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伟大科学的丰碑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学习材料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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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祥麟，1912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入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长，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荣誉主任。
侯祥麟同志是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是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
他成功领导研制了原子能工业分离铀——235装置急需的油品和导弹所需的高精密仪表油、脂系列产品；
指导解决了国产喷气燃料对喷气发动机镍铬合金火焰筒的烧蚀问题；
领导研究成功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腊和相关催化剂、添加剂等5个方面重大新技术并实现了工业化；
参与历次国家和部门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协调和实施。
2003年，他在91岁高龄，还主持了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工程研究。
侯祥麟同志为我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为我国的石油、石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侯祥麟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贡献给了祖国的科技进步事业，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献给了我国石油石化工业，是我国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为此，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决定，号召全国科技界、石油、石化系统的全体工作者，广泛深入地开展向侯祥麟同志学习的活动。
学习侯祥麟同志对党、对人民矢志不移、终生不悔的坚定信念。
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少年时，他就同进步师生一道上街游行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压蹂躏。
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到南京政府请愿、为前线将士募捐等活动。
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大量阅读了马列著作（英文版），从英文报刊上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定了寻找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上海沦陷后，他辗转到了长沙，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就把毕生奉献给祖国作为自己人生最高的追求。
抗战期间，他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派，在西南从事煤和植物油炼制液体燃料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他受党组织委派，参加了自费留美考试，于1944年留学美国，在那里参加、组织了爱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并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成功动员了一批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文革”期间，他饱受生活艰辛，虽历尽坎坷，但政治坚定。
改革开放以来，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处处践行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品格。
学习侯祥麟同志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
侯祥麟同志一生做人做事严谨务实。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狠抓科研管理，组织领导了多金属重整、提升管催化裂化、渣油催化裂化、减粘、溶剂脱沥青、维生素二步发酵、顺丁橡胶、高档润滑油等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取得了多项成果。
70年代后期，就如何用好一亿吨石油，组织专家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的报告。
学习侯祥麟同志自主创新的奋斗精神。
侯祥麟同志一生敬业、勤业。
作为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在炼油科技攻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地突破了国外封锁，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炼油技术的成长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五朵金花”、航煤等都是突破国外封锁的成果。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组织科研攻关，解决了国产喷气燃料对镍铬合金火焰筒烧蚀的关键问题，国产航空煤油于1965年获国家新产品成果一等奖。
为了满足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卫星和新型喷气飞机的需要，领导研制出多种特殊润滑材料。
他还领导了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的成功开发，使中国炼油技术在60年代前期很快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
此后，他一直鼓励进行原始性创新工作。
80年代石科院研制了一种新催化剂，用减压馏分油可获得40%烯烃，其中一半是丙烯。
他大力支持其开发，终于取得催化裂解新工艺，在国内实现了工业化，技术还有出口。
学习侯祥麟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胸怀。
作为战略科学家，侯祥麟同志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担任石油工业部领导职务期间，始终为我国的石油、石化工业发展和进步呕心沥血，孜孜以求。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他认识到工程科技发挥的重要作用，深感设立工程科技最高咨询学术机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和师昌绪、张维、张光斗、王大珩、罗佩霖5位科学家共同发起，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
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石油学会。
1983年8月底，侯祥麟以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英国伦敦出席了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世界石油大会。
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申办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获得成功。
侯祥麟同志还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
目前由侯祥麟主持的有中国科技馆基金和侯祥麟基金等3个专项基金。
学习侯祥麟同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
