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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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的初衷是要建立一门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关于社会的实证的经验科学。

然而，无论是孔德还是斯宾塞，都只是热衷于把自然科学原理、方法推广于社会领域。

在实际建构社会学体系的过程中，他们都是现构思一种适用于一切领域的一般原理，然后再从这种一般原理中演绎出一套社会学原理。

这种方法，与其说是像实证的自然科学，不如说更像思辨的哲学。

这是孔德与斯宾塞思想著作中的一个矛盾。

1895年，迪尔凯姆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首次从社会现象本身的特性出发，对实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明确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与纯粹个体不同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具有三方面的基本特质，即客观性（外在性）、集体性和强制性。

由于社会事实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的心智分析来给出一个与它完全相符合的观念，只有离开大脑思维本身，通过观察、实验的方式，从事物的外部性质开始，逐步进入到最深的内部性质，才能了解它。

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准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解释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就是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

他相信人类活动及社会行为本身，是受制于外在于人的社会力量的，而这股外在于人的力量，成为了人类生活现实外存在的社会现实，控制和规范了人类行为。

迪尔凯姆批评孔德和斯宾塞都没有真正意识到社会现象的客观性，没有真正地掌握研究社会的方法。

迪尔凯姆对观察、分析、解释、检验社会现象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考察，确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从而为社会学奠定了一个真正可靠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科学学科。

迪尔凯姆提出了一套假设——检验的研究步骤来确定两个具体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与迪尔凯姆奠定实证社会学的基础不同，社会学的另一位奠基人物韦伯奠定了诠释社会学的学术传统。

与实证社会学相反，诠释社会学否认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完全一致的假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自然过程的主体是无意识的物质，而社会过程的主体是有意识的个人。

个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

个人赋予自己和别人的行动以某种意义，它不是单纯地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而是根据事物的意义来行动。

社会学家要了解社会现象，就要了解这些现象得以构成的个人行动，而要了解个人行动，就必须了解这些行动所包含的主观意义，而这靠自然科学的那种实证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用一套与之不同的诠释学的方法才能完成。

早期的诠释社会学家并不反对建立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主张，但他们反对对科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反对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主张社会学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人文科学。

作为诠释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认为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说是由人们和他们的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构成的，社会学的对象不是脱离个人行动的抽象的社会结构，而是人本身有意义的社会行动。

和迪尔凯姆把社会现实看作独立存在的、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唯实论”观点不一样，韦伯主张“社会唯名论”立场，认为只有个人及其行动才是实在的，社会只是用来称谓一群人的名称。

与迪尔凯姆关注社会事实不同，对韦伯来说，社会学应该关注个体相互之间的行动（亦即社会行动），我们必须根据个体对行动赋予的意义，来认识这些行动。

社会行动的本质取决于行动者赋予其上的主观意义，而与行动的外部特征无关。

就是说，要理解人类行为，必须从人本身出发，探索其行动所具有的主观意义。

研究者要切身处地，感同身受般去理解别人的行动。

韦伯关心的是行动背后的意向及动机，从其意向去理解行动的意义。

因此，对于社会行动，只能用诠释学中“投入理解”的方法去把握，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那种只从外部去观察和分析对象的方法来加以考察。

韦伯对诠释社会学的具体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套对诠释社会学来说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观点与方法，从而使诠释社会学成为一种不同于实证社会学的新选择。

（理解、价值中立、理想类型）

批判理论是本世纪初形成的第三种社会学取向。

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激进的社会理论思潮。

马克思认为：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以其毕生的精力解剖这个整体，以求揭示这个整体彻底变革的必然性。

法兰克福学派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整体。

但与马克思不同，它不求对这个整体作认真的分析研究，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认识这个整体的非人性和对个人的压抑。

因而，法兰克福学派不象马克思那样，极力去把握整体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呼吁一种来自外部的否定。

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社会理论的批判性质，强调理论和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那种旨在维护、修补现存社会结构的单纯解释性的科学研究。

在方法论上，早期的批判理论家既反对实证主义的那一套方法，也批判诠释学的方法，认为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对立和差别，但在以下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

它们都是把社会现象当做孤立的事实来加以考察和分析。

1930年，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

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

批判理论家们主张以辨证的“总体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即将社会现象置于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中，从它们在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来确定它们的性质、意义，考察它们的产生、变化和发展”。

