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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将置身何处？
在这个媒介与地理互相交融的时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媒介地理学”正在成形，也更突显了其存在的必要。
一、孕育与诞生：
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ofMedia）”的概念在国外最早出现在1985年。
它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
但是，从其学科渊源来看，它发端于文化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形成的那天开始，媒介地理学也就诞生了，并具备了独立的可能性。
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发表。
索尔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
在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一面镜子，这它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
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是指“居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
”索尔的“文化景观”既包括聚落、建筑、服饰、器物等物质文化，也包括语言、音乐、宗教、戏曲等非物质文化。
因此，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媒介还是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索尔认为：
“如果运货的道路是地理现象的话，运货的车厢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
”这句话中蕴含的正是媒介地理学思想：
媒介产生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运输信息（货物）的载体（车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地理现象。
二战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文化地理学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研究的学术营养，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方面关注城市中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森（Peter Jackson）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寻求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世界的改变，注重空间研究，致力于说明空间和地方是如何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of Meaning）。
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
文化是通过空间形成，文化即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
科斯科罗夫和杰克森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
”因此，新文化地理学注重象征性景观的研究，将注意力转移到未被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种族意识、在文化空间中创造的语言的作用、媒介的作用、亚文化的发展和维持等等。
在这种“文化转向”的地理研究当中，相当多地涉及到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尽管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都相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媒介地理始终没有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独立考察对象，或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在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才传入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步则更晚，到目前为止，“媒介文化景观”同样没有纳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视域当中。
但从古代到近代，关于媒介和地理的论述与著作颇多。
总的来说，描述地理或说建构我们地理观念的是两类媒介，一是专门的地理书籍；
二是其他文史作品。
中国古代的地理记述非常丰富，最早的地理著作当属《尚书·
禹贡》，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该书虽只有1200字，但全面记述了当时全国的地理特征。
此外，大量的地理论述反映在史书、地方志以及游记当中。
如《史记·
货殖列传》、《汉书·
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大元统一地》等，游记则属《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
如果说地理书籍是偏重于中国地理的“科学建构”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作品则属于一种“人文建构”。
从汉代扬雄的《方言》对各地言语风俗的记载到宋代柳永的《望海潮》中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江南的描绘，再到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等现代文人的地理游记，文学作品对于我们形成的地理观念可谓影响深远。
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克朗所指出的：
“文学作品已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
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
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文学和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
”刘禹锡的《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是记载“真实地理”与“观念地理”差异的一个例子：
“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
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
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
且曰：
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其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裾秉笔，彬彬与兔园同风。
”黔地因地处偏僻，其形象在传播中被外地人严重歪曲，此例即是“观念地理”与“自然地理”相背离的一个典型。
但对于这种媒介地理现象，中国古代还缺乏明确而系统地研究与论述。
中国近代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从梁启超开始，梁启超吸取孟德斯鸠的思想，积极鼓吹拉采尔的“环境决定论”思想。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
“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
”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
”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
他认为：
“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贴名。
”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
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
“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
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
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
在另一篇论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他分析阐述了地理环境对欧、亚、美各洲文明兴起与发展的作用，并在其论著《亚洲地理大势论》和《欧洲地理大势论》中作了进一步阐释。
梁启超十分注意联系中国国情，举凡中国的政治、民俗、宗教、文艺、学术诸方面，可为孟氏之说佐证者，他都组织入文，加以发挥。
但是梁启超时代还没有什么大众媒介，他自然无法对东西大众传播媒介与地理的关系进行论述，但作为一个唯新派的报人，梁启超始站在“革新”的立场，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地理，其对东西方形象的传播与建构都是着眼于其“新民”的启蒙立场。
自传播学引进中国以来，媒介研究方兴未艾。
有关媒介与地理的论述实际上包含在诸如“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与城市”、“媒介与农村”、“地域媒介”、“区域新闻”等有关的课题研究当中。