侯祥麟同志淡泊名利，对党、国家和民族无私奉献。
2003年5月，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委托，侯祥麟同志以91岁的高龄，主持启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
2004年4月，他的夫人李秀珍女士不幸身染重病，病情急转直下，6月25日，已处于弥留时刻。
这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召开办公会议，听取“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侯祥麟同志准时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点发言。
就在同一天下午，与侯祥麟同志共同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李秀珍女士不幸与世长辞。
消息传出，人们不禁为之动容。
集团公司在京召开党组扩大会
学习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
9月16日下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京召开党组扩大会，学习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
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陈耕，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蒋洁敏，党组成员任传俊、苏树林、郑虎、周吉平、王宜林、李克成、贡华章出席会议。
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学习。
在学习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提出的学习侯祥麟的决定意义非常深远。
侯祥麟是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
他以国家为大，急国家所需，演绎了精彩的科技人生主旋律。
特别是他的“五种精神”，是整个科学界的宝贵财富，更是石油系统的精神宝藏。
每一位石油人，都要继承好、发扬好。
在学习交流中，大家从侯老的点滴事例谈起，既有侯老对他们的鼓励和工作上的关心，又有侯老对炼油技术的关注和支持；
既有侯老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又有侯老对技术创新倾注的饱满热情。
大家说，侯老虽年事已高，但他观念不老，20世纪末得知国外有炼油技术优化操作软件后，他给予了极大关注；
侯老平静的外表，是他对人生淡泊名利、心境明朗的真实流露；
侯老做人，严于律己，真诚待人；
侯老做学问，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侯老做事，认真负责，忠于职守。
陈耕在会上说，他对1995年春节前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那年组织上派他去给侯老拜年，当他爬上位于六楼的侯老家中时已有些气喘吁吁。
令他感动的是，当年侯老已83岁高龄，但所住楼房却没有电梯，侯老就每天爬上爬下好几趟，一晃就是十几年；
侯老是知名人士，当时还住在旧房子里，很多家具也是很多年以前的。
这就是侯老，平凡中孕育着伟大。
陈耕还谈了他的学习体会。
他说，侯老的一生，情系祖国，心系石油。
在他身上，突出体现了“忠、勤、谦、朴”四个字。
忠，就是对党、对国家、对石油事业的忠诚；
勤，就是勤于工作、勤于学习、勤于思考；
谦，就是谦虚、谦和；
朴，就是生活朴素。
陈耕最后说，侯祥麟的“五种”精神，是中国石油的宝贵财富。
他的事业，要继承下去；
他的精神，要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侯祥麟的先进事迹，就是先进性教育的生动教材，各企业要组织好学习。
每一位石油人都要认真学习，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科技人员要刻苦学习。
通过学习，提高我们的责任意识，增强我们的使命感，为率先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和跨国企业集团贡献我们的力量。
会上，全体成员还收看了专题片《科技界的榜样———侯祥麟》。
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的两位成员赵文智、张继光，结合参加报告会的全过程，谈了他们的深刻感受。
当他讲到侯老就主持的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课题向国务院作结题汇报的当天，侯老相濡以沫的老伴离他远去的那段经历时，感人肺腑的事迹深深打动着现场每一个人，许多人眼中挂着泪花。
“我这个人是很平凡的，做的事情也是很平凡的，我一生没有什么传奇色彩，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
如果说有点成就，也是和同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我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当侯老走上讲台，吐露自己的心声时，温家宝等和全体听众一起起立，用掌声来表达对这位有着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的老科学家的敬意。
听了报告团的讲述，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的邓安雄早已感动得泪眼模糊，侯老的事迹更坚定了这位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毕业生投身我国石油工业的信念，“侯老身体力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心系国家、心系人民的报国情怀，鼓舞着中国的每一个石油学子。
”
“侯老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被称为‘民族脊梁’的人民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国’字最重，‘国’字最大。
”中石化油田管理部的刘汝山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课题中曾受过侯老的指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请侯老和老一辈科学家放心，我们一定将侯老的精神落到实处，为中国的石油事业贡献力量。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刘德培的一席话代表着人们的心声：
“我们要像侯老那样，始终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赤子之情，像他那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我所认识的侯祥麟
侯先生今年93岁，我85岁。
我和侯先生年龄相近、经历相似，在将近一个世纪里，我们都走了一条救国、报国、强国的道路！
侯先生是1944年去美国留学的，我比他晚，是1948年。
我和侯先生的专业不一样，他是化学工程，我是冶金材料，都是当时强国富民最需要的专业。
因为我们从小目睹了国家饱受欺压的现实，就立下了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勤奋读书、报效国家！
在美国，我是通过《留美科协通讯》知道侯先生的。
一直到1960年，我才见到侯先生本人。
当时，国产航空煤油不过关，对高温合金有烧蚀现象，侯先生到沈阳去找科学院金属所李熏所长。
当时我是高温合金组的负责人，就参加了他们的讨论。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并肩战斗在科研第一线。
现在我们虽然都年事已高，但干劲儿仍然十足，经常见面，如1984年石油部成立了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侯先生是首席顾问，我被聘为顾问之一。
与侯先生相知不觉已半个多世纪了，他有几个方面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第一，他看问题高瞻远瞩，胸怀全局，是一位战略科学家。
这体现在我们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工程院和选举第一批院士的过程中。
侯先生是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
