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桂系统治下的立煌县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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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埠、流波、金寨这些较大的市镇，不易逃避，便由殷富户拿出饯来，雇些民伏，购存些柴草，以备不时之需而聊撑市面。
至于农村则没有这个条件，即使有保长、联保主任在位，也不能执行职务完成使命。
因此，当时立煌的基层行政机构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军官们便在他们的军事会议上大声喊叫攻击“政治跟不上军事。
”军事得不到充分的行政配合，政治跟不上军事的需要，是当时立煌的普遍现象，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内部的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军事第一”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为适应军事需要，立煌县长改由桂系军人张岳灵担任。
不久桐（城）、怀（宁）沦陷，立煌告警，’四境要塞开始布防。
如麻埠的香花岭和杨滩以北的青峰（风）岭都有川军构筑工事。
大约在夏末秋初，六安、霍邱也陷入敌手。
这时约有一个旅团的日寇，由叶集进犯商城，在立、固接壤处的富青山遭于学忠部阻击，靡战七昼夜，炮声闻于金寨。
在这次激战中，敌人至少有一个联队在院墙岗被歼灭，于学忠部也有极大的牺牲。
日寇依仗其空军优势仍然突破了我方防线而西扰。
在此前后，桐、怀、六、合各地大批难民，相继入境，致使立煌人口暴增，消费量大为提高，油、盐、米、菜等一向依外地供应的物资，顿告奇缺，一度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以及争购抢购之风。
因交通不便，全靠肩挑贩运，市内居民，有迎接挑贩数里之外者。
外地流入商民及附近摊贩见有利可图，便也在金寨街外河滩上、包公祠和塔子河一带，纷纷搭起草棚，开设米坊、肉案、旅馆、酒店和杂货商店，用“价高招远客”之术，把各样急需物品，从敌人封锁线内吸引而来，伺机抛售，以获暴利。
有不少人因此发国难财。
一般公教人员，因薪水有限，物价不断上升，缺吃少穿，穷苦不堪言状。
二、动委会及其工作团和各救亡团体的贡献在土地革命时期，受国民党数十万军队残酷“围剿”创伤未愈的金寨人民，饱含血泪，全都沉浸在无声的愤怒之中，对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形势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
1、山区人民发动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春天开始，随着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撤退，省动委会和所属工作团、十九、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三等团及广西学生军团的一个队、妇女战地服务团，相继进入立煌，他们一到即深入基层，以标语、漫画、话剧、壁报、歌曲、集会等各种方式热情地对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
他们给山区人民介绍了东北人民在日寇占领下的苦难，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汉奸的罪恶以及战争的性质、形势、前途和必胜的道理，从而激发了人们保家卫国、抗击日寇的爱国热情。
再加上这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团体，每到一处，粗食布衣，与群众共甘苦，从不扰民，而且会讲会唱，会写会画，活像当年红军的宣传队，人们的心亮了，也热乎起来了。
一些热情洋溢、悲壮激昂、脍灸人口的抗战歌曲，如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青年进行曲》、《五月鲜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逐步地传开了，甚至传遍到山村每一个角落。
rP9而，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这疮痰满目、死气沉沉的山区，到处充满了歌声，显出了生机。
民族仇恨的烈火，救亡图存的热情，掩盖了人们血泪斑斑的心灵创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地投入到抗战的行列。
动委会、工作团及所有抗战人民团体，在唤起民众、奋起抗日的这一工作上确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军政、军民关系改善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向驻军开展政治工作，以教歌、演剧、慰问的方式与所在地驻军官兵建立了友谊，逐步进行说服教育，强调军民团结的重要，要求严肃军风纪，做到坚决不拉佚，不扰民，不动群众一针一线。
继而又按交通路线的需要，发动群众配合行政单位，普遍建立了“军民合作站”，组织、设置“递步哨。
”对部队所需的民佚柴草，先期筹备，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供应，并斟酌情况，征求军、政、民各方意见，拟订共同遵守的章则，建议政府颁令施行，明确划分权利和义务的界线，共同遵行。
因军民合作站有专人负责，军政直接接触减少，从前那种抓了夫扰民的现象，渐次缓和，军民关系得到改多良
3、榜样的力量
当时省动委会主要负责人周新民、张劲夫、狄超白、朱蕴山诸人，虽以社会名流、贤达、学者及教育家身份出现，但都平易近人，辛勤地工作。
社会上也多知他们是共产党人。
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一致，诚心诚意地为抗战事业艰苦奋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特别是广大进步青年，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景仰备至，即使是国民党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赤胆忠心的爱国者。
工作团是动委会领导下的青年团体，其中有大、中学生，中、小学流亡教师和失业知识青年，大都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共产党一起，混合组成。
例如三十三工作团团长，初是国民党员李崇颐（霍邱县河口集人），后改由共产党人曾谋担任。
副团长程向成（立煌小南京人）、刘巨浪（山东烟台人），都是共产党员。
大家也都能相处无间，充分体现团结统一的精神。
这些工作团的任务是向城乡广大人民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训练，?
