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国惠民千秋师范.docx

忠国惠民千秋师范.docx

《忠国惠民千秋师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忠国惠民千秋师范.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忠国惠民千秋师范

忠国惠民千秋师范

——蔡忠惠公在历史上的贡献

蔡明森

壬辰龙年二月十二日是蔡氏先祖蔡襄公千年华诞吉日，全球蔡氏宗亲无不喜跃抃舞，额手称庆。

自宋代以来，任何史书无不对蔡襄为官为人，思想品德与学问能力，口碑载道，众口齐颂。

襄公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桥梁建筑家、农学家、大孝子于一身；他为人心正，刚直正派，信义照人，温顺至孝；为官行正，忠国惠民，清明廉洁，政绩卓著；对下关心民瘼，忠厚宽和；为文笔正，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能诗善文，精通造桥农艺，书法更誉蔡、苏、米、黄宋四大家，至今仍留存许多著作、史料、遗址和墨迹，这在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襄公的诗文著作和墨迹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百花园中永不磨灭之瑰宝；襄公对“宋学”的开山功不可没；襄公为官时的政绩遗址如惠安洛阳桥至今仍岿然不动地屹立在泉州湾的海面上，福州晋安河成了当今闽都一大风景线；襄公的《荔枝谱》被誉为世界第一部关于“荔枝”的农学专著，《茶录》开了中国茶文化之先河。

《宋史·蔡襄传》说：

“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

”襄公书法还得到同朝欧阳修和苏东坡等后辈高度评价，赞为“本朝第一”；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称赞蔡襄是：

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襄公之思想、品德、文化不愧为世间典范。

襄公名蔡襄，字君谟，是蔡氏入闽的第六世，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生于兴化（今福建仙游），卒于英宗治平四年（1097年），享年56岁。

襄公于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年仅18岁，次年授漳州军事判官。

为官三十七年，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

景祐元年（1034年），任西京留守推官，后改著作左郎馆阁校勘。

庆历三年（1043年）升任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兼修起居注，当时与欧阳修等称为“四谏”。

庆历五年（1045年），他34岁以替右正言直使馆出知福州，后改任福建路转运使。

皇祐三年（1051年）历右正言判三司盐铁勾院等官职。

至和元年（1054年），以礼部郎中知制诰，迁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包公前一任）。

次年，以枢密直学士起居舍人知泉州军事。

后徙知福州。

嘉祐三年（1058年），复知泉州。

嘉祐五年（1060年）拜翰林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权三司使（与宰相、枢密使并列，掌管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财政）。

英宗治平二年（1066年），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吏部郎知杭州。

治平四年（1068年），蔡襄56岁，病卒于莆田城南家中。

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

襄公作为政治家，他终其一生都抱着忠国惠民、革除旧弊、修明政治、经世致用的理想，主张以民为本，改革时弊，减轻赋敛，体恤百姓，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襄公刚正不阿立殿前，清明廉洁反贪腐；关心民瘼施仁政，为民请命减税赋；开河挖塘兴水利，洛阳天堑变通途；重教兴学揽人才，提倡科学废旧俗；种植榕松保环境，与民同乐开洲园；计相职上竭己任，改革立制勤理财。

用现代的话说，他是一个具有高尚品德、严格操守、干实事、干好事的良官、清官。

襄公之官德与政绩，史书皆有记载，民间多有流传，甚至于今仍有遗址、墨迹以资佐证。

苟利国家岂顾后患

襄公嫉恶如仇，持正不阿，以敢直谏而闻名朝野。

他说：

“臣力指奸佞，世人以臣不思后患，为臣寒心，笑臣愚鲁，臣自知甚明。

苟利国家，岂顾后患哉？

臣不爱身，惟忧朝廷不即施行耳。

”

“苟利国家，岂顾后患哉”，这样的精神境界是多么崇高啊！

这就是蔡襄为官之主导思想。

虽说“臣事君以忠”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之一，然而，襄公并非那种愚忠，一旦朝廷有违正义行为时，他就会上书直谏。

