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Word文档格式.docx

《石头记》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Word文档格式.docx

《《石头记》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石头记》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Word文档格式.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万斯同的主要工作是在其他史官草拟史稿的基础上，协助监修徐元文等对其进行审订、刊改、补充和通纂，充当实际上的“主编”，即所谓“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

康熙廿九年（1690），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徐乾学、徐元文）因党争离京回籍，万斯同应《明史》监修官张玉书和诸总裁之请继续留京修史。

康熙三十三年（1694），史馆旧人王鸿绪奉诏回京，重领史局之事。

史馆还特地为万斯同配备了一个助手钱名世。

万斯同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

虽然《明史》最终定稿于乾隆初年，但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

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时任《明史》监修官熊赐履径自向康熙帝进呈《明史》全稿416卷，共34函。

不但无一字提到万斯同等朝野史家对《明史》修纂的贡献，甚至连当时《明史》修纂的其他总裁如王鸿绪等人的名字也未提及。

这年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在王鸿绪为他安排的宾馆中，享年65岁。

丧事由王鸿绪经办，钱名世以“弟子”主丧，他取走了万斯同的藏书，论者薄之。

王鸿绪未等万斯同的儿子等人来到北京，就派人把万斯同的灵柩运回了宁波故里，先暂时安放在白云庄万氏祖墓旁边。

从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抵京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客死京师，万斯同只短暂返乡三次。

他为修《明史》抛妻弃子，隐忍史局二十余载，耗尽心血。

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万斯同从故里返京，黄宗羲赋诗为弟子壮行曰：

“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万斯同魂归故里后，名士裘琏题写墓联道：

“班马（班固、司马迁）三椽笔，乾坤一布衣。

”（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二、“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约1660-1730），字亮工，号絅庵，常州府武进县人。

“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

”（《清史稿》）康熙四十二年（1703）宋荦（字牧仲）甄选《江左十五子诗选》，钱名世名列其中。

大约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开始，协助万斯同纂修《明史》。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编修，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雍正二年（1724），钱名世赠诗年羹尧，颂扬其平定青藏之功。

次年年羹尧案发，钱名世受牵连。

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以“品行卑污”、“曲尽谄媚”、“悖逆已极”之罪，下诏曰：

“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

朕书'

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

”并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如不悬挂，奏明治罪。

钱名世离京时，雍正还命在京官员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亲自审阅后，辑成《御制钱名世》（又名《名教罪人》），交钱名世刊印，分发全国学校。

雍正还禁焚其书，使钱名世能够传世的作品极少，后人也无法从其作品中了解任何有关修史的信息。

三、万钱同修明史

关于“万钱修史”，《清史稿》《万斯同传》道：

“至三十二年（1693），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

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

”《钱名世传》附《万斯同传》之后：

“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

”清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中有“万钱同修明史”篇：

“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徐乾学）延万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

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

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

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

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xià

）漏。

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

噫！

万以老诸生系国史绝续之寄，洵非偶然；

钱之才亦曷可少哉！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

（1）王鸿绪主持修史后，曾和万斯同、钱名世、王源等人一起到郊外游玩，并作《订万季野王昆绳钱亮工诸子同游西山》二首，以记其事。

从王鸿绪之诗来看，“万钱修史”并非传说。

（2）另据姚范所记，传说这时斯同因年老眼花，不能写字，曾采取口授的方式命钱名世代笔修史：

往闻四明万处士馆于华亭王司农弘（鸿）绪家，撰《明史》稿。

后目眵（chī）昏，不能自书。

王乃客钱编修名世于家助之。

钱时在举场未遇，颇竞竿牍，报谒投刺无虚日。

抵暮归，食罢，抵万榻前。

万时卧病，口授颠末，令书之。

既就，王持稿藏去，不留本也。

（3）据载，史稿在万斯同核定之后，再由钱名世负责润色成文。

所有新纂的史稿命钱名世一一注明修订的依据或出处，以利后人检阅。

诚如当时杨椿所见：

椿时年二十余，尝屡至其馆中，见万君作一《传》，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

与钱君商榷，孰为是，孰为非?