对内进行自我教育。
规定的学习内容有：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等当时所谓的“左派”书籍以及一些进步的小册子，当然少不了也有两本《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史》之类的讲义。
这类学习大大提高了青年们的政治认识。
因此，当新桂系后来在安徽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大批人都自动地投奔到解放区。
4、协助行政、组训民众
武汉沦陷，后方补给线逮被切断，立煌孤悬敌后，人心惶惶，形势岌岌可危。
但因战线过长，日寇兵力不足支配便撤走了商城、六安、舒城、英山等大别山边缘地带的占领军，立煌的压力也因之减轻了，局势逐渐稳定。
这时候，新桂系的安徽代理人廖磊，便思整编保甲，健全基层组织，建立“鄂豫皖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作长期的准备。
省动委会和立煌县动委会，为适应这一形势，乃把境内所有直属工作团、妇女战地服务团及广西学生军全体人员，联合组成工作队，按七人一组，分赴各乡（镇）、保，协助调查户口及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仅三个月时间即将全县户口调查竣事，并在各乡各镇发动群众，分别组成了农民抗敌协会、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等民众团体，后来还成立了立煌县的“农抗’，、“青抗”和“妇抗”。
惟因缺乏经费，没有专人负责，这些组织结果都形同虚设。
经过这次户口调查，立煌县政府才切实掌握全县户口数字。
将全县规划成四个区和二十四个乡（镇）。
工作结束后，立煌县长苏云辉曾举行茶会招待并设宴聚餐。
（编者注：
动委会、工作团利用桂系整编保甲的合法形式，深入基层，做实际工作，贯彻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
5、创设干部人员补习班
“干部人员补习班”，是当时在战火中开放的一朵红花，很值得详细一提。
一九三八年夏天，经我的老师戴铸玖先生（本县白塔贩乡人，后改名戴霞，现在上海休息）介绍，进入省动委会工作人员干部补习班学习（以下简称干补班）。
这个班的主任是詹润生（湖北人，后在安徽地方银行工作，被特务杀害），有个队长叫李谦纯（广西人），庶务是六安的王维美，另有几个饮事人员。
这就是“干补班”的整个工作班子。
班址设在距金寨十五华里的胡氏祠，是一所一宅三院的大幢瓦房。
分别设有会议室、图书室和男女学员寝室。
图书室堆满了图书，尽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毛泽东所著的小册子，任人自由选读，冲破了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所设的禁区。
山墙悬着马、恩、列、斯、孙、毛、蒋诸人的巨幅挂像。
山墙上挂一幅黑板，置一张教桌和一个独凳，空地上摆满一排排长木料是给学员坐的。
四围墙壁上贴一些红绿纸写的标语0“
第一次站队时，李谦纯笑容可掬的操着广西官话，开头便问：
“大家看过这简单的学校吗？
这叫做社会大学。
”接着又严肃地解释道：
“它是在战火中成长的鲜花……将结成民族解放的硕果”。
干补班每天上午两堂课，内容是：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孙总理遗教》、《军队政治工作》、《民众组训》、《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游击战术》、《防空防毒》和“专题演讲”等。
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内容包括“专题讨论，，、“读书报告”、“辩论会”、“生活会”、“阅读”、“唱歌”、“整理笔记”、“日记”、“编写壁报”、“时事研究会”等，内容十分充实。
所谓自由活动，就是除了各种集会以外，都由自己安排。
晚饭后，照例是以小队为单位的两个小时的“小组讨论”会。
各队分别集中在寝室内讨论。
用洋烛照明，用图板垫在被子上记录，内容多以日间所学的课程为主（每天中午将题目公布）。
会议主席和记录均由学员轮流担任。
李谦纯说：
“这是民主学习方式”。
班里无专职教师讲课。
《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哲学概要》、《军队政治工作》、《民众组训》都由张劲夫、狄超白、詹润生、李谦纯等兼职讲授。
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朱立余代《总理遗教》、《辛亥革命史》等课。
省动委会驻在张家贩，距此有十五华里，张、狄两人职位很高，却无车马代步。
每周去来三四趟，风雨无阻，可算是不辞劳苦，热心教学。
各门功课，既无课本，又无讲义。
开学时发给每人一支铅笔，一块木制的图板和几本英文练习簿。
教师把讲解的内容提纲掣领地写在黑板上，上面讲，下面记。
这期同学不足百人，编成九个小队。
每队由同学互选正副队长各一人，分掌生活、学习两事。
