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对话的原则与路径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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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生活方式全方位的输入。
就文学理论而言，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数千年建立的各种体系我们统统都拿来了。
但是，在引进中、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忽略了对话，尤其忽略了对话所应当遵循的平等原则。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学到了别人的理论话语，却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
我们不是用别人的文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理论，而是从文化的话语层面被整体移植和替换。
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
所谓“失语症”，“并不是我们的学者都不会讲汉语了，而是说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因而难以完成建构本民族生存意义的文化任务。
”曹顺庆、李思屈：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从我们前面关于话语的分析来看，“失语症”的病因是我们在中西对话中中国文化本位话语的失落。
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失语症”所指称的话语失落在深层次上表现为“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
曹顺庆、吴兴明：
《替换中的失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无论表现为民族本位话语的失落，还是表现为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失语症”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文化碰撞、对话中平等意识的淡漠和丧失。
历史经验表明，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只有在坚持话语平等原则的条件才能得以有效地进行，否则，“对话”只能再次变为“独白”。
二、路径?
初步掌握异质文化对话的两条基本原则之后，我们才有前提来进一步探讨具体的对话途径与方法问题。
我们认为，异质文化对话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和形式，即“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不同话语与相同语境”、“话语互译中的对话”和“范畴交错与杂语共生”。
以下分别述之。
（一）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
进行话语对话，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首先确定对话的话题。
有了对话的话题也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许多学科都采取这种确立共同话题的方式来进行对话。
不久前，宗教学领域的一批学者就以此展开了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深入对话。
他们首先确立了“认识论”、“本体论”、“神性论”、“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文化与历史观”等六个共同话题，然而分别站在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立场上就这些话题说出各宗教的基本观点。
何光沪、许志伟主编：
《对话：
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这就是根据共同话题进行对话的典范事例。
具体到我们比较文学领域，我们如何通过确立共同话题来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呢？
早在《中西比较诗学》中，我就开始探索中西诗学双向对话的可能性。
在该书中，我用文艺学当中五个最基本的话题为对话单元，然后在每个话题之下分别论述中西文论话语的大致内容。
曹顺庆：
《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在今天看来，这种对话策略仍然是可取的。
当然，它也有不足，那就是只进行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二元对话。
放到世界文化领域的大范围来看，当今世界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文学对话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从中西两极走向多极。
我们不仅需要中西文学与文论的对话，也需要将阿拉伯、日本、印度和其它国家的文论话语拉入对话领域中来。
根据这一思路，我在《中外比较文论史·
上古卷》中就倡导并且实施了“总体文学式的全方位”文学对话。
《中外比较文论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在对话问题上，我仍然坚持以共同话题入手的方式进行多元文化的文论对话。
是什么是文学艺术？
或者说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文艺学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文论家都对此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
以此问题作共同话题，我们就可以展开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了。
对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西方文论在其漫长的发展阶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
