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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数上要远超过基督教。
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比天主教晚，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虽仍注意吸收教徒，但却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上。
例如举行大规模的布道大会，广设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等。
到1918年，天主教、基督教两大教派的中国教徒总数约二百二十五万人，和当时全国总人口相比，约占百分之零点五。
教徒入教的原因以经济原因为主，即所谓的“吃教者”是相当多的。
这与旧中国的极端贫困是息息相关的。
教徒在入教后就得到了传教士的“保护”，即使是治外法权也能够享有，凭借教会势力甚至可以逃避国家规定或不成文的习俗，教堂也会包庇犯罪的教徒，普通民众与教徒在诉讼情况也传教士的出面也会影响到结果，传教士还通过疏通来释放教徒。
有的教徒会抗租，教徒居住的村子会变成“租界”，因此不受政令管辖，不过教徒必须听从神甫、还有牧师的命令。
这种情况天主教比基督教更为明显，也就是说更为明目张胆。
因此，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频繁出现的教案，多发生在天主堂内。
在教徒遇到服从国家利益与服从教会利益有矛盾的时候，传教士要求教徒首先服从教会利益，使个别教徒往往丧失民族立场，供其驱使。
有些地主、资本家为了依仗教会势力保护其个人的权势和经济地位，往往置民族利益于不顾。
但是，从总的情况分析，绝大部分教徒是受传教士愚弄的，他们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
在“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有所侧重。
如此世代相传，形成了一股势力。
但是，尽管天主教采取了尚书种种措施，广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青年教徒，一旦明白事实真相之后，联系到身受的中外反动派的压迫和欺骗，也会参加到反帝爱国的行列中去，与全国人民一起斗争。
这是无法以天主教内的反动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
基督教则侧重于训练教徒子女，不仅担任传教工作，更要求他们能打入政府机关、公私企事业和各种文化教育团体中去担任“领袖”。
因此，从1990年之后，基督教更加注重开设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吸收教徒和非教徒的子女入学，基督教同样地对教徒子弟灌输宗教，但除了宗教之外，也着重灌输西方的影响，教给他们西方的习俗和殖民地必须知道的一些知识，以便可以将他们输送到外国人办的企事业中去，介绍他们进入中国政府机关中去，为其政治的、经济的利益服务。
在旧中国的最后二十余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共约十八万人，教会大学约占十分之一，即大约有一万八千人，其中除一小部分到国外去之外，在国内还有万余人。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真正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是极少数。
大量教案的量程就是传教士干涉中国政治所造成。
中国维新运动传教士也插手干预。
进入20世纪以后，传教士还对各自的政府表达对中国政局的意见，提供所搜集到的情报，供政府参考。
教会本身不是情报机关，但是由于传教士的触角可以伸展到中国的穷乡僻壤，教堂网点遍布全中国各战略要地。
由传教士有意、无意地定期和不定期地送交上级差会和所属领事馆的各种有关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报告，是欧美各国政府获得中国情报的重要渠道之一。
其他渠道是外交使馆和商业机构，而传教士所提供的情报要远比外交官和商人的详细和广泛。
早期传教士的情报活动虽也披上宗教外衣，但毕竟不是公开的。
进入20世纪后，传教士使用了现代化的手段，如：
电报、照相机，30年代后还使用电台等，要比以前传递得更迅速，而且还有实证照片，但在做法上却更隐蔽，不易为人们所察觉。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禁止教徒参加爱国运动方面，两者也是一致的。
假如天主教徒中有人是爱国者，天主教会便收回土地以断其生路，有的天主堂还私设公堂和监狱，对爱国教徒实行迫害。
基督教在1907年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上为此曾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
“我们传教士要经常告诫中国教徒做忠心的国民，要尊敬他们国家的统治者，要爱他们的国家，要按期纳税。
我们一概地组织他们与政治的和秘密的团体所有的一起联系。
”基督教虽然在手法上要比天主教“开明”一些。
但镇压教徒的爱国运动上也是一致的。
宗教具有一定的特性，相对来说，它不受海洋和疆域的限制，这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特质。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从公元1世纪起，这三个先后传入中国。
