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简史第五章总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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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简史第五章总结
第五章第一节
董仲舒关于三大文教政策的主张及其关于教育作用和道德教育的思想，在教育上的地位和影响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
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育生涯。
汉景帝时担任博士官。
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他的三篇对贤良策，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以“德教”为核心的儒家治国之道，获得汉武帝赞许。
先后做过宗室贵族易王和胶西王的相。
晚年去职家居，专门著作讲学；他的著作，后人整理为《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中载有《举贤良对策》等。
一、《举贤良对策》中三大文教政策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主张，在他的《举贤良对策》中，集中体现在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上。
这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兴办学校以广教化、育贤才
董仲舒认为，推行德教方针首要措施应该是兴办学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重点应放在办好太学上。
他说：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办学宗旨，一是养士育才，他说：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辟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二是推广教化，即“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理想境界。
二者本是相辅相成的，贤才的典范作用促进习俗的改善，而教化的推广又为贤才的培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关于太学的管理他主张：
“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提出的这些原则在汉代太学中被充分采纳。
（二）行选举以拔擢贤才
董仲舒注重尚贤使能。
他针对当时任用官员的“任子”制和官员凭借资历递升“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两大弊端，认为其结果“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
据此，董仲舒主张建立常规化的选拔贤才的制度。
他建议：
“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贤者有罚。
”董仲舒的建议为汉代察举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独尊儒术以统一思想
确立正确的、统一的指导思想是治国方针的根本。
董仲舒认为秦朝之所以“十四岁而国破亡”就是因为“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
汉初废除了秦代苛法，但由于推崇黄老无为之术，不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建树，结果形成“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统治者不能平持一统”，以致“法制数变”，官员百姓则“不知所守”。
这很不利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
为此，董仲舒建议：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一独尊儒术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求实行思想专制，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
这就有效地发挥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主张
（一）教育对人性的作用
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通过人的本性来说明教育作用的思想。
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调和孟荀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
他认为天有阴阳，禀之天的人性中有性有情。
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
因此，人有贪仁二性，人性兼含善恶的要素。
人性中有善的要素，但这善的要素并非即是善，善的要素必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才能使它进而为善。
所以他说：
“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为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性如茧如卵。
卵待复而为雏。
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
”要使性成为善，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这里。
然而，他认为教化“为善”工作应由帝王来进行，这是上天给予帝王的责任。
他说：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可见董仲舒是从抬高君权的角度来论述教育作用的，把教育看做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权力。
董仲舒明确提出了“性三品”说。
他把人性划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这种“过善”之性的人，指的是封建帝王以及周公孔子一类人物，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
天委派他们制礼乐、立法度，统治教化万民。
所谓下品的“斗筲之性”，乃是“诸斗筲之民”或“小人”生而只有“禽兽之性”的恶性。
这两种性都是特殊的，前者是超乎一般人之上的性（极善无恶），后者则是不及一般人而不能列为人类的性（至恶无善）。
这都不能看做是一般人的性。
所谓一般人的性，即是“中民之性”，或称“万民之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名性”。
这种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只有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但不可以教化成为圣人。
这种人指除上品、下品之外的一切人，凡已取得人身独立的人全都包括在内。
这部分人是当时政治和经济制度赖以存在的支柱，也是主要的教育对象。
他把这部分人说成是待王教而后善，目的是要为“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治术主张，提供人性论的依据。
（二）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董仲舒基于他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王从天命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治国方针，认为德教能够化民成俗，从而有效地预防犯罪。
他说：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干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董仲舒几乎把一个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之于礼乐教化，政治上首先的事情就是“德教”。
王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化。
他这样重视教化的社会作用，就是要用“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对人们加强思想统治，使他们“从义向善，远利止恶”，达到“变民风，化民俗，万民正”的目的。
