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为人及政治智慧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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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

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公子吕曰：

「国不堪贰。

君将若之何？

欲与大叔，臣请事之。

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

「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

至于廪延。

子封曰：

「可矣！

厚将得众。

「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

公闻其期曰：

「可矣。

」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鄢，公伐诸鄢。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

「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

称郑伯，讥失教也。

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窴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

有献于公，公赐之食。

食舍肉，公问之。

对曰：

「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

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尔有母遗，繄我独无。

」颍考叔曰：

「敢问何谓也？

」公语之故，且告之悔。

「君何患焉。

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

」公从之。

公入而赋：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姜出而赋：

「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

「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诗曰：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其是之谓乎。

」

〈郑伯克段于鄢〉描写了一场萁豆相煎、同室操戈的残酷斗争。

这场斗争发生在郑庄公与其母武姜、其弟叔段之间。

叔段的一切举动都是在其母武姜的策划和摆布下进行的，所以，作品实际上是集中描写武姜、庄公之间在不同的心理动机支配下的行为对抗。

人物的心理动机并不是由历史家进行主观分析，而是由历史人物自身的行动来说明，通过外在行为，我们仍可清晰地透视出人物的心理动机，推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对武姜的描述

作品在首先介绍了武姜与庄公、叔段的母子关系后，立刻明白点出武姜对两个亲生儿子的截然相反的情感态度：

「恶」郑庄公，而「爱」共叔段。

这里作者并没有违背史学家的外观视点，因为武姜的「爱」、「恶」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外露情感。

在这种外露情感背后，隐藏着一种畸形的，变态的母性心理。

武姜憎恶庄公，仅仅是因为生庄公时难产，使她受到惊吓和痛苦。

这完全是由于生理原因造成的，作为新生婴儿的庄公不应该承担任何罪过。

至亲骨肉，理应爱无差等，一视同亲。

但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和意识，已使武姜的母性心理堕落到极端自私的程度。

她根据极端的个人利害，来决定对一切人和事的看法与态度，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

她仅因「庄公寤生」就对庄公恨之入骨，并给庄公取名叫「寤生」，以志不忘，而把整个心之所爱，投放到小儿子叔段身上。

正是这种畸形的、变态的母性心理，种下了骨肉相残的祸根。

在这种自私的母爱支配下，武姜开始为小儿子争夺政治地位，并且步步为营，愈演愈烈。

武公在位时，她多次请求废长立幼，试图让叔段取代庄公的继承权。

庄公继位后，她又为叔段指名索取地势险要、便于攻守的军事重地制，企图使叔段有一个安身发展之所，等待时机，据险兴兵，用武力除去庄公。

在遭到拒绝后，又为小儿子求得地富人广的京城，以便于继续发展她的政治阴谋。

当叔段在京城准备好甲兵卒乘，「将袭郑」时，武姜又充当了小儿子的军事内应，「将启之」。

从武公在位时「亟请于武公」，到庄公即位后的「请制」「请京」，直至「将启之」，武姜在不正常的爱恨心理的支配下，一步一步发展成小儿子军事叛乱的同谋，大儿子政治统治的政敌，最终酿成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残酷斗争。

（二）对庄公的描述

相比之下，庄公的心理动机则隐藏得很深。

但从他即位后对武姜「请制」、「请京」的不同态度，仍可透视出他的险恶用心。

从庄公出生的那一天起，武姜就憎恶他，而且时时刻刻想让叔段取代他的继承权。

可以想见，这一切早已在他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他继位之后，武姜和叔段更成了他君权的最大威胁。

他对武姜和叔段早有戒心，不会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

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就识破了武姜之计，不肯封叔段于制。

庄公并不怕母亲和弟弟联合作乱。

他除掉弟弟、报复母亲的恶毒愿望，绝不会比武姜的政治阴谋产生得更晚。

如今，作为一国之君，更可置武姜、叔段于死地。

但是他深知，此时武姜和叔段的阴谋还没有显露出来，过早地除掉他们，师出无名，就会失去人心，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果「匿其机而使之狎，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之成」，让武姜和叔段的阴谋彻底暴露，庄公就有充分的理由，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们。

