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问题分析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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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却出现了国内需求不旺盛和就业面临巨大压力等问题。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个人收入水平的不断分化。

具体表现为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1999年为0.397,已经接近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

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2006年则升至0.496[1]。

如果再考虑那些高收入阶层没有经过统计的灰色收入，我国的基尼系数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0.5，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

（一）人均收入差别悬殊。

中国有1亿多新产业工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

这些人组成的家庭，年收入也就3万左右。

中国人均家庭3.13人。

正好这类家庭平均年收入1万元上下，折合1000欧元，也就是北京到巴黎正常情况下的往返飞机票。

很多中国人一年挣到的钱，不吃不喝才够买两张机票。

因此，巴黎时装、世界名车、随意旅行等等，普通国人想也不要想。

但2010年1月27日的新闻联播中曾报导，根据环球退税公司公布的调查报告，2009年中国游客在法国的购买力超过俄罗斯人，成为法国的旅游消费冠军。

依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均收入差别悬殊。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 

1993年城市中人均收入3900元的20%的高收入户与农民人均纯收入300元的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贫富差距为13倍。

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由1984年的1.7∶1扩大到1994年的2.6∶1[2]。

这一水平已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富差距。

2006年2月2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比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三）行业收入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自1994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人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就是职业差别,不同行业的职工之间收入悬殊。

其中银行、财税、外贸、邮电、保险、电力、烟草等部门职工收入水平最高,其年收入一般上万或数万元。

铁路、医疗、文教等部门职工收入居中。

最低为农、林、牧、渔业职工。

而一些危、困企业职工收入几乎难以维持生活。

老百姓曾将高收入者归纳为:

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

另据媒体报道,2004年,江苏省某公路收费站收费员月薪达80000元,北京某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月薪更高达2万元。

由此可见,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亦呈扩大之势。

（四）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

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我国贫富分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不同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地区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按东、中、西部计算, 

1980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人均GDP之比为1.5:

1，1.9:

1；

2002年扩大为2:

1和2.6:

1。

从收入分布看,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

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市（贵州、安徽、内蒙古、宁夏和黑龙江）的2倍还多[3]。

综上，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表明了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贫富相对悬殊的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平均主义的不满,正在转化为对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忧虑与不满。

我们不能放任收入差距的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和分析收入差距拉大的深层原因,采取政策措施,防止两极分化的产生。

二、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观察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不同，有人认为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推行改革政策的必然结果。

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的正常倾斜，但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个人差距的不断扩大必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一）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投资乘数效应降低。

在推动经济合理运行上，消费性需求起主导作用，它引导和拉动投资需求的合理增长。

根据消费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取决于人们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更与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密切联系。

改革开放使得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但是个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里，低收入阶层只能依靠收入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

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国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由于投资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在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大多数人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不足将使得经济获得再投资的动力大为减少，投资乘数的作用下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传导机制受到阻碍，对经济稳定增长和现阶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产生不利影响。

（二）收入差距扩大引导投资结构不合理。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资源总是流向收益率高、回报率快的地方。

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了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远远大于低收入阶层。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资源配置越来越倾向于迎合高收入阶层和较富裕地区的需要，进而以满足这些人和地区需要为主的少数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不断快速的发展。

而多数为一般消费者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部门规模不断缩小。

农业更是由于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刺激了农村中原已稀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从收益率较低的农村向收益率较高的高收入阶层需要的产业转移，使得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破坏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缺乏合理的产业结构基础而难以为继。

（三）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

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利益的驱使下自发地由收益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向发达的收益率较高的东部地区转移，造成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难度加大，建设资金更加短缺，引进和留住人才的能力下降，加剧人才缺乏的现状，影响地区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使得教育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农民们受到人力投资的条件和机会大大被削减，而人力资本的差距又反过来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中，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到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特性。

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5%,农业一直以来都是附加值低、收入低的产业。

再加上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民信息渠道少，信息滞后，农民们的收入基本全来源于农产品的出售。

相对于农民来说,城镇居民工作收益比农业稳定，收入来源渠道多，这就拉大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二）长期推行的发展战略。

在城乡关系上，我国积极推行的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去大力发展工业，政策上大力向工业倾斜，资金大部分投资于工业，使得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远远落后于以工业为主的城市。

同时又制定有利于工业产品的价格，在农产品价格上实行剪刀差，使得以农产品为纯收入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大受到影响，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在行业关系上，由于实行对垄断行业的“保护”，使得这些垄断行业在市场竞争中拥有非垄断行业无法抗衡的优势。

垄断行业通过自己的垄断优势，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拉大了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间居民的收入差距。

在地区关系上，在改革初期就实行倾向于东部发展的优惠政策，实行剃度转移政策。

再加上东部地区先天的地理优势，使得东部地区能够大量引进资金和吸引人才，迅速地率先发展起来，拉大了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

（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

20世纪5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形成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限制了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自由流动，降低了资源流动带来的效率。

在二元结构下，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使得农村劳动力过剩，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竞争，农民不得不在低于劳动力价格下劳动。

