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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东方学与东方学家的是与非

穆斯塔法森巴尔博士著

 

何为东方学家,这个问题也许对许多人比较陌生,许多人甚至受了他们的思想毒害而没有意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部分受害者还以他们为权威,以拾他们的牙慧为豪,把他们的话当作不变的真理,此话怎么讲?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即何为东方家?

简言之,东方学家指的就是所有研究东方的学者,他们为政府对东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他们通过研究东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信仰、心性、习俗、语言、及其优点和弱点,为其政府以最有效的手段控制和奴役东方提供理论指导。

爱德华W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说:

“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据估计,1800年至1950年间西方出版的有关近东的书籍即有6000种之多;而东方关于西方的书籍则根本无法相比。

  毫无疑问,东方学家的研究是主观的,他们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探求真理,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在思想和物质上控制和奴役东方而服务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择手段。

极尽歪曲和误导之能事.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这方面读者可以参阅爱德华W萨义德所著的《东方学》一书。

  “作为一种文化工具,东方学中到处充满着强力活动评判真理愿望和知识。

东方是为西方而存在的,或至少无以计数的东方学家是这么认为的,这些东方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要么是家长式的强加于其上,要么是肆无忌惮的凌驾于其上-------当然那些古典的研究者除外”-----------<<东方学>>爱德华W萨义德著。

  到这里,读者就会理解我在第一段中所说的话的含义了,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东方学家是我们东方人的敌人,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远离自己的精神财富,而许多东方人却鹦鹉学舌,盲从他们,把他们当作我们了解和认识伊斯兰的权威,这不能不说是东方人的一个耻辱,尤其是穆斯林的耻辱.

  一方面我们要认清东方学家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努力克服它。

他们的东西并非全部都是错误,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我们应该有明辨力,要有高度清醒的头脑,把他们对我们的研究作为对我们的鞭策、提醒和进步的动力,而不是只顾盲目的跟着“权威”的尾巴走,上了当,受了骗还一口一声的权威。

  东方学家研究的“东方”是广泛的,包括整个东方,这本小册子则专论东方学家与中东,主要是东方学家与伊斯兰之间的关系。

这是东方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换句话说东方学家最关注的是伊斯兰。

  这本小册子主要探究东方的历史、范围、动机、目的、手段及东方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的著作.这是对东方学现象所进行的较早的客观研究(兼顾他们的功劳与过失)  在此书中作者想要传达读者这样一个观念:

在评价任何一个人之前,首先应当用雪亮的眼睛和清醒的理智对他进行科学的解读。

  作者在此书中列举了许多生动具体的例子说明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受东方学家的影响之深,同时揭露了东方学家的目的和手段及对伊斯兰的歪曲,在揭露东方学家的丑恶嘴脸的同时,作者也公正的指出东方学家中有一部研究者是为真理而进行研究,但这些人为数极少,因为他们的研究与传统东方学家们-----权威们的不吻合,所以各个领域都不欢迎他们,于是经济上面临困难,举步维艰;他们中也有的人因探求真理排除己见而认识了伊斯兰的真理而信奉伊斯兰的。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尊名

对于东方学和东方学家这项研究,没有哪一位作家对其给予过科学、广泛的关注:

探究东方学的历史、目的和功过;研究东方学家、其流派、工作、正确和错误的各种论文和著作。

这方面的所有著作不外乎是赞扬东方学家的,如乃吉布阿格格教授的《东方学家》一书,或是简略地揭露他们的传教和殖民目的的。

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要数艾姿哈大学文化部主任穆罕默德白哈教授在艾资哈大讲堂作的一次重要的讲座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过度的相信和依赖他们,对他们的努力给予绝对的赞扬。

塔哈胡赛尼博士是这些钦羡者的代表,他属于东方学家们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领域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学员之一,他在其《蒙昧时代的文学》一书的前言中说:

“面对一个不懂得----也不期望了解东方学家们所取得的丰富学术成果的阿拉伯语文学教师你会有何感想?