既解了心头之恨，又可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且不至损伤自己的名声。

他存心要陷叔段于可伐之地，但制邑太险难除，而京城则是虽广易克，特别是京城地广人众，正好「纵其欲」、「养其恶」。

所以，庄公委婉地拒绝了武姜的制邑之请，却爽快地让叔段入居京城。

此后，庄公便听任叔段在京城扩土聚众、秣马厉兵而不闻不问。

但是当叔段忘乎所以，起兵袭郑时，庄公却突然兴师问罪，先发制人，一举把同胞兄弟赶出了郑国。

「导之以逆而反诛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

作品最后叙述了庄公母子的握手言合。

这是一个极不自然却又极其自然的结局。

它出乎读者的意料，令人难以置信，但却符合双方的思想性格和心理动机。

所谓的「母子如初」是由于庄公之「悔」而引起的。

为了发泄几十年的仇恨，庄公流放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既而悔之」。

庄公之「悔」与武姜的「爱」、「恶」一样，也是一种外露情感，而且更不加掩饰，急欲为人所知。

庄公决不会为自己报复母亲的行为而感到后悔。

这场骨肉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庄公的胜利而告终，但庄公并不会因此而稍释其恨。

从他流放母亲时发下的「不及黄泉，无相见」的恶毒誓言可知，既使亲手杀死母亲也难解其恨。

他后悔，绝不是悔他报复母亲的手段过于残酷，而是悔这种手段过于「真诚」，未加掩饰，不仅违背了「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伦理道德，而且敲碎了罩在自己脸上的假面，露出了阴险残酷的真容，这样会使他失去人心。

作为国君又难以违背誓言，收回成命。

他故意露出的悔意，不过是为了蒙蔽国人的一种虚伪表示罢了。

这时颖考叔出面为他想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办见」的誓言。

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善良的孝子，重圆业已敲碎的假面，庄公欣然采纳了颖考叔的妙计。

武姜从分娩庄公那一刻起，就对庄公恨之入骨。

现在经过一场生死搏斗，自己败下阵来，爱子也被赶出郑国，糊口四方。

她对庄公的仇恨有增无减。

但是武姜一切都是从极端的个人利害出发的。

正是由于自私，她才痛恨自己的大儿子。

现在为了维持自己安逸舒适的生活，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宽容的慈母，她也没有拒绝颖考叔的主意。

于是，武姜和庄公，这对刚刚经过一场生死搏斗的母子兼仇敌，出于各自的目的，藏起几十年的大恨深仇，又以「慈母」和「孝子」的身份，在阴暗的「大遂」之中，彼此心照不宣地握手言「和」了。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左传》的作者始终是从旁观者这个固定的视点，客观地、外在地叙述整个历史事件。

除了对人物不加掩饰的外露情感点到为止之外，对人物的心理动机绝不作判断式的直接说明，仅仅描述这种心理动机在历史事件中所完成的行为和举止。

出于极端的自私的心理，武姜竟对难产的大儿子恨之入骨，而对小儿子溺爱无度。

这种非正常的爱和恨，促使武姜最终充当了小儿子军事叛乱的同谋，大儿子政治统治的政敌。

为了实现除掉弟弟、报复母亲的恶毒愿望，庄公纵容他的弟弟走向犯罪道路，陷之于可伐之地。

时机成熟，便兴起重兵，赶走弟弟，流放母亲。

同样出于各自的目的，武姜和庄公这对刚刚经过一场生死搏斗的母子兼仇敌，又怀着刻骨仇恨，装模作样地握手言和。

人物的历史进程和心理进程紧密地统一在一起，所有的行动和语言都是其内在本性、思想、意志和情感的反映。

历史的视点使人物的内在心理都隐没在外在行动之中，但它们却是外在行动的支架，就如同看不见的骨骼是人身体的支架一样。

二由《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看郑庄公为人

在《左传》，五霸争雄以前，郑庄公是一位极其引人瞩目的人物。

正是他，于周室东迁之后，首先利用郑国在周王室作卿士的王臣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纵横一时，几于霸主。