三、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一）道德教育的内容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孔子重视道德教育，提出许多德目，孟子将其进一步系统化，归并为三套条目，即“仁义礼智”，“教悌尽信”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伦”。
董仲舒把信和仁义礼智加在一起，成为仁义礼智信五种常道，称为“五常”。
他从“五伦”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伦常，称为“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五常”经过董仲舒的提倡和阐释，成为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
“三纲”的道德教育，灌输着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封建统治思想。
董仲舒为教导人们奉行“君为臣纲”之道，即大讲忠德，提出“臣不可不忠”以及“君之所好，民必从之”的要求；他提出“父为子纲”而大讲孝德，极力发挥《孝经》之义，深表“忠臣之义，孝子之行”，要求“举显孝佛，表异孝行”，提出“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他在申述“夫为妻纲”中，宣扬妇顺之德，大讲男尊女卑，要求妇女遵守“奉夫之命”及“为妇而助之”的教义等等。
董仲舒还荒谬地用“天人合一”的理论把“三纲”之德归之于天意，他说：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说明“三纲”之说来源于天。
他还进一步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原出于天”的“三纲”之道自然也就随之成为固定不变的定理。
由此也就把封建统治秩序宣告为神圣的永恒的统治制度。
对与“三纲”之德密切联系的“五常之道”，董仲舒也从理论上作了阐释，他说：
“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
”要“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使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
对此五者意义分别进行阐述说：
“仁者所以理人伦也”，“立义以明尊卑之序”，“尊压卑也，固其义也”。
“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故之级者也”。
“知”是为了“知孔之本”，使“其动中伦，其言当务”。
“信”则是在于“至忠厚以事其君”等等。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道德教育，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桎梏人民的精神枷锁，影响深远。
朱熹沿袭此说，并将其说成是“天理”。
他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凡生于天地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清末张之洞推行“洋务”教育，要求“中学为体’，大讲“明纲”，即以“三纲”为千古不变之道，确立忠孝为立学宗旨，用以维护封建统治和抵制资产阶级新教育。
（二）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
1、“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他强调“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认为道德教育中，要养成宽于待人和严于责己的德行，要“恭自厚而薄责于人”。
但是这个原则主要是针对下对上而言的，目的在于调整封建统治者的关系，起着麻痹人民的作用。
2．“必仁且智”。
他提出：
“莫近乎仁，莫急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
这里他提出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思想，指出“仁而不智”与“智而不仁”的片面性，从而提出既要强调德而又必须德智相辅以及通过智育进行德育的方法。
这个原则和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
3．“明道”、“重志”。
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正义明道”而反对功利，其实是要人民百姓制欲而“安贫乐道”，对于统治者则讲“德日起而大有功”，实际上他的“明道”是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最大功利为前提的。
与“明道”相联系，他提出“重志”，要求进行道德意志的培养与修养。
这一点是符合德育规律和心理过程的。
4．“强勉行道”、“进善诛恶”。
董仲舒的“明道”并不限于只在认识道德，而是要“强勉行道”的，这种“明道”与“行道”相联系的思想是可贵的，是一条正确的道德原则。
董仲舒在主张“明道”、“行道”中，要求“兴善去恶”和“还善诛恶”。
这可以说是在德育原则上破立兼行的正确见解，是符合德育规律的。
四、关于教学和教师的思想
（一）关于知识和教学
1．知识来源——“内视反听”。
董仲舒认为天在创造人类时，也赋予人以封建道德。
所以“天道”寓于人心之中，天道和人心相通，认识了人的本心，也就认识了“天道”。
人通过内心反省，就可以体会“天意”。
人的知识就是经过“内视反听”的内省过程得来的，进而达到“明善心以反道”的境界，所以他说：
“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
这种观点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神秘唯心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教学内容——诗书礼乐。
董仲舒认为只有圣王才有可能“发天意”、“承天意”，人们学习的内容就应该是他们所制作的诗、书、礼、乐和封建伦理道德知识。
他说：
“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
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
”他具体规定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教材。
他说：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
”六经各有自己的特殊作用。
3．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1）“强勉学问”。
他说：
“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
”他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前进，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
（2）专一虚静。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心一致，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
他说：
“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人敦无善？
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
”他认为学习要达到精深，必须虚静。
他说：
“夫欲致精者，必须静其形……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
”学习时头脑要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学习就能达到致精的程度。
（3）湛思审微，博贯多连。
董仲舒要求学习必须进行思考与研讨。
他屡讲“湛思”（专心致知）、“察微”（深入研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博”而达到“明”。
关于思维方法，他主张“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的“连贯”或“一以贯之”的方法，表达了逻辑推理的思想，有可批判吸取之处。
（二）关于教师
董仲舒重视教师的作用。
他在向汉武帝建议兴太学时，首先提出“置明师”。
此“明师”善于对学生勤加了解，考问而充分发挥其才能，即“数考问以尽其才”。
董仲舒还提出了“善为师”的问题，要求教师有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能力，而能达到“圣化”的功力和境界。
他说：
