社会不进步，也不可能民主，假设政府不改革，老百姓
没有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会有后来的民主化。
我们怎么都忘记了呢？
！
比如说，今天在台湾基层组织很健全，如果你来台湾，
我一定鼓励你去看看区公所，台湾最基层的组织。
老百姓来这办个图章证明、身份证之类，表格一申请，在旁边站着，过一下马上就拿到了，一点都不哆嗦。
以前，对不起，两天以后过来拿，要跑两趟以上。
媒体在戒严时期对台湾做了很多贡献。
解禁后反而糟糕
了很多，媒体越来越娱乐化了，在公共政策上没进步，反而
退步。
因为讨论公共政策不媚俗，不哗众取宠，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怎么好玩。
现在出了一个事情之后，你骂他，他骂你，争不出一个结果出来。
以前那个时代不是，以前是谈专业的。
（陈刚对本文亦有贡献）
转载时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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