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出的“摹仿”说，是西方古代最权威的艺术本质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在于它惟妙惟肖地复制自然。
当然，这种摹仿应当是有选择的，应当描绘出事物的本质。
这种主张艺术摹仿自然的文艺本质论，在西方古代占据着显赫的位置，从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达·
芬奇、锡德尼一直到布瓦洛都坚持这种基本理论倾向。
不过，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西方文论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摹仿外物跳到另一个极端——主张纯粹的主观表现。
理论家们提出，诗的本质是“强烈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认为艺术是创造，而不是被动的摹仿。
甚至认为是自然复制艺术，而不是艺术复制自然。
至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则将主观情感表现说加以进一步的发展；
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则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以来的再现性传统。
然而，无论是摹仿再现或是抒情表现，都抓住了文学本质的某种重要特征：
即形象性或情感性。
别林斯基等人提出：
文学的本质在于用形象反映现实；
而华兹华斯则提出诗的本质在于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阿布拉姆斯曾用“镜”与“灯”来形容这两种文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论，力图在心物交融中寻求艺术的本质。
明代谢榛指出：
“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中国历代文论基本上都坚持这一点，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正是力主心物交融的范例之一。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人对文艺本质的探索，其路径与西方并不一样，是主张从心物关系之中，从情景交融之中来寻求一种意味隽永的意境之美的。
印度文学理论则提出“味”、“韵”、“程式”、“曲语”等关于艺术本质的理论。
其中影响最大的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论点是“味论”与“韵论”。
早在古希腊“摹仿”这一范畴提出之前，印度已产生了“味”这一范畴。
《梨俱吠陀》和《阿达婆吠陀》等古代经典就记载了不同的“味”。
作为文学理论范畴，“味”指作品的美感。
它始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欲经》，成熟于公元前后婆罗多牟尼的《舞论》。
婆罗多牟尼认为，味就是艺术之生命、美之本质。
照他看来，“没有任何意义能脱离味而进行”。
《舞论》，第六章，参见曹顺庆主编：
《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这种“味”指向哪里？
主观还是客观？
应当说，“味”指向的不是对客观世界惟妙惟肖的描摹，而是指向创作、表演与鉴赏中的情感，更倾向于审美体验和感受，而不是客观的认识。
所以说“味出于情”。
这种由情而生之味，是文学艺术的最根本的特征：
“有味的句子就是诗”、“味是诗的生命”。
尽管在“味论”上，有客观派与主观派以及主客统一论之分，但总的说来，作为艺术本质的味，更倾向于主观情感的表现，更倾向于审美体验。
正如印度现代文论家纳盖德拉所认为：
“味就是诗美，味感就是审美体验，味感体验就是审美享受。
”在大诗人泰戈尔心中，文学创作就是情味的创作，情味就是艺术的灵魂。
在整个印度批评史中，“味”论几乎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
日本古代文学理论，虽受中国文论影响较大，但在文学本质的看法上，仍有着自己的特色。
铃木修次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中曾谈到一些主要文学观念的差异。
例如，中国文学本质论强调感物抒情，主张从心物交融、情景交融之中，寻求一种意味隽永的意境之美。
日本文学，也具有这种倾向。
但与中国相比而言，日本更倾向于一种“愍物宗情”的情味。
所谓“愍物宗情”，原文为“もののあわれ”，难以确切对应地译为中文，“物”指客观对象，指主观感情，但这种客观对象与主观感情的合一又不同于中国的物我交融，而是带有其特定色彩的。
“もののあわれ”中的“もの”与“ものわもい”和“ものかなし”中的“もの”都是同一个词，因此，此中饱含着“日本式的悲哀”，包孕着含蓄、细腻、唯美的色彩。
“日本人认为文学的出了点在‘愍物宗情’的波动。
他们觉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写出纤细的心灵颤动，认为如果不巧妙地写出含蓄、柔弱、羞涩、腼腆等细微的心灵颤动，就不能成为好文学。
”铃木修次：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中译本，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上面，我们以“文学艺术的本质”作为共同话题进行了多元文论话语的对话。
通过对话，我们发现，无论哪一种文论体系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规则和话语内容。
对“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也各有各的入思方式和解决方案。
这种各种话语各为主体的局面有效地打破了西方文论与文化的长期“独白”，它由“只此一家”，变成了众说纷纭中的一家。
只有通过这种的多元对话，我们才能对“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进行更加完整和深入的探讨。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以西方文论的文艺本质论作为现成固定的答案。
由此可见，“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的方式确是异质文化对话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不同话语与共同语境?
