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新农村的文化重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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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在此过程中又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对江苏省灌南县李集乡一个名叫张庄村的村庄进行了一次为期半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

2、土地情况

张家村早年是一个典型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乡村，这个村子共有土地约3200亩，人口约1500人，1500人主要靠在3200亩上播种稻谷、麦子和玉米来生活，直到1986年，这里的人们多数还是以农业为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每户家庭通常是6口人：

父亲、母亲、两个孩子和祖父、祖母，其中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在田野里劳动，母亲在家里操持家务，祖父、祖母帮助父亲、母亲处理田野和家庭事务，父亲和母亲则通过收割庄稼，共同担负全家人的生活开支，这样的家庭结构一直维系到20世纪90年代初。

但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土地逐年减少，如今整个村庄剩下不到200亩的农业土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约有80％的人已经不再从事农业耕种，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们纷纷离开了土地和家庭，到城市和外地打工，同他们一到出去的还有儿子，这样的男性共约500多位，这个村庄也有女性到城市里打工，但数量并不多，大部分女性（约700多位）选择在本地的开发区上班，留守家中的是一些鳏寡孤独者，农田不再成为唯一的生活来源。

原有的土地都到哪里去了呢？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工业园区的开发商租川，甚至住房也被置换，农户可以用亩的土地换取占地亩的房屋，政府负责房屋的统一规划与建设，在张庄调查时我们发现，这个村庄有整齐有致的别墅、干净的广场以及设施齐全的活动中心，这一切已很难让人想到，这里曾经是传统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在我们采访期间，在一些尚未改建的房屋外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标语“向华西村学习”，可见，正在开展的“新农村”运动在这里已经如火如荼。

虽说农民住上了别墅，可调查却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失去土地的农户，对于土地，仍然十分留念，“没有土地还叫什么农民，谁愿意把地给卖掉或出租呢，粮食即使卖不掉至少能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生活有个保障啊。

”村民们这样跟我们说。

土地对于他们依然很重要，农民们认为没有土地就没有安全感。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样的想法只存在于父亲、母亲辈以上（即50岁以上）的村民中，20岁以下的青年和部分的青壮年（30岁上下）村民都表示不想一辈子靠种地来维持生活，他们普遍认为一亩地辛苦一年只能挣得700元左右，远远不及上班打工挣得多，他们渴望离开土地。

但是离开了土地，他们能到哪里去呢？

进入城市？

多数年轻人实际还是有些迷茫。

传统的乡村生活已经改变了，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如此急遽的历史变迁，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二、电视与乡村生活

科塔克把电视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分为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电视凭借它的新颖获得了人们关注；

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对电视信息的地址、解释和加工的过程”；

第三阶段，电视进入了某地的大多数家庭；

第四阶段表现为“电视收看行为对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的持续和终生的影响，后者一生都生活在电视传播的全国文化和电视制造的大众现象之中。

”①张庄村的有线电视入户率达97％，而张庄新区已是100％，可以说，张庄村已经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人认为他们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

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发现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媒体对张庄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而又细微的影响。

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否认大众传媒对他们生活本质的改变：

“没有电视，最多是有些闷，我们才不会相信电视上的那些广告呢，都是骗人的。

”然而，不管否认与否，我们通过观察可以肯定，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精神生活实际上都已深受媒体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中国农民思想、行为和认识，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交流，将城市里的一切带到了农村，也使得农民了解了城市世界。

“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②在传统社会里，人际传播作为人们沟通的古老方式成为信息来源的最主要的渠道，我们从鲁迅的小说《风波》里就可以看出，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信息的最重要通道，小说中的河边和谷场成为了最重要的公共交往空间。

不过，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是通过七巧那样的人物了解外界情况，而是通过广播、电视和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

电视在这个村庄已经非常普遍，在接受我们调查的35户人当中，每家至少拥有1台电视，而绝大多数人家里拥有2台以上的电视，而在15年前，这个村子还没有电视。

电视出现后，人们过上了“新的生活”，据我们统计，有％的人每天收看电视在3—6小时之间，其中有％的人超过6小时，仅有％的人收看时间低于1个小时，有1人因文化程度较低而不看电视。

就观看人数来讲，电视的影响已可见一斑。

电视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娱乐、放松方式，为了喜爱的电视连续剧，人们会提前干好活或者将它扔在一边，由于这个村子有80％的人群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白天整个村子显得格外宁静。