1980年侯先生当选为学部主席团成员，参与了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因此，他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
科学院学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技术科学部只是六个学部之一。
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程技术就显得格外重要。
所以，在1982年的技术科学部大会上，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倡议就提出了。
打那以后，科技界又多次呼吁建立国家最高工程科技机构，其中，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侯先生前后参与过两次。
一次是1986年，和茅以升等89人；
再一次是1989年，侯先生联合张维等8位专家，建议成立国家级的中国工程技术院，但由于涉及体制的复杂性等原因，建议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春天，侯祥麟、张光斗、王大珩、张维、罗沛霖我们6人又共同商议，由罗先生起草，再次把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呈报党中央和国务院。
几经周折，以国务委员宋健同志为组长的筹备组终于成立，我是副组长之一。
选举第一批院士时有很多争议，比如在讨论选举标准时，有人认为领导干部不宜当选为院士，但侯先生主张：
“这样的人还得要，因为他们贡献大，经验丰富，联系面广；
当然，这样的人不能太多。
”在侯先生看来，不能因为是领导干部，就一定能当选院士；
也不能因为是领导干部，就不能当选院士。
院士的标准只有一个。
事实证明，侯先生的主张是对的，特别是他们在科技咨询工作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敢讲真话是党性原则的根本体现！
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真实写照！
一辈子都交给了党和国家的人，难道还怕讲真话吗！
我和侯先生都经历过民族危难，深知今天的一切来得不容易。
所以，对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就特别珍惜。
尤其是侯先生，十分重视院士的道德建设，极力主张院士要自觉严格要求，发挥表率作用。
在担任工程院科学道德委员会副主任时，他还和当时主持道德委员会的潘家铮副院长一起身体力行，制定了院士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成为以后院士们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
侯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深刻理解。
他在当时的石油科学研究院虽然一直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但是很看重基础研究。
他还曾批评过认为基础研究可有可无的观点。
他深知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泉，而且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取得卓越的科学成就。
他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充分体现。
何梁何利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由四位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捐助，于1994年创立的。
基金分为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两个档次。
章程中规定：
成就奖是授予长期致力于推进科学技术进步、贡献卓著，并取得国际高水平学术成就者，以评委2/3通过有效，评审十分严格。
在1996年侯先生获此成就奖以前，共有8位获奖人，他们不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便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世界知名学者。
作为代表化工、冶金与材料专业的唯一评委，我对侯先生攻克航空煤油国产化难关、开拓合成润滑材料新领域，以及开发炼油新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深知他领导的这些成果都属于自主创新，对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没有他的这些成果，飞机、导弹上不了天，原子弹也造不出来，卫星上了天也会因润滑剂经不住忽冷忽热，很快掉下来。
因此，我极力推荐给予重奖，最后投票的结果，以高于2/3的票数顺利通过！
侯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个方面，是他始终坚持正确的科研管理方针。
侯先生很看重自主创新。
在他的论文集中，用很大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从以模仿为主转到以创新为主是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科研人员创造敢于创新的环境；
要给优秀科研人员自由选择题目的机会，要对从事探索性工作和基础研究工作的人，给以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奖励。
要知道，引进只能缩小差距，惟有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实现跨越发展，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
自1950年回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侯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基地是在石油科学研究院。
在办院过程中，侯先生充分体现了自主创新思想，在1962年完成主要军工工程后，他和同事们一起提出并完成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攻关工程。
这不但为该院的科研方向奠定了基础，而且正确地把握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大方向。
侯先生还认为，研究所要保持高水平，就必须根据人员和设备条件制定并保持正确的、长远的研究方向，锲而不舍，才能有所作为。
侯先生十分重视年轻人的培养，1996年在他获得何梁何利成就奖后，就捐出50万元，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人成长的基金。
1999年，知道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而且成效显著，侯先生就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此备加赞赏。
2001年，侯先生在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庆座谈会的讲话中，以自己90年的亲身经历，用很长篇幅谈了“人生与追求”，用来教育青年。
从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他个人的利益。
他心里装着的，只有国家的明天和民族的未来！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
以国家为己任的战略科学家
侯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科学家，他是我们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前身——石油科学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
最近两年，我有幸参加了侯老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课题。
这是一项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研究，由侯老担任课题组长，历时一年多时间，课题完成得非常成功。
讲到侯老在这项重大研究中的作用和贡献，我们还得从温总理登门请侯老挂帅说起。
那是2003年5月25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温总理轻车简从，来到侯老家中。
这是总理第二次看望侯老了。
第一次是在1998年的春节。