“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除，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
此之谓圣化。
”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对学生教育要适时、适量、适度，注意受教育者的才能特长，注意从容引导，不急不缓。
这是孔子与《学记》关于因材施教教学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王充关于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的思想及其关于教学的主张
王充（27一约100）字任仲，上虞人（今浙江省上虞县），祖上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出身“细族孤门”，自幼从师受《论语》、《尚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战斗的批判精神。
一生中除做过几年州郡小吏外，其余时间都居家教授，致力著作。
他的著作很多，《讥俗》、《政务》、《养性书》等都已失散。
现存只有《论衡》一书，用意在于反对虚妄，注重“实论”，“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表示出他对儒学正宗的叛逆精神，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衡量一切，评判一切。
清末学者章太炎，评价王充是“汉代一人”，并不为过。
一、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
自西汉以来，董仲舒所创立的神学化儒术与“谶纬”学说结合为新的神学体系，孔子被神化为通天教主，儒学也流入巫师、方士的奇谈怪论之中，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
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
王充认为：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
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证定是非”，他主张“问难”。
他说：
“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
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道于理？
”他大胆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并具体指出孔丘之徒不能“极问”和孟何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
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极问”“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探索。
（二）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
王充对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作了深刻批判。
他认为这样的教育培养的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他还批评当时的文吏教育“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河私为己，勉赴权利”，认为这种急功为己的道路是错误的。
同时王充也指出儒生“不览古今”的通病，认为“不览古今，论事不实”，他极力主张要“博览”，认为“人不博览”，就不能“闻古今”、“见事类”、“知然否”，这就犹如目盲、耳聋、鼻塞一样，不成为人了。
他还主张人的知识应该“无所不包”，纵要了解“古今行事”，横要通晓“百家之言”。
同时对于所学知识，要能应用，正面提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贵通”，“贵及能用之也”。
王充的这种主张，在“师法”、“家法”之严的东汉时代，无疑具有很大的积极、进步意义的。
二、关于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一）重视教育作用
王充重视教育对于人性发展的作用。
他综合先儒关于人性的说法，认为“孟子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
而人的性所以有贤愚善恶是由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不是天意的结果。
由于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
”他认为禀气厚薄决定人性的善恶，如像麦药多少决定酒味好坏一样。
这是一种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解释人性的观点。
虽然他把人性分为天生的三等是不对的，但他强调教育对人性形成发展的作用，却是正确的。
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通过教育使之定型。
他说：
“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
”即使对于人性善或恶之人，他肯定性可以变化，人性善可变恶，恶可变善，重要是教育。
他说：
“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返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
这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之性，也无不可教之人。
重要的是“教导”、“锻炼”、“渐渍”，只要通过教育或环境的影响便能“反情治性，尽材成德”。
王充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
他打比喻说：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沙入缁，不染自黑。
”人的本性，也和麻篙、白沙一样，由于渍染的不同，质性就会变异，就有了善恶的区别。
王充肯定教育对于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
一方面论证人性可以改变，说明了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教育可以使善变得更善，恶世可变为善，从而说明教育的必要性。
他说：
“久居单处，性必交易”；“简练于学，成熟于师”，都说明教育的必要性。
（二）培养目标
王充针对东汉当时文职官员中，文吏与儒生更受重视的情况，把人才划分成四个层次。
他说：
“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授篇章者为鸿儒。
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
”由此可见，他的培养目标，最理想的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又能独立思考。
第二是文人，好学勤力，博学强识，掌握古今知识，且能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
第三是通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划授为人师者”。
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
王充这种培养目标的思想，是他对当时经学教育不满的反映。
他一贯主张的人才不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而更为重要是，应具有独立思考的创造精神和学以致用的能力。
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很有见地的。
三、知识论和教学思想
（一）知物由学，反对生知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他说：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但他反对生知之说，他说：
“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
”他反对那种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说法，他认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事，是古今所没有的。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
如何获取知识？
王充认为首要依靠耳目去接触客观事物，他说：
“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反之“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间，不能尽知也”。