异质文化对话时，不同的话语之间如果不采用确立共同话题的方式还能不能进行对话呢？
我们认为，如果不确立共同话题，利用不同话语所面临的共同语境，对话照样能够进行。
所谓共同语境，就是不同话语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对的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境遇或情境。
在这些相同或相似的境遇或情境下，不同的话语模式都产生各自不同的反应，都会对它们提供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并由此形成自己不同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
虽然不同话语各自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功能都不相同，它们的话题也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由某种共同的语境或境遇造成的。
根据这些话语的共同语境，我们就可以让它们进入对话领域，开始对话。
通过对这些不同话语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面对一种共同语境可能有那些不同的反应，可能产生那些不同的解决方案和途径。
这样，我们就能扩展我们的理论领悟力，从而获得跨越异质话语的文化视野。
比如，人类历史任何一个多元文化时代都会存在古今之争。
这就是任何话语都会遭遇到的共同语境。
古今之争大都发生在旧文化不适应于新时代的转折时期。
这时，是抛弃旧传统、旧文化和旧话语以便重新建构一种新文化、新话语呢，还是根据继有的传统话语或者说在继有的传统话语之上发展、开掘出新话语？
不同文化会作出不同的决择。
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就是这样。
中国文论话语就选择了从旧话语中生发出新话语的发展模式。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种“旧邦新命”式的话语发展模式最早是由中国文化巨人孔子奠定的。
孔子以“述而不作”的解读经典的方式，建立起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解读方式，或者说建立了中国文人的一种以尊经为尚、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弥漫着浓郁的复古主义气息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并由此产生了“微言大义”、“诗无达诂”、“婉言谲谏”、“比兴互陈”等等话语表述方式，对中华数千年文化及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和极为深远的影响。
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455页。
所谓“述而不作”、“依经立义”就是要根据旧有的经典来生成意义。
这首先要求对古代经典认真钻研和学习，其次要求对古代典籍加以解释，包括“笺”、“注”、“传”等解释方式，再次才是要求编排整理，如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等。
孔子所奠定的这种“尊经”文化范式与学术话语模式不是着眼于知识创新，而是唯古是崇，唯经典是崇。
在这种文化范式笼罩之下，中国文论话语也非常注重继承，注重对旧有经典的阅读和释义，即使要提出新观点、新命题也必须通过对旧有经典的注释来进行。
面对共同的古今之争，西方学术话语却走上了另一条弃旧迎新的道路。
西方学术话语一向讲究“爱智慧”，即所谓“因知识以求知识，因真理以求真理”的纯学术态度。
为了知识和真理，西方学术可以向一切权威挑战，甚至向自己所尊敬的老师挑战。
例如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有天才的学生，他非常热爱自己的老师，曾在柏拉图创办的学园里整整度过了20年之久。
但是，当他发现老师的学说不符合真理时，他选择了真理。
古希腊哲学的这种“因知识以求知识，因真理以求真理”的特点对古希腊乃至后世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西方文学理论那种始终不渝的科学精神，其哲学基础就在于此。
为了学术的创新，西方话语不断地向前推进甚至有时干脆反向发展以示独立不群。
无论是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论，还是沦为神学婢女的中世纪文论；
无论是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文论，还是当代众声喧哗、成就卓越的20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依经立义”、“述而不作”的话语解读与意义生成模式比较起来，西方文论话语始终充满着一种旺盛的创新精神。
由此可见，面对多元文化时代的古今之争，中西话语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学术道路，也具有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和话语内容，但二者所面对的共同语境却相同的。
而这就是中西两套不同话语进行对话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
再比如，庄子文论话语与存在主义话语也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模式。
庄子文论话语是中国学术话语奠基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支，而存在主义则是20世纪西方学术话语的主力。
它们的话语内容各不相同，然而我们仍可以根据共同语境的原则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对话。
