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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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学在中国”的争鸣回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郭重庆院士认为，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至今才短短20多年，但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郭重庆提出了中国管理学发展的设想：

中国管理学应模仿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1]。

就中国大陆的情形而言，出现最早的“本土化理论”当属苏东水创立的东方管理学，苏东水认为，以中国传统主导的东方管理文化注重辩证、系统和综合，因此不同于西方管理的原则与特征。

席酉民创立了和谐管理理论，其创始人认为和谐管理是一种普适性理论，但明显的，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和则”与“谐则”其思想源头来自于中国文化。

齐善鸿创立了“道本管理”理论，道本管理主张提取中西文化以及管理文明的核心因子“道”，围绕人类对“道”的认识，构建管理理论，与和谐管理类似，“道本管理”的思想源头也来自于中国哲学思想，道本管理与道家哲学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黄如金创立了“和合管理”理论，和合管理的目标是“立足于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的扬弃，以中国和合哲学思想为基本指导原则，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此外，在中国管理实务界中较有影响的是曾仕强提出的“中国式管理”，它同样立基于中国文化与哲学。

然而，韩巍等学者则认为“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管理’标记的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及黄如金博士的‘和合管理’存在较为严重的一般性也是典型性的‘文化认同倾向’，但似乎缺乏组织经验的支持，缺乏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约定的遵循，在作者看来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

[1]”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对中国本土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2008年IACMR第3届学术双年会上，BARNEY[2]指出，摆在中国管理学面前的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即“中国管理的理论（theoryofChinesemanagement）”和“管理的中国理论（Chinesetheoryofmanagement）”。

BARNEY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更多是以中国的独特方式去解释中国的或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管理现象和问题，这条路线较少关注理论在中国情境之外的通用性。

而“中国管理的理论”指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这条路线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检验现有西方主流理论的有效性和扩展了现有主流理论的适用情境边界。

WHETTEN[3]指出了两种本土研究的方法，即用熟悉的概念描述新现象和用新观察体现熟悉的理论，这两种方法构成了TSUI（徐淑英）所倡导的情境化研究的主体。

PETER（李平）[4]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本土研究有益并且重要，因为它能对研究任何国家及文化的本土现象及问题提供足够深度的认识，然而关于合适的本土研究方法迄今仍无定论。

在PETER看来，本土研究的目的是验证现存西方理论？

是修正现存西方理论？

是发展新颖理论以解释某些本土独特现象？

还是探究更宽泛的全球多元统一视角下的启示，以便扬弃甚至取代现存西方理论？

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

PETER在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澄清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阴——阳”哲学的管理学体系。

当然，这一学说也受到一些质疑。

显然，无论国内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本土管理学无疑都还处于探索性研究的阶段。

围绕着theoryofChinesemanagement和Chinesetheoryofmanagement的问题层出不穷。

撇开《出路与展望：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以下简称“出路”）一文的逻辑瑕疵[5]，当下韩巍博士与齐善鸿教授等的学术争鸣实际上是2008年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上观点分歧的延续。

换言之，中国本土管理思想是否存在？

它对现实中国的管理是否有指导作用？

它是否能形成一门独特的中国本土管理学？

这才是自2008年来若干次学术争鸣的焦点问题。

2管理学的元问题、主流管理学的范式与管理学工具化

刘人怀、孙东川[6]提出了管理学需要反思的23个问题，其中包括：

什么是管理？

什么是管理活动？

什么是管理者？

管理与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等的差异是什么？

等，提出要对management、administration、science、managementscience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讨，建议要把“管理”的汉语拼音guanli向世界（包括英语世界）推出，将管理科学翻译为guanliscience（GS）。

针对国内学术界较多引用的《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一文，管理学报特约评论员[7]质疑道：

管理现象从管理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价值何在？

管理现象能不能从管理活动中抽象出来？

针对管理学的普适性问题，特约评论员指出，在对管理学学科体系的讨论中，经常出现“一般管理学”的字样，并有《一般管理学原理》的专著面世，这在其他学科建设中是很少见的，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令人担忧。

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认为“一般管理学”是管理学的子学科，指具有普适性的、反映管理学科学特质的知识体系，那末，反映管理学人文特质的知识体系应该称作什么学呢？

特约评论员援引德鲁克的说法，认为管理是一门学科，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受到文化的影响，管理又影响文化，就此特约评论员问到，这是否意味着德鲁克支持了东方管理学（或中国管理学）的存在？

特约评论员文章之后，先后有刘文瑞[8]、谭力文[9]等学者针对评论员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但关于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试探性的。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这些管理学以及中国本土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很难在当今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式中得到圆满解答，相当多争论已进入哲学层面，这一类问题本身就处于主流管理学的问题域之外。