这些学术成果是他们研究了东方的历史、文学和各种语言后才得出的;现在知识只有到这些人跟前去寻找――必须到他们跟前去寻找它,直至我们能够自立、自强,并挽回我们在自己的科学、历史、和文学上的地位,如今这些人已在这些领域遥遥领先于我们了。

  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体现了一种思想上被奴役的现象――那是我们在我们的当代学术和思想复兴伊时所经历过的,这种奴性体现在塔哈胡赛尼博士本人的同一著作《蒙昧时代的文学》中,这本书纯粹是重复了一些反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极端偏见的东方学家的观点。

如迈尔基勒育斯,塔哈胡赛尼在《蒙昧时代的文学》一书中照搬他的所有观点,同时没有注明其出处,而是把它归于自己,实际上此书中没有一个新观点是通过塔哈胡赛尼博士本人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努力所得。

艾哈默徳艾敏教授也是这些钦羡者的代表之一,这一点体现在他的两书:

《伊斯兰的黎明时期》和《伊斯兰的正午时期》中,我已在我新近出版的《圣行及它在伊斯兰立法中的地位》一书中说明:

他在《伊斯兰的黎明时期》一书的“圣训”章中盗用东方学家的观点而不注明这些观点的来源。

    阿里胡赛尼阿布葛底尔博士也是这些钦羡东方学家的人之一。

这一点体现于其著作《伊斯兰法学史概观》中,此书是对郭德孜赫(goldziher)的《伊斯兰研究》和《伊斯兰的信仰和法律》两书中的观点进行逐字句的翻译。

他也和前面两人一样是不忠实的,因为他把这些观点都归于自己,而没有注明它是出自他的那些东方学老师。

据我所知,阿里胡赛尼阿布顿葛底尔博士现任伦敦伊斯兰文化中心主任一职,我和他之间曾发生过一段故事,我认为在这里提一下是有好处的,因为其中有些东西值得借鉴。

为此我编著了《圣训及它在伊斯兰立法中的地位》一书。

在我讲述我与他之间的故事之前我必须先承认他的恩情、他的和蔼可亲及一旦真理出现立时承认真理的精神。

据我的记忆,1939年,在我们上教法系的法学、法学原理学和伊斯兰立法史专业部二、三年级的时候(在此专业部毕业后可获得教授级的学士学位证书),以谢赫穆拉应博士(愿安拉慈悯他)为首的艾资哈长老委员会委任阿里哈桑阿布顿葛底尔博士为我们的伊斯兰立法史教师。

阿里博士最近刚在德国完成学业,此前他已获得(艾资哈大学的)过教义系历史专业的有效文凭。

他在德国呆了四年,拿到了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证书。

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以这样的话开始的:

“我将教授你们伊斯兰立法史,但是依据一种艾资哈所没有过的科学方法,我承认,我在艾资哈大学学习了近十四年,但是我却没有理解伊斯兰,我是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才理解了伊斯兰的。

”我们这些学生都对这样的话感到奇怪,我们私下说:

让我们听听老师的话吧!

或许他真的知道了某些值得我们去认识的――艾资哈所没有发现的――有关于伊斯兰的东西。

他开始授课,内容是圣训史,他的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书,他在为我们逐字逐句的翻译它。

后来我们得知那是郭德孜赫(goldziher)的《伊斯兰研究》一书。

他继续讲授他的课程,我们这些学生在觉得不对的地方跟他进行辩论,但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他都不肯违反郭德孜赫在其著作中所持的观点。

在讲到“祖胡尔”和“他为稳麦叶家族杜撰圣训”时,我就根据自对祖胡尔所知的笼统知识和他辩论。

据我所知,祖胡尔在圣训方面堪称依玛目(领袖),是所有学者都信任的。

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于是我请他为我把郭德孜赫对祖胡尔所说的言论完整的翻译过来。

他亲手为我为我翻译了,有两页。

为了考证祖胡尔的生平及这个东方学家用来污蔑他的那些资料的事实真相,我开始往返与一些公共图书馆之间,我在艾资哈大学图书馆和埃及国家图书馆参阅了所有人物传记方面的手抄本著作,并摘录了其中有关祖胡尔的内容。

这个工作占用了我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内,我每天放学离开学校便忙于这件工作直至深夜。

在我收集到大量的正确的资料后,我便对我们的老师阿布顿葛底尔博士说:

“我明白了,郭德孜赫确曾歪曲了古代学者对祖胡尔所作的第一手明文记录。

”但他回答说:

“这不可能,东方学家,尤其是郭德孜赫是一些公正的学者,他们不可能歪曲明文记录,不可能歪曲事实!

