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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不断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使得文化与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紧紧得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民族精神的进步与升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民族精神之上，不仅仅将其以各种具体化的形式展现给世人看，更加快了其向更深层次蜕变的进程。
所以，文化与精神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又互相促进。
日本是如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经济和文化大国之一，其经济发达程度仅次于唯一的超级大国America，而他的文化也以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和极强的魅力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日本的地理位置在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
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
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在所有国家中排第60位，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
可以说，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日本完全是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岛国，根本没有和其他任何国家相互交流的机会。
而且日本自古以来就是没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全国有160多座火山，其中50多座是活火山，为世界上有名的地震区。
在如此狭隘的地域环境，严酷的生存条件下，人们单单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将几乎不可能获得活下去的机会，只有团结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才能保证种族的繁衍，让生命的火种得以延续，这使得日本的社会一直一来以一种“集团化”的形式存在着，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早期“稻作”的方式，采用几个人共同合作耕作的方法来保证田地的收成，而这几个人就形成了小集团。
这样的生存方式使日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其带有了很强烈的“家本位”思维方式，进而发展成为其独特的“耻”文化，深深地融入了其民族的精神里，并流传至今。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个人的价值只有得到集团整体价值的认可和肯定才能实现，因此日本人很重视自己在一个集团或社会团体里地位，很是看重集团对自己的评价，他们甚至将一个集团的价值取向当成自己的意志，因此当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做出了有害于自己所属的集团利益的事情时，便会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耻辱感，甚至于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来。
在幕府时代便开始兴盛并一直发展至今的武士道精神可以说是“耻”文化的一种十分形象的表现。
武士道究竟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
他们不怕死，他们只追求为自己的主人奉献出自己最绚丽的时刻，之后即使马上死去也在所不惜。
从中我们可以十分明确看出来，当时的武士们是完全把君主的荣辱当成了自己的一切，严重一点说他们已经失去自己活着的意义，他们的一切都是以君主为中心，君主的存在是武士们的一切，他们为主人生，为主人死!
后来武士们甚至用切腹自尽这种近乎残忍的手段来结束自己生命，进而回报自己所侍奉的主人，也许现在在人们看来这实在是难以接受，但是在当时，武士们确实是把“切腹自尽”当成一种主人给予的赏赐，当成一种自己对武士道的坚持，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死得其所。
同样的，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偷袭事件”，并特别为其组建了“神风敢死队”，让飞行员驾驶着飞机直接冲撞美国的舰船，来达到与其同归于尽的目的，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虽然是一种“耻”文化的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化表现，但也是继承于武士道精神。
时至今日，武士道的精神依然被继承，流传了下来，削弱了其中极端性的一面，保留了其中忠，诚，义等良好的品德，广泛的存在于日本人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
武士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的，圣神的。
可是奇怪的是，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日本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
而樱花，相信许多人都不陌生，这是日本的国花，在日本国内广受民众的欢迎。
每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民众都会举办盛大的“樱花祭”来观赏樱花，到时候他们通常是拖家带口的到附近公园里，在樱花树下铺上桌布，吃着自带的美食，喝着清酒，赏着绚丽的樱花，别有一番情趣。
甚至很多外国游客都会在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去日本赏樱花。
在日本樱花是吉祥之物，在传统的婚礼等喜庆场合，经常要饮用一种在盐浸的樱花瓣里加入开水的樱花汤，便是取樱花的吉利之义。
