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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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的规模呈现急剧增长的态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稳定于10％以上的时期即是移民时期，可以确定中国已经走进移民时期。
中国流动人口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其流向也趋于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
经济发达省份是接受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
2000年全国总流动人口中，有8416万人流向沿海地区，占全国流动人口的58.3％；
有1/4强人口流向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流动人口仅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6.4％。
从各省情况看，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广东省，有流动人口253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7.5％。
流动人口规模居前5位的还有江苏、浙江、山东和辽宁。
从流动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比重看，前2名的省市是北京（34.2％）、上海（32.8％）；
其后是广东、天津和浙江。
流动人口比重在10％以上、已经进入移民时期的省区还有辽宁、江苏、福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海南、宁夏、青海和新疆，共16个省市区。
2、在不同等级规模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分布趋向特大城市
中国流动人口在城市、建制镇和乡村的分布上是以城市和建制镇为主，合计占流动人口的88.2％。
城市是吸纳流动人口的主体空间，小城镇在吸纳人口方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20万人以上的城市成了吸纳流动人口的主体，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则吸纳了全部流动人口的56.1％，而大于500万人口的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则占全部流动人口的22.4％。
城市群或大都市区，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迁入地。
这是因为城市群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具有较强的协作配套能力，投资环境较好，对流动人口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3、流动人口女性多、青壮年多，整体文化素质偏低，求职谋生改善境况的迁移占主导地位
在中国流动人口的总规模中，男性占47.7％，女性占52.3％，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迁移人口的年龄集中在20～59岁之间，约占总流动人口的70％。
婚育期流动人口比重大，对流入区、流出区城市化水平、人口增长、教育设施等方面的影响较大。
从整体上看，流动人口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低素质人员为主，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61.1％；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员，尤其是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比例较低。
但与同期全国平均情况相比，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又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务工经商是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迁移的第一原因。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并计算，务工经商人员有4432.8万人，占流动人口的30.7％。
拆迁搬家是第二大迁移原因，占迁移人口的14.5％。
婚姻迁入和随迁家属分别占迁移人口的12％和12.8％，是迁移人口的另一类重要原因。
学习培训和分配录用是中国流动人口中的第四大群体，占迁移人口的11.7％。
4、中国流动人口的四大区域分布差异明显，人口流动以近邻流动和中程流动为主
流动人口还具有显著的区域分布特征，可从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角度来看。
沿海地区：
全国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涌向这里，他们主要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
沿海地区大约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
中部地区：
是全国主要的人口流出地，流动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普遍偏高。
近邻流动人口比重四大区域中最高，远程流动人口比重最低；
城市和建制镇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选择。
西部地区：
近邻流动人口比重高于沿海地区而低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远程流动人口比重低于沿海地区而高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
这一地区城市重工业与农业比较发达，使其流动人口表现出与其他三个区域不太相同的特征：
来自于沿海地区的流动人口稍多，而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较少；
流动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按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划分，可以分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和远程流动。
近邻流动是指人口在县内、市内各乡、镇、区之间的流动；
中程流动是指省内跨县、跨市的流动；
远程流动是指人口的省际流动。
在全国14439万流动人口当中，属于近邻流动的人口达6563.4万人，占45.5％；
中程流动人口为3633.8万人，占25.2％，两项合计占总流动人口的70.7％。
其余29.3％的流动人口属于跨省区的远程流动，共4241.9万人，其中邻省流动人口1925.8万人，占45.4％，非邻省流动人口2316.1万人，占54.6％（见图4）。
实际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吸引流动人口的范围越广；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主要以吸引县内和省内流动人口居多。
县城是近域流动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可成为今后建设的重点。
二、中国流动人口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人口的迁移流动自然会影响到区域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古今中外的事实无一不说明了这一点。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改变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和城市体系结构。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口迁移的浪潮开始涌动起来，至今进入移民时代。