家中多为学生和一些老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围坐在电视机前。

而傍晚时分，各家更是关起门来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聚集在一起聊天的传统乡村生活，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

柯克·

约翰逊博士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中，考察电视对印度两个村庄的影响时，认为电视在三个方面改变了乡村社会，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

笔者也试图从这四个方面讨论电视对张庄的影响：

1、经济领域

电视媒介在改变农村经济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最主要的。

人们通过电视了解自然气候，通过电视购买家用物品，牙膏、洗发膏这些日常用品都是电视广告经常宣传的品牌，新的消费方式通过电视进入了乡村，城市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首先，电视让村民们了解了外面世界。

过去这个村庄是封闭的，村民们对于外界一无所知，但现在外面的世界通过电视等媒体深入到了村庄的每个角落。

城市生活对于村民特别是对年轻人有巨大吸引力，在与他们交谈中，一位在读的初三学生说道“我现在学习就是为了考大学以后去南京那样的大城市生活。

”我们问到“那么南京你去过没有？

你觉得它哪里好呢？

”她回答说“我没有去过，但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的生活条件好。

”我们便继续问道“那你经常收看那些电视节目呢？

”她笑着说“我最喜欢看电视剧了，青春偶像剧，我每天下午都看，还有韩剧也喜欢看的。

”

其次，大量的电视广告迅速而深入地影响着村民们的消费观念与选择。

有％的村民直接告诉我们他们经常按照电视广告购物，有一位身穿名牌运动服的小伙子告诉我们，他只买“安踏公司”的服装，原因是看了电视广告后就喜欢这个牌子了，他买东西一般是认准牌子的，认为好的产品广告做得都好。

在一位妇女家中，她带着责备的口吻指着一辆帅气的摩托车对我们说“我家儿子都已经有3辆摩托车经手了，没办法，留不住钱，你说跟亲戚朋友一起出去，人家都摩托车一骑就到了，我们总不好意思让别人等，于是就买了一辆。

后来，改朝换代，这车过时了，就又换了辆。

前两年娶媳妇又换了辆新车，还是看电视，那个明星做的广告，还是名牌呢，平时也不大骑，就扔在屋里”，有一些人虽然并不承认自己已深受电视广告的影响，但从他家购买的家电依然可以发现电视广告的巨大渗透力，他们的洗衣机、冰箱和彩电都是那些电视广告中反复出现的商品。

2、社会领域

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张庄的社会结构也或快或慢地改变了。

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村落社会，传统的农耕社会，年龄和生活经验十分重要，所以男性和年长者往往具有权威性。

但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和新鲜事物被电视、报纸介绍进入乡村之后，年龄不再是权威式人物的唯一评判依据。

约翰逊博士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中指出：

“传统上，年龄和性别是家庭登记制度中的主要决定原则。

在传统的印度家庭中，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年长者比年轻人拥有更高的权威。

”③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亦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长老统治”传统，并且由家庭扩展到整个村落，这种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权威式”的统治结构发生了变化。

“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

——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

”④

大众传媒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媒不发达和信息封闭的时代，经验是最宝贵的，而经验属于长者。

但传媒的发达，使得信息流通越来越快，掌握这些新信息的不再是老人，更多的是年轻人。

在接受我们调查的人群中，全村只有5个人接触过计算机并偶尔上网，不过，他们基本上是18岁以下，他们逐渐掌握了信息的话语权，他们不再尊重年长者的意见，而是更多地通过电视媒介了解世界。

比如在婚姻上，他们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由长辈确定，而倾向于自由选择婚姻，他们的择偶标准也趋向多样化。

家庭的规模也开始缩小了，四世同堂的家庭模式已不多见，父母和子女两代人在一起比较常见，祖父和祖母往往分住在外。

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到“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比如我们习惯早睡早起，他们都熬夜看电视。

互相之间都看不习惯，容易产生矛盾，不如自己住得自在。

而且现在村里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老人了。

”电视还使得老人和青年人之间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显然老人代表着传统生活方式，而喜欢电视的年轻人，则主导着这个村庄现在和将来生活方式。

不过，电视对老人思想观念也是有很大影响，当我们问到对生孩子的性别偏好和个数时，几乎98％的人回答是少要孩子，男女均可。

有位60多岁的老年妇女说：

“现在男女不都一样吗？

电视上一直宣传要计划生育，不要重男轻女，这些道理、政策我们现在都懂。

”但是，在对已婚农户的家庭人口组成的统计中发现，每家至少有一个男孩，这也说明了传统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

