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Word文档格式.docx

1、”万斯同的主要工作是在其他史官草拟史稿的基础上，协助监修徐元文等对其进行审订、刊改、补充和通纂，充当实际上的“主编”，即所谓“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康熙廿九年（1690），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徐乾学、徐元文）因党争离京回籍，万斯同应明史监修官张玉书和诸总裁之请继续留京修史。康熙三十三年（1694），史馆旧人王鸿绪奉诏回京，重领史局之事。史馆还特地为万斯同配备了一个助手钱名世。 万斯同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虽然明史最终定稿于乾隆初年，但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 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时任明史监修官熊赐履径自向康熙帝进呈明史全稿416

2、卷，共34函。不但无一字提到万斯同等朝野史家对明史修纂的贡献，甚至连当时明史修纂的其他总裁如王鸿绪等人的名字也未提及。 这年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在王鸿绪为他安排的宾馆中，享年65岁。丧事由王鸿绪经办，钱名世以“弟子”主丧，他取走了万斯同的藏书，论者薄之。王鸿绪未等万斯同的儿子等人来到北京，就派人把万斯同的灵柩运回了宁波故里，先暂时安放在白云庄万氏祖墓旁边。 从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抵京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客死京师，万斯同只短暂返乡三次。他为修明史抛妻弃子，隐忍史局二十余载，耗尽心血。 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万斯同从故里返京，黄宗羲赋诗为弟子壮行曰：“四方身价归明水，

3、一代贤奸托布衣。”万斯同魂归故里后，名士裘琏题写墓联道：“班马（班固、司马迁）三椽笔，乾坤一布衣。”（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二、“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约1660-1730），字亮工，号絅庵，常州府武进县人。“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清史稿）康熙四十二年（1703）宋荦（字牧仲）甄选江左十五子诗选，钱名世名列其中。大约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开始，协助万斯同纂修明史。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编修，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雍正二年（1724），钱名世赠诗年羹尧，颂扬其平定青藏之功。次年年羹尧案发，钱名世

4、受牵连。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以“品行卑污”、“曲尽谄媚”、“悖逆已极”之罪，下诏曰：“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并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如不悬挂，奏明治罪。钱名世离京时，雍正还命在京官员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亲自审阅后，辑成御制钱名世（又名名教罪人），交钱名世刊印，分发全国学校。雍正还禁焚其书，使钱名世能够传世的作品极少，后人也无法从其作品中了解任何有关修史的信息。三、万钱同修明史 关于“万钱修史”，清史稿万斯同传道：“至三十二年（1693），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

5、玉书为总裁。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钱名世传附万斯同传之后：“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清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中有“万钱同修明史”篇：“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徐乾学）延万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xi）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噫！万以老诸生系国史绝续之寄，洵非偶然；钱之才亦曷可少哉！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 （1）王鸿

6、绪主持修史后，曾和万斯同、钱名世、王源等人一起到郊外游玩，并作订万季野王昆绳钱亮工诸子同游西山二首，以记其事。从王鸿绪之诗来看，“万钱修史”并非传说。 （2）另据姚范所记，传说这时斯同因年老眼花，不能写字，曾采取口授的方式命钱名世代笔修史：往闻四明万处士馆于华亭王司农弘（鸿）绪家，撰明史稿。后目眵（ch）昏，不能自书。王乃客钱编修名世于家助之。钱时在举场未遇，颇竞竿牍，报谒投刺无虚日。抵暮归，食罢，抵万榻前。万时卧病，口授颠末，令书之。既就，王持稿藏去，不留本也。 （3）据载，史稿在万斯同核定之后，再由钱名世负责润色成文。所有新纂的史稿命钱名世一一注明修订的依据或出处，以利后人检阅。诚如当时杨

7、椿所见：椿时年二十余，尝屡至其馆中，见万君作一传，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与钱君商榷，孰为是，孰为非?孰宜从，孰不宜从？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商既定，钱君以文笔出之，故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尤善。弘、正前徐稿考校既疏，乖错尤甚。万君无书足信，惟凭实录及稗史之可从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时之后先万君在时，于徐公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君俱详注其故于目下。按，据杨椿行年，事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 （4）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万斯同第二次南还故里，携钱名世同行。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史馆派钱名世做万斯同的助手