例如，“管理”是不是“学”？

到底应该称之为“管理学”还是“管理科学”，如同烹饪学是不是“学”，军事学是不是“学”，是不能在烹饪学和军事学内部得到解答的。

更深层次地看，主流管理学范式的要点主要包括：

（1）主流管理学不讨论抽象的管理本质问题，而着重讨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管理；

（2）重视管理的科学性方面，主流管理学刊物和正规的管理学学术教育通常并不讨论管理的艺术性，而实际上管理的艺术性是非常重要的；

（3）通常采用实证的方法解决管理学问题。

而管理学的元问题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1）关于管理的本质问题；

（2）关于管理学的理论性质问题；

（3）关于管理学研究方法论问题。

借鉴“元科学”、“元社会学”等概念，可以将这些有关管理与管理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称之为管理学的元问题[10]。

将主流管理学的范式和管理学的元问题相对照，立即可以发现，管理学的元问题是无法在主流管理学的范式框架中得到解答的。

以管理本质问题为例，“出路”正确地指出当代主流管理学对管理本质问题的忽视，“管理本是人类集体性活动的客观需要，是众人集体协作战胜自然困难和获得更加有保障的生存的有效手段。

但是，这一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在人类历史上被不断的扭曲，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已经忘记了管理的原貌和本意。

理解这样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不了解管理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管理的现状，更难预知管理的未来。

[11]”主流管理学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管理本质问题在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在其实证主义范式框架中根本没有办法讨论管理的本质问题，因为管理的本质涉及到管理的价值理性，人们容易使用实证方法检验某种价值观下的行为方式，但很难理解和评价这种价值观本身的历史及其变化。

众所周知，劳动永远是社会的劳动，人类为了有效的抵御自然，向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就必须共同劳动，结成一个集体，而集体总是要有组织、有秩序、有分工，也就是需要管理的。

如果没有管理，没有维系一定的秩序和原则，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劳动是不可能的。

因此，管理与人类存在方式是同一的，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管理史。

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

既然如此，管理就必然包含它的价值维度：

在经济学家看来，管理是生产劳动的一个条件，没有管理就没有生产，管理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在社会学家看来，管理是一种职权系统，透过管理，社会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分工；

在政治学家看来，管理可能是一个阶级、地位或权力，它同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联系。

因此，管理的“效果”既然是对于人而言“有用”的方面，那么它对于什么人“有用”？

这种“有用”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对于人类的最终幸福有何影响？

则是管理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显然以上管理价值论的内容是在主流管理学的问题域之外的，主流管理学持有典型的管理工具论的立场，尽管主流管理学声称管理在于其“效果”和“效率”，但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管理学家，只有泰勒一人对“效果”作了定义。

泰勒的定义是：

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

自法约尔开始，管理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论，法约尔将管理定义为：

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是一种纯粹的工具论和手段论的定义。

孔茨认为，管理是在正式组织中，通过或与人完成任务的艺术，它是在组织中创造环境的艺术，是在组织中能够以个人和合作的方式完成组织目标的艺术，是在完成这些工作中消除障碍的艺术，是在有效达到目标时获取最高效率的艺术。

尽管孔茨对管理的定义较为复杂，但定义中“组织目标”究竟为何，并没有定义。

德鲁克认为，管理既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实践，其成就是以管理结果来衡量的——至于管理结果应该是什么，德鲁克则并没有明确。

罗宾斯认为，管理是指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使活动完成得更有效的过程——这一经典教科书的定义同样没有明确组织究竟应该追求何种效果。

3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本体论

如前所述，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元问题，首先是“中国本土管理思想是否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它对现实中国的管理是否有指导作用”，再次是“它是否能形成一门独特的中国本土管理学”的问题。

要理解这一点，显然必须追问管理的本质。

撇开管理的本质问题，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就不会存在所谓的中国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别，管理上根本就是同质的、就是中性的，而事实上，管理恰恰不是一种中性的存在。

管理包含着管理目的的确立，其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管理的目的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管理方式正体现了其不同的人性理想与文化本质。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

如果将建筑仅仅视为一种工具，则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建筑的实质。

与此类似，如果仅仅将管理理解为工具，则我们也将永远无法把握管理的实质，从而也无法把握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实质。

进一步来说，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

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因此，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

从这个基础上来看，中国本土管理思想一定是存在的，它有别于西方管理，也只有把握这个基础，才能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实的中国管理是否有指导作用以及能否形成一门独特的中国本土管理学的问题。

