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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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赵延东风笑天
本文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视为一个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着重考察了职
工拥有的社会资本（通过其社会支持网络可获得的资源）和人力资本（对教
育、职业培训和健康等的投资）对其地位获得所起的作用。
通过对武汉市
471名下岗职工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仅对职工能否获得再就业有显著
影响，而人力资本则不仅影响职工再就业机会的获得，而且影响着他们再就
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
在研究的结论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探讨了中国
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和再就业工程实施的紧迫性。
作者：
赵延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风笑天，社会学博士，现为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近年来，“下岗职工”这一社会群体作为新时期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已越来越引人注目，他们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同时，由于“下岗”与“再就业”涵盖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重建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完善等一系列新时期改革的“核心”问题，它们也成为了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之一。
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作为一个新的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来研究，集中讨论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对其再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些个体特征的理论内涵，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现象。
理论背景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分析了先赋力量（父亲教育与职业）和自致力量（自身教育程度、职业生涯起点）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不同影响，这标志着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地位获得”（statusattainment）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在探讨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时，开始引入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humancapital）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学研究之中。
五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率先提出：
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职业训练、移民等方面的投入本身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这些投资最终形成人力资本，它与其它资本一样，都能给所有者带来相应的收益，但它的特点在于它不能与其所有者相分离。
人力资本概念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物质资本概念，将资本扩展为一切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
社会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经济学家们惯于忽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纳入资本的范畴，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概念。
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⑴。
科尔曼则认为：
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社会组织等⑵。
自布劳和邓肯以来，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已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明。
而“社会资本”概念则使学者们日益注意到个人社会网络对其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欧美学者们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均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社会资本网络也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它结构性因素。
而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⑶
我们可以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视为一个新的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那么，在此过程中，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在组成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诸因素中，哪些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呢？
这些结果对于我们研究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和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都是本文准备探讨的中心问题。
研究假设与方法
1、基本概念与研究假设的界定
在本次研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职工通过其社会网络可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具体操作化其父母、配偶、亲戚和朋友的数量及这些人的职业和职务情况等。
人力资本则被定义为职工对教育、职业技能和健康等的投资情况，具体操作化为文化程度、职称或技术级别、健康状况及下岗后接受职业培训情况等。
凡在下岗后有过合法收入者均被视为已实现再就业。
在以往的有关理论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本次研究的两个基本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下岗职工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包括其社会支持网络大小以及各网络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源）将对其再就业情况（包括能否再就业、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情况越好。
研究假设二、下岗职工拥有人力资本的情况（包括其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及健康状况）将对其再就业情况（包括能否再就业、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人力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情况越好。
2、资料来源和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论文依据的实证资料来源于“武汉市下岗职工生活质量调查”。
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与非随机的典型抽样、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