8、，是因为“万时卧病”，且“目眵昏”，“不能自书”，而钱名世“才思捷敏”。“万钱修史”的方式则是“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或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而且这种修史方式效果很好，“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四、万钱合著石头记1、万斯同私修明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资深监修官徐元文回明史馆，专心负责修史之事。徐元文之兄徐乾学也新任明史总裁。这一时期，明史修纂实际上主要由昆山“二徐”主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昆山“二徐”的主持下，终于形成了一个指导修史的重要文献修史条议。万斯同参与制定的修史条议共61条，其中有如下2条：

9、 （1）关于建文皇帝逊国出亡，“野史有之，恐未足信”。主张辨证史实，以存其说。同时指出，明成祖也曾残酷迫害建文忠臣及其亲属。意有谴责朱棣之“篡”。 （2）建议仿宋史例，将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本纪之后，“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 修史条议公布后，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关于建文逊国和明成祖残害建文忠臣问题，自修史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确实出于对史实本身的辨析，由于资料缺乏，关于建文皇帝的下落究竟如何的确难于断定。但另一方面则明显出于“书法”问题，这就难免与明清易代的历史有着某些明显的类比关系。如果强调“建文逊国”，在清政府看来就含有咏叹明祚不

10、绝、正统永在的味道，而谴责朱棣以“靖难”为名兴师篡夺大位，这和谴责明朝建州军卫之后公然篡夺主权，假“为明廷报君父之仇”而入主天下，自有同工异曲之妙。须知“篡国”二字正是当时清政权最害怕的字眼。关于南明历史地位和清初反清志士的评价问题，也是自明史开修以来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按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明朝历史的句号就应当打在顺治元年，此后的南明诸君和抗清死节之士不过是“跳梁小丑”。他们当然不愿意将这段悲壮的历史书之汗青。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如果承认南明三王还在继续保持大明王朝的“正朔”，那么，清初顺治入关以来政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大张旗鼓地表彰清初反清志士，

11、那么那些投降和归顺清廷而在朝为官者的道德行为就值得批判。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昆山“二徐”代表史馆第一次进呈明史稿本纪7卷，列传15卷。这也是明史自修纂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进稿。进呈史稿的同时，徐元文还向康熙帝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后2条为： （1）请按宋史例，将晚明福、唐、桂三王附于愍帝（崇祯）本纪之后。 （2）请按宋史、元史例，准将清初抗节人臣载入明史。强调了“各为其主，尽忠所事”的“忠义”原则。 这两条已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修史条议，为何三年之后又重新提出？足证当时清政府并不同意这一原则。在昆山“二徐”进呈史稿后，康熙帝传谕大学士，强调纂修明史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以

12、防议论不公。康熙帝告诫说：“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朕尝博览群书，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zh排定）也。”同时，还指斥当年元史修纂“议论偏，殊乖公正”。同年五月，康熙帝在召见明史监修、总裁陈廷敬、汤斌、徐乾学等大臣后，又再次提到修史问题说：“朕从来不轻评论古人，即如明史一书，朕亦不遽加论断。然评论古人犹易，若评论时人更难总之，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若徒肆议论，则不自量矣！ 康熙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昆山“二徐”所进明史稿究竟如何，也没有对徐元文疏请有关南明和清初抗节人臣书法的话题表态。但是，只要熟悉康熙帝对明史修纂的话语，就不难从字里

13、行间看出，他对这时进呈的明史稿，对昆山“二徐”等关于清初抗节人臣和南明历史的建议，是非常不满的！康熙帝所谓不敢对“圣君哲后”“漫加评骘”，显然有指责明史太祖本纪稿关于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意；康熙帝反复强调明史修纂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显然与南明历史的书写有关。众所周知，南明诸朝本无实录可据，尔等又如何道来？康熙帝所谓“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说的不是别人，正是指当时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兄弟，特别是锋芒毕露的徐乾学。 修史条议公布后引起的争议，康熙帝对昆山“二徐”的批评，万斯同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深知当时清政府对于明朝历史的断限原则意在崇祯一朝，而南明福王、唐王、鲁王和桂王的历史，最多不过会

