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飞地经济模式建设长株潭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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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借鸡生蛋，即借其他地方的工业园区来发展自己的招商引资项目。

二是筑巢引凤，即在现有开发区中划出一片作为专业园区，形成“园中园”。

或者在园区之外的某个地方设立新的产业园区，作为现有开发区的延伸，这叫“园外园”。

三是净地托管，即工业园区规划不变、行政区划不变，拆迁安臵由当地政府完成后，净地交给有实力、有品牌的开发区来建设、管理、开发。

基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视角，我们将飞地经济模式分为：

（1）集约发展型。

该类型是飞地经济模式的最早表现形式，它包括集约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和集约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以福州市永泰县建立马洋工业集中区为代表。

这种模式能有效破除土地占用大、城市功能弱、人口转化慢的传统城市化发展弊端，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培育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群，不断优化产业人口的空间布局和城镇体系的功能结构，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的协调发展。

（2）互利共生型。

该类型中，飞入地和飞出地经济发展水平近似，但各自的资源禀赋能够形成很好的优势互补，通过飞地经济的发展能够达到双赢。

典型案例如大连市长海县与普兰店市的合作。

（3）产业梯度转移型。

该类型中，飞出地往往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但由于飞出地商务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将一部分产业外迁以继续享受高质量的管理服务和政策优惠，利用飞入地的成本优势做大做强，同时也可以促进飞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双飞”。

典型案例如广东省鼓励珠三角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在粤北经济落后地区建设飞地，帮助飞入地发展经济[3]。

二、飞地经济模式的利弊分析从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高度来看，飞地经济突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方式，开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试验区，架起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沟通的桥梁，是一种非常具有生命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打破经济格局的重要动力，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1、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合理配臵资源和保护环境。

这一模式不但能够整合区位优势，打破地域偏僻、交通条件差的地区发展经济的最大制约，解决相关城市地理位臵上的缺憾，抛弃过去地区间“只竞争、不合作”的自我封闭和狭隘保守意识，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短缺要素得到缓解或彻底解决，而且能够集中治理污染，有效利用废热、废气、废水、废渣，搞好节能减排，扩大治污效益，化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协调发展有了根本、现实的可能，符合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2、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突破限制经济发展的瓶颈。

飞地经

济模式不仅可以解决不同行政区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行政官员的政绩考核问题，还可以调动各地区集约用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突破限制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

一是有利于突破投资瓶颈。

以往的基地建设完全由当地政府进行投资，财政压力大，不利于市场化运作。

由于飞地经济模式实行税收共享，能在基地前期建设中引入飞入地政府的投资和吸引民间资本，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

二是有利于突破招商瓶颈。

基地建设完成后，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招商引资，只有以各个项目为依托飞地经济才能蓬勃发展。

如果完全由基地当地政府引资，有限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利于吸引发达地区的企业。

飞地经济模式能够通过利益机制的完善，激发飞出地政府的积极性，借助飞出地政府对转出企业的引导来解决飞入地招商项目不足的问题。

三是有利于突破管理瓶颈。

通过加强与发达地区的合作，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革新服务理念，完善基地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坚定了转出企业迁移的信心，突破管理的瓶颈[4]。

3、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可见工、农、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地区工业化程度的差异、资源和区位的差距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而飞地经济模式能够为不适宜发展工业的地区提供发展平台，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共同推进基础配套设施和管理水平优化升级，加速工业化步伐，促进城市扩张，带动城市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解决城区就业，吸纳农村人口。

反过来，农民转移出去后，又可以促进农业规模发展以带动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经济互补、共同发展，有效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4、发展飞地经济有利于节约成本。

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面临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础产业不牢等诸多问题。

通过合理规划建立飞地经济区不但可以集中财力完善基础设施，集聚相近和相似产业，共同享用优越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一流的服务环境，打造产业航母，形成规模效应和特色板块经济，而且可以促进土地合理规划、高效利用、节约用地，避免各地恶性竞争，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有效地克服开发区散、小、多的问题，避免乡乡点火，处处冒烟，降低项目投入成本、企业运行成本，最大限度地显现产业的聚集功能和集约效益。