孰宜从，孰不宜从？

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

商既定，钱君以文笔出之，故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

而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尤善。

弘、正前徐《稿》考校既疏，乖错尤甚。

万君无书足信，惟凭《实录》及稗史之可从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时之后先……万君在时，于徐公《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

钱君俱详注其故于目下。

按，据杨椿行年，事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

（4）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万斯同第二次南还故里，携钱名世同行。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史馆派钱名世做万斯同的助手，是因为“万时卧病”，且“目眵昏”，“不能自书”，而钱名世“才思捷敏”。

“万钱修史”的方式则是“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或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

而且这种修史方式效果很好，“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

四、万钱合著《石头记》

1、万斯同私修《明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资深监修官徐元文回《明史》馆，专心负责修史之事。

徐元文之兄徐乾学也新任《明史》总裁。

这一时期，《明史》修纂实际上主要由昆山“二徐”主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昆山“二徐”的主持下，终于形成了一个指导修史的重要文献《修史条议》。

万斯同参与制定的《修史条议》共61条，其中有如下2条：

（1）关于建文皇帝逊国出亡，“野史有之，恐未足信”。

主张辨证史实，以存其说。

同时指出，明成祖也曾残酷迫害建文忠臣及其亲属。

意有谴责朱棣之“篡”。

（2）建议仿《宋史》例，将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本纪》之后，“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

《修史条议》公布后，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其中关于建文逊国和明成祖残害建文忠臣问题，自修史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确实出于对史实本身的辨析，由于资料缺乏，关于建文皇帝的下落究竟如何的确难于断定。

但另一方面则明显出于“书法”问题，这就难免与明清易代的历史有着某些明显的类比关系。

如果强调“建文逊国”，在清政府看来就含有咏叹明祚不绝、正统永在的味道，而谴责朱棣以“靖难”为名兴师篡夺大位，这和谴责明朝建州军卫之后公然篡夺主权，假“为明廷报君父之仇”而入主天下，自有同工异曲之妙。

须知“篡国”二字正是当时清政权最害怕的字眼。

关于南明历史地位和清初反清志士的评价问题，也是自《明史》开修以来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按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明朝历史的句号就应当打在顺治元年，此后的南明诸君和抗清死节之士不过是“跳梁小丑”。

他们当然不愿意将这段悲壮的历史书之汗青。

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

如果承认南明三王还在继续保持大明王朝的“正朔”，那么，清初顺治入关以来政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大张旗鼓地表彰清初反清志士，那么那些投降和归顺清廷而在朝为官者的道德行为就值得批判。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昆山“二徐”代表史馆第一次进呈《明史》稿《本纪》7卷，《列传》15卷。

这也是《明史》自修纂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进稿。

进呈史稿的同时，徐元文还向康熙帝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后2条为：

（1）请按《宋史》例，将晚明福、唐、桂三王附于《愍帝（崇祯）本纪》之后。

（2）请按《宋史》、《元史》例，准将清初抗节人臣载入《明史》。

强调了“各为其主，尽忠所事”的“忠义”原则。

这两条已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修史条议》，为何三年之后又重新提出？

足证当时清政府并不同意这一原则。

在昆山“二徐”进呈史稿后，康熙帝传谕大学士，强调纂修《明史》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以防议论不公。

康熙帝告诫说：

“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

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

朕尝博览群书，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zhì

排定）也。

”同时，还指斥当年《元史》修纂“议论偏，殊乖公正”。

同年五月，康熙帝在召见《明史》监修、总裁陈廷敬、汤斌、徐乾学等大臣后，又再次提到修史问题说：

“朕从来不轻评论古人，即如《明史》一书，朕亦不遽加论断。

然评论古人犹易，若评论时人更难……总之，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

若徒肆议论，则不自量矣！

康熙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昆山“二徐”所进《明史》稿究竟如何，也没有对徐元文疏请有关南明和清初抗节人臣书法的话题表态。

但是，只要熟悉康熙帝对《明史》修纂的话语，就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这时进呈的《明史》稿，对昆山“二徐”等关于清初抗节人臣和南明历史的建议，是非常不满的！

康熙帝所谓不敢对“圣君哲后”“漫加评骘”，显然有指责《明史·

太祖本纪》稿关于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意；

康熙帝反复强调《明史》修纂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显然与南明历史的书写有关。

众所周知，南明诸朝本无《实录》可据，尔等又如何道来？

康熙帝所谓“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说的不是别人，正是指当时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兄弟，特别是锋芒毕露的徐乾学。

《修史条议》公布后引起的争议，康熙帝对昆山“二徐”的批评，万斯同当然不会不知道。

他深知当时清政府对于明朝历史的断限原则意在崇祯一朝，而南明福王、唐王、鲁王和桂王的历史，最多不过会如史馆之请勉强附在崇祯《本纪》之后。

这样一来，不但整个明朝历史有失完整，而且南明时期无数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将付诸东流。