设有“生活委员会”和“学习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委员会和主任委员，也均由同学互选。
班内经济公开，生活上采买监厨，均由同学轮流负责，伙食帐目由生活委员会按时公布。
“学习委员会”所负责的是编制壁报（每周出版一期），排演话刷（每周上演一次），指导同学唱抗战歌曲以及安排各项会议。
每周举行生活检讨会一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怕是极为细小的缺点，也都要力求改正。
在短短的两个月中，都养成欢迎别人批评的性格，甚至有人主动找人批评。
对于向自己提意见的人，都觉得是爱护和帮助，表示感谢。
开学未久，公布栏贴出本班《班歌》，词为：
大别山中，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民族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大家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精诚团结，紧张活泼，是我们的作风。
积极工作，刻苦耐劳，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
＿像江淮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中国前进！
前进！
我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
据说这是陕北抗大的校歌改作，曲甚雄壮，闻者、唱者均感振奋。
专题演讲是两小时，但当朱蕴山、章乃器、周新民、朱佛定等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民主运动”时，大家全无倦意。
立煌作为安徽的战时省会后，“省动委会干补班”，是当时的第一所训练机构。
本是称作“第一期”的，但此后却从未再办，其原因，据说是廖磊以后举办“安徽省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声称“训政统一”，而把这个班给砍掉了。
三、廖磊到立煌
一九三八年秋，安徽省政府主席改任新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前是张义纯代理）。
他是保定军校出身的旧军官，新军阀李、白的忠实仆从，在新桂系中的权力、地位，都超过张义纯，“八一三”事变以后，又在“淞沪战场”露过头角，“声望颇著”，只是尚未置身政界，当时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都不十分明了。
他的到来，引起多方注目。
应当指出：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只是国民党中一个拥兵割据的派系而已，与蒋介石只有形式上的不同，没有性质的区别。
他们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是一致的。
其政治欲望，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许多年来，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蛰居一隅，长期抑欲，不能展志。
此次借北上抗日的机缘，冲出牢笼，正是发展进取的大好时机，李、白的代理人岂能自甘寂寞，无所作为？
廖为了打好统治安徽的基础，取得广泛的支持与谅解，自不免一番“虚与委蛇”的做作。
所以，廖之初到立煌，经常布衣素食，以示俭朴；
或赤脚草鞋，以表艰苦；
或轻骑简从，以示其毫无官僚习气。
且每每在陌生场合突然出现，多不识他是一高级将领、安徽的执权者。
如此作风自然博得了社会上一些赞扬之声，从而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再加上动委会工作团以及许多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带动，居然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变：
青年男女，一时都以粗装简饰为美，以能爬山越岭日行百里为荣。
一般公教人员老米咸菜，长期不得肉食，也不为苦。
上上下下勤奋工作，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廖曾在演讲中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进步人士及其各民主党派，表示十分重视，对省动委会及其工作团，亦表信任。
因此一些有为之士，乃至名流学者，甚至像周新民、张劲夫、朱蕴山、章乃器、狄超白以及霍邱县长路世奎、立煌县府主任秘书刘洪、民政科长房兴辉、皖干团教官许晴、孟波、麦世发等人都是半公开的共产党人，都能共赴国难，放手工作。
广西学生军也公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不能不是廖的一大特异之点，或谓之政治手段。
廖也因此获得了军民的好评。
廖还打着“建设新安徽”的旗号，搞了几项改革，熬费苦心，但最终也未能实现其永远统治安徽的欲望，略述如下：