我们认为：
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
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
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也标志着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开始进入传播学界的视野。
二、个性与特性：
地理中的媒介形态
文化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因为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与人有关的一切文化景观诸如建筑、服饰、艺术、文学、媒介等，都是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空间下的产物。
以文学为例，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学风格，唐初李延寿在《北史·
文苑传序》中说道：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论到文学地理形态的不同：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
……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风概也；
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
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
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近代学者刘师培则从我国南北两地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来解读文学的差异，他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中写道：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实际，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
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这种分析与概括可谓精到，实际上，不只文学，北方尚“刚”、南方尚“柔”的特点也体现在南北的戏曲，美术、音乐以及媒介风格上。
“一方水土一方媒介”。
上海、北京的报业风格的差异就大相径庭。
这是因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截然不同所致，“海派文化”作为上海特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传统色彩与政治色彩浓厚的“京派文化”相对照时,其所蕴涵的商业色彩，时髦、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不可能不反映在其媒介风格上。
同理，北京和广州的报纸风格也迥异其趣，有人这样描述南北报业差异：
“一部中国近代史，南北报业形成两种面孔，这还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南方是革命思想和革命党的发源地，这是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
革命思想、商业思潮从海上来，吹拂着中华大地，催生了中国变革社会的新生力量，一大批革命者革命家在南中国的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成长起来。
商业社会，公平竞争，创新与进取精神得到张扬，促使报业的发展。
职业精神，研究市场，研究读者，这在南方报业中体现的更为强烈。
而北方则不然，北京是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皇族与保皇实力占据优势，政治气息浓郁，表现在报业上，报业常常被统治者控制或打压，大体上思想趋于保守。
在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相互斗争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报业都是他们为自己发出声音的载体，报业的兴衰也与二者力量斗争的起伏相伴随。
”当然，除了从历史方面探析外，还要从人文地理方面找原因，这样的解读才更符合实际。
北京和广州如此，杭州和西安当然也一样，不同的文化区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和媒介风格。
中国的文化区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两淮文化”、“江西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青藏文化”、“内蒙古草原文化”以及“新疆文化”等16个基本地域文化区。
各个文化区都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必然体现在当地的媒介风格和媒介形态上。
实际上，从《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天府早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等报纸名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地理因素对媒介的定位与形象的影响。
与报业风格相一致的是国内省级卫视的定位，也体现出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塑造与影响。
湖南卫视定位在“娱乐”、广东卫视定位在“财富”、四川卫视定位在“故事”、江苏卫视定位在“情感”等都与地方的文化地理相关。
以四川卫视为例，按照四川卫视台长陈华的说法，四川卫视定位在“中国故事”，一是基于“听传奇、说故事成为历代中国大众最主要的艺术消费方式”，二是基于“四川有中国故事文化衍生的丰厚土壤。
四川民间说书艺术渊源既久，只说宋代的笑话大赛，在全国大约就算独树一帜。
据史载，宋代的成都地方官每逢佳节，就要在西郊校场举办笑话大赛，各乡百姓组队参与，轮次上场。
如能讲得全场大笑者，则在队伍前竖红旗一竿，旗多之队为胜。
四川茶馆众多，故事传奇便在坊间说书艺人的“广播”与茶客间龙门阵的“窄播”下流传。
另外，四川素有摆龙门阵、听评书即讲故事、听故事的文化传统，四川丰富的美景、美食、民族、历史资源、遍布全国的名人和8700万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故事资源。
可见，媒介的定位离不开人文地理环境的考虑，实际上，媒介的定位与形态唯有联结了当地的文化地理，其特色与个性才能体现出来。
总之，媒介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塑造，东西自古皆然。
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
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
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类能够就地取材，在树叶、树皮上写字，后来则在木片或竹简上刻字；
生活在河网湖区的祖先们则学会了通过苇叶写意传情；
而生活在广阔沙漠上的人们要将一则信息传送到远方就只有通过“泥版书”；
还有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传的秦以前的“古文”；
约公元前3000年在古埃及出现另一种原始、古老的图书──纸草书卷，约公元前8世纪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卷”等，也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的符号和媒介形态。
这些形态与人文地理的内在关联正是媒介地理学要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叙述与命名：
媒介中的地理样本
媒介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朔作用，要更关注“地理样本”在媒介中的呈现。
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来自媒介的呈现，而非实地考察。
但作为一个自然概念的地理和作为一个观念概念的地理是截然不同的。
正如后殖民主义创始人Said所说的，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充满了想象。
赛义德说：
“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
”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误读。
赛义德在西方对东方的长期歪曲与误读基础上发展了其“后殖民主义学说”。
相同的误读也发生在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描述上。
“美国学者看中国，好比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不必背传统华裔学者的心理和文化负担，的确出现不少观察敏锐、分析透彻的佳作，旁观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他们这个知识系统有独特的偏见和盲点：
一般英美学术界和新闻界从来想当然耳，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和脑中的偏见，描绘出以偏概全、自以为是的图像。
他们建构的当代中国，有太多东西随着国际冷战的大气候和美国国内的小气候流转，反复颠倒而多变，对中国的认知总是徘徊于浪漫情怀与怀疑抹煞之间，摇摇摆摆，觅不到持平点。
”
当然，这样的误解不仅发生在西方对东方，也发生在东方对西方，及东方对东方，西方对西方，甚至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
只要我们借助媒介（特别是各种权力操纵下的新闻媒介）来认识地理时，这样的误读就不可避免。