同时农民工在岗位获得上受到“进入”机会的歧视，又在工资待遇上受到“同工不同酬”的歧视，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上也因为户籍制度而受到歧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四）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投资不足。

教育投资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

据统计，人力资本在影响居民收入的因素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

国家在对教育的投资上，倾向于对城市教育的基础教育投资和高等教育投资，而将少量的资金投入到农村的基础教育中去，人力资本的形成条件不足，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比城镇居民小，从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失去了竞争力，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五）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资源占有权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发展到“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

新的分配原则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大大地调动了不同阶层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效率的极大提高。

但同时，这种分配方式也使得非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大大提高，部分拥有大量非劳动要素的群体在非劳动收入上的收益远远高于以劳动要素为主的群体。

由于拥有非劳动收入条件的差异性，造成了收入差距的差异，拉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六）个人所得税没有发挥调节作用。

税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之一。

税收是对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分配，是为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我国税收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明显的效果，反而出现一种“逆调节”现象。

过去20年中，我国由于征税的起点太低，税收种类单一，税收单位模糊，致使广大工薪阶层成为征税的主要对象。

工薪阶层们在本来就已经很低的收入下还要纳税。

相反，富人却由于一些非工资性的隐性收入的存在，逃税漏税现象非常严重，税收对他们的收入调节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偏离加快了财富向富人集中的过程，拉大了居民的个人收入差距。

（七）竞争起点不公平。

我国市场体制改革，为不同经济主体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提供了体制保证。

这种同一起跑线的公平竞争，不仅包括进入市场的时间平等，而且包括在政策尺度、自然资源、资金投入等条件的拥有上大体平等，但由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各经济单位对公有资源的不同垄断程度和各经济主体对国家投资的不同受惠程度等原因的影响，使得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竞争时所拥有的初始条件不公平、不均等，从而使得占有这些优势的企业“效益好”，职工收入自然就高。

2002年，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人均为5137元，县级人均590元[4]。

这种人均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也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八）社会保障面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整体社会性福利不均衡。

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建立、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运作，具有相对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作用。

2001年，美国政府开支的49%用于社保和各种医疗保障上，约占GDP的8%，而中国2004年，政府开支出的7.4%用于抚恤、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补助；

18%用于医疗卫生、文教和科技产业；

这些加在一起才占政府总开支的25.5%，政府没有从“扶贫角色”降低收入差距[5]。

到“十一五”期末，尽管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农村目前尚无条件与城市一样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

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仍然很低。

政府对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也是很有限的。

即使在城市，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也只能是保证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失业、疾病、年老等因素所带来的贫富不均的有力措施，但我国现阶段整体社会性福利仍不均衡.社会保障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集体企业职工能充分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却很少享受，尤其是占我国人口75％以上的农民大部分仍不能享受，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使国家长期执行工业偏向政策而形成的城乡居民间、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他企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一）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的地区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城乡差距造成的，内地相对落后，主要不是内地的城市落后，而是内地的农村相对沿海更为落后，在城乡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的时候，拥有更大比例农业人口的内地就显得相对落后了。

据万广华教授研究，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地区差距的70%-80%，即，如果有一个政策可以完全消除城乡差距，那么地区差距的70%-80%可自动消失[6]。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国家长期注重工业化的发展，牺牲农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因此，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是千方百计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国家应实行城乡均衡发展战略，建立新型平等交换的工农业关系；

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重视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福利制度，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工资收入以外的各项福利在城乡之间的差距；

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壁垒”，改变人为的隔离，加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合理地分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加快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加快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实现农村多元化。

（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首先，逐步规范市场行为，严厉打击权力经济和各种非法违法经济活动，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建立完善的竞争法规，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其次，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在此过程中还需要配合地方官员绩效的考核。

再次，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分配控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

提高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另外，国家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给予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加强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

统筹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税收改革。

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中，70％来源于工薪阶层，而占有社会大多财富的富人们逃税漏税现象严重。

针对目前税收“逆向调节”的问题，在农村地区，应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纳税负担；

在城镇地区，计算纳税人的所得时，应考虑更多的方面，合理制定不动资产、金融资产和遗产的税率，合理选择和确定纳税单位，将一些奢侈性商品和服务纳入税目中来，正确发挥税收的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但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加快城市化进程，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持续收入能力，加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稳定社会结构，从而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注重教育公平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教育因素在个人收入分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应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不再把过多的财力和物力放在精英教育上，而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使落后地区享有更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行改革政策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只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公平，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平和效率这架天平是不能无限制倾斜的。

否则将导致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高低收入层的分化。

全面、公正地评价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充分认识其负面影响，才能做到：

社会政治和经济相一致，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制度与机制相协调。

最终才可以使拉开的收入差距逐步规范，让不合理的差距逐步消除。

参考文献

［１］刘耀森：

收入差距扩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J]《商业时代》2007（22）:

12。

［2］熊威：

关于中国贫富差距的思考[J]《消费导刊》2008（4）：

19。

［3］蒋国建：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8

（1）：

32。

［4］陈志武：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

118-119。

［5］陈志武：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M]山西经济出版2009：

120。

［6］陆铭：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M]中信出版社2009：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