1、加强行政，实行“政、教、卫”合一廖磊认为县以下的“联保制”过于松散，不能适应战时需要，命各工作团及其他人民团体帮助调查户口，按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十保为一乡（镇）的原则，重新规划，取消“联保制”。
把“联保主任”改称乡（镇）长，将联保办公处”，改为乡（镇）公所。
乡（镇）设中心小学和自卫大队，校长、队长均由乡（镇）长兼任。
保设国民小学及小保队，校长、队长由保长兼任。
这一来就使乡（镇）、保的行政、教育、军事三方面权力，集于一人之手了。
2、行新政，用新人，培植爪牙
安徽政权一向由豪绅把持，立煌尤其如此。
即使县长、主席若无境内士绅支持，也难久安于位。
基层中的区长、联保主任、保长更由当地绅士亲任其事，或由其代理人担任。
这种乡绅组织形式，对新桂系长期割据安徽，十分不利。
为排除这一障碍，便提出“行新政、用新人”的方针。
为此乃举办“安徽省军事政治干部川练班”，自兼主任，挑选行政工作的能手民政厅长陈良佐兼任教育长。
出示招收大、中学校出身的知识青年，分期分批训练，结业后充任区、乡（镇）长。
县则举办“基层行政人员训练班”（通称保训班，以后改称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结业学员充任保长、保干事或乡（镇）公所的干事。
这样就把地方政权一层层地从绅士手中夺取过来。
从此，新桂系的势力在安徽便深深地扎下根去，可以得心应手。
3、借军政统一，宠用军人当政
国民党原来人事法规是：
非经“县长考试”和高等文官考试合格者不得充任县长，凡未具上项考试取得资格之县长，委任状上均有“代理”或“暂行代理”的字样，以示权宜，但也均应以文职人员为限。
武官代理县长者，须有团长以上资历。
廖采取“破格取士”之术，把一些学历、资历不足的亲朋故旧，摆充地方人民的“父母官”。
立煌县长苏云辉，本是他的“随从”，因得他的喜爱，不到十年便提为中级军官，任总部特务营中校营长，后竟又把他拉上安徽首席县县太爷的宝座。
4、制颁连坐
制颁“国民公约”实行“五家连坐”，建立以对敌为名，以“防共”为实的精神防线。
一九三九年春，在调查户口、整编保甲的同时，制颁所谓“抗战国民公约”十条，内容为：
①我们坚决不做汉奸和顺民。
②我们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
③我们发现敌人的侦探和特务时，一要立即向乡（镇）、保长报告。
④我们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抗战到底。
⑤我们要踊跃应征服兵役。
⑥我们要遵守国家一切法令。
⑦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一中国国民党。
⑧我们只有一个主义一一三民主义。
⑨我们只有一个领袖一一蒋委员长。
⑩我们只有一个政府一一中国国民政府。
从这个公约前几条来看，仿佛是面向日寇的，而最后四条，显系针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各派抗日民主力量的，无疑是在建立防共的精神防线。
然犹恐未足，又实行“五家连保连坐”，各具切结，互相监督，一家犯法五户同罪，检举揭发者从宽。
这种法西斯式的统治，曾遭到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
廖乃趁一九三九年五月敌机轰炸立煌后，以汉奸罪名，于同年七月在飞机场一次枪毙三十六人，其中有地方士绅陈国栋等二十余人，就是因反对这一做法被捉来镇压的。
有人看廖磊杀了许多士绅，以为他是共产党。
其实被杀的三十六人里也有共产党。
廖的本质是反共的。
5、真相初露
廖通过上述措施，培植了党羽，掌握了各级政权，并在群众中预置了防共精神防线以后，便试图执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
他的做法是首先排除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和冷遇进步人士。
省、县级的重要会议，不再让他们列席。
暗示所属“要维护行政权力的统一’夕，并规定：
“动员工作要配合行政，要服从行政工作”。
示意行政人员对动员工作“敬而远之”。
因此区、乡镇长皆对动员工作者投以疑嫉的目光。
动员工作得不到支持，不能公开活动。
另外财政部门对动员经费，非压即拖，多方刁难。
例如立煌县动委会，直到一九三九年千二月底，仍不能领到十一月份经费。
由此，一些热心抗战的进步青年，渐觉心灰意冷，消极苦闷，各怀去志。
有的重新就学，有的移动岗位，有的转向敌后游击区或投向新四军走上民族革命斗争的道路。
6、费尽苦心，办学生军团
廖对投向新四军和敌后游击区的抗战青年深切不安，于是以举办“安徽学生军团”的办法，试图拉拢，而挽回颓势。
安徽学生军团（以下简称学生军团）廖磊自任团长，由他的亲信吴广略（原广西学生军二队的负责人）为教育长。
当时罗织了男女学生七百多人，被编成四个中队，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在古碑冲团本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受训期间（三个月），服装、膳食、文具统由团方供给。