抛弃这一基础，将管理视为纯粹的工具和中性的存在，就绝不会有中国本土管理学，正如不可能会有中国物理学与中国生物学一样。

因此，管理本体论[12]是解答中国本土管理学元问题的一条可能途径，管理本体论以深入研究管理的本质问题为其要义。

事实上主流管理学也有其本体论——在主流管理学看来，管理的本体就是工具论的本体，管理的价值就是其工具价值。

与之相对，笔者[12]提出了管理的本体价值这一概念：

管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

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

管理的本体价值是自足的，它与效用无关，而关乎人类的信仰与文化本质。

这种本体价值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人们所信奉并给他们以族类认同和情感慰藉，如中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以及儒家价值观下人与人的协调关系。

笔者不揣冒昧的地认为，管理本体价值才是解开一切有关中国本土管理与中国本土管理学问题的真正钥匙。

4中国管理本体论及对“出路与展望：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逻辑瑕疵的思考

4.1传统与现实相融合、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相融合的中国管理本体

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而且相互对立的实体。

余英时[13]指出，所谓普遍性的“现代生活”和普遍性的“文化”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现代生活，如中国的、美国的、或日本的；

而这些具体的现代生活都是具体的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表现。

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关于“现代化”的无数讨论主要都是在寻求共同的特征，也就是理想的典型，但是典型如果要使用于一切具体的、个别的现代社会，势必不能通过最高度的概括，其结果则是流为一些空洞的形式，而失去了经验的内容。

由此，中国当代管理与传统管理思想也不是相互对立的。

从管理的本体价值来看，中国当代管理没有办法彻底抛弃其历史延续的价值观。

正如“出路”指出的那样，“（管理）工作只是人们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管理必然渗透中国文化价值观，即管理的本体价值。

既然“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13]”，那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就不是割裂的，而是融合的。

罗家德[14]教授就认为，尽管不断受到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管理组织仍然反映了相当强的传统特质，主要体现为3点：

一是我们的组织是网络式的；

二是我们的组织仍然保持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特质；

三是我们的领导仍要情、理、法兼顾，保有礼治秩序的特色。

因此，在笔者看来，管理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的、演化的，是传统与现实相融合的，不直面传统，就不可能直面现实；

不直面现实，也无法直面传统。

管理本体不仅体现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也体现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融合。

自法约尔将管理学工具化以后，主流管理一直以来秉持的是工具价值至上的立场。

工具价值是指对于其他事物来说仅仅作为一种工具的那种价值，正如本文前述，经典管理学家尽管也提到管理的“效果”和“目的”，但他们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很少关注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

就工具价值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够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途径，它最大的兴趣在于选择最优方案、决策和手段，它关心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相对而言，本体价值是一种最终价值，是一种内在的价值。

霍克海姆[15]认为内在的价值的焦点“在于一种与至高的善的思想有关的概念，一种与人的规定性以及如何实现最高目标的方式的问题有关的概念。

它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了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

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内在好之物不是派生出来的好，它本身就是好。

如果不是内在好之物，那么它就是派生出来的好，它之所以是好的，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好，而是因为其他事物的好，且它以某种方式与该其他事物有关的好。

[16]”例如“出路”一文中所描绘的“田园诗般的管理景象”，在“出路”的作者看起来就是“好”，这是一种基于本体价值的“好”，它与管理的工具价值无关——因为一般地认为，“田园诗般的管理”可能会不适应现代复杂工业社会的管理。

尽管笔者对“田园诗般的管理”也并不太认同，但“出路”基于“田园诗般的管理”并由此得出的“管理异化”的概念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管理学的异化，因为管理的本体是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统一，而当代管理学完全弃本体价值于不顾，在对工具价值的唯一追求中，迷失了管理的本质。

因此，中国管理实践不同于西方之处，主要是其本体价值的不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形成的人文理想在管理中的体现。

同样，不从传统与现实融合的角度考察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究竟有用没用”也将只会永远停留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陷阱中无法自拔。

4.2对“出路与展望：

韩巍博士指出了《出路与展望：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一组逻辑瑕疵，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显然，“出路”一文并非有意如此。

这一逻辑瑕疵体现了深层次的痛苦，这种痛苦实际也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痛苦。

这种痛苦实质上来源于没有明确地建立起传统与现实之间、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之间联系的桥梁。

（1）“出路”似乎将中国管理本体看成一成不变的，没有注意到传统与现实的融合，由此导致文章的逻辑瑕疵。

正如前文所述，管理始终是处于演化之中的，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碰撞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中西方管理都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秀品质。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欧美管理方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其诸多无奈,在发展中国家中暴露其缺乏包容性,在环境治理中暴露其缺乏责任性,在面临危机时暴露其缺乏承担性”就显得不严谨。

同样，被韩巍博士所提及的“借此机会,中国“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推动现代世界文明持续发展的时代到来了”也可能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出路”似乎没有看到“中国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实际上并不是自春秋乃至上古时代即如此，它本身就是演化形成的，不强调其演化性，犹如不假思考地、原封不动地援引古希腊的城邦式民主，那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当代管理也一定渗透了中国传统，正如周南教授[17]所言“自己无论受过多少欧美教育，梦境中出现的绝大多数依然是中文的对话”。

