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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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是因为，目前处于转轨的过程中，此间人们总是更多关注弊端，而没有注意到事物积极的一面，和向积极一面的转化。

主张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论者认为,产业化可以有效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以节约教育成本;

还可以吸收社会上闲置资源投资于教育事业,以缓解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

另外,有利于将先进的管理思想引入教育领域,如质量管理、注重效率、公平竞争等观念,使教育事业更具活力。

既然将教育当成“产业”来经营,势必要讲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

教育投资既然不再“费用化”,势必“资本化”;

学校要市场化,势必将学校当企业来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耗最小化。

教育财政来源的多样化是当前教育经费筹措的发展趋势。

尽管各国筹措的方式不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相似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经费筹措办法存在的条件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政府实行宏观管理以及高等院校享有的充分自主权。

美国高校经费的筹措模式表明，除政府拨款、学费以外，社会损赠和高校社会服务在教育经费中也占较大比例。

因此，我国也应采取措施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及个人对教育进行捐赠，充分发挥高校丰富的智力资源、先进的实验设备、灵通的信息资源等优势，与企业联合、为地方服务、为社会服务。

在我国国内，新东方的出色表现是教育产业化不得不提的成功例子之一。

创办于1993年的新东方最初的商业模式极其简单，即留学考试培训、收学费。

2000年，新东方走出北京，分别注册成立了上海新东方学校和广州新东方学校，2001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成立，新东方步入国际化、多元化的教育集团发展阶段，当时新东方的业务已经涵盖了留学考试培训、基础英语培训、英文培训书籍出版和出国咨询服务。

经历10年发展到今天，新东方形成了目前以语言培训为核心，拥有短期语言培训系统、职业教育系统、基础教育系统、文化传播系统、科技产业系统、咨询服务系统、发展研究系统等多个发展平台，是一家集教育培训、教育产品研发、教育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教育科技集团。

旗下拥有30余所新东方学校，还在加拿大设有北美子公司。

当年因为课外教学赚取外快而被北大通报批评最终愤而辞职的俞敏洪，应该没料到自己有一天不仅成为上千万学生的人生偶像，更成为中国的商业偶像。

但新东方每一步其实并没有比其他商业机构更容易，有时候因为管理一群知识分子，反倒显得更难。

1993年11月16日，北京市新东方学校开业。

因为本身是教师，创业后俞敏洪一直坚持每天6～10小时的教学，很快，这位出生于江苏江阴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量居全国县级市榜首——的俞老师就摸索出一套如何吸引学生、如果教学能达到更好效果的经验，并逐渐将这些经验标准化，并传授给新东方的老师们。

那时候在新东方上学的同学们除了听说关于俞敏洪和其他各位老师的传奇之外，也大都听说过，在新东方，老师上课前都要先聆听模仿其他比较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上课录音，学习其风格和细节的同时，也必须学会其中的或精心设计或插科打诨的笑话，而每节课在什么时间点要开始讲笑话据说也是规定好了的。

所有这些条框之上，老俞还在新东方树立了一批明星教师，让这些教师丰富新东方品牌的同时也获得丰富的收益，彻底打破了那个年代“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荒谬状况。

当然，“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精神激励法，也是新东方之所以成功的秘诀之一。

但这些都只是开始。

和君咨询集团董事长王明夫曾经亲笔撰写一篇文章，谈及2000年春和君受聘为新东方管理咨询的时候，当时新东方各路“诸侯”自种自收、各自为战，品牌滥用严重，“新东方分封割据、收入分成的格局陷入了全面危机，合作崩裂、局毁人散一触即发”。

但在好不容易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了股份制改革之后不久，另一篇长篇报道则提及，2001年8月，俞敏洪收到王强的辞职信，在历数俞敏洪的过错、新东方的弊端之后，正式提出辞职、退股。

这并非一个人的想法，随后，徐小平和包一凡相继递上辞呈，要求辞去董事职务。

俞敏洪仔细分析，发现是因为股份制改革之后，原来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为股东，将经营权统统上缴，收益按照股权的比例分配。

合作伙伴担心俞敏洪一股独大，不分红。

经过深入沟通，俞敏洪采取当年分红的举措打消了小股东们的担心。

2004年4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实施，认可了教育产业可以借用资本来发展，而教育培训机构的治理结构也可向盈利公司演化。