14、如史馆之请勉强附在崇祯本纪之后。这样一来，不但整个明朝历史有失完整，而且南明时期无数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将付诸东流。对于以世代忠节著称的万氏家族的子孙，对于亲身经历过南明历史的明史专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以他编外“史官”的身份，或即便他就是监修、总裁，也不可能“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万斯同逐渐明白，要靠官修明史来全面、公正地记载大明王朝的历史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让温睿临来完成记述南明历史的任务，以补正官修明史的不足。温睿临虽然接受了万斯同的建议，但直到万斯同去世后，他才发凡起例，将这部著作完成，题为南疆逸史。 万斯同私撰明史的念头可能最早萌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

15、这段时期，万斯同周围有几位身世和思想大体相同的朋友，如刘献廷、杨宾、王源、刘坊、戴名世等。他们眼看明史，特别是南明历史不可能按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修纂成书，于是便有了私修明史的计划。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据杨宾记载，昆山“二徐”走后，万斯同“卒留三年，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杨无咎后来根据万斯同之子提供的材料为他作墓志铭，也明确肯定这一事实说：“

16、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万斯同之所以在晚年才开始私撰明史，首先缘于他日益对官修明史稿的不满。尽管他一直参与了这些史稿的修订，但是全书的体例、内容并不能完全按他的思想裁决。特别是王鸿绪等人接管修史工作以来，官方对明史修纂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一代信史”只能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成书，这使万斯同倍感压抑和郁闷！但他越是看出官修明史可能出现的弊端，他就越是不能轻易离开史馆。因为当时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具体地掌握明史修纂的资讯。充分利用史馆资料和旧稿“别构一书”，全面公正地书写有明一代历史，既是他自从研治明史以来的心愿，也是他离乡背井、隐忍史局的最大和最

17、后一个愿望。（朱端强布衣史官 万斯同） 万斯同“恐触时讳”，曾“别构一书”，“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而这正与石头记内容相符（详见石头真言），是万斯同撰写石头记之内证。 中国通史（白寿彝）：清初所修明史，隐没了不少历史事实，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之事实，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除此之外谢国桢还列出了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

18、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关于谢国桢所列第四点，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就曾当面提出过，万斯同解释道：“吴会之人尚文藻，重声气，士大夫之终，鲜不具状志家传。自开史馆，牵引传致，旬月无虚，重人多为之言。他省远方，百不一二致。惟见列朝实录，人不过一二事，事不过一二语；郡州县志，皆略举大凡，首尾不具，虽知其名，其行谊事迹，不可凿空而构。欲特立一传，无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连相类者，以附诸大传之后，无可附则惟据实录所载，散见于诸志，此所谓不可如何者也。 而中国通史指

19、出的明史所隐没的两大事实，即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和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之存在，以及谢国桢所列第一点、第二点，则正是石头记所记载的主要内容。（详见石头真言） 至于谢国桢所列第三点，石头记则与明史不同，石头记区别对待明末农民军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石头记也极端蔑视推翻北京朱明的李自成农民军，并极力丑化贬低之。但对张献忠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在南明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则给予充分肯定和颂扬。（详见石头真言相关章回） 所以石头记是对清初官修明史所讳言部分的修正、所隐没部分的补写，将石头记与明史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明史”，即红楼梦（“朱明之梦”）。 万斯同逝世后留在史馆的“原本”，凡“涉忌讳者”先后经钱名世、

20、熊赐履、王鸿绪等人继续改削后，整合为官修明史稿系列。据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云：“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本大半出先生手也。”而明史中不能正确记载或没有记载的部分，万斯同则将其主要内容写入了石头记，作为对官修明史的补正。也就是说万斯同最后用明史和石头记这两部史书，全面、公正地记载了大明王朝的历史，实现了“藉手以报先朝”的夙愿。 2、石头记从钱名世手中传出 万斯同辞世后其藏书都被钱名世取走。方苞万季野墓表：“及余归，逾年而季野竟客死，无子弟在侧，其史藁及群书遂不知所归季野所撰本纪列传，凡四百六十卷，惟诸志未就，其书具存于华亭王氏（王鸿绪）。”全祖望万贞