如庆历年间，时有旱蝗等自然灾害，他上疏直言：

“灾变之来，实由人事”，“致灾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阙失也。

阙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而言之。

陛下不专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

以至于奏疏一出，“闻者皆悚然”。

蔡襄如此不惧触犯君上，敢于批评皇权的精神与胆魄在古今都是难能可贵的！

襄公当谏官不久就上书朝廷：

“若以才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处内者谋之，而处外者行之。

故仲淹宜来，琦当留边。

”后来又连上《乞罢王举正用范仲淹》、《乞用韩琦范仲淹》，建议朝廷任用贤才，以匡时弊，召回范仲淹，让韩琦守边。

当欧阳修、余靖、王素被任命为谏官时，蔡襄以热情洋溢之诗表示祝贺，同时向仁宗上书言纳谏之难，希望皇帝能够“无使天下之人谓朝廷有好谏之名，而无好谏之实。

”有力地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展开。

襄公积极支持范仲淹、韩琦和富弼联名上奏《答手招条陈十事疏》，居言尽谏，不避权贵。

在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因坚持正义被贬官，而支持他们的太子中允尹洙也一起被贬，对此，襄公甚为愤怒，作长诗《四贤一不肖》，歌颂范仲淹等四贤，抨击不肖高若讷谄害忠良。

《四贤一不肖》很快在京都朝野争相传颂，一时洛阳纸贵。

他撰写的《国论要目》、《论兵十事》等施政建议，虽未得英宗采纳，甚至遭受一场政治危机，但不气馁。

奸佞吕夷简罢相后，仍以司徒预议军国大事，襄公上书列举吕氏七大过失，请皇帝彻底罢免吕氏。

逼吕氏只得请老告退，但朝廷仍以太尉致士，享受最高荣誉。

襄公觉得皇帝如此处理奸佞过于就轻，便上书曰：

“臣切以吕夷简立性奸佞，欺君卖国。

出入政府二十年，二虏凌凭，百姓穷困，贤愚失序，赏罚不明，一无功劳，以病罢退。

陛下未能诛戮，劝厉后人，岂当滥推恩礼，纵取笑天下。

”他还与欧阳修等交章论述夏氏不宜任枢密使，被仁宗采纳。

以后罢晏殊相，弹劾李淑、梁适等人均被仁宗接受。

无疑蔡襄与欧阳修等人打击保守之举极利于改革派的新政推行。

襄公不仅支持范仲淹新政改革主张，他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改革思想。

他针对时弊，作《黼扆箴》并《别疏》，提出改革十四条意见，“丕显元圣，上奉天时。

跻俗于礼，任材以宜。

肃治家政，大隆本支。

好闻益广，去邪勿迟。

利急思困，兵连虑危。

法令必信，恩赏无私。

威福是守，听断不疑。

”他认为“驭邦之大，莫大于建官”。

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军事、财用等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

在比襄公小九岁的王安石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写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朝廷内部潜伏种种矛盾危机，并提出改革对策。

两年后擢升知制诰与襄公共事，二人私交甚好，思想相同。

而襄公的《国论要目》和《论兵十事》，为以后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理论和事实的依据。

显然，襄公是从仁宗新政到王安石变法的历史链条上的重要环结，应该在中国古代变革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位。

襄公在反贪渎腐败和顺民意重民生方面有许多例子可证，如：

吕夷简长子吕公绰在任同判太常寺时，该寺丢失编钟四百余枚，为寺中执役之人自盗，此事不但未受追究，吕公绰反而提升为纠察在京刑狱。

襄公愤然上书，建议罢吕公绰官职。

章拱之是宰相章得象之侄，任福建晋江县令的时候贪赃枉法，襄公就以“赃罪”处罚，革职为民。

魏兼安任淮南路转运使时，杭、越、苏、秀等州连年旱涝，饿殍横路，哭声载道。

而魏依仗自己是宰相章得象、晏殊的亲戚，依旧贪赃敛财，花天酒地。

百姓叫苦不迭，上诉无门。

襄公得知此事，即上书奏请诛杀魏某，以谢吴人。

襄公任三司使掌管国家钱、粮、盐、铁的时候，襄公面对国家财务制度极其混乱，国库空虚，管理人员多系大臣子弟，凭恃权势，贪渎偷盗，心如刀割。

于是上任伊始便马上审查各种开支，清查库场，整治库务，并上疏建议由三司制定制度，推荐外任无赃污之人担任监司。

知福州、泉州和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关心民瘼，襄公看到百姓税赋过重，许多无法缴纳身丁米的人生子不举，甚至逃亡他乡，深感同情，便奏请朝廷减免福、泉、漳、兴化军的丁口赋。

襄公不但敢于向皇帝进谏，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而且还能从善如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福州自古有“陈烈闹灯”和“蔡君谟罢灯”的掌故。