同时樱花盛开的四月，也正是入学、就职的时节，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因此樱花又代表了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形象。
日本的樱花有几百个品种，一般分为染井吉野樱（淡红白色）、山樱（淡红白色）、大岛樱（白色）、江户彼岸樱（白色或红紫色）、枝垂樱（红色）等，其中以染井吉野樱在日本分布最广，最受日本民众欢迎。
樱花的花期不长，日本有句俗语叫“樱花七日”，就是说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七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半月左右。
日本人十分喜欢樱花盛开时候的美丽，也许一朵单独的樱花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当成千上万一齐展现在你的眼前，在微风里摇曳起一阵阵花浪时，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片花海中，那种震撼人心的画面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但是，日本人更欣赏的却是樱花凋零的时刻，樱花的凋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零，没有一朵留恋枝头。
也许就是这种不求长久的辉煌，但求刹那间绚丽的精神，这种凄美的境界，深深地吸引了日本民众。
这也正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豪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樱花的这一特点，日本人才用樱花来形容日本武士，可谓神似万分，让武士和樱花相得益彰，各显亮丽！
可以说，日本四面围海的地理特性造成了其特殊的封闭性环境，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本土文化，最终成为整个日本民族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受当时生存环境的限制，那个时期日本民众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相当落后的，没有先进技术支持的他们就没有抵抗天灾的能力，只能单单的看老天的脸色吃饭。
如果那年风调雨顺，那么他们的族人就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
如果遇上洪水，地震等天灾，那么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机会将小得可怜。
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人民形成了对大自然特别敬畏的的心理，从而产生了日本的神道学文化，他们通过进行各种拜祭活动，来祭祀所谓的神明来祈祷获得丰收，过上平稳幸福的生活。
如今在日本十分兴盛的相扑运动，在原先就是在祭祀过程中的一种活动，现在依然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传统。
比如在相扑的场地上方，会挂着代表了一年的四个季节的四条不同颜色带子，以此来表示对丰收之神的敬意；
比赛前，相扑选手还会在比赛擂台上撒盐以达到净化的目的，因为日本的神道教义认为盐巴能够驱赶鬼魅，让他们远离自己。
由于缺乏先进的知识技术日本本土人民的生活一直得不到改善，一直等到后来航海技术的兴起和快速发展，日本周围的海域不再是天堑，日本海以其特殊的漂流性海流成为了航船航行的最佳航道，让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士进入日本本土，在他们带来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
于是日本进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而日本的文化也迎来了吸收其他文化并快速融合的时代。
曾今有一位日本学者说过:
“日本人对于外国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
”也正是日本人的这一思想给日本带来了文化发展的高潮。
那种以整个国家的规模进行全方面吸收的状况，可以说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史上都是十分少见的。
而说道给日本带来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度，莫过于中国古代的隋唐了，在大化改新前后，中国古代隋唐时期的旅行者们就到达了日本，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著名的和尚鉴真，正是他给日本带去了水稻种植等先进的农业技术让日本人民结束了过去的困苦生活，同时也将隋唐时期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艺术文化传播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时至今日他在日本依然广受人民的尊敬。
而即使在今天我们在日本文化中依然经常能看到中国汉文化的影子，最简单来说，在现在日本人所用的文字“日文”中间就常常夹杂有一些古体的汉字，这是因为日文本来就是在古代中国汉字的基础上经过其自己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文字。
而且类似于中国的书法，日本后来也形成了一种书写的艺术，并发展成为如今日本著名的“三道”之一：
书道。
还有就是日本人著名的传统服装“和服”，这也是日本人十分引以为豪的文化资产。
和服讲究的穿著巧技，乃是随著时代的风俗背景，琢磨考验，蕴育而生的。
而其高雅而优美的图案，源自於日本民族对於山水的欣赏及对於风土的眷恋，乃至於对人本精神与情境的细腻感受，这和随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并且发展为“三道”之一的“花道”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但是最初的和服却是从古代中国传过去的。
早在大和时代，倭王就曾三次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带回大批汉织，吴织以及擅长纺织、缝纫技术的工匠，而东渡扶桑（即日本）的中国移民中也大多是文人和手工艺者，是他们最早将中国的服饰风格传入日本。
再到后来的奈良时代（公元718年）,日本又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受到唐王的接见，获赠大量朝服。