当然，由于涉及不同的两地，飞地经济模式也不可避免的面临诸多障碍：

一是制度性障碍。

飞地经济模式由于牵涉到两地政府，因此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更高级别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大面积土地运用上的相关政策法规对项目的合作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二是观念性障碍。

由于受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等条件限制，飞出地和飞入地人们的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是管理性障碍。

由于飞入地的教育水平、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会增加管理协调成本，制约飞地经济的发展[5]。

这些障碍就会导致产生“墙内机器轰鸣，墙外刀耕火种”的“孤岛现象”，阻碍产业聚合效应的发挥。

三、长株潭城市群发展飞地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飞地经济既是地区间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后地区缩小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地方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来审视长株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已经具备了发展飞地经济的条件：

1、地理区位优势。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东承“长三角”，南连“珠三角”，北接“京津冀”，西启“成渝”，是我国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纽带和桥梁，具备影响和辐射四方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群的区位优势。

长株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型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是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唯一的城市间距最近、交换流量最大、群聚效应最高、共有生态“绿心”的宜业宜居城市群，而且自1980年以来，长株潭三市一直致力于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是“中国第一个自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验的案例”，这也为发展飞地经济奠定了一些基础。

京广、浙赣、湘黔、湘桂等铁路干线和武广客运专线在此交汇，京珠、上瑞高速及106、107、319、320四条国道贯通全境，水运内联湘资沅澧四水、外达长江，还拥有全国第13个进入800万吨吞量级别的黄花国际机场。

这些地理区位优势有利于减少两地企业、两地政府沟通的障碍，便于飞出地与飞入地保持天然的联系和继续维持原有的业务关系，不会因为企业的搬迁而丢失区域市场。

2、经济成本优势。

土地成本、人力成本以及政务成本无疑是双方合作的重要经济条件。

长三角、珠三角的持续高速发展已使区域吸引资金的综合优势凸显，但高速发展也使得商务成本、劳动力价格、地价显著提高，资源环境也日趋匮乏。

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升级，实施产业转移。

而临近的长株潭城市群恰得地利之便，且产业基础好、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相对便宜。

以人力成本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网公布的数据，全国城镇单位200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731元，其中北京市为39663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01倍；

上海市39004元；

天津市27687元；

浙江省23603元；

广东省23078元。

而根据湖南省统计局信息网公布的数据，2008年湖南省在岗职工人均工资16838元，其中长沙在岗职工人均工资19676元，株洲市在岗职工人均工资17655元，湘潭市在岗职工人均工资仅有14299元。

此外，长株潭城市群拥有91家世界500强投资企业和一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专业和综合交易市场，具有推进市场资源优化配臵的良好基础，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同时，长株潭城市群的政府一直在积极创造一个安全、文明、诚信、高效的投资环境，亲商、安商、富商的人文环境和高效、便捷的行政环境，

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降低政务成本和企业融资成本，以承接产业转移。

3、发展时机优势。

首先，长株潭城市群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交通运输的便利以及城市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使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村镇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已逐步形成。

其次，在国家实施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泛珠三角”、“泛长三角”把长株潭城市群也涵括了进去，这对于发展相对缓慢的长株潭城市群来说，无疑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有效的资源整合。

三是沿海地区的发展面临资源保障难度加大、环境压力加大、发展成本加大等多重困境，沿海产业正在加快向内地转移，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的获批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来湘投资，已成为湖南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这是发展飞地经济模式的绝好时机。

4、科教产业优势。

首先，科教资源密集，长株潭城市群拥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遗传学家卢光琇、“新材料专家”黄伯云等世界知名科学家，两院院士达45人，有10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9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49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而且湖南以“三个不吃亏”的用人标准为统领，通过选拔、晋升、挂职、平调等多形式，“内升外遣”、“高职低挂”、“能者上行”等多途径，使“12名博士后“县乡干部直升省厅”、“11名厅官下挂县委书记”等人才新政开启了湖南人才新格局。

湖南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干部选调过来，其实质就是以前瞻的眼光让先进的思想观念、大开放意识在内地辐射放大，形成一种理念带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时，借助选调干部的牵线搭桥，促使沿海