张金隆教授[18]也指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习俗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中，比如明哲保身的中庸哲学、修己安人的终极目标、圆融圆通的处事原则等。

”然而，无论多么强调中国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任何人似乎都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是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它多少与当今的工业化社会有所区别，因此，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当代管理实践同样也体现了西方管理的很多思想——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管理本体是传统与现实的融合。

（2）“出路”过于强调了管理的价值理性，没有注意到管理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融合，由此导致文章的逻辑瑕疵。

“出路”认为，“中国文化有着丰富的高端思想，这些思想没有因为历史而褪色;

相反,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之后,却愈发光彩照人。

儒家的‘义利观’、‘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思想依然光彩夺目;

佛家的‘内观’、‘缘起’、‘八正道’、‘人人是佛’的思想,对于今天浮躁的人们了解自己是非常美妙的法门,道家的‘无为而治’、‘不争而达不可争’、‘大私天下’、‘无我大我’、‘反成’、‘有无相生’的智慧,至今在管理学的思想中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这一表述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它表达的是这些思想作为本体或最终价值在管理中的意义，但问题是“出路”没有看到或者忽视了管理工具价值的一面——如果管理仅仅是“内圣外王”“无为而治”“内观和缘起”，就会在现实中丧失其具体目标，而失去任何可操作性，导致管理的本体价值失去现实的支撑。

“出路”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化高端思想的本体价值，另一方面“出路”的作者又意识到，“西方运用科学管理较好的国家,通常有这样几个特点:

经济发达、人口较少（相对于中国）、国民素质较高、民主传统延续时间较长、现代化时间较长、科技较为发达、有宗教信仰……反观中国,这些方面有较大反差:

经济只有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水平较低；

人口众多；

国民素质参差不齐,相对较为落后；

民主精神不成熟,民粹倾向较重；

现代化只是集中在城市,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很低；

科技只是在某些领域较为发达,总体上还算是落后国家。

”可以说，这两方面单独地来看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割裂管理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之间的联系，由此导致“出路”在回答“我们可以创建中国本土管理学体系吗？

”这一元问题时忽左忽右，出现了逻辑瑕疵。

5结语：

中国管理的内涵和作为批判、反思与探索的管理哲学

如果将中国本土管理学严密地限定在西方主流管理学范式，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可能很难获得突破，因为西方主流管理学范式对于研究的对象、方法做了一系列先在的预设。

这一点已经为多位学者所认识，如苏东水、罗纪宁、齐善鸿等，然而学术界似乎并未找到一条合乎逻辑的改变蓝图。

正如本文所认为的，“管理学在中国”的学术争鸣大多涉及了管理学的元问题，而这些问题很难或者不能在主流管理学的框架中获得解答，相当多的争论已进入哲学层面。

因此，笔者呼吁一种作为批判、反思与探索的管理哲学，呼吁适当地尊重思辨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孔德开始的、在社会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坚信可以通过排除哲学、形而上学（当然也包括各种元问题）来确定社会问题的“科学”性质，实际上这一目标从没有达到、将来也不会达到，即使在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经济学中也没有一种理论是没有被证伪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是将这些不断被修修补补的理论称之为“参照系”；

没有一个理论不是哪怕在经济学家内部不存在严重分歧的。

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管理学近来发展中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将经济学与管理学变成应用数学的分支，不但地增加边界条件，将一元方程的求解变成多元；

将线性拟合变成多次方程拟合；

将一组方程的回归变成多组方程的回归。

当然，从管理的二重性角度来看，将对“物”的管理发展成为自然科学也许是可能的，但若要将对“人”的管理也发展成为纯粹的自然科学，恐怕不可能——关于人的主题的探讨会不时地被卷入到哲学层面。

2010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国-实践-管理”论坛设定了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的4个议题，分别是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路径、评价、倡议[19]。

在《管理学报》为会议出版的专辑中，几乎所有文章均涉及管理的内涵，但很少有作者对管理的价值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一如既往地将管理的价值唯一地看做工具价值，或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价值——在笔者看来，管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除了工具价值以外，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

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管理的本体价值是自足的，它与效用无关，而关乎人类的信仰与文化本质——这是管理的本体价值，也是管理内涵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必然包括的内容。

基于本体价值这一概念，管理学就不仅仅要处理“事实”的问题，还要处理“价值”的问题；

管理学不仅要回答“实然”的问题，也要回答“应然”的问题；

管理学需要引入“批判”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出路”提出的管理异化的概念，指出的“田园诗般的管理”具有开启有关人类管理理想探讨的标本性意义；

同样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愿意在韩巍博士所强调的“不讲事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