关于抽样的情况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在试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不少企业中有相当的职工下岗时并未在企业办理正式手续（笔者称此种现象为“隐蔽下岗”），因此造成了实际下岗人数与注册下岗人数严重不符的情况。
同时，大量下岗职工迫于生计，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平时（包括休息日）很少在家中。
因此在一次性问卷调查过程中，很难完全找到根据名册抽取的职工。
有鉴于此，我们放弃了最初准备的完全根据企业下岗工人名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而是先抽取四个有代表性的企业，在各企业中按下岗名册随机抽取100名职工。
在对这些人进行调查时，则采取“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通过他们寻找其他下岗职工。
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通过“滚雪球”方式抽到的职工与按名册抽取的职工在各方面的情况都较为相似，证明这种抽样方法同样具有代表性。
调查于1997年6月在武汉市进行，调查采取的是访谈问卷方式，由调查员对职工进行直接入户访谈。
共发出问卷480份，回收有效问卷471份，有效回收率为98%。
样本的基本情况请见表1。
表１样本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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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特征百分比类别特征百分比
──────────────────────────────────
性别职称或技术级别
男56.1没有职称或级别66.0
女43.9初级工人6.8
（N=471）中级工人10.7
年龄高级工人2.8
25岁以下7.2初级职称9.8
25--40岁65.4中级职称3.4
41--55岁26.8高级职称0.4
55岁以上0.6（N=468）
（N=471）下岗后再就业情况
健康状况有过再就业58.0
无疾病89.2没有再就业42.0
有疾病10.8（N=468）
（N=471）下岗后月收入***
文化程度200元以下43.7
未读小学1.1200元--500元31.0
小学毕业7.0501元--1000元20.6
初中毕业*48.91001元--1500元3.0
高中毕业**29.11500元以上1.7
大专以上11.0（N=471）
（N=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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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职业中学和技校毕业
**包括职业高中毕业
***下岗后月收入的计算方法是将其每月从原单位领取的生活费加上其再就业的收入
3、资料分析方法与研究变量的确定
根据社会统计学原理和本次研究的目的，笔者决定使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多元回归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即以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情况作为自变量，以他们再就业的情况作为因变量，建立起相应的多元回归方程来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所起的作用。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必须明确研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1）、自变量按照前面介绍过的概念操作化思路，可以归纳出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在内的自变量共26个。
这样一个自变量表不仅过于庞大，而且变量之间还可能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不加处理就直接引入分析模型，是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的。
因此，笔者对组成“社会资本”的18个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首先用主成份法提取了五个公共因子，大约可以解释全部变量方差的74.4%，比例相当高，各变量的共同度均在0.7以上，是比较大的，说明各变量的方差大都能以这六个因子来解释。
在对因子负荷矩阵进行旋转后，确定了命名为“父亲社会地位”、“母亲社会地位”、“配偶社会地位”、“亲戚社会地位”和“朋友社会地位”五个公共因子来概括下岗职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并计算了相应的因子得分，以之作为新的反映职工社会资本的自变量。
最后将本次研究十三个自变量归纳如下：
父亲社会地位、母亲社会地位、配偶社会地位、亲戚社会地位、朋友社会地位、社会网络规模、健康状况、文化程度、职称或技术级别、下岗后职业培训情况、性别、年龄、出生地。
（2）、因变量本研究准备将以下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
第一、是否获得再就业。
这是一个虚拟变量；第二、再就业的职业声望。
笔者参照我国的职业声望量表，为职业再就业的职业声望给出了相应的分数。
职业声望应该是一个定序变量，但可近似地看作一个定距变量；第三、再就业的收入情况，这是一个定距变量。
数据分析结果
1、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他们能否再就业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下岗职工是否再就业）是一个虚拟变量，根据统计理论，应以Logistic模型方法进行分析。
从统计结果（参见表2）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⑴、根据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判断，在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诸组成因素中，“朋友社会地位”和“亲戚社会地位”对其再就业机会获得起着显著的影响，二者的社会地位越高，职工就越可能获得再就业；而在人力资本诸组成因素中，“职称或技术级别”是唯一对职工再就业情况起显著作用的因素，职称（技术级别）越高，再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⑵、根据各变量的EXP（B）系数来判断，上面提到的这些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依影响大小依次为：
朋友社会地位、亲戚社会地位、职称（技术级别）。
表2以下岗职工是否已经再就业为因变量建立的Logisti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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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回归系数自变量回归系数
──────────────────────────────────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
父亲社会地位.024健康状况-.113
（.157）（.401）
母亲社会地位.219教育程度.114
（.170）（.090）
配偶社会地位.089职称或技术级别.216*
（.133）（.090）
亲戚社会地位.320*职业培训-.388
（.153）（.490）
朋友社会地位.524**（控制变量）
（.173）性别.525*
网络规模-.138（.237）
（.165）年龄-.017
（.019）
出生地-.3964
（.273）
Constant.2343（N=468）
━━━━━━━━━━━━━━━━━━━━━━━━━━━━━━━━━━━━━━
-2LogLikelihood:
455.284GoodnessofFit:
363.777
ModelChi-Square:
1.236df:
13
Significance:
0.0000
说明一：
括号内为标准差
说明二：
*:
p<0.05**:
p<0.01***:
p<0.001
2、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职业声望的影响
由于职业声望和收入均为定距变量，在将二者作为自变量时，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首先以再就业的职业声望为因变量建立了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网络规模”这一自变量的宽容度很低，只有0.31，说明模型中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问题（Multicollinearity），这有可能对回归系数和回归平方和产生影响，并使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无法准确反映该自变量对应变量的内在效应。