桓公五年的纟需葛一战，天子周桓王亲率联军讨伐郑国，郑庄公愤然出兵，抵抗「王师」，并且「射王中肩」亦悍然不顾，从此掀开了列国争雄的序幕。

但是，对于这位宗周旧秩序的叛逆郑庄公的认识，我们最初是从《左传》开头最详细的一篇记录——「郑伯克段于鄢」里面获得的。

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叙事文字里，郑庄公是运用十分巧妙的手段镇压了由母亲姜氏和弟弟共叔段连手组织的反叛，最后共叔段被逐，姜氏遭禁。

从当时郑国的政治形势来看，庄公此举的结果是既巩固了君权，也消弭了内乱，无论是揆之以常情，还是按之以法理，庄公的行为均无可厚非。

但历史家自有他们的见识。

对于这场出现在郑国王室内部的斗争，《左传》的作者是以解释经文意义的方式来加以评判:

书曰:

『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

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在此，兄弟阋墙于内，双方自然不得辞其咎，但责任的轻重却判然有别:

共叔段图谋不轨，其失在于对兄不悌;

而郑庄公逐赶胞弟，其罪则不惟在对弟失教，而更在他心存的「志」。

所谓「志」，依《左传正义》里服虔的解释，即是「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

此中的要害正在一「养」字。

也就是说，共叔段最终走上为恶作乱的死境，全系郑庄公一手安排，此「欲擒故纵」之所由致也。

很显然，这里批判的矛头已经直指郑庄公。

到了《公羊传》，谨守经义的作者就专从一「克」字立论发挥，为郑庄公定罪:

「克之者何?

杀之也。

杀之则曷为谓克?

大郑伯大恶也。

」此后，历代评注家对郑庄公就几乎众口一辞，声讨之声不绝。

平心而论，传统批评对庄公的批判确有其敏锐犀利之处，尤其于庄公的忍隐目的和诡谲心理的认识，可谓洞幽察微。

但就传统批评本身的立论而言，其根本的出发点却始终不离道义的樊篱，因此，道德标准最终成为评价郑庄公的最重要尺度。

吾人以为，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这种倾向一直妨碍着人们对郑庄公之类复杂人物的进一步认识。

由这种价值取向所形成的传统阅读观念，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把历史人物视如一具可以任意抽象定性的标本，而全然漠视其丰富个性和有机血脉。

笔者深深地感觉到，要全面而充分地认识郑庄公，我们必须挣脱上述传统的阅读惯性，大胆地确立阅读的新观念。

在这种观念里，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疆界可以破除，历史客观的角度可以植入文学生动的视觉，丰富的人性剖析也允许介入严峻的道德评判。

这样，深受传统批评模式桎梏的历史人物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在〈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里，郑庄公最受传统评注家讥讽的地方就是他的伪」。

事实上，从整个故事的文字来看，郑庄公的确表现得很「伪」。

其「伪」之一，就是郑庄公一开始就已经为其弟共叔段设下了陷阱，但他表面对共叔段的扩张行径却显得万般无奈，无计可施。

此中之「伪」，早已为人所言及。

其「伪」之二，就是郑庄公与母亲姜氏在隧道相见的那场「戏」里，他身心投入，应付裕如，令人真假莫辨。

这里的「伪」，历来却鲜有人窥破。

「伪」，从传统道德的层面看，其实际的涵义就是「假」和「诈」。

从个人质量的属性来看，它不仅对立于「真」而且更有悖于做人的「诚」，因此，在传统价值体系，它归属于邪恶。

但传统的道德评价却极少触及「伪」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出现的具体背景，因此，人们从传统道德的解释中亦无法充分认识「伪」的实质作用。

实际上，我们从政治关系的层面来看，「伪」附着的另一层涵义就是谋略。

通常，历史上手拥王权的政治人物使用「伪」术，往往是为了实现某种重大的政治目的。

以郑庄公上述的第一次作「伪」而言，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迷惑对方，铲除共叔段和姜氏的势力。

然而，郑庄公赖以取胜的谋略由于借助了「非道德」的手段来实现，因而，它深为传统的道德所不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郑庄公的这种权谋和手段?

