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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寻觅赏析

篇一：

在地理中寻觅文学

在地理中寻觅文学

作者：

王彬《光明日报》（201X年10月16日13版）

●文学地理，是从地理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

●文学地理包含三个基本范畴：

地理元素，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识，地理对作家的影响。

简之，对作家、读者与研究者而言，地理是一个真实、具体的信息“场”，既可以提供已往的历史，也可以提供鲜活的现实，可以抚摸、感受、凭吊、研究，不是虚拟的环境描写可以替代的。

●文学地理中的地理，包括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

文学地理不过是人类与地理的一种特殊关系，即地理与人类的文学关系而已。

清晰与模糊的地理元素

我国是诗的国度，以“地理”作为题目，并以此为吟哦对象的优秀篇章不胜枚举。

例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张继《寒山寺》与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等。

其中，庐山瀑布、洞庭湖是自然地理；寒山寺与西林寺是人文地理，这些以地理为题的诗，至今给我们以说不尽的阅读情趣与审美意味。

在这些诗歌中，有一首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途经虔州（今江西赣州）。

7年以后，苏轼遇赦北归，再次路过虔州，游览了天竺寺。

在天竺寺，苏轼特意拜望白居易手书的一首七律。

他说，12岁时即听父亲苏洵说过这幅手迹，47年后，“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

这一年苏轼59岁，正当人生暮年，感慨身世而悲不自禁。

白居易的哪一首诗，让他如此感念、悲伤呢？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诗的题目是《寄韬光禅师》。

韬光禅师原是杭州天竺寺的一位高僧，后来很可能到了虔州，把白居易赠送他的这幅手迹携到了这里。

苏洵曾经见过白居易这首诗的手书，说是“笔势奇异，墨迹如新”。

此外，此诗“连珠叠璧”式的句式，也让苏轼赞叹不已。

而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奇妙句式之中的地理元素。

去过杭州的人知道，西湖三面环山，以天竺山为顶端，分出南北两支山脉。

北山的一支，从天竺山逶迤而下，至飞来峰为止。

飞来峰旁边便是著名的灵隐寺。

这一带，除灵隐寺外，还有三座寺院，即上、中、下三座天竺寺。

其中，下天竺原来是灵隐寺的翻经院，唐永泰年间赐额，成为一所独立的寺院，即“两寺原从一寺分”。

北山与南山隔涧而立，其山势是西南高而东北低，山涧中的溪水自西南向东北流淌，这就是“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的地理基础。

而在人文地理方面，三座天竺寺，分布在高低不同的地方，自然是“上界钟声下界闻”。

总之，白诗中的这些地理元素：

东涧、西涧，南山、北山，前台、后台，上界、下界，通过水流、云起、花发、钟声而指向清晰，将原本对立的地理元素，通过整饬的对仗，融为一体而焕发盎然的禅机。

刘勰云：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只要是神与物游，诗人的感兴自然会在“流连万象之际”而“联类不穷”。

白居易的这首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苏轼只是其中一人，看过这首诗后，他也吟诵了一首七律：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

我们再来看一部国外的小说。

《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

小说讲述一个青年学生，邂逅一个年少舞女，由此产生了朦胧的爱慕之情。

川端后来评论自己这篇小说是一个简单的作品，“与其说是有意识的作为，毋宁说是自然的流露”。

美好的纯真与甜蜜的伤感是《伊豆的舞女》感动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魅力所在吧。

当然还有一个元素应予以关注，即地理元素。

小说以天城岭作为故事背景，从天城岭北麓到南麓的下田为止。

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

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

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

可是，我的心房却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我”好不容易爬到“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见到了舞女一行。

“我”后来知道了那个二十五六岁的汉子叫荣吉，是舞女的哥哥，四十多岁的妇女是舞女的母亲，而两个年轻女人一个是荣吉的妻子，另一个是荣吉雇来的。

“我”与舞女初次见面是在去“汤岛”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

在天城岭茶馆，“我”有意让舞女一行先走，之后再去追赶，穿过一条“黑魆魆的隧道”追上了她们。

穿过隧道就是天城岭的南麓，“过了荻乘、梨本等寒村小庄，山脚下汤野的草屋顶，便跳入了眼帘”，“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楼，把行李卸了下来”。

“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

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脸就臊红了，手不停地颤抖，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于是她就势把它放在铺席上了。

茶碗虽没落下，茶却洒了一地。

看见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情，我都惊呆了。

”夜晚暴雨声中隐约传来咚咚的鼓声，良久又传来三弦的琴声，“我明白了，艺人们被召到小客店对面的饭馆，在宴会上演出”。

“我”担心舞女，每次听到鼓声“心胸就豁然开朗”：

“啊，舞女还在席上坐着敲鼓呢。

”不久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又“心烦意乱”，猜测“那舞女今晚会不会被人玷污呢”。

离开汤野，“我”和舞女一行来到下田，住在下田北入口不远的“甲州屋”小客店。

动身的那天，荣吉前来送我，姑娘们却“芳踪渺然”。

但是到了码头，突然看见舞女蹲在岸边，“依旧是昨晚那副化了妆的模样，这就更加牵动我的情思”。

荣吉和舞女送“我”上船，“直到船儿远去，舞女才开始挥舞她手中白色的东西”，是白色的手帕吗？

天色渐次昏沉下来，“我”在夜色里任凭泪水涌流，“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留下来，顿时觉得舒畅了”。

《伊豆的舞女》出现了大量地理元素：

汤岛、修善寺、汤川桥、荻乘、梨本、汤野与下田。

这些都是真实可辨的地理空间。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真实的地理元素往往会增加艺术的真实感。