一晃5年过去了，看到91岁高龄的侯老依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总理十分高兴，便恳请侯老主持国家将要启动的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工作，但考虑到侯老年事已高，又感到于心不忍。
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侯老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勇挑重担。
可以说，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
早在1956年，作为炼油工程的负责人，侯老就参与了周总理亲自主抓的“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这是一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工程。
侯老组织完成的炼油规划，对我国炼油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军用油品的研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侯老又直接参与起草了“如何用好1亿吨原油的建议”，并上报国务院。
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成立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我国石化工业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侯老立志要把中国石油推向世界舞台。
侯老从1979年开始就担任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他和他的同事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奔走于世界石油成员国之间，费尽心力，据理力争，在1993年世界石油大会维也纳执行局会议上，我国终于获得了世界石油大会的举办权。
1997年的10月，第十五届世界石油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了！
当我们看到那面由侯老接过的会旗在会场上高高飘扬的时侯，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中国石油走向世界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这个时侯，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侯老对中国石油走向世界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石油消费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
最近三年，每年我国的石油需求增长都超过了2000万吨，相当于一年就多“吃掉”一个大油田！
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到2020年，我国每年消耗的石油将超过6亿吨，甚至达到8亿吨。
这个数字是我国现阶段原油产量的3至4倍。
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石油，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需要进口，这个比例高于美国现阶段的进口水平。
这已经成为国家长远发展难于回避的重大安全问题。
面对这种挑战，侯老常常陷入深思。
他思考最多的，就是要找到一条途径，解决这个制约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难题。
在深思熟虑之后，侯老提出，缓解我国石油供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节约用油。
我们要建立节能型社会，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来。
侯老要求我们，要对未来油气需求的内涵和节约的潜力作深入分析，寻求各种可行性的措施，给我国的油气消费设置一个上限。
侯老把这个上限形象地称为“天花板”，也就是一个不能跨越的警戒线。
这个“天花板”就是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消费量要控制在4.5亿吨以内。
研究表明，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也是一个对国家比较安全的目标。
在课题研究一年多的时间里，侯老带领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先后30多次征求国家相关部委和企业的意见，并深入到七个专题组调查指导工作，参加了几十次研讨会，很多研讨会一开就是一整天。
有时侯我们年轻人都觉得吃不消，可是侯老却总是精神饱满。
其实，侯老和很多老人一样也患有多种疾病，有时开着会，女儿把汤药端到会场。
对这样一位高尚的老人，我们既敬重，更为他的精神所折服。
在侯老的家中，经常摆着五六把不同的放大镜。
每当看着他举着放大镜，全神贯注工作的时侯，我们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无以言表的敬慕之情！
侯老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深深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使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我们深深感到，如果课题搞不好，交不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无颜面对侯老的信任，无颜面对总理的嘱托，也无颜面对祖国和人民的期望！
2004年6月25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上午，课题组作结题汇报。
这是温总理第三次听取课题组的汇报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次。
我们的研究得到了总理的充分肯定。
总理认为，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次研究集中反映了科学家、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意见，为国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能源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天下午，侯老的夫人不幸病逝。
令我们感动的是，在他夫人去世后不久，侯老还在休养中，就把我们召集到疗养院开会。
侯老说，我们的课题只研究了2020年以前的保障问题，而我国石油安全最困难的时期应该是在2020年以后，我们要考虑，到2050年该怎么办？
我们要启动后续工程，研究2050年的油气供需和石油替代问题。
侯老讲出这番话的那一刻，我们都愣了，对于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之中走出来，并思考国家50年后的事情，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呀！
侯老就是这样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科学家，他始终想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
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浪费的现实，侯老总是忧心忡忡。
今年年初，侯老向中国工程院提交了《节约型社会初步探讨》的意见书，建议讨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问题。
此后，中国工程院组织了33位院士进行了座谈，向全社会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倡议。
看到国家正在加快“节约型社会”的建设，侯老感到无比的欣慰。
从节油型社会，到节能型社会，再到节约型社会。
侯老从石油问题，想到了能源问题，进而看到了社会问题。
它反映了侯老作为战略科学家心系国家、心系人民的报国情怀！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赵文智）
他为祖国炼石油
侯老说他与石油有缘，我呢，与侯老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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