3、政治领域

传统中国的农民既不关心国家政治，也不关心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村庄政治组织，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不受到影响，谁上台都一样，而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也仅仅是通过家族来解决问题。

但是大众传媒进入乡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农民们开始关心国家政策和各种社会问题，这从调查可以发现，村民在选择电视节目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居首位的是新闻类节目，占到了53％，电视文艺类其次，再次是体育类节目。

村民们尤其喜欢看《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和《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他们在聊天时，还经常讨论各种电视新闻。

其次，通过观看媒体和学习文化知识，村民们掌握了一点粗浅的法律知识，他们遇到诸如离婚、经济纠纷等问题，大多数人不再是通过家族内部协调来解决问题，而是选择地方的政府和相关司法机构，也有少数人直接选择新闻媒体。

不过，直接选择媒体的情况还不是很多，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当我们就“您会采用何种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

”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只有％的人选择利用媒体资源，而％的人选择向政府求助，村民们认为媒体没有太大作用，除非是“焦点访谈”这些中央台才有用的。

对媒体的不信任是农民们的普遍心态，这说明了媒体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村民们甚至不相信媒体上的一些报道；

当然，无法和媒体直接接触，也是村民们不选择媒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4、文化领域

大众媒体对于乡村还有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它改变了乡村的文化状况。

传统的乡村社会几乎谈不上文化，有少部分人是通过读书掌握文化知识，但大众传媒给乡村带来了一些文化和消遣活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通过大众传媒，村民们知道了韩剧、日剧和城市生活方式，他们甚至开始按照电视所提供的文化样本，进行恋爱和交往，例如，婚庆商店也出现在村子里，年轻人开始按照最流行的时尚结婚。

但大众传媒在文化领域对于村民的影响，主要是消费娱乐文化，村民们最容易接受的是《大长今》、《还珠格格》、《超级女声》和《加油，好男》这样的娱乐节目，尤其是年轻的村民，他们几乎每天都沉浸在这些节目中，并且模仿这类节目进行生活。

这类娱乐节目大大丰富了单调的乡村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量的娱乐文化也带来了许多坏处，因为大量的娱乐文化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而村民的文化辨别力、鉴赏力比起城市人显然普遍较低，他们无法辨别这些娱乐文化的优劣。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介中的某些娱乐文化也是青年农民犯罪的主要根源。

一些年长的家长甚至由此痛恨电视，他们把子女的许多问题归咎于大众传媒，在深入访谈时，有位父亲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去他家中跟他的女儿多多交流一下，谈谈如何提高学习成绩，让他的女儿少看点电视和没用的杂书。

三、大众传媒与“新农村”的文化重建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我们真切感受到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农村的生活质量有了飞速的提高，农民的生活内容日益丰富。

在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正逐渐改变着农村的消费观念、婚姻观念、价值判断，使他们的生活日益接近城市文明。

随着外出务工的农民日益增多，如何重新建立稳定的乡村结构，解决农民身份与心理转变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实现农村社会结构的真正完善，这是我国提出“新农村”建设后，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当然，“新农村”建设并不是要放弃农村的“现代化”，而是希望乡村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保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延续性、稳定性。

大众传媒能够带给农村许多新颖、现代的思想，同时它也能够为稳定和重建乡村的“文化共同体”而服务，如何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让那些离开和没有离开的乡村人建立起“乡村认同”，这是“新农村”建设对大众传媒提出的更为深层的要求。

首先，“新农村”应该是具有现代精神和现代气息的“现代化”新农村，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大众传媒应该把现代文明、现代思想传输给农民。

而不仅仅是给农民提供一些简单的娱乐。

其次，重建乡村的“文化共同体”，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以礼治为基础的共同体社会，这个共同体社会具有共同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和礼仪制度，但现在传统礼仪文化和道德观念在乡村社会已经受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冷漠。

佐藤卓己把大众传媒看作是新的自我和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工具。

而在乡村精神的重建过程中，大众传媒也可以承担这一功能，唤醒人们的乡村认同意识，重建一个新的“乡村共同体”，农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对大众传媒的依赖很强，因而，大众传媒把什么样的文化传达给村民，直接影响了村民的思想和文化，建设“新农村”的根本就是重建稳定的乡村结构，将人们重新统一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这一切必须借助大众媒介的参与。

注释：

①[美]转引自柯克·

约翰逊：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02页。

②费孝通：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6年，第4页。

③[美]柯克·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25页。

④费孝通：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6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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