个人认为，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从郑庄公身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认识。

在这场斗争中，由于郑庄公与对手之间十分特殊的关系，所以他实际上一开始就面对着异常严峻而复杂的局势。

在此，手足之情，君臣之义，家国利益以及私仇恩怨可以说全都纠缠扭结于一起。

母亲姜氏自郑庄公出生时候起就对之抱以恶意，胞弟共叔段则在母亲的庇护下目无王法，肆无忌惮。

而且，两人连手谋权篡位的企图早已萌发在心。

郑武公在位时，姜氏即试图废长立幼，但未获成功。

郑庄公即位以后，姜氏和共叔段在封邑问题上的选择更令其不轨之心昭然若揭。

此时，共叔段的篡逆恶行虽然尚未完全暴露，但他的存在已对君权和国家的稳定构成恶重威胁。

此时，庄公欲解除危机，势必除去叔段，舍此，别无他途。

所以，当谋臣祭仲力劝其收拾共叔段时，郑庄公回答道：

」于此，我们已见郑庄公意欲剪灭共叔段的决心是一早下定，而其中思谋之周详，规模之长远又自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

持抱儒家经义的论者据此讥病郑庄公「狠毒」，实为迂腐之论!

顾栋高说得好:

「春秋之世，篡弑相寻，往往宽假臣子，而苛责君父，于称人以弑，则曰君无道也，又曰君恶甚矣。

于庄公之诛乱臣，则曰养成弟恶而杀之，使君父于凡桀骜悖逆之臣子，真有进退维谷之势。

」这是真正拔出流俗的见识。

不过，郑庄公虽然勇悍雄桀，但他与政敌对峙，身在君位，又置于母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之中，即要面对叔段篡位的有力挑战，又须承受伦常大义的无形压力，两面夹击之下如何处置作为敌手的母亲和弟弟，这委实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因此，为了消弭危机，施用谋略和手段就成为了斗争之必须。

当然，从纯粹道义的角度看，郑庄公为保权固位，最后逐弟禁母，固属冷酷无情。

但追本溯源，母子之情早断于姜氏「寤生」之日，手足之义已断于叔段篡逆之时，姜氏和叔段的败亡实在是咎由自取。

反视郑庄公，他于存亡攸关的危局中，敢于决破传统道德的陈规旧套，运用灵活的手段，智取敌手，巩固了君权，维护了郑国的统一（前此，国「如二君」），避免了出现象晋国翼·

曲沃那样的分裂，从这一点看，郑庄公的行为是符合郑国的根本利益，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春秋之初「王纲解纽」，宗法制度开始松动的时候，他的勇锐进取毫无疑问具有革新的意义，也带着新生事物的特点。

作为一位精明的国君，郑庄公不仅勇于反叛传统，而且也善于凭借传统。

内乱平息之后，作为惩罚，郑庄公囚禁了母亲姜氏，并对之发誓曰:

「不及黄泉，无相见!

」但最后他又巧妙地利用了颖考叔的居中调停，与姜氏在「及泉」的遂道中相认。

这是〈郑伯克段于鄢〉里极有意味的一个段落。

历来论者论及于此，大多认为郑庄公此举是颖考叔纯孝的感化所致。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吴调侯在评点此一公案时特别拈出左氏「君子」赞语中的一个「爱」字加以阐发:

「亲之偏爱，足以召祸;

子之真爱，可以回天。

」所以，如庄公母子间的宿仇积怨遇此亦一朝便解。

但〈郑伯克段于鄢〉原文留下的一些问题，一般论者却似乎很少究及。

首先，庄公的悔誓，在时间上是出现在颖考叔出场之前。

因此，考叔纯孝的感化作用不能渲染过份。

庄公之悔是真是伪姑置不论，但其「悔誓」正好说明庄公对囚禁姜氏一事在认识上已发生了变化，至少，他已意识到眼下母子对立的紧张关系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虽然打破此一僵局的主动权掌握在庄公手中，但他必须找到体面下来的台阶，这样，颖考叔的出现就促成了庄公愿望的实现。

其次，庄公由发誓至悔誓，先后相距时间既短，转变也异常突兀，《左传》原文没有交代这一态度转变的任何原因和契机。

吴楚材、吴调侯对庄公的「黄泉之誓」下的批语是:

「将前日恶已爱段之忿，一总发泄、忍哉!