每个人都在试着开辟出一种特殊的理解景观的方法，文学写作与地理写作虽然在互相借鉴，并考虑到读者的期望，但它们都有自己常用的写作方法，属于基于虚构和追求真实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体现出了文学写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写作的想像力。
尽管文学作品有时被视为地理性的文本，能够从中梳理出有用的地理资料；
历史叙述有时被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
但是，文学家所塑造的地理与地理学家所描述的地理是有很大差异的。
因此，在通过媒介再现地理或通过媒介认识地理的过程中，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实际上，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是媒介帮我们建构起来的，是一个“虚拟的实体”。
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gCommunicty）里所指出的，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样的社区是想象出来的，这是因为即便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的一个社群的想象。
”而大众媒介是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
可见，媒介给我们营造的“地理样本”实际上是存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环境”之中。
吉登斯的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作为劳动时间的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根深蒂固的现象，扩展至整个社会。
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确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
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变更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条件。
并因此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近’与‘远’之间关联的性质。
”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大大减弱了，大众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
“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
在这个全球舞台上，诸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
）
那么，这种媒介对真实地理空间的呈现是如何进行的呢？
加拿大Ottawa大学教授Barry Wellar在《GeographyandtheMidia:
StrengtheningtheRelationship》一文中对媒介对真实地理的描绘建构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媒介对地理的塑造过程作了清楚的揭示。
毫无疑问，媒介对地理进行着叙述和命名。
在全球化语境下媒介给我们建构起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世界和地理空间？
谁来在建构，如何建构？
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将支配这种建构？
这都是媒介地理学要关注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的媒介研究中，诸如中国的大众媒介如何呈现“西方”，在对外传播中是如何建构“自我形象”的，怎样选择地理样本？
（央视九套中时常选取的少数民族地区样本能否代表中国？
）中国的影视产品又是如何选取地理样本建构“中国形象”？
（如张艺谋电影中的陕北，贾樟柯电影中的“汾阳”等。
）在国内媒介呈现的视界中，“农村”、“西部”（还有如“河南”、“东北”等）这样的地域概念是如何在大众媒介中呈现的，与其真实地理有多大的差异？
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以何种地理形象出现在大众传媒上，进而进入公众脑海的？
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媒介地理学关注的研究对象。
四、影视地理学和网络地理学：
媒介地理学的分支
为了使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我们还可以对媒介地理学进行细分，如报刊地理学、影视地理学、网络地理学等，实际上，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资料，特别是影视地理学（filmography）方面的研究，更为成熟。
“我们置身影像化的时代，在生活与梦想中，构筑以影像中介的城市。
‘实质城市’在不计其数的电影、电视、广告、计算机网络与平面媒体的影像呈显、穿透和塑造下，与‘影像城市’逐渐混同难分，从而共同构成了当今人类生活其间的空间现实与想象。
再现已不仅是如实呈现，亦非虚构空幻，而是积极生产，介入都市意义的维系、协商、冲突与再造。
”影视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解构了传统地理，构筑起一个全新的“图像地理”。
正如迈克·
克朗所指出的，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就是，它“创造着一个同时有着全球性视角范围和狭小观看空间的相互矛盾的地理。
”电视一方面在创造着一个有边界的地理以凝聚起特定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起着一个聚集地的作用。
它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起着这个作用。
第一个层次是观众共同体；
第二个层次是创造相互并认识的观众共同体”。
另一方面由于电视传播的无远弗届，他又以更大的力量解构着一切有形地理的束缚，使固定的地理空间成为一个流动空间。
“新媒体所提供的流动空间不仅仅把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结在一起，而且对传统的权力进行了抵抗……在那个通过控制领土空间进行竞争的地方，逐渐出现了流动的媒体移动的趋势，显然它被更加重视了……对世界的维护――不论它们来自政治地理或道德地理，面对媒体对地方性的解构似乎成为电视地理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之一。
电影所创造的地理形态也引人注目，国内外对电影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乡村”、“性别”、“建筑”、“少数民族”等文化景观及其他社会空间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则主要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如StuartAitkenandLeoZonn编写的《Place,PowerSituationandSpectacle:
AGeographyofFilm.》一书运用当代电影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考察电影对社会场所（place）和空间（space）的再现（representation）效果。
书中收集的十一篇论文，涉及面广，有论及第三世界的电影与第三世界的形象塑造的，有考察符号、意识形态和权力在电影空间再现中的影响的，还有考察作为电影空间中的城市形象的内涵与意义等等，此书对电影中的地理空间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
Clarke,David编写的论文集《TheCinematicCity》同样收集十一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对电影和城市两者之间的互动建构作了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丰富的视角和观点。
SCDillon.的《HomeinHollywood:
theimaginarygeographyofcinema》考察好莱坞电影中对“家”的建构；
Jones,Peter;
Hillier,David的《TheChangingGeographyoftheCinema》.一文探讨了20世纪英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城市结构的扩张和电影数量的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
Saragoza,AlexM.的《TheborderinAmericanandMexicancinema》则聚焦于美国电影中对美加边界呈现的影响因素。
这些研究都涉及到了电影与地理的关系，拓宽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野。
国内电影地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理”方面，陈晓云《城市电影研究》系列文章、陈吉德的《乡村与城市：
论张艺谋电影的二元对立结构》、陈卫星《再现城市：
影像意义和空间属性》等文章对中国电影及影像中的城市与乡村，主流空间与边缘空间的再现等作了探讨。
我国台湾学者中出现了李振亚《从历史的回忆到空间的想象：
侯孝贤电影中都市影像的失落》（2001），李清志《国片中对台北都市意象的塑造与转换》（1995），林文淇《台湾电影中的台北呈现》（1995）；
林文淇《九○年代台湾都市电影中的历史、空间与家∕国》（2001）；
邱函妮《街道上的写生者：
日治时期的台北图像与城市空间》（2000）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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