为此，应对模型进行补救。
在分析自变量的相关矩阵时，发现“网络规模”与“母亲社会地位”这两个自变量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在采取将两个变量分别引进方程的方法进行了补救后发现，在不引入“母亲社会地位”这一变量时，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了改善。
因此，最终决定将“母亲社会地位”剔除出自变量表。
统计结果请参见表3模型一，由表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⑴、从模型一可以看出，以本研究中规定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其它控制变量来预测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职业声望，可消减30.3%的误差，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
⑵、根据各变量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判断，在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各组成因素中，对他们再就业职业声望影响较显著的是职工的“职称或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职称（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越高，其再就业的职业声望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再就业职业声望的影响极小；
⑶、根据各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判断，在所有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按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
教育程度、职称或技术级别、年龄。
⑷、统计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再就业职业声望的影响极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表3以再就业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为因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自变量模型一模型二
（因变量为职业声望）（因变量为收入水平）
──────────────────────────────────
（社会资本）
父亲社会资源-.08720.385
（.278）（28.845）
配偶社会资源.21239.107
（.279）（27.837）
亲戚社会资源.2196.699
（.271）（27.404）
朋友社会资源-.020-5.223
（.231）（23.452）
网络规模-.237-34.604
（.268）（27.259）
（人力资本）
健康状况-.708173.736
（.953）（103.499）
教育程度.695***49.897**
（.185）（18.992）
职称或技术级别.642***67.170***
（.167）（17.020）
职业培训情况-1.988-74.501
（1.087）（108.191）
（其它控制变量）
性别.232204.862***
（.509）（51.675）
年龄-.128**-10.079*
（.039）（4.057）
出生地-.814-71.270
（.580）（59.452）
Constant5.302*476.351*
（2.145）（217.279）
Ｒ2.303.279
（3.498）（346.755）
Ｆ7.003***5.854***
（N=271）（N=271）
━━━━━━━━━━━━━━━━━━━━━━━━━━━━━━━━━━━━
说明一：
表中各变量系数为未经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差
说明二：
*:
p<0.05**:
p<0.01***:
p<0.001
判断：
第一，在模型一中，人力资本的组成变量有两个存在显著影响，而社会资本的组成变量则没有一个有显著影响；第二，我们建立了一个仅以人力资本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它的解释力即达29.5%，而引入社会资本和其它控制变量后的模型一的解释力也只有30.3%，仅增加了0.8%，说明社会资本对所解释方差的贡献极小。
这一情况在以再就业的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二中也同样存在。
3、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收入的影响
首先按上面的方法对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诊断，结果发现“母亲社会地位”、“网络规模”与“年龄”的宽容度过低，用分别引入模型法进行补救后，发现剔除“母亲社会地位”变量的模型中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了改善。
最终统计结果请参见表3模型二，由统计结果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⑴、从模型二可以看出，以本研究中规定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其它控制变量来预测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收入情况，可消减27.9%的误差，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较之对再就业职业声望的解释力要稍差一些；
⑵、根据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判断，在职工的人力资本组成因素中，对再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职称或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它们的影响是正向的，职称（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越高，再就业收入也越高；
⑶、根据各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判断，在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依影响大小依次为：
职称或技术级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⑷、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是极其微小的，这既表现其组成变量均无统计显著性上，也表现在社会资本变量对方差的贡献不大上（请参见上面对以再就业的职业声望为因变量的模型一的说明）。
讨论
1、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再就业所起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能否获得再就业的机会上，而且体现在对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的影响上，它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影响是总体性的，这完全证实了本次研究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职工个人来看，人力资本就是他们对自身的能力、素质的一种投资，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职工能更好地把握就业机会，并在工作中较好地完成任务，并且在工作中具有更高的“不可替代性”。
这种投资自然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也就自然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就业水平。
其次，从用人单位来看，在决定是否雇用某位职工，以及决定应给予某位雇员何等职务和职权时，首先必须了解能反映此人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各种信息。
而获得信息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这样，人力资本状况就成为了一项既准确又节省成本的信号指标，雇主（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对它的考察来了解劳动者的能力信息，进而作出相应的决策。