批判理论由此成为社会理论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取向。

2、帕森斯的综合及再度分化

韦伯的诠释社会学以个人行动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位，要把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概念都转换为可理解的行动。

与此相反，实证社会学则把人的行动视为对周围情境的反应，看到了客观环境对人的制约或影响，这是它的长处。

韦伯的观点过于突出了个人行动的主观的一面以及影响个人主观定义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观，而忽略了行动在其中的情境的作用；

而实证社会学则忽视甚至否定了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这是它的缺点。

帕森斯尝试对社会学的多种研究取向进行整合。

他认为，实证社会学和诠释社会学两种传统都对人类行动的某一方面作出了解释，但都未能对社会行动的结构作出完整的说明，必须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合理说明人类行动的一般理论。

帕森斯早期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

在这本书中，帕森斯提出了它的社会行动理论，认为单位行动包含行动的目标、行动者置身其中并影响目标实现的环境（又可进一步分为手段和条件）、规范取向（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三个基本要素，行动就是个体在物理环境和价值规范两方面的制约下，为实现一定目的所发生的动作与过程。

这显然是对上述两种社会学行动理论的高度综合。

但是随着理论分析的不断深入，帕森斯的观点越来越接近斯宾塞、迪尔凯姆而远离韦伯。

在《社会系统》与《行动的一般理论》等著作中，帕森斯逐步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结构功能主义”宏观理论体系，他认为行动理论的分析重点不是各个单位行动，而是行动系统，任何单位行动都是在特定的行动系统中发生的，行动系统包括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等四个子系统。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界取得了近乎霸主的地位。

但是他的理论很快不久受到了人们的批判，被认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或缺陷：

（1）过于抽象，缺乏经验基础；

（2）过于主张社会过程中客观的层面，忽视主观的层面；

（3）注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分析基础；

（4）过于强调社会的一致与稳定，忽视强制与冲突；

（5）对现实过于乐观，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等等。

针对帕森斯理论体系过于抽象、缺乏经验基础这一缺陷，默顿做了一些补救工作。

他提出了“中层理论”的研究策略，要把功能分析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以经验研究来检验功能分析。

社会冲突理论则是明确针对结构功能主义过于强调均衡、稳定、一致，忽视社会中的强制与冲突现象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特征是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制性、社会过程的冲突性、社会变迁的普遍性。

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米尔斯、达伦多夫、科塞等人。

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等理论的出现则可以视为对帕森斯理论过于重视社会客观层面、忽视主观层面的反应。

符号互动论倾向于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来看社会，主张人们之间的符号沟通过程是社会过程的基础与实质，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都是人们之间符号互动的产物。

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有库利。

托马斯、米德等人。

常人方法学是以强调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层面为特征的另一个社会学流派。

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被认为是这一学说的创始人。

所谓“常人方法”，指的是社会成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构造和解释他们的社会世界并对其赋予意义与秩序时所使用的方法及程序。

常人方法学反对社会秩序有其自己的客观现实性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秩序完全是互动参与者赋予周围环境的；

社会秩序并不一定真的存在，它只是看上去存在；

而它之所以看上去存在，只是由于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主观感觉。

由于这种秩序感，使社会现象得到一种描述和解释，使之对它的成员来讲成为可知的、合理的、能解释的和可说明的。

社会成员为创造这种秩序感所使用的方法与解释程序，就成为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课题。

社会交换理论则是针对帕森斯理论注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基础、注重结构忽视个人的缺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是霍曼斯和布劳。

和社会唯名论者相似，霍曼斯也强烈主张要在社会学中“恢复人的地位”，认为制度、组织和社会都可以归结为个人的行动，因而也必须用有关个人行为的命题来解释。

但和诠释社会学、符号互动论不一样的是，霍曼斯不是把人的社会行为归结为纯粹的符号性互动，而是受古典经济学、行为心理学的启发，把人的行为归结为对最大利益的追求，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交换行为。

霍曼斯认为他的交换理论既可用于解释微观现象又可用来解释宏观现象，但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停留在微观层次上。

他认为只要把微观层次搞清楚了，宏观层次的现象也就好理解了。

他的这种看法被批评为具有把一切宏观过程归结为微观个人行为的还原论倾向。

布劳试图纠正这种倾向。

他指出，微观社会现象与宏观社会现象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他提出了“整体效应”的概念，认为宏观社会过程虽然产生于微观社会过程，但它一旦产生出来，就获得了一种突生性、自主性。