这批服饰光彩夺目，在日本大受欢迎，当时日本朝中的文武百官均羡慕不已。
次年，天皇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全穿模仿隋唐式样的服装，于是早期的和服在日本流行起来了。
又经过千年历史的演变，最终成为如今日本家喻户晓的和服。
总的来说，那段时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并且带上了深深地汉文化色彩，最终形成其独特的带有典型东方特色文化。
再到后来的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由德川幕府统治的封建时代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适应这种转型，日本急需从传统的窠臼中脱离出来，寻找一种更加先进的近代思想文化来引领当时的社会。
于是，西方文化成为了日本人民的不二选择，尽管幕府实行了“锁国”政策，但是，通过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西方文化仍如同涓涓细流一般渗透入日本，并最终一举爆发成为日本人们追捧的对象，被快速学习吸收，这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
最后就是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之一，国内已经残破不堪，日本人民在迫切的希望重建家园的情况下，开始全盘吸收当时已经是超级大国的美国的经验，学习美国经的济和文化模式，形成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三次高潮，这也是后来日本能迅速崛起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先后两次分别融合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也给日本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服饰上，日本男士开始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
日本女子也不再一直穿和服，而尝试起西方款式繁多，样式新颖的服装来，和服成了日本人民节日的礼服。
高楼大厦拔地而一定程度上起取代了原先的木制复式庭院结构住房。
同时日本很多的新兴文化产业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动漫产业”，这种日本动画和日本漫画的结合体虽然在特效上不如美国动画那么绚丽，但是他凭借着剧情的创新和其独特的趣味性在全球拥有广大的收看人群，占据着世界动画产业巨头的地位。
可以说，在日本文化发展的后期，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最终达到了东西结合的局面，成为如今的现在日本文化。
时至今日，日本文化依然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在世界文化大碰撞的今天，我们希望他能一直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让我们领略到她的美丽与精彩！
C编基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段历史
基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段历史以及战后神话般的崛起，日本一直为众多的国家所关注。
然而，日本人的某些思维、行为习惯方式和文化却难以为人所理解，比如一旦任务未能完成就剖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
因而，对日本民族与文化进行研究，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日本人的行为颇为重要。
研究日本民族性的著作数目众多，成书于1946年的《菊与刀》影响巨大。
《菊与刀》这本书是鲁?
本尼迪克特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
虽成书于四十年代，但《菊与刀》仍以其巨大的魅力吸引力了不少读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者善于深入浅出分析和讨论问题，简练精确地揭示了日本的民族性，内容深刻而独到；
另一方面是作者作为一位人类学家面对另一种文化、另一个民族时所采取的态度。
作者认为，我们不可以轻易的下结论，认为我们会怎样，日本人就会怎样，而应“了解日本人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楚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
”在这本书中，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日本民族的深层心理和“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
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
作者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
日本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参战是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
厌战者则认为，天皇“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
对于日本人而言，天皇是国民的象征，是宗教信仰的中心，天皇与日本分不开。
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
即使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
”作者还论述了天皇统治下形成的严格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既体现在社会中，也体现在家庭中和生活中，要求每个人都“各安其分”。
由此作者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日本投降，必须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保留天皇，不然日本人会不惜一切奋战到底。