对于以世代忠节著称的万氏家族的子孙，对于亲身经历过南明历史的明史专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但以他编外“史官”的身份，或即便他就是监修、总裁，也不可能“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

万斯同逐渐明白，要靠官修《明史》来全面、公正地记载大明王朝的历史是不现实的。

于是他想让温睿临来完成记述南明历史的任务，以补正官修《明史》的不足。

温睿临虽然接受了万斯同的建议，但直到万斯同去世后，他才发凡起例，将这部著作完成，题为《南疆逸史》。

万斯同私撰《明史》的念头可能最早萌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

这段时期，万斯同周围有几位身世和思想大体相同的朋友，如刘献廷、杨宾、王源、刘坊、戴名世等。

他们眼看《明史》，特别是南明历史不可能按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修纂成书，于是便有了私修《明史》的计划。

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

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

据杨宾记载，昆山“二徐”走后，万斯同“卒留三年，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

杨无咎后来根据万斯同之子提供的材料为他作《墓志铭》，也明确肯定这一事实说：

“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

”万斯同之所以在晚年才开始私撰《明史》，首先缘于他日益对官修《明史》稿的不满。

尽管他一直参与了这些史稿的修订，但是全书的体例、内容并不能完全按他的思想裁决。

特别是王鸿绪等人接管修史工作以来，官方对《明史》修纂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一代信史”只能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成书，这使万斯同倍感压抑和郁闷！

但他越是看出官修《明史》可能出现的弊端，他就越是不能轻易离开史馆。

因为当时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具体地掌握《明史》修纂的资讯。

充分利用史馆资料和旧稿“别构一书”，全面公正地书写有明一代历史，既是他自从研治明史以来的心愿，也是他离乡背井、隐忍史局的最大和最后一个愿望。

（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

万斯同“恐触时讳”，曾“别构一书”，“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

而这正与《石头记》内容相符（详见《石头真言》），是万斯同撰写《石头记》之内证。

《中国通史》（白寿彝）：

清初所修《明史》，隐没了不少历史事实，其所隐没者有二：

一是隐没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之事实，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除此之外谢国桢还列出了四大点：

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

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

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

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

此亦出清廷之需。

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

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关于谢国桢所列第四点，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就曾当面提出过，万斯同解释道：

“吴会之人尚文藻，重声气，士大夫之终，鲜不具状志家传。

自开史馆，牵引传致，旬月无虚，重人多为之言。

他省远方，百不一二致。

惟见列朝《实录》，人不过一二事，事不过一二语；

郡州县志，皆略举大凡，首尾不具，虽知其名，其行谊事迹，不可凿空而构。

欲特立一传，无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连相类者，以附诸大传之后，无可附则惟据《实录》所载，散见于诸志，此所谓不可如何者也。

而《中国通史》指出的《明史》所隐没的两大事实，即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和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之存在，以及谢国桢所列第一点、第二点，则正是《石头记》所记载的主要内容。

（详见《石头真言》）

至于谢国桢所列第三点，《石头记》则与《明史》不同，《石头记》区别对待明末农民军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石头记》也极端蔑视推翻北京朱明的李自成农民军，并极力丑化贬低之。

但对张献忠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在南明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则给予充分肯定和颂扬。

（详见《石头真言》相关章回）

所以《石头记》是对清初官修《明史》所讳言部分的修正、所隐没部分的补写，将《石头记》与《明史》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明史”，即《红楼梦》（“朱明之梦”）。

万斯同逝世后留在史馆的“原本”，凡“涉忌讳者”先后经钱名世、熊赐履、王鸿绪等人继续改削后，整合为官修《明史》稿系列。

据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云：

“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本大半出先生手也。

”而《明史》中不能正确记载或没有记载的部分，万斯同则将其主要内容写入了《石头记》，作为对官修《明史》的补正。

也就是说万斯同最后用《明史》和《石头记》这两部史书，全面、公正地记载了大明王朝的历史，实现了“藉手以报先朝”的夙愿。

2、《石头记》从钱名世手中传出

万斯同辞世后其藏书都被钱名世取走。

方苞《万季野墓表》：

“及余归，逾年而季野竟客死，无子弟在侧，其史藁及群书遂不知所归……季野所撰本纪列传，凡四百六十卷，惟诸志未就，其书具存于华亭王氏（王鸿绪）。

”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

“先生在京邸，携书数十万卷，及卒，旁无亲属。

钱翰林名世以弟子故，衰絰为丧主，取其书去，论者薄之。

”万斯同之子万世标《明史原稿流散目录》：

“其原稿皆在俨斋（王鸿绪）先生家……在壬午年四月初八日，遗书尽为亮工去取，无一好本寄回家者，都门士大夫皆知其事也。

据乾隆年间人陈镛在《樗散轩丛谈》（嘉庆九年青霞斋刊本）中记载：

“《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

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

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

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陈镛说《红楼梦》“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这与“万钱修史”时的钱名世完全相符。