庄子学术话语与存在主义学术话语面对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同语境呢？
这种共同语境既与社会历史相关，又与人类的生命存在相关。
庄子生活的年代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是一个社会力量重新集合、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和文化思潮峰起云涌的时代。
在西方，存在主义学术话语所面临的语境与此相同。
随着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坍塌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社会正义、人类良知都等待着重新的理解和建设。
不仅如此，庄子和存在主义在话语意义建构方面所面对的共同语境更为重要地表现在人的命运和生命存在问题上。
共同的生存困境要求庄子与存在主义提出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模式。
面对这一语境，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加以进一步发展深化，最终确立了道家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无中生有’的意义建构方式”曹顺庆：
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1-688页。
老庄对人类自我的消解性解读是其学术话语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
这种解读涉及到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人生价值的探求。
对于人生在世的悲剧性状况，庄子一语道破：
“人之生已，与忧俱生。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要受苦受难，“可不谓大哀乎！
”庄子认为人类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状况其根源在于“欲”，正是无休止境欲望导致了人类“终身役役”、“小人殉财，君子殉名”。
因此，老庄开出的拯救人类的药方是消解人的欲望。
消解人的欲望，首先是“防”，其次是“忘”。
老子大力倡导无欲、知足，庄子则提出“不撄人心”。
所谓“撄”就是触动人心，扰乱人心。
只要不撄人心，不挑起人的欲念，就可使人内心宁静和社会安定。
“忘”就是忘掉利欲是非，忘掉仁义道术，“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消解了人生的欲望，老庄建构起了独特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它既没有走向享乐的玩世主义，也没有走向类似儒家“仁以为已任”的伦理型超越，更没有走向宗教天堂的宗教性彼岸世界。
老庄话语的独特性在于直面死亡，消解自我。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自我以死。
”通过“忘”，老庄忘掉了世俗利欲、人世是非、知识与意志，最终达到一种与道与存在本体合一的诗意人生境界。
在这种境界中，已经没有人生之“累”，不但没有世俗之欲念，甚至没有死亡恐惧，有的只是一切放下、一切忘却的澄明心境，一种无生无死的超脱。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已。
忘已之人，是谓入于天。
”这种艺术的人生境界，这种诗意般的人生栖息方式，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文学创作中陶渊明、王维、李白、苏轼……都将这种诗意的人生境界化成了诗意的文学境界，使得中国文人在文学中寻找到了一种人生的归宿和生命的超越。
而中国文论的“意境”、“神”、“虚静”、“物我交融”等等方面都是老庄话语的产物。
存在主义面对与庄子相同的人生情境。
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就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在世”，是一种“被抛的沉沦”，而死亡是人的存在的“最高可能性”。
针对人生在世的这样一种样态，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的栖居”。
海德格尔指出：
“诗化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承纳尺规，人因此而获得定规以便去测其本性的范围。
人作为必死物而羁旅于世间。
他之被称为必死物，是因为他能够死，能够死之意旨是：
使死成其为死。
唯有人才能死，而且，只要他羁留在大地上，栖居于斯，他将继续不断地死。
不过，他的栖居却栖于诗意中。
”然而，海德格尔倡导的诗意栖居与庄子消解性的诗意人生并不类同。
整个西方思想有着深厚的二元论背景，即此岸与彼岸、人与神、世间与天国的对立。
虽然海德格尔并不是神学家，出没有象西方古典学术话语那样为人类指明一条从此岸奔向宗教神灵彼岸的道路，但是，他的学术体系仍然有着“天、地、人、神”的四维结构。
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栖居的尺规不在此岸世界，不在大地上，更不在人身。
“诗化之尺规究竟为何物？
神性。
”这说明，海德格尔的学术话语与西方思想最终仍是一致的，人生的最高意义仍然还得取决于那至高无上的神。
在庄子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神性”话语模式的对话当中，无论二者在话语言说规则还是意义建构方式上有些什么样的同与异，它们所面对的共同情景才是其话语对话所赖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由此可以看出，共同情景是异质话语对话的第二种具体途径。
（三）话语互译中的对话?