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融汇，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形成了各派佛教，而相对应的佛教也都有许多自己的“高僧”，其形成的佛教思想也都有所不同。
基督教自16世纪来到中国，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到了19世纪，后继有着更多的布道者来到了中国大陆，进行着各种活动。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一步步摧毁中国的防线。
传教士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深入渗透，对中国广阔的领土进行了教区的划分，更为让人吃惊的是他们不仅从大城市入手，更是到了各个城镇以及村落。
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传教士俨然成为了一种特殊势力。
可以看出来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与之前的宗教传入已是大不同了，即使有着知名的传教士，不过对于他们出行的目的，加上从事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伪善，随着资本主义帝国对中国的侵略，随着而来的是他们从心灵上逐步瓦解原本固封的中国人的思想。
1601年1月4日，利玛窦和庞迪我在北京城受到明万历皇帝的接见，并安排他们在宣武门内居住，而且对于他们的吃穿住行都提供了相应的需要。
利玛窦到中国来，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走到北京的，因为对于官员来说，是不可能放任传教士在中国游走的，更何况是天子脚下。
不过，传教士也会入乡随俗，他们并没有急着在中国传教，而是先一步与官员打好关系，可谓是抓到了重点。
利玛窦等人先是到澳门学习中文，以便接下来传教的顺利进行。
他们从广州和肇庆入手，扮成商人模样，并且送上厚礼给地方官吏，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地就跟官员搭上了线。
不过这远未达到他们心中的目的，只是经常到广州一带并不能给传教带来任何利便，当摸清官员的脾气后，传教士在两年后向当地官员提出请求，希望在肇庆居住。
当时他们的身份是商人，而在给足了官员厚礼之后，也开始进行索取。
他们要了一小块空地来建造自己的房子还有教堂，为了能够在那里实现自己的宗教活动，而本来中国的宗教活动也不少，官员自然也能够体谅他们的想法。
传教士的请求终于得到同意，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学习到了与中国官员相处的方式，还更进一步的有了传教活动的空间。
当时留在肇庆的利玛窦很好的把小小的空间利用起来，为了能够与别的庙宇有所不同，他从澳门带来了当时西方特有的时钟、浑天仪等吸引眼球的东西，然后又在制作了一副世界地图，而且他“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
这正是一种适合于参观者脾胃的地图。
众司铎相信，以后在演讲时，一定能有许多便利，来宾见到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距离几乎远得无法测量，又有重洋之隔，便不再畏惧有外来力来侵略”。
而且利玛窦进行传教活动时，把教堂称之为寺庙，并且自己披上和尚的法衣，这样又混淆了视线，教堂也没有在当地显得很突兀，而且新奇的西洋物品会引来人们的驻足，也会有接触过西洋的人来教堂交流。
这也为之后的传教活动做了铺垫。
当利玛窦在肇庆站稳脚跟之后，他已经不满足于肇庆这一隅之地，想着继续发展到多个地方，除了到广东的南雄，他还去了江西的南昌、江苏的南京和苏州，可以说他选择的地点都很有针对性，都是些较大的地方，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会相对较高。
而且利玛窦开始穿儒服，戴儒冠，并为了让中国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集团不排斥天主教，利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也就是利玛窦所写的《天主实义》，其中罗列了一大堆中国经籍的话，通过这些来让人们认为天主教跟儒家思想并无冲突。
这也是为什么天主教在内地各省发展的时候受到了较小的阻力，天主教在传播时并没有让教徒摒弃传统的习俗，这种方法迎合了地方士绅的心理，并且他们传教自称是对中国固有的圣经贤传提出一些补充而已，这种姿态也让教会的开展更为容易。
利玛窦神父去苏州找瞿太素，瞿太素是利玛窦之前认识的朋友，有着丰富的政治背景，不过他在丹阳。
瞿太素很好的接待了利玛窦，而且利玛窦当时因为长途跋涉过于劳累而患病，很是严重。
幸亏在瞿太素的照料下，利玛窦竟一个月时间不到就恢复了，身体状况比病前还好。
为了回报他的好意，他送给瞿太素几件礼物，其中有一件就是著名的玻璃三棱镜。
他曾在广东省寻找这样一副三棱镜，愿出高价购买。
既然现在他有了一个，所以高兴得不得了；
为了使他更加引人注意，他把它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系以金练，结成环状。
他甚至把银盒饰以题辞，大意是这件珍宝是一块补天之物。
瞿太素所接受的礼物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一次有人愿出500金购买这个三棱镜。
尽管他需要很多钱，并且他也想这样做，他仍拒绝在那时卖它，因为他知道准备进贡皇帝的礼品中有一个相似的三棱镜；