这使得国外风险投资有机会试水中国的教育产业。

年底，新东方引入了来自于老虎基金的5000万美元。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NYSE:

EDU）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价15美元，首日开盘22美元，收盘价美元。

新东方董事局主席和CEO的俞敏洪，IPO后拥有公司%的股权（4400万股），身价为亿美元。

华尔街一名分析师称，“新东方的价值在于为中国创造新一代的工人。

”

新东方采用用科技推动教育，将课程标准化、学校公司化、教育产业化只是老俞和他的新东方创新的第一步，将教育和新兴IT产业相结合，节约成本，提高收益，实现精细化管理，进而将产品扩展到互联网，丰富教育产品、扩展教育边界。

2005年，新东方对前台业务和管理进行流程改造。

新东方最重要的前台业务是报名业务，由于新东方的培训产品众多、每个产品的收费不同、培训时间也不同，这涉及到后台管理的匹配，包括各学校的排课、教师安排以及新东方的营收状况。

作为董事长，俞敏洪更关心各地的报名情况和财务状况，当分支机构多了后，总部对实时掌握数据的需求变得很迫切。

到2008年，这些问题基本解决。

“任何一个学校开张，只要人员到位、教室租好，只需要3天时间进行完IT系统的培训，新学校完全可以按照北京新东方的模式运营。

”不是每个国内连锁教育机构都有如此高的效率：

能够将数千间教室数万个班级几十万学生在短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安排妥当，让每间教室的使用率从50%不到上升到近乎99%（北京地区），甚至100%，其他地区的使用率也大大提升;

而数千位老师的课程也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给早上在中关村下午去国贸上课的老师留足了赶路和吃饭的时间。

因为数据细致到每间教室和每个教师，成本控制变得很精确，财务数据细分到每个项目每节课，使得新东方的财务管理在国内连锁教育企业界以精细闻名。

无怪乎罗永浩给老俞留下一封辞职信，称新东方为“100%的纯商业机构”，俞敏洪是“商人”。

用“商人”和“商业机构”来形容一位老师和一间学校多少有点负面和负气，但从1993年创业到2001年股改并实现集团化运营到今天，俞敏洪和他一手创办的新东方不仅协助数百万学生出国，更重要的是，他创办了一个让老师可以仅通过课堂教学就实现自己价值、并获得相当回报的机构。

这本该是很正常也很必然的事，但在教育服务这件半公共半私人产品上，在中国刚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服务性产品定价不完全的状况下，老俞的新东方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俞敏洪计划将来成立一间真正的、非营利的私立大学，招生过程引进西方的面试机制，让贫困学生也能上得起大学。

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俞敏洪对自己是“商人”而非“老师”的一个侧面回应。

许多读者也许会惊异:

市场化难道不会使学费飞涨、让穷人更上不起学吗不对。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的大学，还是靠政府拨款、以计划经济的方法来经营；

而美国的私立大学，则是最市场化的。

在哪种体制下穷人更能上得起大学呢我们不妨进行一下对比。

　　不久前，教育部官员在回答上学贵的问题时讲过一段话，大意是北大、清华是名牌，提供的是稀缺的优质教育，就像名牌服装，自然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

言下之意，上中国的一流大学如同高消费，没有穷人的份。

穷人上不起好大学，在我们这里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成了被有关部门认定的合理现实。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之一斯坦福，宣布免去家庭收入在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

如果学生家庭收入在6万美元，也只需缴纳1/10多一点的学费，也就是万美元学费中的3800美元。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只是学校单方面免除的学费。

许多贫困生，在此之外还会接受大量来自校内校外的奖学金，甚至基本不花钱就能完成四年的精英教育。

你问问在美国几个顶尖私立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就知道，他们大部分不仅不付学费，而且学校给他们全额生活费，一年下来，费用在4万美元以上。

耶鲁大学校长不久前还特地告诉中国学生，被耶鲁录取没有钱上不必担心，我们会帮你们解决。

　　斯坦福这次的举动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美国几个顶尖私立大学为吸引贫困生的奖学金大战的升级。

我过去已经介绍过，普林斯顿在资助学生时用奖学金代替贷款，旨在不让学生毕业时负巨额债务。

哈佛大学免去家庭收入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

斯坦福在此基础上加码:

万美元！

哈佛的学生报纸惊呼:

