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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形象
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因此我们不妨首先来捕捉一下孔子的个人形象。
《史记》中的《孔子世家》，虽然在选材和编排上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却毕竟为我们树起了“以人为本”的光辉典范，并且有许多形象具体、生动传神的笔触。
其中最著名的我想是下面这段所谓“丧家狗”的出处：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
郑人或谓子贡曰：
“东门有人，颡似尧，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
”子贡以实告孔子。
孔子欣然笑曰：
“形状，末也。
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
然哉！
”
李零先生以《丧家狗》为题来讲《论语》，曾经引发不小的争议，却也不能排除他以此来刺激别人关注的意图。
但是无论如何，“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形象与“大成至圣先师”的头衔交相辉映，共同出现在中华文化的入场口，实在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而面对“丧家狗”的嘲笑能够欣然接受的孔子，才是那个没有经过后世装扮和扭曲的真实、可爱的孔子。
他一生好学，一生传道，敢于担当，又乐于自嘲，一路被人拒绝，又一路自我安慰。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原型和宿命。
进而我们去读《论语》，尽管它的各个篇章并无一贯系统，却仍然可从全书中获得一个相当完整的生动印象。
无论孔子还是他的众多弟子，都是有说有笑，有喜有怒，也发脾气，也干蠢事，也有缺点错误，甚至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都被记录了下来。
那么现代人与孔子之间，我想就更应该是一种平等地互视，相互地濡养，诚恳地对话与交流。
甚至我们还可以借助影视作品来触摸孔子的形象。
2009年的电影《孔子》算是不小的尝试吧，但尽管影片的导演和主演皆为一世之选，孔子的形象也不无可圈可点之处，却毕竟“做”的痕迹太多，失落了历史的厚重。
实际上早在我6岁那年，家乡临淄就拍摄过16集的电视连续剧《孔子》，我现在的家所正对的齐园附近，还依稀保留一点儿当年拍摄时留下的建筑。
拍孔子不在鲁都曲阜而在齐都临淄，不知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整部剧集还是让人感到费了相当的功夫，只是在总体气氛上显得有点儿沉闷。
扮演孔子的王绘春，相信也是大家并不陌生的演员。
（即后来《雍正王朝》里的八爷、《贞观长歌》中的岑文本）他身材魁梧，目光深邃，声若洪钟，更有十分难得的文化底蕴，几乎成就了一个有板有眼却又鲜为人知的经典银幕形象。
这部电视剧现在还能从网上搜到，如果你想了解孔子而又不是为了追求热闹，倒是值得找来一看。
二、孔子的家世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孔子的家世。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室的微子，纣王的庶兄。
他的墓就在山东济宁的微山湖上，我大学宿舍老四的家乡微山县，也是因此得名。
周灭殷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国的国君，延续殷商的香火。
所以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
孔子前五代的时候，为了避祸，从宋国逃到鲁国，几代祖先也在兵荒马乱中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从公卿而降为士民，对此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大家可以参考。
因此孔子常常被人们称作“没落的贵族”，在他的文化记忆中，应该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母亲叫颜征在。
叔梁纥原来的妻子施氏因为无子被出，他还有一个妾，生了一个男孩儿叫孟皮，也就是孔子的哥哥。
（所以孔子字仲尼，“文革”时又被人称作“孔老二”）但是孟皮生下就有残疾，叔梁纥才又娶了颜征在为续妻。
《孔子世家》里所谓“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一度忙坏了后代的道学家们，却也佐证了“老夫少妻出神童”的俗谚。
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孔子出生时父亲已经71岁了，而他的母亲只有17岁。
不幸的是，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又没了母亲，他早年的生活一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艰难。
孔子说“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既说明苦难对一个人的成全，也反映了他的坦诚和自信。
三、孔子的生平
接下来关于孔子的生平，我想首先还是引出他那段经典的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这样的自述当然无法反应孔子一生的行迹，却正是后代的我们能够重新体验的生命觉悟。
时至今日，“而立”、“不惑”、“天命”、“耳顺”这些饱含人文情怀的年龄尺度仍然能够引起现代人的广泛感应。
例如孔子的“三十而立”，根据余秋雨先生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
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就是重建的礼乐；
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
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情。
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以这样的标准放诸现代，一定会让如我一样已届“而立之年”的人们自惭形秽，但也逼迫我们重新厘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寻找更加可靠的人生坐标。
而立之后，孔子又开始遍访名师，对礼乐制度进行了比较完整的实地考察，进而为自己制定了两个任务，一是创办私学，二是开始过问政治。
从此孔子一生的实践活动也就不出此两类：
一则关乎教育，二则关乎政治。
但孔子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较短。
他虽然在五十岁时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后又升迁为司寇，五十五岁就被迫离开鲁国，开始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的行程，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却终不见用。
然而孔子之所以是孔子，恐怕与这十四年的行程密不可分，对此我们还要在后面做进一步地分析。
相比之下，孔子的教育活动显然更加持久而辉煌，几乎贯穿他的一生：
从“三十而立”到三十五岁期间，收受了最早的一批弟子；
从三十七岁到五十四岁期间，他的子弟已经遍布各诸侯国；