作者通过“任务—研究日本”、“战争中的日本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明治维新”、“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报恩于万一”、“情义最难接受”、“洗刷污名”、“人情的世界”、“道德的困境”、“自我修养”、“儿童学习”、“投降后的日本人”章节，对日本民族进行了完整而详细的分析：
具体包括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日本伦理中的“恩”，日本人的“情义”观等等。
作者总结出日本文化是一种内敛式的文化，人们更多地通过自我修养等向内求助的方式去获得人格的完善与道德的成就。
《菊与刀》这本书对日本民族性的揭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日本的了解，理解某些行为产生的原因，更好地理解与思考中日之间的关系。
前语酝酿了很久要写这篇东西，但每次要写的时候总是爱不释手，总想多看一点。
这是一本非常“刺激”的人类学巨著，非常适合闲暇时翻看。
而且，我相信，这种漫不经心的翻看最终会激起大家进一步细致阅读和思考的兴趣。
人类学相信，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
这种种行为便构成一个大体的价值体系。
这个价值体系必然有其稳定性，因为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势必陷入混乱与不便，人们必然力求在一切方面都能和谐一致。
这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道德观念总是掺混而无法分开的，或者说它们可以彼此推导，或者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渊源。
因此，作者希望能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列举各种细微的现象，从而“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近之惑”是一切人或群体、民族都不能避免的。
任何民族自身的状况，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
“洞穴假象”使得任何人都倾向于在多数方面都以自己为标准尺度。
我们从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于是我们最好依靠本书作者那样的西方人来把他的观察表达出来。
任何社会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而且这个依据被直接决策者梦想为是属于上述的“价值体系”，那么它必然会受到这个群体最大限度的、最为持久的支持。
比如，对美国与中国来说，他们都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轴心国的侵略，这与两国的价值体系是符合的，因此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然，即使是侵略者也会寻找自身的正当性支持，欺骗和煽动自己的百姓是没有深远意义的，莫索里尼的结局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日本国内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罢工、起义；
反而要“坚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永远不会像德国人那样把错都推到希特勒身上，很少会有人抱怨天皇的。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侵略”可以归入他们的价值体系的，至少是不矛盾的；
或者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不同意“侵略”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
那么他们这个奇怪的价值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日本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民族。
二战投降的前夜还喊着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日本军人战争中的表现使人深信这一点。
而当天皇宣布投降之后，美军士兵便可以放心得独自上街买日用品。
美军进入乡村后还受到百姓的列队欢迎，妇女摇着婴儿的手来“表达”他的喜悦。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日本人处心积虑得想要“卧薪尝胆”吗？
难道一个民族居然可以心照不宣得进行一场集体的忍辱负重吗？
本文将用《菊与刀》一书来解答这两个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实际上，再奇妙也是有原因的，“奇妙”也是有界限的。
一．日本人的道德日本的道德是一种“耻感道德”，而非“罪感道德”。
什么是“耻感道德”呢？
它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感觉到有外人在场。
在本质上属于他律的结果。
比如日本人常说：
“知耻为德行之本”，“知耻之人”有时被翻译成“有德之人”。
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坚信上帝”、“回避罪恶”相同。
而罪感道德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耻感道德中，如果恶行没有被暴露到社会上，那么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是多余的。
而罪感道德则诉诸于良心与超自然事物，恶行本身就会令行为者痛苦。
为什么会没有罪感道德呢？
这是因为日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善恶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世界被认为是善恶两种东西的战场，一个人应当尽量行善避恶，从“原罪”中挣脱出来，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说是其经典的理论概括，在社会的“上帝之城”中，人们为荣耀神而活。
“世俗之城”中人们为了荣耀自己而活，在私欲的支配下，到处充满了邪恶。
而马里旦的社会说则把“上帝之城”扩展到非教徒之中（只要他们能同样坚信正义和爱）。