地区的资本冲动与内地潜在的广阔市场有机“嫁接”，从而真正实现互惠互利的多赢格局。

其次，长株潭城市群通过大力实施“一化三基”（新型工业化、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战略，已形成了雄厚的产业基础，具有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优势。

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长沙的工程机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水平，株洲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等产业优势明显，而湘潭钢铁厂则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钢铁企业。

此外，长沙还具有步行机器人，“蜂王”飞行器，智能工具机，“银河”I、H型巨型高速电子计算机和国产飞机刹车片等众多中国第一，长沙的文化产业、动漫创意产业在中部独树一臶，在全国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这些优势提升了长株潭城市群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从2008年1〜9月的统计指标来看，长株潭城市群仅长沙、株洲、湘潭三市GDF已占全省的39.22%，其他指标也基本超过或者接近40%；

从增长方面来看，长株潭城市群2007年GDP同比增长超过16%200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7.4%。

四、长株潭城市群利用飞地经济建设“两型”社会的政策建

飞地经济是近几年来在我国兴起的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兴事物，一些省份和地区把它作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助推器加以大力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辽宁省在沿海的锦州、葫芦岛开发区中确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阜新、朝阳“沿海工业园”；

福州市则建立了马洋飞地工业园区和金山飞地工业园区；

广西玉林地区决定在境内建设玉柴工业园区、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试验区茂林核心区等工农业飞地等等[6]。

这些地区在发展飞地经济的过程中充分调动了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开创了以项目带开发、依靠集约用地、集中优势、积聚发展的新型道路，扩展了飞地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对促进飞地经济的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因此，笔者结合长株潭的实情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树立科学发展观，推进集约式发展。

在发展方向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分析主体功能区的分工和定位，全面考虑地区的长远利益和飞入地的资源优势、飞出地的需求，从全局上调整经济布局，制定详实可行的方案、政策规定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既鼓励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建设传统工业飞地，示范、带动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引导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建设高新技术飞地，为本地区积累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和经验，实现“双飞”。

在发展思路上，长株潭城市群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沿湘江两岸功能完善、交通便利、投资成本低廉等综合比较优势，通过制定投资项目评价体系，引进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济效益好、污染程度低、技术密集型、用地集约化程度高的大项目，以先导区为样板，以湘江为轴线，以园区为载体，推进产业布局向沿江地带集中、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以推动湘江两岸工业经济集群集约发展，实现基础共建、产业共育、利益共享和环境共治。

在发展内容上，既要强调发展飞地经济，全面考虑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关系，也要注重发展总部经济，将发展飞地经济与发展总部经济结合起来。

因为总部经济的总部基地和飞地经济的生产基地有着天然的联系，总部经济也是推动地方经济迅速发展、提升产业能级的一条重要渠道[7]。

2、转换体制机制，推进园区合作。

飞地双方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管理、投入、分配等方面，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沟通和协调，特别是高出双方一个层次的政府的积极引导将更为有效。

因此，长株潭三市有必要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建立超越地区行政架构的领导机构，以加强政府间的有效合作，协调各方利益，增强全局意识。

同时也要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努力发挥企业管理主体的作用，引进先进的市场化的公司管理体制，不断扩大园区相关企业的关联度和依存度，寻求关联项目的生成，形成“一个龙头企业衍生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比如，长沙市政府鉴于过去长沙市各区县、园区之间互争项目的恶性竞争，重复建

设现象严重，难以形成产业链，无法发挥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的现实，2008年就出台了统一征地、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基础建设、统一出让地价，统一发展的“飞地”政策。

该政策规定，各区县（市）、各开发园洽谈成功的招商引资项目，因地理位臵、规划限制或产业配套等原因不能在本区域内实施，鼓励到本市其他开发园区或区、县（市）落户建设。

投产项目所产生的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实现的产、销等经济指标，原则上3年内按引

资方与落户方5:

5比例进行分配，3年期满后，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全部留成落户方；

完成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则按引资方、落户方5:

5的比例分成。

此外还打破了行政的限制，在行政审批上，园区直接对接市政府部门，享受审批权限。

园区管理采取社会事务和开发分开管理，投资公司的主要功能是搞业务开发，社会事务管理由市政府负责，人员归园区领导，实现了园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管理，解决目前行政体制上的矛盾。

3、以城镇化为契机，发展农村飞地经济。

传统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型理论、城市向农村扩张型理论和农村内生型理论是比较成熟的，并且在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对于某些贫困落后的地区却失去了它应有的理论价值，有些城镇就不是经过农村工业化直接向城镇过渡实现农村城镇化的。

[8]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非洲的摩洛哥和巴西的玛瑙斯就是飞地型城镇的成功范例，湖南的张家界也是在湖南西北部地区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飞地型城镇。

这些飞地型城镇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一是飞地型城镇没有发展主导工业，而是走传统的农村城镇化道路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是飞地型城镇主要发展旅游业和旅游经济。

三是飞地型城镇不是目前主流型农村城镇化，但它是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城镇化类型。

因此，长株潭城市群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的指导下，按照“适度集聚、节约用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和“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的思路，推介出一些旅游资源丰富但目前贫困落后的区域，合理规划开发，扎实推进农村飞地经济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上飞跃起步，让飞地经济给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农民带来实惠。

比如，株洲就可以构建以炎帝文化为主题的复合型炎帝旅游区，以神农谷为核心的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以湘江度假区和株洲乡村度假区为核心的长株潭中央休闲游憩区，通过“飞地”来带动城镇化，改变那种“城不像城、乡不像乡”的状况。

4、推进先导区建设，完善飞地经济。

飞地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先导区作为区域经济的新增长极、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试验的先驱，在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中发挥着示范性作用。

然而，产业优势不强、增势不够强劲、大项目与龙头企业少、发展后劲不足、受土地制约等现实性问题使得长株潭城市群有必要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大力搞好先导区的飞地经济建设：

一是要认真学习飞地经济模式，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为实施飞地经济模式作好知识储备。

二是要制定飞地经济模式的具体政策，明确飞地经济发展利益分配机制，包括地区生产总值、税收、财政收入的分成比例。

三是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是要搭建有效投融资平台，统筹“飞地”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要建立“飞地”发展的统一协调机制，规范招商行为，促进“飞地”有序开发。

通过以上工作，在先导区开垦出一块块“飞地经济”的实验田，形成政策到位、责任到人、资金到项、管理到底的局面，发挥先导区的示范效应。

5、坚持“走出去”战略，拓展飞地经济。

在新一轮经济发展格局中，争夺资源和要素的主战场将由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

[7]因此，长株潭城市群必须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良好时机，一方面充分利用飞地经济的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重点推进国有企业利用外资项目，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培育出口品牌，真正做优外贸、做强外资、做大外经，用飞地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长株潭城市群的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另一方面，加快“走出去”步伐，建立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完善境外投资协调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鼓励优势企业到省外、国外发展，建立域外飞地经济基地，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如构建娄底、衡阳原材料工业与长株潭先进制造业之间的上下游关系；

将湘钢的扩建调整与岳阳、娄底的钢铁产业调整相结合；

将株洲的部分石化工业调整到岳阳；

将烟草、食品工业引导至常德、湘潭，农产品物流和商贸产业调整至湘潭、衡阳、常德，长株潭核心区不再新建、扩建火电厂，在周边地区发展火电、水电以及风电、核电等新能源为长株潭提供强大的能源支撑；

也可在外省建立飞地经济，比如，可以和广西合作，利用广西的海岸线资源，在北部湾建立一个适应湖南需要的港口，实现“双飞”。

综合上述，飞地经济模式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需要，是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需要，是资源和区位互补、错位发展的需要。

专家预测，飞地经济将会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打破经济格局的重要动力，区域经济模式将由开发区经济向飞地经济转变。

[9]对长株潭城市群来说，飞地经济模式是一件新鲜事物，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

长株潭城市群充分发挥地理、交通、信息、技术等比较优势，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积极探索“总部+园区”、“龙头+基地”、“税收分成”等飞地经济模式，促进优势资源辐射扩散和整个区域经济的品质提升，以推动“两型”社会的建设。