」吴氏评论庄公的否定态度是鲜明的，但此处对庄公彼时心性的概括却相当准确。

笔者据此希望说明的是，既然庄公对母亲的怀忿之心是如此之深，姜氏对自己的爱恶之性又是如此之偏，他置身于毫无感情的母子关系之中，欲实现其感情上的根本转变，殊难令人置信。

如果进一步联系起处理叔段内乱的手法和心态，笔者更加相信庄公的悔誓是姿态上的表示，而决不是发自内心的所谓「良心忽现」。

所以，泉下相认一幕，是郑庄公在解决了政治危机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所做出的明智举措。

因为，庄公深深懂得，不论从治国的需要还是从伦常的要求来考虑，他都必须与姜氏维系哪怕是表面的母子关系。

所以，在隧道中母子相认，庄公的心情大概是复杂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对传统的就范。

《左传》解经，称：

「段不弟，故不言弟。

」意思是：

郑庄公不适当教育弟弟，纵容弟弟胡作非为而处心积虑除之，所以「春秋」责备而贬抑；

爵位依序是「公侯伯子男」，却不称「郑庄公」只称「郑伯」；

段也有不对，所以不称他是「庄公之弟」而直呼「段」；

兄弟二人如两国之君相征伐，所以称「克」。

同样解经的《谷梁传》，对〈郑伯克段于鄢〉六字，也有类似的评论。

三由《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看郑庄公政治智慧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

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

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

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点儿事功也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但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表示佩服了。

（一）遇事能忍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一为遇事能忍。

苏轼〈留侯论〉有云：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

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姬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

姬段想占好地方，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

姬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

其后，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力劝庄公早早应对，以免祸起萧墙，可郑庄公还是隐忍不发，以「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理由婉言拒绝。

郑庄公的遇事能忍，还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

面对年少气盛的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内心的恼怒，主动前去王都朝拜周桓王，希望藉此来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

谁知周桓王并不买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接着又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并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邘等四座郑国城邑，公开给郑庄公以大的羞辱。

虽然使得郑庄公气不打一处来，但他最终还是按捺住了怒火。

所以，遇事能忍，便成了他的性格特征。

老谋深算，工于心计，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二）出手能狠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

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

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

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

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

姬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

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

「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

战于葛，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

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

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三）善后能稳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

孔子说「过犹不及」。

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

当挫败姬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姬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

另外，由于郑庄公母亲姜氏在这一叛乱事件中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让郑庄公内心既痛苦又愤恨，但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遂为母子如初」，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足了分数。

至于葛之战善后问题上的作法，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

当郑军大获全胜，祝聃等将领建议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之时，郑庄公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

「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

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遂下令停止追击，放对手一马。

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专人前往周军大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

既赢得了利益，显足了威风，又留有了余地，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一石二鸟，这更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着标志。

四结论

我们可以说，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人物，他就必须要有异于常人的冷静思考的能力，然而一个有野心的政治人物为了要达到目的，常常会运用各种的手段，或者更会牺牲一些人，或许就我们看来郑庄公是个虚伪狡诈的人，或许这也是他为了在政治舞台上求生存所必须学得的求生技谋吧！

「歌台舞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意气风发的郑庄公的「小霸」事业，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

然而，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

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参考书目

一、专书部份

杜预（民55）。

春秋左氏传杜氏集解，台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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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绣，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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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华书局。

顾栋高（民63）。

春秋大事表，台北：

鼎文书局。

陈新雄于大成主编（民65）。

左传论文集，台北︰木铎出版社

阮元校勘（民68）。

公羊传，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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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粱传，台北：

左传，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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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导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左传之文学价值，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左传文章义法撢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洪顺隆（民71）。

左传论评选析新编，台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