而在日本则没有这种泾渭分明的观念，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中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残暴的灵魂”（荒魂），另一种是温柔的灵魂（和魂），两种东西都是人所需要的，关键是要用到恰当的场合。
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中国所谓的“厚黑之术”，仁慈和残暴都被认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日本的道德可以说已经把“厚黑之术”加以内化。
在英语里，“尊重自己”的意思是遵循为人处世的原则，维护自己的立场，不随便阿谀别人、不做伪证等等。
而在日本它的意思是慎重、权衡各种方法和手段，用力不多不少，恰好可达到目的。
因此，日本人批评战争的理由并不是认为“战争本身是错的”（这样的话也无法理解他们先前对战争的狂热态度”，而是认识到军国主义不可能实现“荣誉”的目的，因此他们主动在宪法中屏弃战争，用另一种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因此，无论是“和魂”还是“荒魂”，都与善恶无关。
日本对善恶的模糊可以从他们的神话中看出，他们的神也显然兼具我们所谓的“善恶两性”。
日本最著名的神素盏鸣尊是天照大神（传说中天皇的祖先）的弟弟，是“迅猛的男神”。
他对姐姐极为粗暴，在西方神话中可能会被定为魔鬼。
他在姐姐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当时大神正与侍者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
他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是滔天大罪。
最不可理解的是，他居然在姐姐的卧室上挖个窟窿，从中投入男性生殖器。
但是，他依然是日
本众神中招人喜爱的一个，受到尊敬。
这种神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是不可能这样出现的，因为人们把超自然的东西划分成善恶两个集团，以分清黑白是非，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对善恶的模糊还可以从他们对待自然欲望的态度中看出。
在日本，嫖娼是公开的，妻子理所当然得支付妓院寄来的帐单；
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现在禅宗甚至指示其信徒避免“三不足”：
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象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他们丝毫不认为自淫是恶的；
同性恋则是旧日本上层社会中公认的享乐。
醉酒也是日本所不反对的。
而在世界其他文明中，道德对欲望的束缚是相当多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规训，束缚自然欲望是为了把人的肉体训练得更为驯服，从而避免违反危害社会的现象发生；
父母之所以欺骗孩子说“手淫会掉光头发或下地狱”是因为害怕孩子纵欲，许多时候纵欲会导致颓废；
或者导致危害家庭——危害社会的基石。
正因为如此，许多文明中倾向于把自然欲望同“恶”给联系起来，用超自然或道德的说法来支持规训。
而这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多余的，他们如同一个纪律森严的黑社会组织（非清教徒组织），抛开道德尽量享受，但对西方人关于“快乐是人生目的”的说法却嗤之以鼻，认为“义务”和“情义”是最重要的。
“义务”（忠孝）和“情义”是他们特有的信仰。
同西方的“原罪说”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原义务说”。
“原罪说”认为人一出生就是有罪的，世俗生活也难免犯罪；
因此需要忏悔、改过和“行善避恶”。
“赎罪”的对象是神和良心。
而日本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甚至把中国人的道德箴言看成是中国人劣根性的表现，认为日本人的道德状况本身已经完满。
但是，他们又认为人一出生便欠下债务：
即与生俱来的、无条件的、无法履行完毕的义务。
履行义务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天皇——“忠”；
另一类是父母——“孝”。
其中“忠”是最高的，而中国古代的“准自然法”把“仁”给放到了“忠”的上头。
对君王的“忠”并非无条件的，君王必须要施“仁政”，因此再麻木不仁的君王也至少要假装自己符合这样的条件，而且往往会失败。
但在日本是绝对没有这样的说法的。
他们甚至说：
“要给父亲提意见简直是要求和尚蓄发”。
“原义务”之下还有“情义”，情义的对象是对主君（上司）、近亲属。
、恩人以及自己的名誉。
情义也是日本人身上的一道枷锁（当然，这个枷锁是我们意义上的枷锁）。
尽管情义的地位低于“义务”，甚至是有条件的，但是它的地位还是要高于肉体的享乐以及对自己的关怀。
这里我用日本家喻户晓的《四十七士》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大名受到了另一个大名的侮辱，由于在将军殿上拔刀的缘故，他被勒令剖腹。
结果他的家臣们组织了其中“值得信赖”的四十七个人，长期筹划复仇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假装堕落，弄得众叛亲离；
亲人在他们脸上吐口水，骂他们是“不懂情义的人”；
有个浪人为此还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以筹措资金；
当妻子的哥哥（复仇家臣之一）知道她了解内部之后，就准备把她杀死。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杀妻、弃子、弑父。
最终完成了使命。
浪人们的行动震撼了整个东京。
曾经怀疑过浪人们的亲友争先恐后得来和他们拥抱，向他们表示敬意。
大藩的诸侯在他们向主君墓地的行进途中热情款待他。
但是他们违反了未预先呈报就进行复仇的国法。
因此他们还要尽“忠”，于是他们接受了幕府关于切腹自杀的命令…………这个故事不断流传，翻印并被改编为电影。
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吊唁，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变成一片白色。
甚至于在1937年的小学课本还说：
“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得之策”。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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