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他对从微观到宏观的不同层次上的社会交换过程，它们的不同特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试图说明宏观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与过程是怎样从微观的、简单的人际关系和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期待以此来填补社会学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鸿沟。

但若干年后，布劳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不平等与异质性》中，又提出了一个“宏观结构理论”，更加强调宏观社会结构的突生性质，强调宏观结构对微观互动的影响，主张从宏观结构本身来讨论宏观社会过程以及它对互动的影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又回到了帕森斯重视宏观忽视微观、强调结构淡化个人的理论立场上去了。

批判理论的流行则与帕森斯理论“保守主义倾向”的批评相呼应。

批评理论在二战前就已形成。

与结构功能主义对秩序的关怀形成鲜明对照，批判理论注重于批判现实，寻求人类解放的新道路。

代表人物有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

第二大发展阶段上的西方社会学以帕森斯对先前各派社会学取向的尝试性综合为起点，然而最后却以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为终点。

3、新的理论综合

新的理论综合是相对于帕森斯的理论综合而言的。

与帕森斯的综合相比，新的理论综合活动显得更为普遍，参与的人数也更多，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当前西方社会学界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理论之一。

新功能主义的基本思路是要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冲突论、互动论、现象学、交换论、批判论等对立学派的研究主体及思想观点，将它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理论。

亚历山大认为，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只有帕森斯的理论为一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

在新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对它做出新的解释。

他并力图将其它各派的理论成果与这种重新解释过的功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以期为新功能主义取向确立一个有效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则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来进行理论综合的一种尝试。

吉登斯批评社会学家们把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永恒化。

他认为这些方面并不形成什么二元论，而是一种“双重性”，即它们双方都是相互包含的，并不构成各自分立的客观现实。

他批评功能主义学派忽视人的能动性，把社会结构与产生和改变这些结构的行动者分离开来。

他也批评现象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等主观社会学派过于忽视制度化的结构和过程，并且无视行动者的行为动机。

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

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与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结构还具有转换性和传递性，可以随行动者的活动需要转换为许多不同的模式和外观，可以随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使用它而得到改变。

总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强调的中心思想。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虽然是想沟通社会学中的微观立场与宏观立场、主观立场与客观立场等各种对立面，但与新功能主义相比，它还是较多地倾向于微观与主观的一致。

哈贝马斯则是试图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来会通诸子百家。

早在《认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就“经验－分析的知识”、“形而上学－历史的知识”、“批判的知识”三种知识类型分别与物质生产、理解和解放三种人类的利益类型对应挂钩的办法，来为实证、诠释和批判三种研究取向的和平共处确立了合法性。

在其《沟通行动理论》中，他进一步试图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韦伯的诠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融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综合了各种思想的批判理论，即沟通行动理论。

他采用了沟通行动、生活世界和系统三个基本概念，对社会过程中这三者的性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讨论。

他认为沟通行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再生产的基本过程之一，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满足沟通行动所固有的理性条件；

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的系统过程侵占、扭曲了作为沟通行动的前提条件的生活世界，从而阻碍了沟通行动的合理化；

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建立在合理的沟通行动基础之上，正是批判理论的基本目标。

“沟通行动理论”从批判理论的角度会通了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诸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论综合为自觉目标的另一种有影响的当代社会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是其代表人物。

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他明确地对美国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表示不满，提出要探讨将它们联结的方式。

与迪尔凯姆等人一样，科尔曼坚持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

但他又接受了韦伯等人的主张，指出社会系统行为归根结底是许多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来解释宏观的社会现象。

他提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起点来阐述社会系统现象的理论所必须包含的三个组成部分：

（1）将宏观现象转变为微观行为；

（2）个体行为的分析。

在科尔曼这里，个体行为被描述为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选择行为”。

（3）微观的个体行为如何构成宏观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也是一种当代有影响的综合性社会理论。

布迪厄力图超越那些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如主观与客观对立、宏观与微观对立、结构与行动对立、符号性与物质性的对立等等。

布迪厄理论的核心范畴是实践、结构、场域、资本、惯习等。

实践是社会研究的首要对象；

结构则既有客观的社会结构，也有主观的精神结构；

场域则指由许多社会位置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客观社会结构即由无数具体的场域所构成；