于是此时,我决定针对此主题作一次讲座,地址定伊斯兰指导协会,既阿比定古宫殿附近。

协会管理部门向艾资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发出了请柬。

是日,为数众多的老师和学生聚集一堂,其中还有我们的老师阿布顿葛底尔博士,----我曾希望他出席这次讲座并对我所要讲的内容发表意见----感谢他赏脸出席这次讲座,他认真听完了这次以郭德孜赫对伊玛母祖胡尔所写的言论为中心而展开的讲座,讲座的最后我说:

“这是我对此问题所持的观点,也是我们的学者们对祖胡尔所持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老师阿布顿葛底尔博士没有信服我所提到的这些证据,或者对此问题还有什么要讨论的话,请发言。

”博士(愿安拉保护他)站了起来,他以在场的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承认我原来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祖胡尔,现在我才算真正认识了他,对于你所讲的内容我没有任何异议。

”散会后我们来到了协会主席即后来艾资哈大学最具权威的教授赛义德胡宰尔胡赛尼(愿安拉慈悯他)教授的寝室。

当着赛依德胡宰尔胡赛尼的面,我们的老师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的这篇论文对东方学家的研究来说是一项创举,我希望你给我复印一份讲稿,我把它寄给德国那些关注东方学研究的学术杂志,我相信它将在东方学家内产生回应。

”我感谢他这么做,把这视为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

过了几天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其间,我们约定在暑假一起致力于翻译郭德孜赫的这本著作并进行反驳。

但在那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被设在开罗的英国军事当局逮捕,被迫离开了开罗七年。

在此期间,阿布顿葛底博士出版了他的《伊斯兰法学史概观》一书,但我直到二次大战中期被释候才有机会读到此书,那已是此书出版候三年的事了。

这就是我和阿里胡赛尼阿布顿葛底尔博士之间的故事。

我认为他已经放弃了他原些对东方学家们所持的观点;尤其是对郭德孜赫,他已经改变了原些对他忠实、纯粹为真理和不篡改明文记载的看法。

    与此过分信任东方学家的倾向相对,有另一种倾向对东方学家们极端偏见的作法进行猛烈的抨击。

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艾哈默德法尔赛哈德雅格,他在其著作《泽乙勒法尔雅格》一书中说:

“这些老师们(东方学家)并没有从真正掌握知识的人那里去获取知识,他们只是在学术界冒充学者,并大肆发挥;学了一点东西毕业了的人,只是通过牧师而学得,但此后他又想入非非,他猜想自己知道了点什么东西,其实他并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要是学了点什么东方的语言或是翻译了其中的某一点东西,你会看到他在其中胡言乱语;他混淆不清的东西,他就自圆其说;一知半解的东西他就进行揣测,然后侧重和选择不被侧重的、脆弱的观点.

实际上绝对的赞扬和绝对的批评都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因为这些东方学家已通过他们所完成的工作和研究记录了他们自己的历史。

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宗教要求我们公正,即便是对待自己的敌人。

“憎恶一伙人决不要导致你们不公正,你们应当公正,因为公正是最接近敬畏的。

”(古兰经)

东方学的历史

无法确切地知道谁是第一个研究和关注东方的西方人,也无法得知这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安达鲁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繁荣昌盛时期,曾有一部分修道士前往安达鲁西亚的各学校学习文化知识,他们把《古兰经》和许多阿语书籍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文字,他们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向穆斯林的学者学习,尤其是在哲学、医学和数学等方面。

法国的杰伯特(jerbert)修士是最早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的修士之一。

他曾到安达鲁西亚学习,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于公元999年参加了罗马教皇职位的竞选。