钱名世正是王鸿绪为万斯同安排的助手，住在王鸿绪馆中，既是常州府人，又是孝廉。

“西宾”：

旧时宾位在西，故称；

常用为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敬称。

“孝廉”：

举人；

钱名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

万斯同辞世后第二年，钱名世又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但因为他后来成了雍正钦定的“名教罪人”，所以后人讳而不言。

据此可以判断，《石头记》最初是从钱名世手中传出去的，人们因此认为他就是《石头记》作者，这是万钱合著《石头记》之外证。

从万斯同私撰《明史》和万钱合修明史的时间来判断，当是万斯同先开始撰写《石头记》，钱名世后来加入。

而从《石头记》内容和“脂批”来判断，万钱合著《石头记》的方式也当与“万钱修史”相同，即由万斯同构思撰写，钱名世再“属辞润色”，或由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

全祖望和万世标对钱名世取走万斯同之藏书不满，是因为不知道钱名世也是《石头记》作者之一，需要这些藏书来继续润色和完成《石头记》。

不过这些藏书随后就被人强势索走，有脂批为证。

第二十一回有一眉批云：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

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

甚矣，才人之厄也！

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

'

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

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

’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

壬午九月。

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

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壬午九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万斯同辞世约半年左右。

“索书甚迫”，表明万斯同的藏书确实在钱名世处。

此条批语将万斯同之藏书比作“子美（杜甫）祠”，将索取人比作贪吏“郡守”，可知藏书将不保。

而钱名世却因此背了三百年的骂名，不过这与后来的“名教罪人”相比，也就算毛毛雨了。

五、《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

第五十回原文李纨因笑向众人道：

“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

昨儿老太太只叫作灯谜，回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

四书’的。

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

”众人听了，都笑道：

“这倒该作的。

先说了，我们猜猜。

”李纨笑道：

“'

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

”湘云接着就说：

“在止于至善。

”宝钗笑道：

“你也想一想'

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

“再想。

”黛玉笑道：

“哦，是了。

是'

虽善无征’。

”众人都笑道：

“这句是了。

”李纨又道：

“一池青草草何名。

”湘云忙道：

“这一定是'

蒲芦也’。

再不是不成？

“这难为你猜。

纹儿的是'

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

”探春笑问道：

“可是山涛？

”李纹笑道：

“是。

“绮儿的是个'

萤’字，打一个字。

”众人猜了半日，宝琴笑道：

“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

花’字？

”李绮笑道：

“恰是了。

”众人道：

“萤与花何干？

“妙得很！

萤可不是草化的？

”众人会意，都笑了，说：

“好！

”李纨三姐妹之“春灯谜”共有四个谜语，这四个谜语单独各自成谜，串起来后又构成另外一个谜语。

就是这个连环谜语，道出了《石头记》作者之莫大秘密。

1、谜面：

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谜底：

虽善无征原文先指出谜底不是“在止于至善”，宝钗又提醒“想一想'

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于是黛玉猜出谜底为“虽善无征”。

“虽善无征”：

出自《礼记·

中庸》：

“上焉者虽善无征。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

“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

”此谜意为：

观音虽善，但没有“世家”、“传”，无从征考。

“世家”：

《史记》中用以记载侯王家世的一种传记。

“世家”之体古已有之，司马迁撰《史记》时以之记王侯诸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亦著《列国世家》十篇。

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故称世家。

“传（zhuà

n）”：

传记，这里指史书“纪传表志”之“传”。

“征”：

证明，验证。

2、谜面：

一池青草草何名打《四书》一句谜底：

蒲芦也“蒲芦”出自《四书》《礼记·

“哀公问政，子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

”东汉郑玄注曰：

“蒲芦，蜾蠃（guǒluǒ），谓土蜂也，诗曰：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螟蛉，桑虫也。

蒲芦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

政之于百姓若蒲芦之于桑虫也”。

蜾蠃（蒲芦、土蜂）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

古人误以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蒲芦，说者以为蜾赢，疑不然。

蒲芦，即蒲、苇耳。

故曰：

人道敏政，地道敏艺’。

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所以《四书》中的“蒲芦”实际上有两解，一为蒲苇，一为蜂。

3、谜面：

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谜底：

山涛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