结业后实习六个月，实习期间生活待遇每月不低于二十元。
实习期满后，根据志趣，按成绩分发工作。
四个中队均以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为中、分队长；
以“广西学生军’，和“演川青年军团”出身的政工人员和皖干班抽出的结业学员为指导员，教官则由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及省政府、省党部的中上级干部兼任。
学员除学习业务课外，也夹有两门社会科学，倒也生气勃勃，搞得热火朝天。
不料该团在结业前夕，兼团长廖磊突然死去。
7、突然瘁死
关于廖的死，当时曾有各种传说。
有的说“重庆得知安徽被共产党闹得太糟，要查办廖磊，他被吓得吞金而死。
”有的说“李、白听说安徽共产党过于膨胀，来电骂他，气恼致死。
”有的说“他自知安徽的局面己不可收拾，终日忧虑，积忧成疾而死的。
”也有种人从他曾接近动委会和进步人士，又枪毙过许多士绅这一点，误认为廖是共产党或内心倾向共产党的，因而遭了特务的暗杀。
有一种来自桂系上层集团内部的传说：
廖因其小老婆偷人，一气之下脑溢血病发而死。
廖在安徽当权的一段时间里，未曾公开发表过不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言论，亦未大张旗鼓地迫害革命人士，且能使安徽有一段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而当国民党公开制造分裂，破坏国共合作时，廖竟突然死去，致未凶像毕露，这是他能于身后留点“虚名”的主要因素。
a、学生军团，仿徨不安
邹其妙的是，直到结业，谁都不晓得安徽学生军因何而设；
当初廖磊自任团长，手中有权，可以任意安排，谁也不去操这份闲心，现在他突然一死，问题便骤然出现了。
特别是对学生军团内部影响较大，团员灰心丧气，感到前途茫然。
思想动向约有三种：
一是既来之则安之，认为既经集训，必有用途，暂且看看动静。
一是从那里来，回那里去。
可叹的是动委会工作团的一般青年，此时仍不清楚动员工作的处境，还想再回工作团去。
另一则是听说长江沿岸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游击队很活跃，既往潜山、太湖实习，不妨去看看，如不合适，可就地参加游击队，反正哪里都是抗战。
总之，团内情况是动荡不安，有一哄即散之势。
不久，安徽学生军团团长由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一位高级参谋马起云中将接充。
此人以曾在《大别山日报》发表“欢迎叶挺将军“的社论而出名，社会印象尚佳。
尽管如此，也未完全稳住当时团员们思想波动。
无论白天夜晚，仍是三三五五的聚在一起，交换去留之计。
看来，当局最为担心的是自动流散。
指导员和中队长，不断找学员个别谈话，劝导大家“以抗战为重，安心下来”。
话题中心有两说：
一说“参加实习，生活待遇和将来分工，均一如前言，有一定的保障。
如果不愿实习，也可以介绍去工作。
”一说“最后胜利寄托在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那里需要大批的爱国青年……那里的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那里有充分的自由平等，那里工作学习环境十分美好，特别欢迎来自后方的知识青年”云云，企图以工作、政治地位和物质条件等相引诱，把大批知识青年留在桂系的营垒里。
这是廖磊死后，国民党桂系在立煌争夺青年的一次明显的表演，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破裂的预兆。
安徽学生军团终于开往潜、太地区，以后除少数人外，都已达到进入解放区的目的。
现任旅大市政协秘书长叶纯（当时名叶蔚寒），便是由此投身革命的。
四、李品仙来了
1、从动委会的无权地位，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
从廖磊死到李品仙来，中间有四个月时间。
这段时间，可以看做是过渡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各方面都在蕴酿着剧烈的变化。
立煌市区气氛消沉，机关虽然照常上班，大小职员多是没精打彩，象是将有什么重大的不幸到来似的。
其中最为颓丧的，要算动员机构和人民团体了。
在廖磊面前俨若“娇子”的广西学生军，此时被总部收缴了左轮手枪，限令集中待命。
可他们毫不屈服，除甘国宁、陆洋等仍留皖干团岗位外，都悄悄地往敌人后方去了（当时讲到敌人后方去，便意味着参加游击队或到解放区去）。
原在立煌地区的工作团十九团团长侯文瀚（共产党员），二十四团团长程锉（共产党员，后改名程克坚，现任江苏农学院党委书记），三十三团团长曾谍（共产党员，四川大学学生），皆把团体带过淮南路东（当时路东是新四军游击区）。
长期驻于高庙（立煌县城北）的妇女战地服务团，迟至年冬，也经叶集、霍邱一线开往涡（阳）北，并于途中发动了在乡青年张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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