他怕买主可能拿他的三棱镜去进贡皇帝，那样利玛窦神父送给他的这个三棱镜就不新奇了。
后来，在皇帝接受了礼品之后，瞿太素才以比过去所出的更高的价钱卖掉了他的三棱镜。
卖的钱使他得以清偿许多债务，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而且也加强了他对教会的热诚。
他一旦听说神父的计划，就渴望去帮助它；
他答应和他在一起，直到能在那个地区开辟一个新的住所为止。
当他得知他的朋友想要在苏州定居时，便劝他发展这个计划并且就留在他这本人所居住的地方。
这里物产丰富和人烟稠密，会有利于这个计划的；
此外，这又是他自己的家乡，他是神父们的朋友，他有地位很高的亲戚，根据友谊的法则，他可以希望从朋友那里得到所期望的一切。
跟几个人商议之后，瞿太素和利玛窦都这么认为，能够在南京找到一个好地方的希望不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南京的大官有很多，他们不一定会对神父很友好。
更糟糕的是，万一有大官不喜欢神父，把他们从居所赶出去，甚至遣送他们。
在苏州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得到验证，他们想要先去拜见南京第一部的官员，由于神父和他有过一段旅行，然后请他以写信方式告知苏州的官员，再让瞿太素做官的朋友去拿到别的信件，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那时候正是新年，所以大家都忙着过年的事情，去谈事情肯定不方便。
瞿太素就让利玛窦跟他一起去镇江，瞿太素在这个城市可谓众所皆知，所以他们也肯定听闻利玛窦神父，这是由于瞿太素每到一个地方，总会称赞他。
在镇江他们不断受到许多官吏和名流的包围。
在庆祝活动基本结束后，他们就要去南京了。
知府用公费给他们安排了一艘大船去南京，这对知府来说是小事一件。
况且乘船出行更有安全保障，1599年二月六日，利玛窦神父和瞿太素到达南京，这时候在南京已经不需要再担惊受怕了。
他们住的地方叫承恩寺，十七个宽敞的庙宇，挤满了客人。
他们愿意住在这里是因为它位于城市的中心。
跟上次相比，整个城市已经好得多了。
报告上说，日本人已经被朝鲜打回去了，损失惨重。
利玛窦神父很快发现，关于他本人流传着各种谣言，但都是有利于他的。
据说他的北京之行是由王尚书邀请的。
他到北京向皇帝呈献了许多珍贵礼品。
这次拜见没有结果，那是由于朝鲜战争而造成干扰。
如果他在别的时候求见，一定会受到恩许的。
评论就是这样。
对于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大家都很感兴趣。
它们以钟声报时特别吸引人。
他们刚回到他们的住处，尚书大人便来回访。
他坚持摆出全副传统的礼仪来回拜，身穿高官所需的全身服装来向他们致敬。
他们刚落座，大方丈就出来请他们喝茶。
他向三个人每个都屈膝献茶，递上茶杯，他必须在这位特殊大人的面前行这种礼，因为大人是寺院的最高主管。
当尚书回访利玛窦神父被大家知道后，其他各级官吏都纷纷来向利玛窦拜访表示敬意。
其中只提三个就够了：
刑部尚书及侍郎，和位居二品的户部尚书。
这三个人是较为重要的，他们穿着官服，带着好礼并摆着大排场来表示敬意。
过后又来了一个，这个人之后在北京担任高位。
他们大家的意见都是利玛窦神父应当居住在南京，他们都答应帮他找房子。
从此利玛窦神父就在城内行动自如并且访问官吏，也不见有人来诘问。
这个不寻常的情势转变，使利玛窦神父回想起他第一次到这里后被驱除出南京的那天晚上。
这一次他回来，就感觉到这是他梦中看到的地方，他好像曾经在这儿无拘无束的生活。
现在他出去在梦中外他从前所未见过的街道和宫殿感到惊奇。
他感觉到这决不止于是一个梦，或者是一个幻觉而已，就象是一个人当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一个唯一的愿望上时，所可能体验到的那种。
他意识到人们对他的态度的巨大变化是上帝带来的，所以他决定住在南京，任何地方都不去，这也是上帝的质疑，尽管也有各种人事的考虑，瞿太素完全同意这一点，便把他的关于住苏州的想法置一边。
在对于神父们的事业支持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应当是皇帝的一个在南京的顾问，科里是这些顾问的统称。
这个人名叫祝石林；
在南京时，刚好其他的法官有事离开，原来的人数有十个左右，因此祝石林就把这些职务都给兼任了。
大家对他都很敬重，并且视他为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中国书法家，由于书法在中国更受到重视，他的寥寥数字就能在南京不低的价格，相当于十分之一的金币。
而且手稿在存放几年后还会升值、他还擅长写作，算得上是作家，他所著的劝人为善得到一致的好评，而且他还能够讲课，即使是在众多文士的集会上。
利玛窦神父的名字也飘进了他的耳中，他对神父也颇感兴趣，尚书对于利玛窦的敬仰也促进了他见神父。
而利玛窦神父写的《交友论》让他们更容易的聚起来。
在一次众多文士的聚会上，说起了利玛窦神父，有关他的身份问题；
祝石林认为利玛窦神父在广东和江西有过长期居住的经历，那么他住在南京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况且南京也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人。
利玛窦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即使有上层官僚的支持，他还是再三犹豫，最终才决定寄希望于南京。
他首先关心的是找一所房屋居住。
这件事完成后，他就可以奠定一个中心机构的基础，希望往后在别处开辟的其他房屋都会从这个城市取得公开身份，象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中心点。
但直到郭居静神父从临清到来，他还没有着手寻找第一座房屋。