又说：
“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
日见之，日为之，手押也。
”他认为不与外界事物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手为就不能学得知识。
但是王充并不主张学习只停留在耳目的感性认识上。
如果只凭耳目，人们会得到虚假的知识，“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即“铨订于内”，“以心意议”。
这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辨其虚实”。
“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的标准是什么呢？
他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奠定于有证”，可见“有效”、“有证”，就是检查知识真伪的标准。
所以王充认为学习过程应包括以实际效果来检查知识真伪的功夫。
他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
”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事实效果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违背事实效果的思想理论，即使说得再好听动人，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效验”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即引用实际事物来证实他的言论行动，这是他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二）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
l．距师和问难。
汉代儒生“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
王充提出反对迷信古人和书本，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针对“师法”“家法”提出“距师”，他说：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千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
”主张破除对教师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
他在《论衡》中，大胆写出《问孔》、《刺孟》，以其“失言”、“失实”来证明“贤圣所言皆无非”是荒谬可笑的，并以此表达了距师的意义。
王充这种批判和问难的治学主张，是其思想精华之所在。
2．专心一志。
王充认为学习的好坏就是专一与否的结果。
他说：
“称于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
……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
”由于他主张学贵专一，所以他对人的评价和要求也不求全责备，他说：
“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
”人专心致志于一种本领，而其他本领也就相形见绌，因为他没把心思用在这上面。
因此王充要求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在一定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定对象上，以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3．循序渐进，“勤学不舍”。
王充主张学者要“好学勤力”，强调循序渐进，他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靠日积月累，不断进取。
他说：
“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
”主张“宿习”，反对“暴习”，认为“学不宿习”、一曝十寒是很难成功的。
他以古人成才为例，进一步说明在学业上不能急于求成。
他说吕望、百里奚都是到了老年才封侯显贵，任用为相，始表露才华，认为“大器晚成”，“任重，其取进疾速，难矣”，说明学习也必须循序渐进，勤学不舍，才能有所成就。
颜之推的主要著作及其关于家庭教育的主要思想以及他论学习的主要观点
颜之推（531一约595）字介，南北朝时梁人。
祖籍琅琊临沂。
其家世传《周官》、《左氏》学，早承家业，博览群书。
曾任梁朝散骑常侍、北齐黄门侍郎、北周御史上士，隋朝太子学士等官职。
他是当时著名学者，长于文词、音韵、训治、校勘之学。
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后人以为家教规范，流传极广，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关于家庭教育
颜之推极为重视家庭教育，这是因为，当时官学衰落，家庭教育成为士族教育的重要方式。
为维护士族的社会地位和儒学传统，他总结了自己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丰富经验，以教育子孙，形成了他的教育主张。
（一）实施早期教育
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应及早进行，最好从胎教开始。
纵然做不到胎教，也要及早从幼儿教起。
他说：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1]婴幼儿时期是教育的最佳期，这时施加教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
比及数岁，可省笞罚”[2]。
幼年时期，性情纯洁，未染恶习，比较容易接受影响，可塑性大，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可以免去以体罚纠正恶习的工夫。
他认为，俗语说“教儿婴孩”这话是对的[3]。
（二）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反对溺爱，偏爱
他认为疼爱孩子是人之常情，但如何正确处理爱与教的关系却无共同认识。
他认为教子切不可溺爱，不可“无教而有爱”，如果“饮食运为，恣其所欲。
宜诫反奖，应诃反笑”，一旦养成习惯，再进行纠正制止，将会“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4]。
他强调教子要严，甚至可用“楚挞，惨其肌肤”，主张对于子女要爱得其所，爱得其法，把爱护子女和教育子女结合起来，就可获得“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威而生孝矣”[5]的效果。
他在反对对子女溺爱的同时，也反对偏爱子女。
他说：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
贤俊者自可赏爱。
顽鲁者亦当矜怜。
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多所以祸之。
”[6]偏爱子女也是溺爱的表现，除对被偏爱的子女会产生上述溺爱的各种恶果外，还会引起不被偏爱的子女的强烈反感和抵触情绪，还会造成子女间的矛盾，甚至导致骨肉相残的悲剧。
颜之推这种强调爱与教结合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用体罚以教子的方式，则是不可取的。
（三）父母应以身作则，注意环境习染对子女的影响
他认为父母应善于以身作则，作出榜样，供子女仿效，这非常重要。
他说：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
”[7]上辈品德作风好，下辈处于这样的家庭中．会随风而化。
要求子女成为孝子，首先父母应成为慈父慈母；要求子女语言正确，首先父母的语言必须正确，否则将对子女产生不好影响。
与此相联系，他还强调环境习染对子女的影响。
他说，“人在年少，神情制定，所与款押，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是以与善人居，如人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8]因此他要求必须审慎地看待子女左右的人，以防导入歧途。
慎重地选择师友，发挥教育的积极影响，潜移默化，是家庭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二、关于士大夫教育
（一）揭露士大夫教育的腐朽空泛
颜之推出身于士族，在士族社会中生活，但他对于当时士族子弟依仗门第高贵，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庸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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