此间，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人口由欠发达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由低消费水平进入到相对较高消费水平的行列，由低效率生产转向高效率创造财富的行列，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行列。
流动人口的规模、流向及生产生活方式，将成为影响全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1、人口流动推动了城市化发展
流动人口，一方面是城市化的微观主体和城市化的载体，是被“化”的对象；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城市化的速度、发展轨迹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促进城市化普及与加速。
通过中国迁移人口变化与中国城市化历程的比较可以看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十分密切。
从总体上看，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低，波动大，进程缓慢。
改革开放后，流动人口和城市化水平均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1996～2004年，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城镇人口迅速增长，这说明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
从流动人口活跃的大城市或城市带看，也可说明这种现象和趋势。
流动人口在东部沿海的比重达到51.6％，高于中西部约2～3倍。
第二，促使大城市郊区化。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大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的形势下，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郊区是其进入一个城市最为有利的区域，这里接近市区，交通便利、房租便宜、开销较低，是其以较低成本融入城市的开始。
加之，城市产业（工商业）和城市居民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的外迁，造就了更多的外来人口在此生存的机会。
郊区化在大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
缓解“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产业和劳动力的合理布局；
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城市功能；
有利于加快辅城的建设；
促进郊区的发展。
第三，促进了都市区（带、圈）的成长。
由于都市区（带、圈）能为现代化的、专业化的、集约化的和高附加值的生产提供有利的产业环境和技术支持，因此成为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货币资源、信息资源、科技资源的首要选择。
2003年，全世界居住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1/3以上；
美国全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在大都市；
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于它的三大都市圈。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三个较大范围的都市区（带、圈）：
珠江三角洲都市区（带、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区（带、圈）、京津唐都市区（带、圈）。
此外，还有一些沿交通线、沿河流成长起来的都市区（带、圈），如哈长沈大、济青烟威、成渝沿线、南昆等城市带。
还有一些区域上的城市呈现簇状分布，如中原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成德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
这些具有规模效应的都市区（带、圈）的发展推动着整个中国城市化健康、快速向前发展。
2、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研究，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对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约在1％左右。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也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途径。
从产业部门看，流动人口拉动了中国市场扩张与产业结构升级。
这种拉动可以分为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
直接拉动是指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消费品市场需求扩张。
以2002年城乡消费性支出差距为4217元计算，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即有1284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可以拉动538.8亿元的消费品市场，相当于每年为l万个500万销售额的新企业提供市场空间。
间接拉动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对城市和区域公共基础设施物品的需求增加。
农村人口从进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断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产、上下水管道、绿化、学校、广场、警察、城市安全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
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司计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基础设施投资6万元（包括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
如果每年进入城市人口1284万人，可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7700亿元。
此外，人口流动拉动的新增市场是一个不断升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将为新型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相应的市场基础。
据测算，流动人口对经济的贡献至少在3％以上。
3、流动人口进城后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流动人口中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对于从根本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和不公平、不平等的局面有积极意义。
目前城乡间不仅收入差距巨大，更重要的是制度上存在差距，如户籍制度和人口分割，这种现象不仅阻碍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还造成一种人格、身份和待遇的不平等。
同时，流动人口加速了城乡结构的转化。
人口大规模流动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的流动与融合，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升华；
同时也促进了意识理念的变化和信息的交流。
