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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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
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4.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5.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
6.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
斯大林的扩张与霸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
二是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观强加给别人，让别国接受，俯首听命；
三是国内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最为有效、最稳妥的手段。
7.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
如“一国社会主义”；
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尖锐化”；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
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
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等。
这里需要指出，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
二、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
这里仅介绍一下苏联国内有关人士的看法。
布坚科认为：
“根据现在的全部情况，是否应当这样说才是正确的：
由于30年代末我国历史性建设新社会的特点，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
有些学者把斯大林模式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
为了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
苏联在198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概念》专题讨论会上，有的学者从列宁晚期著作中描绘出来的轮廊，把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国家计划范围内。
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利用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
根据劳动的质和量付给报酬的原则；
允许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存在；
承认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
在防止官僚机构为所欲为的条件下保持“坚强有力而灵活的”国家机关，人民时它的监督：
考虑劳动者利益的多样性：
实行生产者同公民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不一定非通过国家不可，允许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民团体：
劳动者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坚持不懈地扩大民主：
在多民族国家条件下公正地解决民族问题。
学者有关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的看法较为一致，或者说大同小异。
《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
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
忽视价值规律；
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明显的收缩。
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
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刺度不规矩者；
文化贫因，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B.基谢廖夫的看法。
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售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
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与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
否认自治思想。
政权的神圣化直至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
把党争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
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
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
其结果是独断专行。
“他接着指出：
”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论是格格不入的。
”
我们仅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
对斯大林模式主要特征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
这表现在：
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
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
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
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划等号的。
从所有制来说。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
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认为：
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
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
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可见。
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
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
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晚期对社会主义所设想的轮廓也是不相同的。
三、长期以来苏联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原因
在斯大林模式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
如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
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
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
随着历史的发展。
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例作些分析。
如果对苏联经济建设综合地、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目的视角考察。
那么就可得出结论。
苏联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搞好。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随着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功效日益衰退。
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递减并发展到危机。
到苏联剧变前的1990年。
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2%、4%和3%，到1991年GDP下降13%。
第二，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基本上一直是粗放型经济。
浪费大、效率低一直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
第三，经济结构严重畸形。
比例严重失调。
苏联长期以来集中力量发展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牺牲农业。
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可以说，70多年来，苏联经济一直是不协调地、不按比例地发展着。
第四。
受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苏联经济一直是半封闭的经济，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
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是苏联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经济并不起作用，经济不是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因此，其经济缺乏竞争力。
第五。
不少经济发展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
在经济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争霸、扩张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必然制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长期来。
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
产生上述问题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不能友时地对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
战后，苏联人民渴望改革，期待着通过改革解决在战争期间被掩盖起来的种种问题，不希望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状态。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是空前的巩固。
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
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
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地对待这个情况。
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
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战后。
斯大林个人迷信大大发展了。
达到了神化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把他的模式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即阵营化。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
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把集中体现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上升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
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立起来的模式呢!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执政。
他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与艰巨的任务。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基础上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深深的印痕。
但赫鲁晓夫的改革未能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
他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的第一步。
而更重要的是要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其次。
与上述原因相关。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
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虽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又无力自觉地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变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发展的体制模式。
第三，赫鲁晓夫在改革进程中，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变化，但并没能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
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讲，从来没有人提出以市场经济为方向。
在所有制问题仍然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
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虽然在反斯大林过程中，力图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反对个人集权等。