人家比我们的条件还好5000美元！

世界第一名校已经有点脸上挂不住了。

可以预见，这场争夺贫困生的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各大学还会给出更优惠的条件。

在美国，富家子弟上名牌并不容易，因为分数要得太高。

贫困生如果读书好，则会被几个大学争夺，人家什么都给你付了，有的连笔记本电脑也给你买。

要知道，美国平均家庭收入也不过在5万美元上下。

你的家庭收入稍低于这道线，上一流大学的学费就全免了。

　　为什么在市场上激烈竞争的美国私立大学，会如此竞相出血原因很多。

我仅分析其市场动机。

私立大学要算钱办事，没有生意眼不行。

一个低端的私立大学，经营往往是销售性的。

大家比的，是谁提供的教育质量高、价格便宜，谁能吸引学生来读书，最终学校还是要靠学费吃饭的。

这和一般商品销售的逻辑差不多。

但是，一旦买卖做大，成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这种市场竞争就变成投资型而非销售型的。

这些名牌因为撒出大笔奖学金、免费甚至花钱请人来读书，靠从学生那里收钱，恐怕全得破产。

他们不是简单地把教育销售给学生，而是看准应该往哪个学生身上投资。

只要找对了人，对之提供一流的教育，这个人日后就会成功，成功后就会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学校，大笔捐款。

这些大学拼的，是哪一家拿的捐款（即捐助基金）多。

所以，优秀的穷孩子谁也不敢丢，而要花大钱去请。

出一个比尔·

盖茨，资助几百几千贫困生的钱就回来了。

同时，教育质量要过硬，保证把好材料塑造成一流的“产品”。

而这种教育，不仅包括学术、技能的训练，还包括情感、道德的培养。

孩子要是在学校的四年过得不愉快，以后捐款的可能性就小。

如果你培养一个忘恩负义、毫无社会责任感的“白眼狼”，给出去的奖学金也就全成肉包子打狗了。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心思就会花在如何培养人的全面素质上。

　　还要注意的是，那些靠学费赚钱的低端大学，一旦有个模样，财政稳定，就开始往投资型经营过渡。

比如我教书的萨福克大学，本是个走读学校，最近蒸蒸日上，又盖校舍，又给学生奖学金。

我的学生中，就有被斯坦福录取，但被我们学校的奖学金吸引过来的。

总之，这种私立的市场竞争体制，鼓励学校向投资型发展，使贫困生受益。

　　中国大学应该借鉴美国模式，大学不是企业，目的不是赢利。

但是，大学的运行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利用市场规律来强化竞争。

这样才能有进步。

我们的大学改革，必须接受发达国家已经提供的前车之鉴。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体制，大体可以分为欧洲式和美国式。

欧洲的大学属于低学费或免学费制度。

美国的大学属于市场化竞争的高学费制度。

表面上看，似乎欧洲的大学制度更公平，其实不然。

一系列研究表明，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自己满意的高等教育。

可见教育产业化使供给能力迅速增加了：

过去几年更多人有机会上大学，在未来几年里名额还会不断增加。

今天一些人担忧，或者抱怨相关费用，但是几年前可能连担忧和抱怨的机会都没有。

人们有了选择，今天放弃一些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入学机会显得很普通，十年前这种现象有但很特殊。

产业化带来了校际竞争：

竞争无疑是在两个方面，经费和生源。

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获得更多经费的前提是学校的声望。

学校还没有学会造人，高起点的生源是获得更多社会声望的前提。

显然，如果是一个出色的人，他并不需要担心什么，需要担心的是学校。

学校会提供各种鼓励措施，直到打动犹豫不决的他。

但目前，国内许多大学为了提高自己的等级，赢得更多的国家财政拨款，纷纷大兴土木，上马博士课程，烧钱寻租，造成严重的浪费，真正用在本科生教育上的钱可能更少。

维持现有体制，政府的投入将赶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大学铺张浪费的现象无法遏制，学生的实际人均教育费用还会下降。

教育券的改革，则可以用市场手段抑制教育费用的上涨，带动社会对教育的投资。

这样不仅能使更多的资源流向教育，而且也会使这些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当前中国的大学生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印度，无法适应全球性的竞争。

如果教育券的改革再拖下去，中国将彻底失去国际竞争力。

所以教育产业化是我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