另外还有伯托尔斯姆哈台尔姆(1092-1156)和寄络洱地凯里曼(1114--1187)也都是最早学习伊斯兰文化的修士。

这些修道士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开始传播阿拉伯文化和翻译最著名的阿拉伯学者的一些著作,创办了一些专门教授阿拉伯语的学院,如巴德威阿拉伯语学院等。

各修道院和阿拉伯语学院开始教授被翻译为拉丁语——当时欧洲所有国家的学术用语——的阿拉伯语著作。

在将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教授阿拉伯语的各大学里,阿拉伯人的著作一直学习阿拉伯语的最主要的参考书。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有一些人自发的研究伊斯兰、学习阿拉伯语、翻译《古兰经》及其他一些阿拉伯语的科学和文学著作。

到了十八世纪——西方开始殖民伊斯兰世界,霸占其领土的时代——已有一定数量的西方学者精通“东方学”了,他们在西方各国出版许多相关内容的杂志;另外,他们还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各国保存的阿拉伯语手抄本著作采取行动,向无知的拥有者购买;或在公共图书馆处于极度混乱时进行偷窃,此后再将其转移到自己的国家,堂而皇之的摆放在图书馆里。

于是数量惊人的阿拉伯语手抄本著作珍品被搬运到欧洲的各大图书馆,到十九世纪初其数量已达二十五万卷,而且这个数字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上升。

十九世纪末期,东方学家的第一次会议于1873年在巴黎召开,随后以研究东方、其宗教和文化为主题的会议不断召开,直到今天这样的会议仍在继续召开。

                                                

    东方学的范围

    正如我们多看到的,东方学是以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开始的,当西方在东方扩充了殖民地候,它就开始着手研究东方所有的宗教、习俗、文化、地理、传统和最著名的语言。

但是东方学家最关注的是伊斯兰、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文学。

宗教和政治是他们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动力,稍后我们将对此加以叙述。

东方学的动力

一、  宗教推动力:

我们无须进行推理和研究就能知道西方人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第一动力,即宗教推动力。

正如我们所述,东方学起源于修道士,并且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当代——这一点后面将有叙述,他们这些人所关心的就是诽谤伊兰,丑化其优点,歪曲其事实,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信仰他们宗教的民众认为伊斯兰——当时,西方人认为它是基督教唯一的对手——是一个不该传播的宗教,穆斯林是一群野蛮人,是强盗、屠夫,他们的宗教鼓励他们进行物质的享受,让他们与一切精神合道德的崇高相去甚远。

当这些修道士看到当代文明已动摇了西方人的信仰根基,他们开始对过去从神职人员那里接受的所有指导产生怀疑,于是他们就更加需要供给伊斯兰。

因为他们发现,要让西方人的视线从评判他们的信仰和《圣经》上转移开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伊斯兰进行猛烈的攻击。

另外他们知道伊斯兰初期的征服运动、伊斯兰与十字军之间的战役和欧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征服运动都给西方人的内心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既一直害怕伊斯兰的势力和憎恨穆斯林。

于是他们对大众的这种心态加以利用,同时更加积极的投入到伊斯兰的研究中来。

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他们始终未曾忘却过的目的,那就是传教的目的。

起初,他们是一些神职人员,他们的目的是在他们的知识分子心中损坏伊斯兰的名誉,以减弱人们对伊斯兰信仰的热情,并让人们对伊的斯兰的遗产文化及跟伊斯兰相关的知识、文学和所有遗产产生怀疑。

二、殖民推动力:

十字军战役——表面是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殖民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西方人仍不死心,他们仍想占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于是他们转向于研究这些国家的各个方面,如信仰、习俗、道德、遗产……以便认识它强大的原因,削弱之;认识其弱点,利用之。

在他们实现了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之后,削弱我们精神上的对抗、削弱我们的信仰及在我们的思想中制造混乱是他们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动力之一。

这一切是通过制造怀疑的手段来实现的,即让我们对自己遗产的价值、信仰及价值观产生怀疑,从而失去自信,投入到西方的怀抱并向其乞求道德规范和信仰原则。

这样一来他们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让我们被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俘虏,从此一蹶不振。