“话语互译中的对话”也是异质文化对话的一种形式。
用“共同话语”和“相同语境”的方式进行对话，这属于“明”的对话。
说它是“明”的对话，主要是指对话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内容都是直接显现在对话的场景和过程当中的。
而“话语互译中的对话”则与此不同，它的对话是“暗”的对话。
异质文化的互译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本：
一是被翻译的对象文本，一是与将被翻译而成的结果即目的文本。
从表面上看，翻译往往被看成是两种文本之间的纯语言学对应。
在翻译理论上，人们最多强调翻译家的“再创造”功能，所谓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然而，这种“创造性的叛逆”的原因何在，理论家们却有不同的见解。
总的来看，人们更地将之归结为道德、语言的差异和翻译者个人方面的原因。
陈惇、刘象愚：
《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219页。
这说明，翻译还未被普遍地当作异质文化相互对话的一种方式。
随着语言哲学和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发展，翻译的本质开始越来越为人所了解和重视。
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纯语言学问题，两个文本或两种语言背后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和话语体系。
我们常说，不同的文化和话语体系，有其独特的概念范畴和言说规则，它们之间可能有一些重叠、交叉和对应，但绝不可能完全等同。
因此异质文化和话语之间的表层互译背后充满着深层话语“张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异质文化与话语的潜在对话。
现在学术界经常讨论“误读”现象，“误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种不同话语之间“异质对话”。
“异质话语的对话”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误读”现象的发生。
中国翻译界“牛奶路”的典故就与我们所的“异质文化互译中的对话”密切相关。
“牛奶路”的典故起源于1822年赵景深对契诃夫短篇小说《樊凯》的翻译。
赵景深的译本从该书的英译本转译而来。
在翻译这段文字时，他的翻译引发了人们的非议：
“Thewholeskyspangledgaytwinklingstars,andtheMilkyWayisasdistinctasthoughithadbeenwashedandrubbedwithsnowforaholiday.”非议发生在这句话中的“MilkyWay”这个词上。
按一般的词典，“MilkyWay”的准确意义为“银河”。
因此，大多数翻译家认为这段文字中的“MilkyWay”应该翻译为“银河”或“天河”。
然而，赵景深却将它译成了“牛奶路”。
由此，他也遭到了大家的嘲笑，“牛奶路”因之也就成为中国翻译界的一大笑话。
但是，“MilkyWay”真的就只能被译为“银河”吗？
有学者就为赵景深作为辩护并由此深入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意象问题。
谢天振：
《文学翻译与文化意象的传递》，《上海文论》1994年第3期。
从异质文化对话理论角度看，“MilkyWay”的汉译问题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的深层对话。
毫无疑问，“MilkyWay”的理性意义确是“银河”。
然而，“银河”这一天象在中西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却具有迥然不同的话语意义。
在西方，“MilkyWay”与希腊神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古希腊人认为它就是众神聚居的奥林帕斯山通往大地的“路”。
它之如此璀璨明亮则与仙后赫拉丽洛的乳汁有关。
而在中国，“银河”则不被称作“路”而称作“河”。
这是因为民间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的缘故。
如果我们以“银河”来译“MilkyWay”，这就意味着我们以中国文化替换了西方文化，“MilkyWay”所能产生的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联想及其它话语意义就消失殆尽了。
如果我们按赵景深的思路继续保存“MilkyWay”的“路”的义素的话，那么，西方文化的内容就可以用汉语得到较好的保存和传达。
这样，西方神话和中国神话的话语系统就都可以平等地存在于同一语言体系中。
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异质话语互译中的对话”。
这还仅是一个文学意象翻译时所牵涉的话语对话问题。
在理性化的术语翻译中，这种异质文化的潜对话就表现得更加复杂了。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哲学最高范畴“道”的翻译问题。
众所周知，“道”在英文中有很多种译法。
有译为“Way”的，有译为“Logos”的，还有译为“Tao”的，等等。
译为“Way”和译为“Logos”就存在着异质话语互译中的对话。
在英语中，“Way”具有“道路”、“途径”、“方法”等含义，也可能由此进一步让人联想起“规律”、“规则”等意义。
然而，“Way”在英语中毕竟未能上升到“本体”论层面上。
用“Way”来译“道”显然只顾及“道”的表层含义。
用“Logos”来译“道”同样也存在着异质话语的对话，同样也是一种误读。
当然，我们确实可以在“道”与“Logos”之间找到相似之处。
比如，它们都是“永恒”的、是所谓的“常”。
又如，它们都有“说话”、“言谈”、“道说”之意。
再如，它们都与“规律”、“理性”相关。
等等。
但是，“道”与“Logos”在根本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就曾对此进行过专门探讨。
我们认为，虽然“道”与“Logos”都是万物之本源，但是“道”更倾向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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