尚书作为神父们的保护人，听说他的同僚们对利玛窦神父的深情厚谊，开始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曾有官员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上错误的影响了别人的，现在也都一致予以赞助。
他们知道他们的尚书需要为神父们取得一个永久的地盘，因此表示尊重他，他们也都赞助此事。
尚书这方面一旦掌握别人的心意，想吧他的副手的府宅让给利玛窦神父，当时这座府邸正空着。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个建议竟被拒绝了，并且这件事还可能招致不满，或许可能破坏全部计划。
于是利玛窦神父就租了一座不大惹人注目但还宽敞的住房，并应尚书的请求，接受了辅佐府宅中一些必要的家具，直到他能买到对他的住房更合用的家具为止。
新居有不少来客。
客人不断增多，不论是从数量来说还是说他们的品级。
当然利玛窦也向往中国权力的中心，也决定要到京城去。
等到澳门葡萄牙殖民地当局同意了他的想法之后，并让人送来经费和贡品以让他顺利进京，在1601年年初利玛窦和西班牙人庞迪我到达京城，为了向皇帝献物，利玛窦寻找太监的帮忙，而后顺利向万历皇帝献物，并且得到了不俗的待遇。
住在宫中的利玛窦靠着西方科学和传教在宫廷立足，在与朝廷大臣结交过程中，他把西方科学带给了王公大臣们，介绍数学、地理、天文等方面知识引起他们的好奇，在他住在京城的这十几年中，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万国舆图》等图书，而且这其中还有与徐光启、李志藻等合译。
利玛窦作这些译著的时候，当然也不忘传教，并且以宗教神话居多。
不过他也把中国的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到欧洲去，这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让后来的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传教士带来的这些科学知识，弥补了当时落后的中国的缺门，即使当中掺杂的是反科学的，一定程度上也开拓了当时官员们的视野，而随着传教士接触到的层面变化，他们所做的事情产生的影响力也有所变化，他们的传教之路也由此变得轻松，尤其是在南明显得更为突出。
这点有点类似于宦官却有不同，传教士自然无法与宦官相比，不过在当时资本主义帝国的入侵情况下，传教士也成为了封建势力的一个传话筒，他们也希望由此与西方结成共同认识，以避免战争。
当然也有的传教士根据中国国内情况向其国王汇报，想要征服中国。
就像在1586年的西班牙国王收到天主教士和驻菲律宾总督的一份计划，要求增派军队来攻打中国，不过当时西班牙国王正忙于镇压其他地区，无暇顾及中国情况，最后不了了之。
传教士的活动大多数对中国没有产生效果，不过在收教徒方面，却进行的不错。
利玛窦在三十岁来到澳门，他自小聪慧好学，品行端正，在澳门学习一年中文，就被派到肇庆，随后就开始了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事业。
而且利玛窦在传教时期内，努力专研，不仅是关于文字、民俗风情，还从社会人情方面入手，广泛结交中国官员和士绅。
并在中国朋友瞿太素的建议下改穿了明朝的儒服，戴上了儒冠，由一个僧人变成了一个儒士，并最后把名字定为利玛窦，取号泰西，以便更加能与官府和士大夫结交。
在南京期间，他认识了徐光启，后者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并不是由利玛窦施洗入教的，而是在南京由罗如望神父施洗入教的。
1604年因他前往京城为官又碰到利玛窦，因此徐光启又能向利玛窦学习数学，他们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后因徐光启的父亲病逝于京城，他要回上海守制三年而未能继续翻译。
利玛窦在传教时利用得较多的是儒家思想，他并不反抗儒家思想，也没有用天主教来取而代之，而是用宋明之前的早期儒家思想来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这样并不会引起中国官绅和士大夫的反感。
以天主教来取而代之的就是公开打击佛教，贬低佛教，不过利玛窦总重中国民间祭祖的传统，这也有利于天主教在平民中的传播。
利玛窦在中国进行的基督教传播事业可以算得上成功，在北京传教十年，最后于1610年在京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得到万历皇帝钦赐北京二里沟寺，房屋三十八间和地基二十亩为利玛窦藏地。
1611年为利玛窦安葬，朝廷曾派利玛窦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天主教的奠基者。
维新运动期间，李佳白来到北京，经过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得以结实李鸿章、翁同龢等清政府的上层官僚，从此“日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等之门”，后来又得以认识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领袖，会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一起插手干预维新运动，发表了一系列赞助“变法”的文章。
如《探本穷源论》、《改正急便条议》、《东三省边防论》、《新命论》等，要求清政府“宜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之人”来坐镇治理中国。