人口流动对陈旧的发展和布局观念就是一种冲破。
在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中，长期以来城市布局和城市发展的均衡论思想受到挑战，而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成为追求的目标。
流动人口对区域和社会的影响体现在对流人区与流出区两个方面。
人口流入数量处于全国前十位的省份主要为沿海新兴工业省份和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
在我国主要的人口流入区中，沿海新兴工业化省份表现出了省内迁移和省外迁移人口并重的特征；
而中西部少数省份成为人口主要流入区的原因，主要在于省内迁移人口数量较大。
流动人口对主要流入区区域发展的影响，其积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推动了流入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为流入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产业效率不断提高。
据测算，我国省外流人人口大省，流动人口每年为其创造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大约在1000～6000亿元之间。
西部地区是中国人口流入第二重要区域。
主要原因是：
政府启动了大量的工程建设，工程用工大量来自中部和沿海；
西部城乡商业贸易的发展，地方居民经商办企业的竞争力不足，大量的商人和中小企业主以及其雇员来自其他区域。
但是，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较低，长期大量迁入人口将不利于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保护。
我国人口流出数量较大的省份，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有分布，但中部地区相对更为集中。
位居全国流出人口前5位的省份有4个分布在中部地区。
江苏、浙江和四川既是人口流人大省，也是人口流出大省。
人口流动对主要流出区区域发展的正面影响主要有：
一是对于中西部人口大省来说，大量人口流出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增加的收入对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带动家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城市化的关键所在，大量人口流出有利于减少当地人口基数，提高城市化水平；
三是流出人口对传播城市文明、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对于西部及其他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出可以减轻环境压力，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4、流动人口带来的消极影响
随着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与冲突问题凸现，公共安全隐患愈加复杂和日趋严重。
一是公共产品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相应需要。
各等级规模城市的快速成长，城市资源承受能力普遍不足，环境建设不能满足需要，城市公共产品供不应求，尤其是超大城市承受人口继续膨胀的巨大压力，教育、卫生等设施缺口扩大，公共服务不足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二是城市社会问题愈加突出。
主要表现在城市贫困、治安、社会保障等方面。
城市贫困即包括当地城市户籍人口贫困，也包括外来的流动人口贫困。
全国总工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
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占全国城市贫困总人口的21.9％，中部地区占52.9％，西部地区占25.2％；
而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建设还很薄弱。
三是城市管理难度增加。
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打破了原有体制和资源条件的限制。
流动人口对城市规划、城市规模结构体系的冲击剧烈，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带来了“大城市病”；
给城市人口的统计、教育、文化和管理工作带来挑战。
比如，人户分离人员增多，管理难度增大。
人户分离对人口迁出区、迁入区的管理、建设、治安等方面都是不利的。
另外，婚育期流动人口比重大，导致流入区人口迅猛增长，并对当地的教育基础设施带来较大挑战。
四是引发城市快速膨胀和不良郊区化。
诸如：
城市核心区产业“空心化”，人口消费力下降导致中心城区的深度衰退；
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布局的重新规划调整，人口郊区化带来的人口分布变动，对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建设布局影响很大；
道路交通负荷增大，市民通勤成本上升。
此外，郊区化难以避免地蚕食城郊绿化带与耕地，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还会产生环境污染、能源过度浪费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深受其害的城市问题。
五是对主要流出区的区域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主要有：
第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对流出区农村产业与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技能的人口外流，使流出区失去了良好的创业与从业群体。
与此同时，还导致人口流出区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在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这将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会受到消极影响，并可能对社会构成一定的危害。
第三，在我国户籍制度尚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放弃在流出地的居住场所、田地甚至是工作岗位，这对流出地是一种资源浪费。
关于对未来中国城市化的预测，在学术界有许多种答案。
根据国际经验，中国城市化速度每年将在0.5～1.０个百分点之间。
如果年平均增长0.5个百分点，那么中国在2023年城市化的水平将达到50％；
如果年平均增长0.8个百分点，那么中国可以在2016年初步进入城市社会；
如果未来中国城市化速度以1.0个百分点增长的话，那么在2013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无论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其规模都将是巨大的。
在未来16年间，中国城市化速度分别以0.5、0.8和1.0的低、中、高3个速度增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将分别达到1.97亿、2.68亿和3.16亿。
到2020年，假设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增长不会低于7％，投资建设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未来15年流动人口增长平均每年递增10％左右，那么，流动人口届时约为9.68亿左右。
三、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移民时代已经到来。
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处于极为活跃的发展阶段。