但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他自己也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
之所以这样。
因赫鲁晓夫并没有破除斯大林高度集权的体制。
在缺乏民主与监督机制的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
就很难避免个人迷信的再现。
要知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
赫鲁晓夫之后是勃列日涅夫执政，他执政18年，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这18年的改革主要是在增加几个还是减少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
至于政治体制方面，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这突出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主要反映在政治、经济体制的继续僵化和“成熟化”。
这里要指出的是。
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
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
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与机制。
”就是说，要保持斯大林模式。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执政14个月）与契尔年科（执政13个月）时期。
他俩的共同点是：
执政时间短和年老体弱。
尽管主观上力图通过改革来缓和与改善苏联社会经济状况，但由于受条件限制。
在改革方面难有作为。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苏联面临着十分严峻与复杂的局面。
他在执政7年中，一直在探索和坚持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几位前任一样。
以失败告终。
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从客观因素来看，到戈尔巴乔夫时期。
阻碍机制对改革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是实实在在的阻力；
二是发生一系列政策的失误，如一开始搞加速战略；
不首先抓经济结构调整，农业改革先走一步；
改革过程未解决发展与改革相结合、人民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相结合，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只是到了1990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大上，经过激烈争论，才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总方向。
但在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过程中，亦是政治斗争白热化时期。
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前，经济改革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苏共二十八大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
但在各派政治势力忙于争权夺利的情况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既没有明确的具体政策。
就是有的话也来不及去实施它。
我们从改革斯大林模式这一角度，简要地阐述了战后苏联各历史时期体制模式变化情况，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苏联在剧变前基本上保持的仍是已经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
正是这种模式在整体上已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成为最后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所以。
很多学者指出，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这决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失败了，没有前途了。
正如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同志讲的：
“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
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四、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对斯大林模式基本内容、主要特点：
与长期僵化不变等问题简要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制度因素。
因为这种模式不仅丧失了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
它走进了死胡同。
正如普京讲的：
“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
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丧失了信任。
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
人们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原来作为执政党与国家领导核心力量的共产党。
这是因为，在斯大林模式条件下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不能与时俱进，思想理论僵化，因此，它既不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也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社会经济的发展亦难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也让笔者回忆起，在苏联剧变前后，在考察其体制转轨期间看到了以下的情景：
在叶利钦宣布禁止苏共活动令后，当在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工作人员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从这里撤走时，道路两边的群众对他们发出的是一片嘘声。
看了真让人心酸，在斯大林模式下执政70多年的苏共落到这个地步!
有关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但我认为，必须从制度层面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是因为：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
苏联剧变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
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
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第二。
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模式中去考察。
否则就难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
苏共长期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这些严重弊端产生后，缘何长期得不到纠正并且不断发展?
十分清楚，这都与斯大林模式密切相关。
就是说，苏共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是在高度集权、后来发展为专制主义的体制条件下产生的，产生后又有这种体制下产生的种种严重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
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提出看法。
戈尔巴乔夫是个改革失败者，并且在后期迷失了改革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是苏联剧变现实的和直接的原因。
但应看到，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苏联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制度因素。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
“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和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质的东西。
由于它们的存在。
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
因此。
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
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
”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
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因素。
五、“以苏为鉴”，深化改革，走自己的路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这说明，在赫鲁晓夫“揭盖子”之前。
毛泽东已觉察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试图纠正。
自此之后，毛泽东就以极大的注意力去关注如何革除斯大林模式弊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传出后不久，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
“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他还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
1973年3月，《论十大关系》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其中涉及到批评斯大林，以苏为鉴的论述，都没有收入。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录所记，略举如下：
“斯大林不知道怎么想的，抓到一个杀一个。
结果犯了大错误。
其实，托洛茨基可以不赶走的。
季诺维也夫可以不杀的。
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
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
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胡绳同志认为，毛泽东虽在1956年前后提出了“以苏为鉴”。
“但并不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因此，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
基本上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中起步的，没有跳出或突破这个框架。
”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
邓小平执政后在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基础上，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提供的教训，在党的十二大提出：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讲：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
应该说。
中国的改革任务还远未完成。
改革有待深化。
不能动摇。
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在中国有关改革进行第三次大争论之际，在对斯大林模式的深入研究基础上作出符合史实的总结，以便使人们认识到，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革除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必要性。
正如胡绳同志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
“20世纪的历史经验。
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
”这就是说，只有在深刻地揭示斯大林模式的实质之后，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以苏为鉴”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客观地、认真地分析斯大林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从中吸取教训，并坚持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等思想，这样，可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少在理论上与斯大林模式划清了界限。
我深信，只要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以斯大林模式与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为标准，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与时俱进。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把以人为本视为最高价值取向，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如富裕、民主、自由、人道、公正、文明、和谐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创新社会主义作为继续深化改革的目标，那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顺利实现。
中国将以良好的、“够格的”、显示强大生命力的，对世界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2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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