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儒教立国是有必要的，“环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
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驯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
无有也”。
所以，他很是尊敬孔子，认为孔子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至圣”，而且儒家思想是教育民众的根本。
李佳白认为有必要有一处活动的场地，有一个团体，好把一些上层官僚和有势力的士大夫阶层的人物纠集在一起。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征得了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支持，总税务司赫德的赞助以及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等的辅助下，终于在1897年2月在北京成立了“尙贤堂”，它的英文原名是“中国国际学会”，这是对中国上层阶级工作的差会。
李佳白自封为尙贤堂院长，邀请了当时在北京的一批清朝官僚和士大夫充当会员。
尙贤堂不是基督教差会团体，它是作为一个“东西人士会合之地”，从“中西上等人中”吸收成员，让他们到那里“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以“恢拓学者之志量”，同时请丁韪良负责发行书记杂志以扩大影响。
尙贤堂的宗旨在于使“中外教民底于和洽”，“趋于国际友善”。
李佳白在建立尙贤堂并作了一番布置之后，即于次年跑到欧美各国去募捐。
他得到了法、德、英、俄、美各国政府的赞助。
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卡内基等也表示愿意捐款，因此他打算再来中国大干一场。
但是，当李佳白在1900年回京时，却遇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他一手经营的尙贤堂也被焚毁。
李佳白说这时他从“极乐之山上”一下子“落入绝望的泥坑中”。
1903年，李佳白在上海重开了尙贤堂，得到了上海各国领事和外商的捐款和支持，同在南方的清朝官僚张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加强了联络。
1903年组成尙贤堂董事会，聘请吕海寰任董事长，并以特别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注册，受英国保护。
李佳白除在上海开展活动外，还到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地演讲“孔子加耶稣”的理论。
1905年，李佳白在上海发表演说和出版《尙贤堂纪事》月刊制造舆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支持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
他认为：
“中国之君主政体非专职”，如能再搞立宪，使百姓“知其权利乃皇上所赐，有一定之限制”，就能使清朝的政权更加“稳固”，而同时他攻击孙中山的宣传革命是“舍本求末”，应当对百姓“申之以孝悌之义”以维护封建统治。
辛亥革命以后，为了袁世凯的复辟计划并且以此来扩大尙贤堂，李佳白不断的征集会员，“达到二十国人，十宗教”之多。
与此同时，他还为当时成立的“孔教会”打气，陈焕章充当了“孔教会”的总干事，李佳白受聘为“孔教会”的高等顾问。
尙贤堂除了举行一般演讲会外，还附设了教务，商务、教育、妇女等联合会，打着“发明本教，研究他教”的旗号，每周举行例会，邀请“儒、佛、回、道各大教中的名人”轮流到尙贤堂演讲。
当然李佳白主要还是推销基督教，但却大放尊孔厥词，主张基督教与孔教互相之间和睦相处，能够做到互相敬爱、
李佳白竭力推崇袁世凯，认为他是“救国唯一之人才”。
他向袁世凯献计说：
“制止革命最后的方法，就是当它开始时迎头痛击之。
”当袁世凯准备复辟称帝时，李佳白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舆论加以支持，其最明显的言论有：
君主民主，不过名目之分，无关宏旨，不论可也。
中国数千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
今虽该皇帝为总统，易君主为民主，然人民安于习惯，其心理上仍望有天与人归，秉权出治之一人。
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
（中国人）未识共和之精神，·
多缺乏自由之经验。
不仅如此，李佳白在他所编的《尙贤堂纪事》杂志上还抢先转载了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和《筹安会宣言》，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
袁世凯为此特传令嘉奖李佳白，并答应给尙贤堂三万五千两银子赏钱，可是李佳白还没有把音量拿到手，“洪宪皇帝”就垮了台，尙贤堂由于遗老遗少的没落，“会员星散”，李佳白也不得已于1917年11月回国“休假”。
1921年8月，李佳白再次到中国活动。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依然在中国的天空缭绕，中国革命已开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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