你看看他们怎样在我们的这些国家中怂恿那些已被历史遗忘了的、自阿拉伯人担负了伊斯兰的使命之时就已销声匿迹了的民族主义。

阿拉伯人在接受了伊斯兰的使命之后,他们的语言、信仰和国家得到了统一,他们把这一使命传播到了全世界,并在自己和各民族间建立起了人文、历史和文化的种种联系。

他们的力量借此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各民族借此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指引。

整整半个世纪,这些东方学家们一直企图在埃及复活“法老民族”,在叙利亚、黎巴内和巴勒斯坦复活“腓尼基民族”,在伊拉克复活“亚述民族”,其目的是容易的分解我们的民族体;阻挠我们解放的力量,使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让我们无法管理我们的土地和财富;无法再次领导文明的队伍;无法于我们的弟兄们在信仰、理念、共同的历史和利益方面团结一致。

三、商业推动力:

促进东方学研究的动力还有:

西方人渴望通过与我们之间的交往推销他们的商品,用最低廉的价格购进我们的自然资源;扼杀我们的那些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地区兴旺发展的地区工业。

四、政治推动力:

还有一种动力在当代大多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独立后开始显露出来。

西方各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各使馆中都有一名精通阿拉伯语的秘书或文化随员,以便与这些国家的思想界、新闻界和政治界的人物进行联系,了解他们的思想,在他们之间散播自己国家的政治倾向。

这种联系常常带来危险的后果,因为当时——在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大使们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的心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识了他们的政治弱点,同时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利益和殖民构成威胁,于是候就打着“忠告”和“提供帮助”的幌子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间散播毒害思想,制造分裂。

五、学术推动力:

有极少一部分东方家热衷于东方学研究的原因是渴望了解东方各民族的文明、宗教、文化和语言。

这些人对伊斯兰及其遗产的误解比其他的东方学家少,因为他们不故意散播毒害思想和歪曲事实,他们的研究与绝大部分东方学家的相比更接近真理,其研究方法更接近科学。

不仅如此,他们中还有在认识了伊斯兰的真理后归信了伊斯兰的。

但是只有在具有专门的经济来源时这些人才能够忠实、客观的从事东方学的研究。

因为他们不带私欲的研究并不受宗教界、政治界、和普通研究者的欢迎。

因此它也就不能为他们带来利润和财富。

也因此东方学家中这种人为数极少。

东方学的目的和手段

总的来说,东方学家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目的有三:

一、卑鄙的学术目的,其中他们想实现以下几点:

1、令我们对先知(愿安拉福安之)使命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东方学家们否认使者是一位受到安拉启示的先知。

他们对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跟随者――尤其是信士之母阿伊沙――有时看到的那些启示的现象进行荒谬的解释,有的把它解释为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次的羊痫风;有的说它是充满先知大脑的一些幻觉;还有的说那是精神病。

他们这样做,就好像真主在穆罕墨德之前没有派遣过任何使者,从而使得启示的现象难以解释。

既然他们中每个人都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承认《讨拉特》中的先知――而这些先知的在历史中的地位、影响及所倡导的原则都不及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那么他们否认先知的圣品就是顽固,其根源是充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修道士、牧师和传教士――内心的宗教偏见。

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否认《古兰经》是安拉降示给穆罕默德的经典。

当他们意识到《古兰经》中提到的那些逝去的各个民族的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出自穆罕默德(愿安拉福安之)这样的文盲时,他们无话可说了;但他们仍像使者时代的愚昧无知的多神教徒那样妄言:

“这些信息是从某一伙人那里获得的,是他们把它告诉他的”;他们对此说一些奇谈怪论。

当《古兰经》中那些到现代才被人认识的科学事实令他们无言以对时,他们又把它归因于先知的聪明。

他们陷入了比前面的怪论更加荒诞的谬论中。

2、随着他们否认使者圣品和《古兰经》天启性而来的是他们否认伊斯兰是来自安拉的宗教。

他们说伊斯兰只不过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两种宗教上拼造出来的。

可是他们对此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只是一些猜测,其依据是伊斯兰和这两种宗教之间存在一些交汇点。

值得注意的是信奉犹太教的东方学家如郭德孜赫和沙黑特是最渴望声称伊斯兰源于犹太教并受其影响的东方学家。

在这方面,信奉基督教的东方学家也跟他们唱一个调子。

这是因为基督教中没有什么立法,他们无法声称伊斯兰曾受其影响并从中借鉴――基督教中只有一些道德原则,所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声称伊斯兰曾受到过这些道德原则的影响,并且一部分已进入伊斯兰。

他们这样做,好像天启宗教的道德原则必须是互相冲突的;好像启示宗教的主并不是同一个主。

安拉对他们所说的一切是清高无染的!