说是蔡君谟（即蔡襄）知福州时，上元日，令民间一家门前点灯七盏。

此事惹得当地文人陈烈恼怒。

《晁氏客语》写道：

陈烈作大灯长丈余，大书云：

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

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

　　襄公看了陈烈的诗后，不但没有生气，而是对自己的决策反躬自省，并收回成命，“还舆罢灯”——不点灯了。

这样的从善如流和勇于改正错误的雅量，在一州之主的太守身上确是难能可贵。

　　陈烈与陈襄、周希孟、郑穆并称“海滨四先生”。

蔡襄“备礼招延，诲诸生以经学”。

传说，陈烈“少与蔡襄同砚席”，有同学之谊。

据《尧山堂外纪》记载：

襄公初到福州任太守，陈烈乘船来看他，途中听说蔡太守“政颇严刻”，便令船停靠码头，在亭子题诗一首：

溪山龙虎蟠，溪水鼓角喧。

中宵乡梦破，六月夜衾寒。

风雨生残木，蛟螭喜怒澜。

殷勤祝舟子，移棹过前滩。

意思是说，福州这地方管治严刻，人们乘船经过不敢下，只好绕过前滩再停靠。

当地官员把陈烈的诗抄给蔡襄看，襄公不但不恼，反而说：

“陈君教我矣。

”他立即派人前去追赶陈烈，但已赶不上了。

不过从此后，蔡襄治理福州的政策就放宽了许多。

这些掌故与传说，都说明当时百姓对蔡襄的虚心与善于听取民意给予肯定。

关心民瘼造福百姓

襄公的“民为邦本”与“清正廉洁”理念始终是其为官之主导思想。

他说：

“臣详观古之遣使，皆务恤穷民，除恶吏，举才能，收滞逸而已”，“凭恃官威，因缘为奸，求取赃赂，以曲为直，上负朝廷之用，下为百姓之害，是其心岂复有所为哉？

古之圣明之主所深恶之也！

”极力主张“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则廉耻兴矣”。

襄公几次离开京城外放福建为官期间，除了奏减赋税之外，还为福建乡亲父老办了许多许多实实在在至今还脍炙人口的事实、好事。

古今中外无不知晓的九百多年前中国（宋代）蔡襄在两知泉州时，倡导建起中国第一座海湾大石桥——洛阳桥（万安桥）的故事。

洛阳桥有1200米长，5米宽，有44座桥墩。

桥上两边有扶栏。

如今石桥只剩下31座桥墩、1188米长了。

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是古代著名跨海梁式石构桥。

因建桥处海潮汹涌，江宽流急，建桥工程非常艰巨。

洛阳桥在建筑上有许多创新，它采用“筏型桥基”，在沿桥梁中线的河底下，用许多大石条垒成桥墩。

这里水深流急，石条抛下去后就会被大水冲走。

他们等待风平浪静，潮水低落时，同时出动许许多多装满石条的竹筏，把它们同时填进江里。

就这样，在水底垒起了一座长500米、宽25米的桥基，长长的桥基宛如一条水下长龙，静卧江底。

铺设在洛阳桥上的都是10米多长、又厚又大的石板，据估测，每一块重达二三十吨。

怎样把这么重的石块运到高高的桥墩上去呢？

襄公与修筑桥梁的工匠们又从潮涨潮落中受到启发，采用浮运法。

工匠们等到涨潮时，把石块用木排运到桥墩跟前，借用涨潮的浮力，把石块放置在石墩上。

洛阳桥上的300多块石板和上万块石料，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架上去的。

古代没有水泥钢筋，如何将桥基、桥墩的石条、石块坚固地黏合在一起，成了当时施工一大难题。

惠安沿海盛产牡蛎，海上牡蛎处处可见，而且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跟石头胶成一片后，用铁铲也难以铲下来。

生长在兴化、惠安沿海的襄公经过民间调查后与造桥的工匠们研究商量，最后决定利用海上牡蛎壳，一个壳附在岩礁上或者另一个牡蛎上，互相交结在一起，另一个壳则盖着自己的软体黏合之方法，把水底那些堆积在一起的石条、石块凝结为一体，使之不被大水冲塌。

于是襄公即令工匠们在桥基上广种牡蛎。

果然，一段时间后，牡蛎把松散的石条、石头连成一个整体，还把冲散的石头也胶合在一起。

洛阳桥基历时900余年经受无数次台风巨浪袭击而不垮、不散，可以说是世界建桥史的一大创造。

洛阳桥的建筑技术成为现代桥梁工程中“筏形基础”的先驱。

这种技术，直到十九世纪，欧洲人才开始采用。

洛阳桥在中国桥梁史上与赵州桥齐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中国古代桥梁的状元”，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对它做了很高的评价。

洛阳桥建后千年以来，对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襄公一贯认为一个好的地方官，对百姓要能“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贫富勤惰，怨隐疾苦，以条辨而均之，使咸得其平焉”。

深知“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的道理。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入民间，洞察民情，了解民众疾苦，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第一次知福州时，了解当地旱涝灾害严重，又亲见数十里溪涧无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