但是，天城岭北口的茶馆与汤野中的客店，作为“我”与舞女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小说中却没有具体的指认，是哪一家茶馆，哪一家客店呢？

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清晰的地理框架中，幻化出一片缱绻的天地，美好而朦胧的青春诉求也就难以压抑地喷涌而出了！

地理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

《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的经典，它讲述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

黛玉是第二代荣国公贾代善夫人贾母的外孙女。

黛玉在母亲病逝以后，从扬州乘船来到京城投靠贾母。

进城以后，行走了半日：

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

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

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黛玉想到，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

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

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

门，是院子的入口，是人文地理中的重要元素。

在讲究等级制度的封建时代，门不仅是单纯的建筑样式，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标识。

乾隆二十九年（1764）钦定的《大清会典》规定：

“凡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

”明确规定亲王府，包括郡王府，可以构筑五间大门，但是只能开启中间的三间大门，也就“五启三”。

王府以下的贝勒府只能够采用三间府门，而且是“三启一”。

再下面，贝子和公府，其府门也是三间。

然而，同样是三间大门，贝勒府的府门，可以同王府一样，在屋脊上使用吻兽。

吻兽的形状以龙首为主，有犄角、耳朵、眉、眼、口、舌、牙、卷毛与草胡子。

吻兽固定在屋脊两端，龙首向内而口口相对，故而称“吻”。

贝子与公的府门不可以使用吻兽，只能使用望兽。

望兽的形状与吻兽近似，也是龙首的形状，只是头向外，因此称“望”。

在等级上，望兽低于吻兽。

因此，王府和贝勒的府门可以用吻兽，贝子和公的府门只能采用望兽。

在《红楼梦》中，宁国公与荣国公虽然不是宗室封爵，但是在爵位的等级上，与宗室中的公爵相类似，故而可以用望兽。

黛玉眼中的“三间兽头大门”，其含义便是这样。

在封建时代，贵族的府门日常是不开启的，只有在重大日子、重要人物来访的时候才打开，平常只走府门两旁的角门。

黛玉进入荣国府时，“只进了西边角门”，便是这个原因。

而且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在黛玉的视域里，才会出现“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列坐于大门之前。

在这样的门前，黛玉想（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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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寻觅赏析）到的是：

“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只是单纯的客观判断，没有刘姥姥那样的压抑与卑微。

在第六回里，刘姥姥带着外孙子板儿，来到荣府大门的狮子前面，“只见簇簇的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

而后蹭到角门前”。

同样的门，在黛玉的眼中，突出的是形制，是“三间”与“兽头”；在刘姥姥的眼中突出的则是大门前面的“狮子”。

作为大门的附属物，狮子要放在大门之前。

来到“荣府大门狮子前”，说明刘姥姥还没有接近荣府的大门，便感到压力而“不敢过去”，只能蹭到角门向那里的人问话。

“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说东谈西呢。

”对这些人物，刘姥姥很是谦卑，向他们贺道：

“太爷们纳福！

”众人打量了她一会儿，都不瞅睬，半日方说道：

“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周家“有人就出来的”。

同样是奴仆，在黛玉的眼中，不过是华冠丽服、衣着鲜亮而已，而在刘姥姥的眼中却是“挺胸叠肚指手画脚”，一派豪奴气焰。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奴仆已然融进贾府，成为贾府大门的组成部分，而大门当然是一种地理，一种微观之微观的人文地理，在不同身份的人物面前，其背后潜藏的文化内涵竟然如此不同，是可以使读者深深惊异的！

文学地理的审美内涵也值得重视。

南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

次年正月，在押解的船中，文天祥写了一首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的题目是《过零丁洋》。

此诗的背景是，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作书招谕”在崖山抵抗的宋军，被文天祥严词拒绝。

他说：

“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说罢，将这首诗持示张弘范。

读了以后，张弘范沉默不语，不再逼迫他了。

不久，将文天祥押送大都，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里，至元十九年（1283），文天祥在柴市就义。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影响深远，其所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然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所铭记。

在诗中，文天祥回顾了自己一生的遭际，而其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重要片段。

其一是，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江西兵败，从惶恐滩一带撤往福建；其二是，在广东南海，文天祥被俘，途经零丁洋，此诗的题目便由此而来。

具体而言，惶恐滩，位于江西的万安县内，历史上，赣江有十八处险滩，惶恐滩是最后

的一滩，江湍水急，暗礁林立。

苏轼贬官岭南时路经此地，写了一首《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由于是被朝廷放逐，因此苏轼自称孤臣，心境是凄惶的。

但是，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家与国是完整的。

相对苏轼，文天祥则是家、国俱碎，“风飘絮”“雨打萍”，其“惶恐”之情难以言尽，更何况是在羁押之中的零丁洋上漂泊呢？

零丁洋，位于珠江入海口，北起虎门，南抵港、澳，亦称伶仃洋。

伶仃，是孤独飘零的意思。

在江西，文天祥虽然打了败仗，但还有战友相伴，今天呢？

形单影只，只能在孤寂之中深深叹息。

中国的传统诗学，向来讲究“寓情于景”与“借景抒情”，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者是也。

“景”为何意？

“景”就是地理空间。

文天祥将自己遭遇的“惶恐滩”与“零丁洋”这两个最具代表意义的地点，作为“惶恐”与“零丁”心境的写照，一语双意，并蒂同枝，从而将地理空间提升到诗学范畴，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审美意识。

作家的现实地理与文学地理

1923年8月2日鲁迅偕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