十四年周游列国直到晚年返鲁之后，他还在继续不断地招生、授课，他的一些杰出弟子也开始在诸侯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晚年的孔子还整理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诗经》、《尚书》，一般都被认为是经过了孔子的编订或删削。
四、孔子的思想
讲了这么多，却还没有系统梳理一下孔子的主要思想。
按照一般高中历史或语文教材的讲述，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其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
但大多数孔子研究者都认为，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不是“礼”。
后者是因循，前者是创造。
孔子用“仁”解“礼”，本来是为了“复礼”，结果却使手段高于目的，外在的规范服从于内在的心理，“仁”成了更简化、更根本的东西，也是直到今天还能唤起我们无限敬仰和共鸣的原因。
就像开头提到的那五句话，深究下去其实都和“仁”的思想有关。
根据李泽厚先生的归纳，孔子的仁学结构主要有四个因素构成，一是血缘基础，二是心理原则，三是人道主义，四是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实用理性。
孔子从血缘关系出发，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作为“仁”的基础，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然后将这种情理泛化为“爱人”、“亲仁”的道德诉求，进而强调“为仁由己”的人格主动，这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在整体上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
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狂热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
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
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
（《孔子再评价》）
五、孔子的伟大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种实用理性，显然还不足以反映孔子的伟大。
其实在众多解读孔子的文章和著作中，我最看重的还是余秋雨先生写在《古道西风》（后改为《老子和孔子》）里的那一段话：
（下面我来读一下）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担着一个矛盾：
一方面，觉得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接受自己；
另一方面，又觉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接受。
这个矛盾，高明如他，也无法解决；
中庸如他，也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为“君子”这个概念的主要创立者从一开始就把“二律背反”输入其间，使君子立即变得深刻。
是真君子，就必须承担这个矛盾。
用现在的话说，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却在互相抵牾和撞合中构成了一个近似于周易八卦的互补涡旋。
在互补中仍然互斥，虽互斥又仍然互补，就这样紧紧咬在一起，难分彼此，永远旋动。
这便是大器之成，这便是大匠之门。
单向的动机和结果，直线的行动和回报，虽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却永远形不成云谲波诡的大气象。
后代总有不少文人喜欢幸灾乐祸地嘲笑孔子到处游说而被拒、到处求官而不成的狼狈，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孔子要做官，要隐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样陷于一端的孔子就不会垂范百世了。
垂范百世的必定是一个强大的张力结构，而任何张力结构必须有相反方向的撑持和制衡。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
“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当时读完这段文字，好像让我顿时领悟了世间太多的道理，也因此彻底摒弃了于丹的“心灵鸡汤”和易中天式的调侃与冷漠，甚至我自己后来的一些所做作为，也从此多了不少宽容的眼光和持久的动力。
如此再看孔子和他的儒学，他的确是极端地追求实用，但同时又极端地坚持理想；
他没有在“真理”的探究中实现完美的表演，却也一刻都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终于让人联想到孔子在“五十而知天命”的年岁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周游列国的行程。
余秋雨先生在《北大授课》里进一步指出，孔子的拳拳之心和处处碰壁，恰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
其实孔子所谓的“知天命”，既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或者说一种更高状态的“中庸”原则，同时也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宏大结构中完成拔离平庸而又立足大地的超越！
六、孔子的弟子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孔子的弟子。
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确切的数字是72或77）”但真正留下名字的也就三十多位，堪称重要的又有十几位。
《论语.先进》的第三章里，为我们做了清晰的分类和列举，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四科十哲”：
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
宰我，子贡；
政事：
冉有，季路；
文学：
子游，子夏。
十哲中尤以颜渊（也就是颜回）、季路（也就是子路）和子贡（也就是端木赐）与孔子的关系最近，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个性又最为鲜明，因此我想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
首先毫无疑问，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当然是颜回。
提起颜回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那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样的精神境界也许离现代人过于遥远，并且我一直认为，儒家既然以血缘亲情和家庭伦理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颜回的境界就难免有些虚无与苛刻，但我同样反对就颜回这样的人物仅仅去做一般人情世故层面的解读。
在师徒困于陈蔡的那场著名对话中，只有颜回“不容然后见君子”的说法真正碰触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的“涡旋结构”，因此也最让孔子满意。