21、文先生传：“先生在京邸，携书数十万卷，及卒，旁无亲属。钱翰林名世以弟子故，衰絰为丧主，取其书去，论者薄之。”万斯同之子万世标明史原稿流散目录：“其原稿皆在俨斋（王鸿绪）先生家在壬午年四月初八日，遗书尽为亮工去取，无一好本寄回家者，都门士大夫皆知其事也。 据乾隆年间人陈镛在樗散轩丛谈（嘉庆九年青霞斋刊本）中记载：“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

22、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陈镛说红楼梦“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这与“万钱修史”时的钱名世完全相符。钱名世正是王鸿绪为万斯同安排的助手，住在王鸿绪馆中，既是常州府人，又是孝廉。“西宾”：旧时宾位在西，故称；常用为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敬称。“孝廉”：举人；钱名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万斯同辞世后第二年，钱名世又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但因为他后来成了雍正钦定的“名教罪人”，所以后人讳而不言。 据此可以判断，石头记最初是从钱名世手中传出去的，人们因此认为他就是石头记作者，这是万钱合著石头记之外

23、证。 从万斯同私撰明史和万钱合修明史的时间来判断，当是万斯同先开始撰写石头记，钱名世后来加入。而从石头记内容和“脂批”来判断，万钱合著石头记的方式也当与“万钱修史”相同，即由万斯同构思撰写，钱名世再“属辞润色”，或由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 全祖望和万世标对钱名世取走万斯同之藏书不满，是因为不知道钱名世也是石头记作者之一，需要这些藏书来继续润色和完成石头记。不过这些藏书随后就被人强势索走，有脂批为证。第二十一回有一眉批云：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

24、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壬午九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万斯同辞世约半年左右。“索书甚迫”，表明万斯同的藏书确实在钱名世处。此条批语将万斯同之藏书比作“子美（杜甫）祠”，将索取人比作贪吏“郡守”，可知藏书将不保。而钱名世却因此背了三百年的骂名，不过这与后来的“名教罪人

25、”相比，也就算毛毛雨了。 五、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第五十回原文 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作灯谜，回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作的。先说了，我们猜猜。”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在止于至善。”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再想。”黛玉笑道：“哦，是了。是虽善无征。”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李纨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云忙道：“这一定是蒲芦也。再不是不成？“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问道：“可是山涛？”李纹笑道：“

26、是。“绮儿的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笑道：“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绮笑道：“恰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 李纨三姐妹之“春灯谜”共有四个谜语，这四个谜语单独各自成谜，串起来后又构成另外一个谜语。就是这个连环谜语，道出了石头记作者之莫大秘密。 1、谜面：观音未有世家传 打四书一句 谜底：虽善无征 原文先指出谜底不是“在止于至善”，宝钗又提醒“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于是黛 玉猜出谜底为“虽善无征”。 “虽善无征”：出自礼记中庸：“上焉者虽善无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

27、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 此谜意为：观音虽善，但没有“世家”、“传”，无从征考。 “世家”：史记中用以记载侯王家世的一种传记。“世家”之体古已有之，司马迁撰史记时以之记王侯诸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亦著列国世家十篇。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故称世家。 “传（zhun）”：传记，这里指史书“纪传表志”之“传”。 “征”：证明，验证。 2、谜面：一池青草草何名 打四书一句 谜底：蒲芦也 “蒲芦”出自四书礼记“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 东汉郑玄注曰：“蒲芦，蜾蠃（gulu），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芦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芦之于桑虫也”。蜾蠃（蒲芦、土蜂）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以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蒲芦，说者以为蜾赢，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所以四书中的“蒲芦”实际上有两解，一为蒲苇，一为蜂。 3、谜面：水向石边流出冷 打一古人名 谜底：山涛 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