3、让我们对我们的考证学家们考证过的正确的圣训产生怀疑。

他们的手段是声称圣训中有伪圣训和对人有毒害的思想的存在,而无视我们的学者依据极度精确的考证规则在鉴别圣训的正误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与此同时,他们的宗教在确定他们的《圣经》的正确性方面连百份之一的努力也没做到。

这个问题我已在我新近出版的《圣训及它在伊斯兰立法中的地位》一书中与他们进行了科学的讨论。

他们的这一谬论产生的原因是:

他们看到我们的学者认证的圣训中存在着丰富的思想财富和令人惊讶的立法体系,而他们又不相信穆哈默德是先知,于是他们妄言这些东西不可能全都出自穆罕默德这样一个文盲,而是伊斯兰教历最初三个世纪的穆斯林所为。

他们变态心理产生的原因就是不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

他们所有的谬论和幻想都源于此。

4、让人对伊斯兰法学自身的价值产生怀疑。

这是一个惊人的立法,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没有过与之类似的。

当他们了解到它的伟大时他们被折服了,但他们并不归信默罕默德是先知,所以他们只有声称这一伟大的法律是源于罗马的法律,换句话说是源于他们西方人的法律。

我们的研究者已阐明了这种谬论的自相矛盾之处。

在海牙召开的法律比较会议已证实伊斯兰法律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它不是源于任何一种另外的法律。

这一事实令东方学者中的顽固者无话可说,也令那些只求真理的公允者心服口服

5、让人怀疑阿拉伯语是否具有适应科学发展的能力,以此让我们一直依赖他们的各种术语,从而感觉到他们的文学优越于我们的文学,高于我们的文学;让穆斯林对阿拉伯文学的丰富性产生怀疑,把它说得贫乏无味,以便我们朝向他们的文学。

这就是他们所犯的军事殖民的罪恶的同时所觊觎的文学的殖民。

这就是他们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为之而工作的学术目的。

二、宗教和政治目的,我们把它总结为如下几点:

1、让穆斯林大众对他们的先知、《古兰经》、伊斯兰沙里亚和法律产生怀疑。

这样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

宗教方面的目的和殖民的目的.

2、让穆斯林怀疑自己的文化遗产.他们妄称伊斯兰文明是从罗马文明照搬来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只是罗马的文明哲学及其文化遗产的般运者,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建树也没有创造过什么文明,他们的文化存在种种的缺陷。

他们不愿意谈论伊斯兰文明的优点,必不得以的时候就不情愿的勉强提一提,同时尽量贬低它。

3、削弱穆斯林对自己遗产的信任度,对他们的价值标准、信仰和理想散播怀疑,以使殖民主义者更加容易的压迫穆斯林,在他们中间轻而易举的传播自己的文化,从而让穆斯林成为他们文化的奴隶,热爱这一文化,并热爱他们,或最起码减弱穆斯林的精神对抗。

4、在各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削弱穆斯林之间的伊斯兰兄弟精神,其手段是复活伊斯兰之前的那些民族主义、给穆斯林之间的纷争煽风点火、煽动他们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们在阿拉伯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碍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他们篡改明文记录、捕捉历的个别事件,提取出新的历史,以达到他们阻碍阿拉伯国家间统一和积极互助理解的目的。

三、纯研究和考证的目的。

这一部分东方学家通过研究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认识到一些原先不为他们所知的真相。

这部分人是为数极少的。

虽然他们对研究是忠诚的,但他们仍免不了会陷入错误和与真理相距甚远的推理中。

这要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阿拉伯语的风格,要么是不懂伊斯兰真正的历史背景,他们往往像想象他们的社会那样去想象它,忘记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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