产业迅速扩张，就业机会和个人创业机会增多，给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迎接这个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建立一套开放的、公平的和宽容的城市化政策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
1、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城市化区域的总体趋势
未来一个时期（到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本趋势仍然遵循由农村流向城市、由落后地区流向相对发达地区、由中小城市流向大中城市、主要向大中城市集聚的基本规律，但四大区域各具特色。
沿海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具有最大的魅力。
这是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区域，但其流动人口吸纳比重会趋于稳定。
中部地区将逐步成为中国城市化工作的重点地区，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型城市。
东北地区是中国自然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大的地区，这里将是中国人口净流人增长较快的地区。
西部大部分地区由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弱，需要慎重选择新的增长型城市，要鼓励大量劳动力向外输出。
如降低西部地区的设镇标准，将流入乡村地区的流动人口集中到小城镇地区，会减少生态环境的压力。
为了加强城市带（都市群）的流动人口接纳能力，需要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
区域性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应该打破行政界限，统一规划、统一建设，降低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成本，密切各城市之间的合作关系，提高综合服务功能，全面改善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总体上降低发展成本和入城成本。
2、建立公平的人口流动制度，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公平的人口流动制度包括公平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住宅制度。
第一，要制定公平的农民就业政策，使其从敌视型、歧视型向友好型、平等型转变，落实“一视同仁”的原则。
根据国家的有关劳动法规，清理地方对外来劳动力限制进入城市就业的不公平的政策法规，取消各种限制性、歧视性就业政策，鼓励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第二，加快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社会保障档案，建立并强制性执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流动人口平稳渡过流动期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及早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城市公共住宅服务范围，并发展经济实用房屋租赁市场，面向外来常住人口租赁合法公共住宅；
可采取政府与民间协同等方式，提供经济适用房等公共服务。
流动人口相对低的劳动力素质，确实已经成为限制工业化质量和城市化质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为尽快建立公平的基础教育制度，加快劳动力的有效流动，需要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要在教育、卫生、文化设施以及网络设施上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人口的合理流动。
其次，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义务教育的实现；
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作为义务教育来实施；
在土地利用、贷款上优惠职业教育产业。
再次，所有城市和建制镇必须公平接受外来常住人口子女入学。
3、分类指导城市发展，出台新的城市设置标准
基于流动人口的趋势和不同等级城市的功能，需要分类型推动城市化进程。
区县内的近邻流动比重较大，县城成为培育5～20万人城市的重点，部分县城可以发展为中等城市；
鼓励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县城成长为大中城市。
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中程流动比重将可能提高。
各省域城市群以及跨省城市群或者大都市区，将是中程流动人口的主要承载空间。
50～200万人的城市，如果所在地环境容量许可，可以考虑作为超大城市发展的潜在空间。
鉴于国外大城市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中国200万人以上的单个城市，其规模不宜增长过快。
在调整城市规模结构时，应该适度增加个数；
要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共同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
从现在开始，应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可能带来的“大城市病”危机。
此外，小城镇是流动人口的最初流入地，应对小城镇的接纳角色给予重视，引导人数较少的建制镇人口向大的城镇集中。
中国需要降低、简化和统一设市标准。
建议改变原来撤县设市的体制，改为撤镇设市；
一个建制镇规模达到3万人，就可以设置市建制。
为了准确把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建立都市区统计制度是一个呼之欲出的措施。
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在较发达地区，城市在空间上相互连接的现象十分普遍。
以单个城市的行政区域进行规划，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且城市之间的冲突严重，已经不能够满足要求。
国外的普遍做法是开展都市区规划；
中国由于缺乏资料和经验，暂时还难以全面进行，但可在有条件的地区，以城市群作为依托，加强研究和实验。
4、完善行政考核制度，建立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目前，以GDP、投资额以及财政收入增长为主的“政绩三要素”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制度，其弊病已逐渐显现。
需要推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相适应的、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考核制度。
考核政府政绩的指标，要从以经济指标为主转向社会指标与经济指标相结合，其中经济指标又需要由总量指标为主转向以效益指标为主。
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建立包括居住、就业、就学、医疗、保障等一整套开放式的制度，这样，大量流动人口就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逐步稳定下来，从而融入正常的城市运行轨道。
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制度转型，制度创新已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2005～2020年中国的城市体系规划能否得以顺利实施，主要取决于上述一系列相关制度改革是否到位。
如果相应的改革不到位，那么，最科学的规划也会因为刚性的、不合理的制度障碍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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