个体的主观精神结构也称“惯习”，其形式是知觉、评价及各种身心图式；

资本则是个体可以利用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与符号的资源。

布迪厄认为，实践是场域（及结构）与惯习之间辨证关系的产物。

一方面，实践受到惯习的指引，人们在惯习的指引下，运用各种可得资本，通过实践不断形塑、建构起“场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不断地创造、再生产惯习本身；

另一方面，惯习又受到场域及结构的制约，是后者在个体主观世界中的内化，场域及结构通过塑造惯习而制约实践。

因此，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

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遵循韦伯的诠释社会学观点，试图通过对西欧10至18世纪人们的礼仪、习俗、心理结构的变化，从人们行为的“主观意义”方面来把握西方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

然而他反对孤立地考察人们行为的主观意义，主张要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来理解个体层次的心理结构、行为方式的变化。

这本书所包含的那种力图跨越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倾向，与当时欧洲的知识氛围不合而与现时西方知识界的努力方向甚为默契。

二、经典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现代性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

吉登斯指出，社会学的三位经典大师——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他们思想理论最主要的旨趣所在，是想勾勒出与以往的社会形态大异其趣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吉登斯认为，正是现代社会形式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问题，以及三位经典大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社会学是从社会哲学脱胎而来的。

这个脱胎的实质是问题意识或者说提出问题的方式的转换：

从思考一般社会是什么，转换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是什么。

正是完成了这个“脱胎”或者说转换工作，使得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赢得了社会学理论奠基人的声誉。

马克思（1818－1883）早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致力于寻求理解现代社会基本矛盾——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

与他的前辈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纯粹哲学思考不同，马克思对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而诞生的现代社会形式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完全经验的”分析，从而达成科学的实证基础的。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为基本结构形式的社会。

自此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都没有离开资本和劳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内在对立的现代社会结构形式，他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

迪尔凯姆（1857－1917）和韦伯（1864－1920）都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登上学术舞台的，他们同样抓住了现代社会结构形式这一基本问题。

迪尔凯姆极为重视社会分工问题，这正是马克思从早年开始就做过专门研究的问题。

尽管他们的着眼点和结论不同，但基本前提都是承认劳动分工、社会分化是形塑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机制。

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是揭示了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规律，论证了那是一种铁的必然性；

在迪尔凯姆那里则揭示了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工业社会，存在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的新的社会整合方式——有机团结。

迪尔凯姆对自杀的研究，揭示了自杀的社会原因，认为由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自我主义和失范，造成了社会整合的松懈。

他透过自杀现象，研究了现代社会结构的特性及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社会分工破坏了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特征的道德规范，但在正常情况下，社会分工却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即职业道德，来取代它所破坏的整体社会的集体意识。

由于社会解组、社会分工的反常状态（社会分工增长速度过快、强制性分工、纯经济或纯技术的分工等）等因素对社会团结的破坏，迪尔凯姆十分强调处于整体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职业群体在社会团结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群体的职业道德一方面能够遏制国家权力的膨胀保护个人的权利和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调节作用而将个体同更大的社会联系起来。

他把完善职业群体的职业道德作为解救社会危机的改良主义济世良方。

韦伯则从宗教和文化领域，探讨现代社会形式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所提出的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东方的问题，被称为“韦伯问题”。

他认为欧洲新教是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它把在尘世的劳动看作世人的天职，努力而勤勉的工作被视为赎罪和获救的手段，甚至被看作是荣耀上帝的行为。

儒教是入世神秘主义宗教（遵从传统、信奉千年不变的传统权威，要求顺应世俗，宿命论色彩），道教、佛教是出世神秘主义宗教（弃世厌俗、沉于冥想），都不具备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韦伯把论证现代社会形式的合理性作为他的社会学的核心思想。

在韦伯那里，合理性被看作是与传统主义相对立的、现代欧洲独特文明的总和。

它产生在西欧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的基础上，并用来解释这些国家各种现象的内在原因。

韦伯把宗教改革以降的西欧社会生活的整个现实全部理性化或合理化了，他赋予西欧整个社会过程以一种有秩序的运动，符合理性、合目的性的色彩。

韦伯对作为现代社会理性化代表的科层制的矛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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