易中天居然调侃这是“阿Q精神”，并说颜回这是“领会了领导的意图”，《北大授课》上的某位学生也据此认定颜回做人是“八面玲珑”，实在叫人大跌眼镜！
其他无论是孔子称赞颜回的“其心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还是颜回自己诉说理想的“无伐善，无施劳”，都是一个道德高尚、脚踏实地的人所具有的特质，我们知道即便孔子对待弟子的眼光极为挑剔，颜回在《论语》中的形象仍然近乎完美。
更重要的是，颜回与孔子之间心心相映的深厚感情，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位弟子所能比拟。
颜回去世的时候，《论语》中几次提到孔子对他失声痛哭，哭声感天动地。
至于那段“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经典描述，已经成为师生之间最高层次的人格感召。
后代的我们，也就只能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了。
其次，作为孔门“大师兄”的子路，也是《论语》中一个特别让人难忘的形象。
他性格勇敢，坚毅，率直，坦诚，脾气大，性子急，而且常挨孔子骂，却又对孔子忠心耿耿，至死不渝，有点类似于《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或《水浒传》里的李逵。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即子路）欤？
”子路听了马上高兴得不得了，说“你看原来我对夫子是这么重要”，却又惹得孔子说他这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到卫国去见南子，闹出了绯闻，子路又立即怒形于色，逼得孔子不得不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然而子路毕竟是以“政事”闻名的孔门十哲之一，他的实务能力也得到过老师的高度肯定。
后来在卫国的内乱中，子路为了救主，不顾危险，最后惨死在乱军的刀剑之下。
死前高呼“君子死而冠不免”，以最后的行动践行了孔门弟子的贵族精神。
第三位对孔子来说特别重要的弟子，就是子贡。
子贡的特点是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无论搞外交还是做生意，都得心应手，甚至有人说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受了子贡的赞助。
孔子对他也是由衷地欣赏。
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告诸往而知来者”，讲的就是子贡。
但是子贡这个人也有缺点，就是容易自作聪明，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因此又常常受到孔子的敲打与调侃。
当子贡询问孔子怎样看待自己时，孔子就说他是一个“器皿”，即便这个器皿十分贵重和华丽，然而“君子不器”，境界上到底是差了一截。
这也反应出子贡这样的现实主义者与颜回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在孔子心中不同的分量。
但是子贡对孔子同样是无比敬仰的。
孔子去世后，学生们都守丧三年，唯独子贡在墓前守了六年。
（颜回、子路都先于孔子离世）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贬低否定孔子之风，而且都拿子贡自己来说事，说子贡比孔子优秀多了。
子贡却总是力排众议，说“就像盖房子一样，我的院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当然一眼就看清楚了。
夫子他老人家却是深宅大院，你们只怕连门都摸不着，那里知道深浅呢？
”由此在孔子身后发起了第一场“造圣运动”。
至于其他那些见于《论语》，讲话又和孔子一样被单独记录下来的重要弟子，像曾子、子夏、子游、子张和有子，恐怕就更多属于学理层面上研究的范畴了。
另外孔子师徒之间还有一场特别著名又特别让我感兴趣的对话，就是子路、冉有、公西华和曾皙“各言己志”、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的那次，似乎已经在至高的美学境界上接通了儒道两家，我想把它放在后面讲述庄子或道家的时候再去重新解读。
七、孔子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孔子的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孔子去世以后，尽管子贡等人的第一次“造圣运动”作用不小，接下来更有孟子、荀子这样的儒学精英们推波助澜，但春秋战国毕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先驱，他的学派和学说也就成了人们必须面对的对象，无法回避的话题。
墨家、道家、法家等群起而攻之；
儒家自己呢，则一面继承维护，一面修正发展。
一直到秦代和汉初，孔子的名气虽大，却也基本还是普通人，是众多学者和批评家中的一个。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才被当做了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孔子才被渐渐捧作了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圣人”，真孔子也就渐渐变成了假孔子。
但正如朱维铮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假孔子的形象同样在历史上变幻不定，“他时而现身为先知，时而现身为巫师，或被说成僭望王位的‘素王’，或被说成安贫乐道的‘先师’。
他被一些人看成禁欲主义者，被另一些人看成享乐主义者，在有的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在另外时代是限制君权的倡导者。
他身价随时涨落，人格上下浮动，封号屡次改变，作用代有异说”（《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
终于到了五四时期，知识精英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夫子终于被拉下了圣坛，“伦理纲常”开始接受现代意识的清算，但那种积淀千年的“孔门传统”和“君子人格”却也并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阐释”；
至于文革后期“批林批孔”的荒唐闹剧，则完全是一种粗暴无礼的缺席审判，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更是让人无所适从。
——由此想到，用各种各样的意图和材质为孔子造像，也许是并未终结的历史宿命。
但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却仍然有理由期盼，那位只存在于学生心目当中的温良长者，那种完全摆脱了依附关系的人格原型，会伴随着当下理想与现实的处处碰撞、君子与小人的时时粘连，而渐渐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以我个人的选择与判断，孔子在当前的影响，一个还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家庭本体和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一个就是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君子之道”与“中庸之道”的相辅相成。
前者是历史的遗存，任凭我们或褒或贬；
后者是未来的展望，需要我们正道直行！
我的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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