这些都决定了人力资本在下岗职工的职业地位获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统计结果表明在我们设定的人力资本诸组成变量中，健康和下岗后职业培训的情况的影响不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职工下岗后的职业培训情况之所以没有什么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一套比较正式的下岗职工职业培训制度。
本次调查显示，参加过职业培训的职工只占总数的5.9%。
这样小的比例决定了职业培训对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必然是有限的。
而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则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是事实如此，下岗职工健康与否对再就业影响确实不大。
另一种可能是本次研究中对“健康状况”的操作化不够成功，仅将它定义为“有无疾病”是否能充分地反映对象的健康水平差异呢？
或许，采用一个序列量表（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社会资本的作用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社会资本对职工能否获得再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
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对再就业信息的获取。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对传统经济学中“零信息成本假设”的否定，承认信息的获取、传送等都是要花费成本的。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正因它们是一种能够节省信息成本、加速信息流动的制度而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对于下岗职工来说，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社会资本对其获取再就业信息具有特殊意义：
第一，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大量的劳动力的供给需求信息交流尚处于非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阶段，缺乏公开性、易得性；第二，下岗职工本身的文化水平偏低，对于其了解和把握市场信息也造成了一定障碍。
这样，通过社会资本来获取再就业的信息，就成为下岗职工最为经济、最为现实的选择。
其次，对于某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职业来说，职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还起到了保证资金供给的作用。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一部分下岗职工现正在从事个体经营，甚至还有的开办了私营企业，那么，在经营之初所需的原始性资本从何而来呢？
经营贷款是一种有风险的经济行为，在银行申请个人经营性贷款时，多需要提供个人或单位的担保，而且手续较为复杂。
对于下岗职工来说，通过正规的途径去获取贷款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
这时，社会资本再次体现出它的价值。
它可以起到对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作用，直接从家人、亲戚、朋友处借款，无疑更为经济简便。
最后是再就业的机会获得。
如果职工的社会网络中有一位或几位成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他就有可能利用与这些成员的特殊性关系而获得再就业。
具体来说，从网络成员的作用来看，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些成员自身具有可直接调用的资源，就可以直接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的机会，他们可称为“直接帮助者”；另一种情况是，这些成员自身并无直接可用的社会资源，但职工可以通过他们与那些拥有资源的人获得联系，并进而获得再就业机会。
在这里，这些成员就起到了“间接帮助者”的作用。
从职业获得的过程来看，也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这位帮助者（无论他是上述的“直接帮助者”还是通过“间接帮助者”找到的最终帮助者）利用自己的权力直接决定了职工的职业地位获得，而不考虑职工的其它情况，可将此类人称为“决定者”；另一种情况则是这位帮助者只是为职工提供一个机会，并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职工提供一种担保或推荐，至于职工是否能最终获得职业地位，还需要对其个人能力等其它情况进行进一步考察，可将此类人称为“推荐者”。
从统计结果来看，社会资本诸组成变量中有四个变量对职工能否再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它们分别是父亲、母亲和配偶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的规模因素，对此可以分两个方面说明：
首先，格拉诺维特曾在研究中发现：
个人求职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其关系密切的亲戚密友（强关系）获得，而是通过一般朋友或熟人（弱关系）而获得的，他认为这是因为后者与个体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作有帮助的信息和资源，这就是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⑸。
在本研究中，由于下岗职工的父母和配偶较之亲戚朋友而言与职工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强关系），这就决定了职工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实质帮助必然是有限的。
反之，与职工关系相对疏远（弱关系）的亲戚朋友则可能因他们具有的异质性而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实质帮助。
当然，这种异质性必须是向上的异质性，即他们有比职工更高的社会地位。
这样才可能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帮助。
其次，布尔迪厄曾经指出：
社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
（1）、网络规模和
（2）、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源状况⑹。
这就是说，网络规模只是决定个人社会资本情况的因素之一，网络的质量（成员的社会资源状况）也是很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
下岗职工Ａ拥有一张很大的社会网络，但这些网络中的成员都是和Ａ在各个方面很相似的普通工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拥有的社会资源与Ａ基本相同，这样，在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上，Ａ就很难从这些网络成员中获得帮助；而下岗职工Ｂ虽然整个网络不大，但却正好有一个朋友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这就足以使Ｂ获得所需要的帮助了。
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对职工能否再就业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其社会网络的规模，而是网络的质量。
3、从研究结论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结果表明本次研究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证实，即职工的社会资本状况只影响着他能否再就业，而对其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均无显著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这种结果。
首先，从职工个人来看，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是比较贫乏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和教育水平等决定了他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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